印度英语文学的起点

[内容提要]对于印度英语文学的起点,学界普遍采用血统定位法,即从当地出生的第一位作者算起.由于没有充分考虑当时的政治现实所造成的局限,这种方法未能说明这种文学的本质特征,既未能确定其真正的起点,又给今天的研究造成了混乱.文章首先分析印度一词在历史上的不同含义,指出莫属印度与独立印度的区别；然后从大一统的印度入手,揭示社会需要英语和英语文学的原因；最后从20世纪30年代的几个代表人物,推导出印度英语文学的本质特征,从而解决了其起点问题.

[关 键 词]印度　英语文学　起点　本土　本质特征　三大家

引言

20世纪末,围绕讨论赛义德《东方主义》出现的后殖民批评理论,本来意在揭示和批判西方对东方的误解和曲解.然而,当其传播开来并为备受全球化冲击的东方所接受时,不但没有起到荡涤西方中心主义的作用,反倒在学人中造成了混乱,极大地强化了西方中心主义,以致失语地给同样产生于独立后的东西方文学截然不同的名称,西方的叫美国文学、加拿大文学、爱尔兰文学等,东方的叫印度后殖民文学、巴基斯坦后殖民文学、菲律宾后殖民文学、新加坡后殖民文学等,无一张脸上没有历史的金印.即便到了这一步,东方的自我贬损和屈辱也尚未结束,还需忍受进一步的裂解,让移民作家来代替和引领本土作家.英国公民拉什迪和奈保尔对印度本土作家的挤压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在我们这个突飞猛进的时代,英国的拉什迪和印度的纳拉扬究竟谁有资格代表印度,居然成了一个需要认真论证的问题.笔者认为,问题的起因恐怕在于人们使用了不同的定位法：国籍定位和血缘定位.对于白人作家,通常只用国籍定位法；对于有色人种作家,则另有一个标准,要么用血缘定位法,要么使用双重定位法.依照血缘法,拉什迪是,而且只能是印度作家；依照双重定位法,他既是印度作家,又是英国作家,或者时而印度,时而英国.无论如何划分,研究者都有自己的道理.但是,对于热爱东方的人来说,关键在于哪种划分更能反映当今的政治现实,更有助于我们对自己身处其中的东方的了解.带着这个问题,我检视了印度人关于英语文学的史论,发现他们主要使用血缘定位法.其好处是拉长了文学史的时间,扩大了文学史的空间.然而,由于未能充分考虑国家这个最基本的政治现实,因而至今没有就印度英语文学的本质特征给予令人信服的证明,结果形成了以两百年前为出发点,以七十年前为立足点的印度英语文学史.出发点为什么不是立足点这是需要探讨的.与出发点相比,立足点有什么本质特征这也是需要探讨的.本文首先分析印度这个词在历史上的不同含义,重申英属印度与独立印度的本质区别；然后从大一统的印度人手,揭示社会需要英语和英语文学的原因；最后,瞄准20世纪30年代产生的代表人物,归纳总结出印度英语文学的本质特征,从而解决其起点问题.

一、三种不同的印度概念

“印度”一词,在我国的《辞源》中首先被定义为地名,然后为亚细亚南部之半岛；在《牛津英语大辞典》中,为印度河以东、喜马拉雅山以南的广大地区；《韦氏新地理词典》首先称其为南亚次大陆板块,然后为一个共和国.三者的共同点在于从其历史上享有的地理和区域概念开始,然后旁及其他,最后归结为大一统的现代多民族国家.了解印度历史的人知道,两者时间相距甚为遥远.而正是中间被省略的一段――殖民时期,为今日印度奠定了基础.不经意地看,印度的殖民地过程与我国曾经遭受的半殖民处境似乎只有量的差别.其实不然,不仅造成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社会条件大不一样,而且殖民过程的后果也相距悬殊,足以妨碍我们对有关问题的理解,所以需要明辨.

即便从早期的地缘政治意义上看,印度半岛也比中国小得多.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就在这块土地上,除了很少几个王朝疆域过半,大部分政权和政体都领有甚为狭小的国土,因而总数巨大.它们有时处于交战状态,更多的时间里则封闭自立,故而能够相安无事.在它们之下是传统村社.作为四分五裂的印度的基础,正如广为引用的查尔斯梅特卡夫爵士所说,村社是“具有其需要的一切东西的小小共和国,几乎完全与外界没有关联.”这里所谓外界,包括居于其上的任何形式的政权.两者之间只有一点固定的税赋关系.一旦完税,两者之间的关系和义务也就完结了.其次,在印度教地区和受其影响严重的地区,在人与人之间、人与政府之间,还有沿袭数千年的种姓和亚种姓制度.它规定人首先属于一定的种姓,并且必须服从相应的规约,因而使人把种姓的利益看作高于社会和政府的东西.再次,印度人的宗教意识浓厚.以印度教教徒为例,“他从来就没有产生过自己是印度人的念头等他所感知的印度团结,是宗教意义上的.对他来说,印度不是一切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人的领土,而是属于信奉印度教的人的领土.”由于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在三四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产生了数百个王国和土邦、1652种语言、上万个亚种姓集团.不难想见,在这样的环境下,人们根本没有祖国的概念.

所以,一旦被发现,那些在半岛上习惯于内斗的政权既无以夷制夷的观念,又无玩弄这套把戏的本事,就不得不成为西方人的囊中物.经过不多的几个回合,英国东印度公司相继使葡萄牙人和荷兰人出局,最终于1757年将法国人击败.在群雄逐鹿印度的过程中,英国人既利用又打击土著势力,而在击败法国人之后,土著政权本身则成为分化瓦解的对象.长期内斗的结果是,每当小小的英国军队对某个地方的印度人动武时,都能够轻而易举地从别的地方募集到足够的印度人来帮忙.所以零星的抵抗和起义只不过给后世留下可歌可泣的历史传说.这样,到了1850年,印度才由英国人真正统一起来.

民族主义并非人们与生俱来的感情,也不是被压迫民族的自然产物,而是兴起于大革命时期的法国,并且由英国人不经意地带到印度.这首先表现为,远离祖国的殖民者心系家园,有着浓厚的民族感情；其次,在经营印度的过程中,帝国的开拓者和建设者们有一种民族自豪感和优越感.不难想见,统治者行为影响到与之接近的土著知识分子,使之思考和寻求自己的民族地位.对于西方入主,印度知识界历来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敌视和拒斥；另一种是忧喜参半,既欢迎,又排斥.由于亚细亚生产方式不得不让位于资本主义,19世纪以来最有影响的人物,如罗易、泰戈尔家族、甘地、尼赫鲁等,大多产生于后一集团.对于印度,殖民当局最初打算采取不教而治、把土著控制于蒙昧中的政策.然而,1823年,当多数印度知识分子竭力鼓吹复兴梵语和加速传播波斯语时,罗易却发出了教英语、兴西学、振兴印度的呼吁.12年以后,出于统治和开发殖民地的迫切需要,当局才不得不采纳公共教育委员会主席麦考利斥资大办英语学校的动议.在接受英语和西方教育过程中,印度知识分子也接受了民族主义思想.在考察印度民族主义的发展过程时,我们不能不面对19世纪的“英属印度”这个现实.当时稀薄的印度民族主义精神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对英国的认同,所谓民族自豪感,不过是英属印度臣民的自豪感.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国大党的发起人是英国移民,而不是土著,为什么它的初始纲领是谋求土著参政,而不是掌权.

作为统一民族和国家的印度概念产生于20世纪初.英国对印度的资本主义改造产生了令其意想不到而且无法逆转的后果：地方工业和资产阶级.随着队伍的壮大,印度资产阶级不断提出自己的要求.第一次世界大战给印度的工业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从而使资产阶级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促使其提出更高的要求.最终,1919年的阿姆利则惨案把印度资产阶级推到与殖民当局势不两立的地步,促使国大党改组并接受甘地的领导,鲜明地打出了印度民族独立的旗号.又经过二十多年的斗争,终于建立了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国家.这个印度既不是17世纪以前的大陆板块,也不是英属印度,而是按照近现代民族国家理念建立起来的多民族国家.

二、印度人用英语创作的原因

按道理讲,三种不同的印度会有三种不同的意识形态,事实也是如此.

古老的印度既没有英国人,也没有英语和英语文学.在英国统治下的印度,就出现了与之相应的文学：英国移民文学和印度臣民的英语文学.印度臣民的英语文学起源于19世纪上半叶.随着英语学校的开办和西学的兴起,英国的一切,语言、文学、文化,乃至与之有亲缘关系的欧陆语言、文学和文化,都成为学习和模仿的对象.就像得宠的学生意欲把习作交给老师品评一样,印度人也喜欢把习作交给英国人品评,由此开始了印度人的英语创作.不用说,稍具规模的作品最初只能在伦敦发表,有的朝生暮死,一出生就夭折了,有的则获得英国评论家鼓励与夸张的赞许.由于印度本身是有文学的,英文作品最初只是一种学问标志,其内容并不为当地人关注.比如,当自幼留学英国、已经享有文名的高士(ManmohanGhose)回国工作时,发现自己与当地人格格不入.尽管这样,由于掌握英语的人越来越多,作品还是逐渐增加.印度与我国一样,有着极为悠久的文学传统和极其丰富的文学资源.不同的是,我国以使用汉语为主,少数民族地区也有熟谙汉语的人,汉语作品的流通没有空间限制.印度绝大多数本土方言没有文字,因而没有文本可供传播；有文字的较大语种则各自通用于特定地区,作品流传局限于其中.比如,在1912年以前,用孟加拉语创作的泰戈尔早已用《吉檀迦利》等作品为自己在孟加拉地区建立了名声,但是其他地区的文人士子并不知道他,是英文本的回传使他的名字在整个次大陆家喻户晓.由此可以看出,正如当地原有的语言格局不能满足英属印度的政治经济需求一样,它也不能满足英属印度的文学需求.英文本《吉檀迦利》发表后,泰戈尔才不时用英语写作,可见这件事改变了他对书写语言和传播渠道的认识.夹在从来不乏产能的本土和英国两个伟大文学传统之间,虽然印度英语文学始终从双方获取营养,但是同一切混血儿一样,观念上却遭到双方的拒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绝大多数本土作家和批评家固守传统,对同胞的英文作品嗤之以鼻,不理不睬.倒是英国人比较宽容,对其抱有对于边疆文学的怜爱,持放任甚至鼓励的态度.不过,他们总免不了教师情结,对于治下印度人的进步一如老师对于学生的进步,高兴和鼓励之余,难免会提出更为严格并且不无驯化倾向的要求.

从文化传承角度看,第三个印度应该是向第一个印度的回归,因而将消除英语和英语文学.然而并非完全如此.早在独立运动高涨的时期,印度历史悠久的语言和文学就得到了复兴,在独立后的保护政策下,有的发展得更好.与此同时,却又出现了英语迅速普及和英语文学迅猛发展的局面.那么,这个国家为什么会兴起英语文学的创作热潮呢因为经历了殖民统治后,今天的印度已非昔日的印度,已经不可逆转地成为一个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昔日的国家和土邦成了邦和县一类行政单位,其语言则降级为地方语言.在此之上,需要一种能够发挥全国职能而且能够为各个地区接受的语言.为此,人们进行过艰难的尝试.最容易被人想到和最为通行的就是恢复古老民族语言的地位,将其中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推广到全国.但是,由甘地倡导并由尼赫鲁实施的声势浩大的普及印地语运动,却因遭到其他语言使用者的强烈反对而失败.因为,在一个民族和宗教问题敏感的地区,人们最不愿意接受的就是一个强邻.在这种形势下,推广印地语运动被看作是推广印度教从而消灭其他宗教的运动,因而遭到强烈的拒斥.在印度,头号政治问题不是外敌入侵,而是民族分裂,所以政府对语言很快就采取了多元并存的务实态度.于是,在英国人退出后,英语以其跨民族和跨宗教的优点,得以继续使用,发挥了类似于我们的普通话的作用.随着英语日益普及,英语文学的作者和读者数量都逐步上升,形成了今胜于昔的局面.

三、印度英语文学生成期的基本特点

印度英语文学究竟以英属印度为起点,还是以独立的印度为起点呢这个问题一直令印度的学者们头痛.无论是在1957年为印度文学院写“印度英语文学”一章时,还是稍后写《印度英语创作》时,艾衍加尔都不得不一开始就力图辨明“英印文学”和“印英文学”的区别.结果用“英印文学”指在印度的英国人以印度为题材的创作,并且声明用“印英文学”指印度人的英语创作是适宜的.但与此同时,又不得不面对把泰戈尔、曼莫汉高士和奥罗宾多归人“英印文学”专章中去讨论的《剑桥简明英国文学史》.根据本文前面的历史阐述,我不同意艾衍加尔的划分法,而宁可使用这样的说法：“英印文学”指英属印度时期的英文创作.其创作人员按血缘分为两支：一支是英国殖民者和旅游者,另一支是印度人.由于历史变革,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前一部分人淡出印度,后一部分人则成为印度英语文学的先行者.

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是因为历史的记录者总有把历史拉长的倾向,而且历史越短的国家和学科,这种愿望越强烈.别的不说,仅仅在20世纪,这类事情就并非罕见.印度英语文学是一个历史较短的学科,所以被印度文学院挑选治史的艾衍加尔和奈克都从两百年前开始.但是无论自尊心强弱,新老学者都不约而同地重治从20世纪30年代三大家以来的作品.那么,三大家给印度英语文学带来了什么实质性的变化,值得大书特书呢下面我们就来分析这个问题,从而印度英语文学的起点之谜.

我们还是从《印度英语创作》开始吧.这本书以人物为中心,为罗易、达特姊妹(TomDuttandRomeshDutt)、高士兄弟(ManmohanGhoseandAurobindoGhose)、甘地、尼赫鲁、泰戈尔等12人设有专章,论及散文、诗歌、戏剧和小说等文学类型.稍加分析就可以看出,对于英语文学,30年代以前的享有大名者均为兼擅,而非专攻,而且大多浅尝辄止.其中达特姊妹和高士兄弟四人幼年出国,先学英文,成年回国后才补学祖国语文,使用英文与其说是选择,不如说是本能,有其不得已的原因.另外,达特姊妹只活了二十多岁,作品不多；曼莫汉是教师,奥罗宾多则兼擅诸学,尤以道德和宗教哲学著称；罗易既是实业家,更是社会活动家；泰戈尔在《吉檀迦利》以后用英文创作了一些作品,但仅占其著作的很小部分.其次,此前的作品大多是墙里开花墙外香,作者是印度人,写印度的事,书却是在伦敦印刷和发行,书评是英国人写的,在英国和美国享有盛誉,在印度则很少有人知晓.印度历来就有诗歌、戏剧和散文,小说艺术却很幼稚,囿于神话和传说.具有一定篇幅、丰富的社会内容、复杂的情节的中长篇小说是在西方,尤其是英国文学的影响下产生的.然而,由于历史文化因素和隶属于英国,英语小说成长缓陧.K.c.达特(KylashChunderDutt)的《1945年48小时旅行记》(AJourneyof48HoursoftheYear1945,1835)和s.c.达特(ShosheeChunderDutt)的《奥里萨共和国：20世纪编年史散页》(RepublicofOrissa：AnnalromthePagesoftheTwentiethCentury,1845)均篇幅短小,虽然能够托名想象影射现实,秉承的却是传统故事的写法.查特吉(BankimChandraChatterjee)的《拉杰莫罕的妻子》(Rajmohan’sWife,1864)依据了可知可感的社会问题,指向却局限于道德说教,明显可见梵文经典的束缚.以尼坎贝(ShevatibaiM．Nikambe)、R.c.达特(R.c.Dutt)和L.B.戴(LalBehariDay)等人为代表的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的小说针砭社会弊病,比早期作品更有现实意义,但是作者过分投入,以致有以理害情之病.既然这样,艾衍迦尔于1945年发表《印度对英国文学的贡献》(TheIndianContributiontoEnglishLiterature)一书,将印度英语文学附丽于英国,就是可以理解的了.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随着安纳德(M.R.Anand,1905～2004)、纳拉扬(R.K.Narayan,1906-2001)和拉奥(R.Rao)步入文坛,气象为之大变.其标志为：首先,本土性增强了.安纳德和拉奥完成了本科学业后才去西方,而且拉奥是留法的.安纳德旅英期间经常回国,1945年以后定居孟写.纳拉扬50岁才开始访问西方,是地地道道的印度作家.其次,专业化程度提高了.安纳德长期担任艺术刊物《道路》的主编,但是主要精力放在创作上,发表过长篇和中篇小说16部、短篇小说集10部、散文集5部；纳拉扬以创作为生,发表了14部长篇小说、8部短篇小说集、4部散文集.再次,目的性增强了.结束了触景生情、有感而发的自发创作历史,出现了深谋远虑、括天下之大、究人事之细的鸿篇巨制.安纳德的《不可接触的贱民》、《苦力》和《两叶一芽》构成了一个无产者三部曲,而《拉卢三部曲》则是农民革命的史诗,独立后的著作继续在探索国家的命运和前途；从其第一部著作《斯瓦米和他的朋友》开始,纳拉扬用一生的精力孜孜不倦地构筑其摩尔古迪世系,不断地展示着南方市镇的现代生活和人民的精神面貌；拉奥则一改先前侨民作家以异国风情取胜的风气,既为读者奉献了泥土味和味十足的《根特浦尔》,又有意识地以印度哲理解构西方文化和人物,力图在东西方之间创造一种均势.他们的书有的写于独立前,有的写于独立后；写于独立前的在伦敦出版,然后流入国内；写于独立后的有的在国内和西方同时出版,有的先在国内出版,后在西方出版.作家面向伦敦,是因为当时印度出版商不出本国人写的英语作品.后来可以在国内出版甚至先出,是因为有了市场.纳拉扬的前四本书均由格林推荐在伦敦出版,销售得很不好.返销印度后就出现了生机.至于进入美国市场,则是1956年以后的事了,与新旧帝国易势后,美国日益加强对东方的关注有关,更与印度崛起于东方有关.所以,民族解放运动和新国家的建立不仅造就了作家,而且造就了读者和市场.

文学的语言在这一时期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且产生了影响深远的理论.《根特浦尔》序言就是其中的经典.在这篇作于1937年而于翌年发表的短文中,拉奥阐明了下述观点：第一,对于印度知识分子来说,英语不是外语,而是其文化知识的构成要素,正如从前的梵语和波斯语一样；第二,作为双语使用者,不要说我们不能写得跟英国人一样,而要说我们不该写得跟英国人一样；第三,我们使用英语的条件和方式,势必使之在将来成为一种方言,正如在爱尔兰人和美国人中间那样；第四,我们不仅要用英语写,而且要使之能够传达印度文学的风格特点,正如在爱尔兰人和美国人中间那样.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一经在印度使用,英语随即发生了变化.由于在双语和多语环境中使用,印度英语有浓重的杂糅色彩,任何一份当地报纸都可以证明这一点.所以,从一开始,小说家们就在语言问题上分为两派：一派向英美看齐；另外一派眼光向内,力图反映本土英语的真实面貌.K.C.达特在170年前就使用了babu(绅士)和raia(王爷)一类印度语言音译词；s.c.达特则变本加厉,发明了意译词；L.B.戴更大胆地化用了印度的习惯用语.戴之后60年,安纳德写《贱民》等更加无所顾忌,还加上了大量的脏话、有意误写的词语和印度的感叹词等.与安纳德相比,拉奥有过之而无不及.从思想上看,纳拉扬是服膺拉奥的,但是在实践中很拘谨,恪守标准英语句法和惯用法,只在名词概念上对印度英语让步.三大家有两个是写实派,而且在那个时候提出一套理论,不能不发人深省.独立意味着革新,当然要拉开跟英国的距离.作为以英语为外语的国家,我国英语教学中有一条圣训：对于母语使用者的英语,我们只能学习和模仿,不能改变和创造.难怪我们对在属于第二语言型国家的印度出现的这种语言现象不理解.

除了文学和语言革新,20世纪30年代还出现了以研究本土英语文学为己任的艾衍迦尔.由于非洲和英语文学尚未出现,印度英语文学仅为独木,因此,他不得不把文本当作英国文学的组成部分来治,并且不得不忍受了二十年多年的寂寞.在埋葬了殖义以后,由于社会历史原因,有关国家不得不继续使用和进一步推广英语,并且随之出现了民族英语创作群体和读者群体.进入70年代后,随着语言学家展开对亚洲、非洲和英语变体的研究,以其为载体的文学研究也被带动起来,整个形势才为之改观.至于用后殖民批评理论去研究和解释它,则是更加晚近的事了.由于人口多,印度成了英语和英语文学的一片沃土,出版发行量长期处于全球第三.由于可以从悠久的印度传统语言文学中吸取营养,印度英语文学虽然起始晚,但是成长迅速,成就超过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如此看来,对世界英语的系统研究由出生于印度的卡其鲁(BrajB.Kachru)发端,并且以印度为突破口,就不是偶然的了.印度英语文学的批评也发展得很好,三四十年来不断有人推出专著,而且大多在当地出版.今天印度的英文系,没有不传授和研究本土英语文学的.

结论

正如没有美国就不会有美国文学一样,没有重新独立和大一统的印度,就不会有印度英语文学.所以,印度英语文学不是由血统造成的,而是由印度这个独立的国家所造成的.其起点不是英国殖民时期,而是民族解放运动走向胜利的20世纪30年代；其主体不是写移民在西方的生活,而是写人民在本土的生活.作为一个英语大国,印度能够产生优秀的作家,而无须把他们送到西方去培养.所谓印度知识分子,一定是双语或多语使用者.从他们中间产生的作家,既能用母语从古老的民族文化和文学中直接吸取营养,又能选择使用母语或是英语进行创作.与其相比,先前的一切均应划入英印(Anglo-Indian)文学的范畴,是大英帝国一个边疆区的文学.英印文学时期印度作家的历史贡献在于,无意中为行将兴起的民族英语文学做了准备.由此看来,把拉什迪和奈保尔看作印度作家的那种实践,实质是步了先前英印文学和晚近英联邦文学的传统,表现了对印度现当代文学非常重要的一支的无知或轻视.

我国的印度英语文学研究,主要是由美国掀起并且领导的后殖民文学批评所推动的.美国人热衷于此,原因在于可以借此把自己放在被殖民和求解放的初始国地位,从而颠覆以“英联邦”为定语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文学的体系,将其势力范围尽收囊中.按照他们对后殖民的解释,整个美国文学都属于后殖民的范畴.然而在大陆,并没有用“美国后殖民文学”来指代美国文学的说法,为什么亚非和非要有“后殖民”不可

在世界尚未大同,各国人民和政治家首先考虑本国利益的今天,文学的主题和风格不是由血缘,而是由国籍决定的,因此在研究中,血缘定位法并不可取.其滥用是未经充分消化的后殖民批评理论在东方各国造成的恶果之一.其本质是被殖民心理,其表现为西向纽约的焦虑,其结果是强化了对移民和彼岸的关注,从而弱化了对自身和此岸的关注,使我们面对全球化浪潮时更加张皇失措,丧失了科学审视和客观对待以英语为载体的文化和文学在东方的生成和发展过程,阻碍了对民族化成分的培养和接受.毫无疑问,这种结果恰恰与后殖民批评的主旨南辕北辙.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强调国籍定位法,严守民族文学的疆域.

这就是我们重视印度本土作家和作品、提倡全面认真研究三大家的原因.

(编辑　刘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