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心理学视阈下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思维轨迹

[摘 要]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拨开了笼罩在中国上空的阴霾,进步的知识分子纷纷投入到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行列.文章试从传播心理学的角度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信仰者的思维发展过程作些分析.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传播心理学；中国化

[作者简介]张震环,北京大学在读博士生,北京物资学院法政系讲师.北京101149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0)05－0034－05

传播心理学认为,传播过程是一种信息传送和交换的复杂过程.它是由传播系统和受者的心理系统组成.传播系统和心理系统是人类精神生产流水线上两道紧紧相扣不能分离的关键工序.传播系统的天职就是搜集、梳理、编辑、发送信息给心理系统,心理系统的使命就是把传播系统送来的信息转化为心理能.受者的心理系统是传播信息的能量转换器,它先对传播的信息进行筛选,选取的信息与原有的心理构成进行心理反应,心理反应产生诸如决心、信心、意志力、情感、动机、能力之类与信息异质的心理能.心理能中的心理动能外化为受传者行为,行为作功,产生传播的社会效果.

从传播心理学阐释的这一过程反观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思维轨迹,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学说作为一种信息流通过各种不同的渠道传人中国.经过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心理系统的筛选,所选取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与受者原有的心理构成进行心理反应,产生了与输入信息流异质的心理能.心理能中的心理动能外化为受传者行为,在进一步传播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解决了中国的实际问题,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一、选择马克思主义

传播心理学认为,实用性是受者心理系统选择信息的重要标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思潮传人中国,能够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所接受,其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实用性.这种实用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马克思主义适应中国社会和革命发展的客观需要.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过程中也一再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实践发生了联系.需求是理论传播和发展的最初动力或是第一推动力.

1840年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制度腐败,经济文化落后,国弱民穷.中华民族因此面临着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两大历史任务.民族何以独立,政治何以,国家何以富强,成为近代中国社会亟待解决的中心问题.为解决这一中心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以前,中国人民进行了长达80年的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争,先后爆发了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义和团运动、戊戌变法和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等不同形式的民族运动,但由于农民阶级自身的局限性以及传统意识、宗法意识根深蒂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没有民众的根基,其结果均以失败而告终.与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相适应,许多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并出现了各种反映民族革命斗争并为之怎么写作的理论.其中有地主阶级开明派和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改良主义思想,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主义思想,还有农民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由于中国社会发展和政治思想文化的落后,也由于新兴资产阶级的软弱,中国社会自身不可能形成强有力的思想武器.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宣告了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胜利,也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当先进的中国人接触马克思主义以后,便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救国救民的真理而予以认同.他们认为,只有搞社会主义,才能救济中国的危急及不独立,才可以和世界革命合流.当时,几乎所有的报刊杂志都热衷于社会主义新思想的宣传,把富国强民的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身上.马克思主义虽然是来自西方的理论,但它的批判性、革命性和实践性正好满足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人民渴望改变中国社会的理论需要.正如所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的革命实践发生了联系.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中国能够被接受,得到广泛传播,实现中国化,乃是近代中国社会和近代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趋势和必然选择.

(二)马克思主义契合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需求.传播心理学认为,人们在选择信息时.“会本能地注意到那些符合于自己的定势和信念的思想、见解”,“人们一般很少接触那些和他们相信的东西不一致的信息”.传播系统送来的信息只有符合受者的内心需要,符合已有的思维定势和信念,才能够与之形成情感认同,产生价值共鸣而被接受.对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而言.马克思主义强烈的批判性、革命性和实践性恰好契合了中国知识分子原有的价值取向,契合了其文化心理结构中对实用理性的依赖以及对具有普遍意义的大同理想远景的追求.首先,从中国传统文化特点看,中国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重视对社会历史和现实的分析研究,主张采取“人世”的态度,而非寄托于超人间的天国神的力量.这种“经世致用”的思想内核与实用理性与马克思主义关于问题在于认识现实世界、改造现实世界的宗旨有相通之处.如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文化传统注重“知行合一”、“体用一源”、重视功利,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结构、思维方式和价值理念.虽然它讲的是封建关系的修炼和感性实践,从严格意义上讲属于封建思想范畴,与马克思主义有本质内涵的差异,但由于扬弃了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和英美的经验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体现了“实践的唯物论”的特质,两者有内在的精神联系,这些文化心理积淀无疑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条件.其次,从社会理想追求看,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中一直有乌托邦的传统.儒家“治国平天下”是希望“复三代之治”,道、墨甚至佛教也各有其不同的乌托之邦或极乐世界.到近代,洪秀全、康有为和孙中山分别构造了他们的“大同世界”,以空想社会主义为自己现实奋斗的最终目标和远大理想,是这些仁人志士进行实践斗争的一种巨大的动力.因此,由空想社会主义到唯物史观的“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在心理选择过程上也有易于接受的便利.如早年的,就是在大同思想的影响下积极地接受西方的各种公产学说的.1917年,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就谈到：“大同者,吾人之鹄也.”吴玉章也曾说：“社会主义书籍中所描绘的人人平等,消灭贫富的远大理想,大大鼓舞了我,使我联想起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三义和中国古代世界大同的学说.所有这些东西,在我脑子里交织成一幅未来社会的美丽远景.”正是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理想社会与中国知识分子的乌托邦理想有共同之处,才凸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实用性”,成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接受的对象.

二、认同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学说传人中国时有各方面的丰富内容.但从当时中国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关注点来看,真正能够打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并直接决定或支配其行动的,更多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特别是阶级斗争学说.如李大钊强调,阶级斗争学说“恰如一条金线”,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并指出它与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都有不能分离不容割裂的关系”.陈独秀也有类似的说法：“不赞成阶级战争的人自然要向议会讨生活；但我们要知道议会制度本是资产阶级专为供给及监督他们的政府的财政而设立的,要拿他来帮助劳动者,来废除资本私有制度,它不是与虎谋皮吗等马克思的著作无一不是主张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没有一句主张采取议会政策的等阶级战争的观念确是中国人应该发达的了.”从传播心理学的角度看,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受者选择的信息与其原有的心理构成进行了心理反应,这时的信息与输入时的信息有了很大的不同,它可以推动行为做功,具备了一种能量.对于当时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来说,选择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全部.能够得到他们认同、并推动其行为做功的信息流只能是那些与有中国实际密切相关的马克思主义学说.

如阶级斗争学说,从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者―李大钊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者――都在强调阶级斗争的重要性,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重要的剩余价值理论,其原因主要在于中国的现实.由于中国不存在西方那样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剩余价值理论缺少直接的意义,但中国却存在比西方尖锐得多的政治斗争,因此有必要对阶级斗争理论予以重视,以便用这个理论去观察、解释中国的政治斗争.再如,思想中讲矛盾和斗争的哲学辩证法比讲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唯物论更受到重视.其原因是：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矛盾与西方大不相同,如果套用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社会理论,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去解释中国革命,非但无益而且有害,因为它没有说服力.而辩证法不同.辩证法讲矛盾斗争的永恒存在,利用辩证法,可以从哲学的意义上为中国革命提供合理的指导.应该说,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从一开始就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单纯的学理来研究,而是把它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加以接受的”.

三、坚持马克思主义

传播心理学认为传播的信息与传播的效果是不同性质、不同形态的事物.传播的信息流在进人受者的心理系统后经过心理反应发生了质变,变成了与信息完全不同的事物(动机、信心、决心、毅力、意志力、能力等等),从而形成了心理能.心理能是指人的心理系统中可以发动人的行为做功的一种精神潜势或意识潜势.心理能可分为心理动能和心理势能两种.心理动能(如动机、意图、能力等)可以立即发动行为做功,而心理势能(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才能等)却不一定立即发动行为做功,它要在一定的情势下转化为心理动能才发动行为做功.但心理势能不仅比心理动能稳定.而且,它作为心理动能的后劲、战略储备和更高层次的心理要素,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心理动能做功的方向、大小、质量、价值和持续性.人的心理能是否外化为行为,外化为什么样的行为,主要取决于心理水平特别是理性水平上的驱动力.当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经过心理选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相关内容之后,马克思主义就转变为人的一种心理势能――信仰和信念.信仰作为一种内在的驱动力,会推动受者的心理动能外化为行为,并在行为中进一步强化自己的心理势能――信念.信仰和信念作为心理动能的推动力在传播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影响.

(一)信仰作为一种心理势能会使受者对其信仰的理论产生强烈的信赖和维护的意愿.马克思主义在书斋里的时候,似乎无人反对,但当它迅速传播,走向社会,并成为先进知识分子的信仰时.便立即面对挑战.这正如列宁所说,这一学说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早期马克思主义信仰者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是在两条战线上进行的.一条是反对封建复古主义；另一条是反对各种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其中,马克思主义与封建思想体系的斗争主要在“五四”运动之前.面对当时反动统治者和封建文化的卫道者对新思潮的污蔑反对,早期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在反对封建思想的激烈斗争中,与在一定程度上同样反对封建思想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保持着文化思想上的统一战线.“五四”运动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各种形色的思潮则是马克思主义的劲敌.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之间爆发了三次大规模的思想论战,即“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以及“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马克思主义者围绕着中国社会改造问题,与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实用主义和改良主义、以张东荪代表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即主张社会改良的冒牌社会主义)和以区声白、黄凌霜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激烈论战.经过这三次论战.马克思主义在斗争中得到了更加广泛、深入的传播和发展,在斗争中对某些重大的理论.如对待十月革命的态度、中国发展的前途和命运、无产阶级革命和等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作出了更清楚的解释和宣传,被更多的知识分子和群众所接受.

(二)信仰在外化为行为的同时也进一步坚定了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信念.作为一种先进阶级和进步力量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在向中国传播与发展的过程中,必然要受到各种反动势力的阻挠和镇压,没有信仰和坚定的革命信念,当然也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更深、更广的传播行为和革命行为.正像在总结中国革命成功经验时所强调的那样,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中国革命就搞不成功.信仰作为一种心理动能在外化为行为的同时,在行为中进一步强化自己的心理势能,坚定了受者同阻挠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势力进行长期斗争直至最后牺牲的毅力和勇气.

四、发展马克思主义

从传播心理学的角度,受者一旦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作信仰,他就会由衷地相信这一理论的真理性并进行实践.信仰本身就包括行动在内,没有不表现在行动和实践上的信仰.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的最初信仰者那里,最重要的历史使命就不在于对理论的掌握,而在于掌握了基本理论后按照马克思主义行动起来去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其行为方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二是实践马克思主义,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一)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根据传播心理学原理,受者的心理系统是传播信息的能量转换器,受众的需要是决定传播效果的关键因素.为了达到传播目的,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传播活动始终围绕着受众,即广大工农群众的心理实际需要而展开.

首先,马克思主义传播者采用了适合中国实际的传播方式――形式和内容的转换.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文化,有它自己的图式和知识体系,马克思主义要真正为广大群众所认同,必须对其进行合理的创造与转换,这样才能实现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真正糅合而不是简单移植.马克思主义者对选择的内容进行的创造性转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关键.在初始阶段,李大钊等少数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以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作为主要传播对象,侧重于人文理性的视角,在报刊中不断地著文,向正在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知识分子介绍马克思主义.针对受者智力水平高的特点,他们的说服偏重理性分析,编码严谨周密,讯息严肃而量大.随着马克思主义日渐与中国工农运动相结合,广大工农群众日益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传播对象.针对这类受众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的特点,马克思主义传播者选取了与早期传播阶段不一样的符号系统,采用了通俗化的编码方式,以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不超越其知识水平的形式来增强传播文本的易读性,谋求与工农群众间的文化信息共享.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有意识地规避了艰涩的语言、抽象的学理、烦琐的引证、空洞的说教,抓住广大群众最切身的、最迫切的、最易感动的事实,抒发与广大群众相同的情感体验.传播语言则通常明白晓畅、具体形象、简单扼要、通俗易懂、富有情感.马克思主义者正是认真分析了文化受众的群体差异,理性地选择了不同的言说方式对文化内容进行编码,将马克思主义与受众的心理实际需要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种解决社会实际问题的思想武器被广大工农群众所接受,实现了外来文化内容与受众已有观念、知识、见解的完美结合,实现其形式和内容的中国化转变.

其次,传播内容更符合工农群众的利益诉求.如前所述,传播心理学认为,实用性是受者心理系统选择和接受信息的重要标准.在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传播的过程中,能否实现广大工农群众的利益诉求是其能否被受者接受的关键因素.正如当年所说,中国革命要群众拿出全力来支持,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我们这样做了,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这一时期的传播内容正是抓住了广大工农群众的利益诉求,使他们相信,进而相信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理论话语并衷心地投入到一种高度情感化的正义事业中去.

(二)实践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运用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对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的正确反映,只有在实践中才能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只有在实践中才能把握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20世纪初,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当时中国的国情与共产主义运动的发源地――欧洲处于成熟资本主义阶段的状况有着很大不同.如何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如何建立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没有提供现成的答案.要想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的问题,就必须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虽然认识到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但真正找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点和正确的实现方式却经历了一段相当艰难的探索过程.

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学说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武装夺取政权.但是在同一原则上,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由于各自的国情不同,执行这个原则的具体路径是不尽相同的.也就是说,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情况找到实现的民族形式,找到“武装夺取政权”的具体路径.由于受时代和历史条件的局限,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及其在俄国的继承者列宁,只提供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以城市工人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理论和实践,而没有能够解决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何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为世界无产阶级政党所认同.

但是,各国的国情是不尽相同的.中国是一个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东方大国,在这样一个国度里进行革命,必然会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单靠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和照搬外国经验,显然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大革命后期,中国曾试图按照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模式,在上海先后组织了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以期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但没有成功,反而被新军阀窃据了果实.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国革命向何处去的问题上,中国进行了两种选择：一种是党抉择的仿效俄国十月革命的城市武装,一种是抉择的独辟蹊径的农村武装割据.实践证明：后一条道路是正确的.倘若中国再以仅有的一点弱小武装力量去同建立了强大反革命统治的敌人硬拼,在中心城市搞武装起义之类的斗争,那就等于以卵击石,自取灭亡.由此看来,中国革命究竟走什么道路,只能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只有找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点,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三)实践马克思主义――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者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过程中,形成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对这些实践经验进行总结和概括,使之上升为科学的理论,就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从而丰富与发展马克思主义.1942年2月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指出,现在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是比较过去提高了一些,但是按照中国革命运动的丰富内容来说,理论战线就非常之不相称,二者比较起来,理论方面就显得非常之落后.我们还没有把丰富的实际提高到应有的理论程度.我们还没有对革命实践的一切问题,或重大问题,加以考察,使之上升到理论的阶段.因此,我们必须提高理论水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总结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不断发生变动的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得以发展的源泉.不能对新的实践作出诠释,进行解释和概括,马克思主义就会枯竭甚至丧失生命力.

在党的历史上,马克思主义的每一次重大发展都伴随着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化,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思想是第一个成果,理论是第二个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第三个成果,科学发展观是第四个成果.后三个理论成果酝酿、产生和成熟于改革开放新时期,十七大将它们整合贯通,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表述,并评价它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必须长期坚持下去,在向前推进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记载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不断向实践寻找真理的历史踪迹,中华民族正是通过不停顿的理论创新,在时代演进和社发展中迈出新的步伐.

综上所述,传播心理学视阈下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思维轨迹说明,只有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在不断变化的实践中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真正结合,才能使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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