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理与经济活动区位理的新

[内容提要]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因在分析贸易模式和经济活动的区位方面所作出的贡献,被授予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1979年克鲁格曼在《国际经济学杂志》发表了一篇经典论文――《规模报酬递增、垄断竞争和国际贸易》,他用十分简单、通俗、易懂的数学模型论证了资源相似的两国也可以进行国际贸易,且贸易可以发生在同一行业.“这是现代国际贸易理论发展史上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对近30年来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在这篇文章中,克鲁格曼提出了垄断竞争贸易理论,这一理论最核心的创新就是把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引入了国际贸易研究.克鲁格曼不仅在他的新贸易理论中引进了规模经济这一因素,而且还将“消费者喜好消费的多样性”这一检测设作为基础.虽然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也有一定的弱点,没有考虑企业的异质性,但其新贸易理论的优势在于能够与传统贸易理论自然地融合在一起.通常认为新经济地理学出现的标志是1991年克鲁格曼的开创性文章――《报酬递增和经济地理》,其中提出的“中心-模型”从区域非均衡层面为劳动力和企业在城市的集聚提供了一种解释.通过这一模型使我们了解了城市产生的原因和自我维持机制,而模型的逆转又向大家揭示了城市集聚的空间演化还有其他可能性.克鲁格曼的金融学研究背景,使其对历史上两次金融危机作出了成功预言,也让这次奖项的颁布格外令人回味.克鲁格曼还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大众经济学家,对美国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和社会不平等的具体表现进行了深入剖析.

[关 键 词]诺贝尔经济学奖新贸易理论新经济地理学金融危机贫富差距

中图分类号:F7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369(2009)6-0119-06

北京时间10月13日晚19点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将200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PaulKrugman),以表彰他在分析贸易模式和经济活动的区位方面所作出的贡献.克鲁格曼1953年出生于一个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在纽约的郊区长大.1974年获耶鲁大学文学学士学位,1977年获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哲学博士学位.1982年至1983年在白宫任经济顾问.曾先后在耶鲁大学、麻省理工学院任教,2000年起任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与国际事务教授至今.1991年38岁的克鲁格曼获得了颁发给40岁以下经济学家的奖.他是主流经济学派的衣钵传人和捍卫者,是萨缪尔森和索罗的爱将.但同时,克鲁格曼又是一位急先锋,敢于向任何传统理论开战.在过去十余年间,他出版了二十余部著作,发表文章几百篇.无论是国际贸易领域还是国际金融领域都留下了他经典的足迹,几乎所有经济学专业的学生都读过他的《国际经济学》,这已成为国际贸易方面教科书的不二选择.他在《纽约时报》的专栏,紧跟时事且文笔清晰流畅,为广大读者喜闻乐见.在公众的眼中,他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大众经济学家,也被称为继凯恩斯之后文笔最好的经济学家.他有10多部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如《国际贸易再思考》、《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克鲁格曼国际贸易新理论》、《汇率的不稳定性》、《预期消退的年代》、《美国怎么了》、《流行国际主义》、《发展、地理学与经济理论》、《空间经济学》等.

国际贸易理论研究领域的第一人

克鲁格曼2008年之所以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原因之一,就是表彰他在分析贸易模式方面所做的贡献.那么,何谓贸易模式最通俗的解释就是谁与谁进行贸易往来,贸易什么东西.国际贸易模式的形成,有的是由于气候、矿产资源等自然条件的结果,有的归因于不同国家间劳动生产率的差异,有的是因为资本、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相对充裕程度和使用中的相对密集程度不同,还有一些是由随机因素决定的.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如果每个国家都专门生产并出口本国劳动生产率相对较高从而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那么它们之间的贸易就能为每个国家带来利益.在李嘉图的贸易模式中,劳动生产率的差异是不同国家各产业部门之间唯一的不同之处,也是决定国际贸易的唯一因素.而在赫克歇尔-俄林模式中,要素禀赋差异是国际贸易的基础.这一理论认为,国际贸易源于不同国家之间商品的存在差异,而差异的原因在于不同国家生产成本有高有低,生产成本的高低是因为各国生产要素有差别,生产要素的差别又与各国生产要素丰裕程度密切相关.一般来说,生产要素丰裕,其商品必然就相对低一些,反之,则高一些.因此,生产要素丰裕程度的差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根本原因,所以贸易主要应该在存在一定要素禀赋差异的国家之间发生,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这一理论似乎能解释大部分的国际贸易.然而,新的挑战又出现了,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出现了相对于李嘉图和赫克歇尔-俄林模式模式的越来越大的偏离,即绝大部分国际贸易是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的横向贸易,而不是发生在有着较大要素禀赋差异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同时,国际贸易不仅在不同行业中发生,而且在同一行业和同类产品中也存在着大量国际贸易,这在发达国家之间更是如此.这一类贸易意味着一个国家或多或少既出口又进口相同的产品.比如,瑞典现在既出口汽车又进口汽车.而根据赫克歇尔-俄林模式,中国只能出口纺织品这类劳动密集型产品,根本不能出口汽车等资本密集型产品,但现实情况并非如此.这就是说,已有的理论已无法完全解释新的现实.

1979年克鲁格曼在《国际经济学杂志》发表了一篇经典论文――《规模报酬递增、垄断竞争和国际贸易》,他用十分简单、通俗、易懂的数学模型论证了资源相似的两国也可以进行国际贸易,且贸易可以发生在同一行业.“这是现代国际贸易理论发展史上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对近30年来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1].在这篇文章中,克鲁格曼提出了垄断竞争贸易理论,这一理论最核心的创新就是把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引入了国际贸易研究.克鲁格曼指出,“新的模型让我们完全明白:不断下降的成本是贸易和从贸易中获利的独立源泉.同时也使我们对国际分工和贸易模式由报酬递增和要素禀赋共同决定的贸易世界有了一个更清楚的认识”[2].他认为“在具有规模经济的行业中,一国能生产的产品种类和其生产规模都受到该国市场规模的限制.但通过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就能形成一个一体化的世界市场,该世界市场当然比任何单个国家的国内市场都要大.各国也因此从限制中解脱出来,在一个比贸易前要窄的范围内从事某些产品的大规模的专业化生产,同时,通过从别国购写自己不生产的产品来扩大消费者可获取的商品种类.因此,即使国与国之间没有技术上的差别,贸易仍为互利性的生产提供了机会”[3].克鲁格曼不仅在他的新贸易理论中引进了规模经济这一因素,而且还将“消费者喜好消费的多样性”这一检测设作为基础.例如,一些美国人想要欧洲生产的宝马摩托车,而一些欧洲人则喜欢美国生产的哈雷戴维森摩托车.这样,宝马和哈雷戴维森都能够利用规模经济的优势构建自己的摩托车品牌并降低成本,使欧美消费者均能以较低的享受诸多选择.可见,新贸易理论既能够解释产业内的国际分工,又吻合了现实中的贸易模式.因为,作为消费者,我们不断地受到越来越多的品牌诱惑.当人们满足了食品和住房等基本需求以后,似乎会更倾向于选择消费的多样化和消费的变化,而选择消费的多样化,会希望产品种类越多越好,但从生产者来看,规模经济会因生产成本的降低使产品种类越少越好.如何解决规模经济和消费多样化的两难冲突,这就是通过贸易使两难冲突的折衷余地增加.虽然,克鲁格曼新贸易理论也有一定的弱点,没有考虑企业的异质性,而企业之间在生产率水平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并非所有企业都会进行对外贸易,因此很难解释为什么有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了,有的企业则在市场竞争中规模扩大了.但是,新贸易理论的优势在于能够与传统贸易理论自然地融合在一起.因为,每个产业中有很多差异化的产品,两国之间可以基于规模经济进行差异化产品的产业内贸易.产业的比较优势可以不表现为某个产业的只出口不进口,而是表现为出口大于进口的净出口,使H-O模式与克鲁格曼模式浑然一体.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有助于我们认识到,传统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很可能会被规模经济的比较优势所取代.因此,中国今后越来越有可能成为很多具有规模经济产品的出口大国,而纺织品等传统比较优势的产品出口很可能会减少.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还告诉我们,存在规模经济的产业,内需大的国家往往可以在出口贸易中具有优势,成为该产业的净出口国.这些观点对我们当前如何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如何扩大内需,如何使庞大的国内市场成为国际贸易的优势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新经济地理学的开创者

在克鲁格曼关于“生产规模的增大能够减少单位产品的成本”和“消费者更喜欢多样化的产品”检测设下,他解释了即使有同样生产要素结构的国家之间也可以产生贸易,后来他发现这两个检测设也能够应用于经济地理这一经济学分支的研究上.这一发现,使兴趣广泛的他又将经济学的边界拓展到地理学的领域,促成了国际贸易学和经济地理学这两个经济学分支的融合.众所周知,新经济地理学是关于人口和经济活动分布的新兴经济学分支,是在传统经济地理学中加入了报酬递增、运输成本和垄断竞争因素,采用一般均衡分析方法的经济学新领域.克鲁格曼指出,当两国或者两个地区在各个方面都相同,而仅仅人口规模不同的情况下,人口多的国家和地区更能实现规模生产所需最佳规模,因此产品能够更低,也能付出更高的薪水.这就会造成劳动力进一步向人口多的国家和地区聚集.这一观点似乎较好地解释了城市化之所以发生的原因,也是其新经济地理学“中心-模型”思想的雏形.1980年克鲁格曼又撰文提出了“本国市场效应”概念,认为只要存在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生产要素就会向大的市场集中.在“消费者更喜欢多样化的产品”的条件下,“本国市场效应”使得拥有更多劳动力的地区会有更高的真实工资水平,并能生产更多的产品品种,从而吸引劳动力向已经拥有更多劳动力的地区流动,这种流动可能导致城市的形成甚或可能导致中心-体系的形成.11年后,克鲁格曼又发展了这一理论.“通常认为新经济地理学出现的标志是1991年克鲁格曼的开创性文章――《报酬递增和经济地理》,其中提出的中心-模型从区域非均衡层面为劳动力和企业在城市的集聚提供了一种解释.”[4]这一模型的核心是,企业愿意把生产区位选在最大的市场,从而节约销售运输成本.而市场的规模,依赖于居民的数量和其收入水平.这种机制会产生制造业集中在其中一个区域的中心-模型.它可以通过市场进入效应和生活成本效应形成城市集聚,又会通过市场拥挤效应,使集聚在中心城市的企业竞争加剧,利润减少,迫使企业重新选择区位,搬迁到区域,形成中心-模型的逆转.通过中心-模型使我们了解了城市产生的原因和自我维持机制,而模型的逆转又向大家揭示了城市集聚的空间演化还有其他可能性.这一机制支持着在世界各地随处可见的爆炸式的城市化过程,期间,快速增长的巨型城市为人口越来越被减少的所环绕.可见,克鲁格曼新经济地理视角下的城市集聚理论为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和东部地区三大城市群的建设具有较大的启示意义.

两次金融危机的预言者

虽然克鲁格曼主要是由于“分析贸易模式和经济活动区位方面的贡献”而获得了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其实他在国际金融领域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特别是他提出了著名的汇率目标区理论,开创了汇率领域研究的新方向.金融学的研究背景,使保罗•,克鲁格曼对历史上两次金融危机作出了成功预言,也让这次奖项的颁布格外令人回味.当90年代上半期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出现经济衰退,原苏联和东欧国家面临经济负增长的困境时,东亚经济却一枝独秀,依然保持着高速增长,世人不得不对东亚刮目相看,各国强烈感受到了亚洲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国际舆论惊呼:东亚创造了经济奇迹,世界经济重心将由欧美向东亚转移.而他却于1994年在美国著名的《外交》杂志上撰文,针对世界银行给予亚洲经济增长以“东亚奇迹”的评价,激烈批评亚洲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是高度依赖政府主导的资本和劳动力要素投资拉动,而不是由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获得的高速经济增长,这种仅靠大投入而不进行技术创新和提高效率的做法,容易形成泡沫经济,因此不具备可持续性,是“建立在浮沙之上,迟早幻灭”.克鲁格曼的这番言论曾激怒了、马哈蒂尔等领导人,也引起了经济学界和政治学界的广泛争论.1996年克鲁格曼在他的《流行国际主义》一书中干脆直接预言亚洲金融危机即将爆发.当时国内也有不少学者撰文,对克鲁格曼的文章作了回应.笔者也曾在《当代亚太》1996年第6期上撰文《试论东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兼析东亚奇迹是否虚幻》,批驳了克鲁格曼的观点,然而,随着1997年亚洲爆发金融危机,克鲁格曼的“预言”成真,事实证明他是对的.1999年,他的新作《萧条经济学的回归》问世,该书对墨西哥金融危机以来的世界经济运行情况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在这本书的序言中,他曾指出:“短期中的现实世界正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危机,所有问题都涉及到需求不足.日本发现,传统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无法起到足够的作用.这种问题可以发生在日本,我们敢肯定欧洲经济,乃至正在膨胀的美国经济就不会陷入类似的陷阱吗”[5]今天回过头来重温这句话,难道不发人深省吗！

2003年,克鲁格曼曾在其出版的专栏文章合集《大》中抨击过布什政府的经济和外交政策.他认为,从长期看,布什政府减税、增加公共开支产生的巨额财政赤字和发动伊拉克战争将使美国经济发展不可持续,最后引起严重经济危机.2006年2月13日他在《纽约时报》上撰文,对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作了预见性分析.他指出,从进口与出口规模的简单比较就可以发现,美国人花费的比他们挣的要多57%.这种“超消费”是通过向日本、中国和中东石油国家借债的方式来完成的,是不可持续的.或早或晚,美国的贸易赤字将不得不下降,住房繁荣将会终结,美国的消费者和美国政府将不得不回归到经济的基本面.他还指出,由于太多的经济参与者有着不切实际的预期,美国未来将面临一种“崩盘式”的调整.2008年8月15日,克鲁格曼又在当天的《纽约时报》的专栏文章中指出,由于美国楼市近年来会暴涨,在很多地区房价开始下降,投机需求出现逆转,导致目前市场上充斥着未出售的房产.而且,由于近三年来楼市是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发动机,楼市的逆转意味着美国将不可避免地出现严重衰退.他认为,正是布什推行了过于宽松和缺乏监管的政策,才催生了此后的金融泡沫,最终引爆今天的危机.其实,在2006年2月13日的《纽约时报》上他就撰文,对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作了预见性分析.在克鲁格曼看来,这场金融危机和上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是同样严重的危机,这次金融危机在某些方面可与大萧条时期相提并论.最近,他还抨击美国政府7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就像“用金钱换垃圾”.他认为,除非联邦政府为它所购写的资产支付远高于市值的,让金融机构及其股东和高级管理人员捡个大便宜,而由纳税人承担代价,否则,金融体系仍然会因资本短缺而陷入瘫痪.如果政府准备向金融机构提供资本,它应该得到出资方有权得到的东西,即所有权.这样,如救市计划奏效,收益不会全归最初把事情搞杂的那些人.

如果说克鲁格曼预测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是靠运气的话,那么对这次金融危机爆发的“不幸言中”,似乎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预测并非是易事,尤其是对经济学家来说更非易事,有时会令经济学家十分难堪.那么,克鲁格曼是如何做到如此精准预测的呢主要是克鲁格曼掌握了高度简化的理论分析工具:“向后弯曲的供给曲线”和“多重曲线”.拿这一工具来分析美国次贷危机我们就会发现:在房价处于高位的时候,更多的人们纯粹为了投资而写房,豪赌会继续上涨并在高位抛出.另外一些人则匆忙地写房,因为他们害怕未来房价上涨会超过他们的支付能力.投机需求导致了房价暴涨并使泡沫出现.当利率提高到某个时点之后,房价上涨大大超过了购写者的支付能力,房价上涨就会逐渐回落,甚至出现了负增长,于是泡沫破灭了,原先的高位均衡就转向了低位均衡.

一位不可多得的大众经济学家

克鲁格曼的性格十分刚直,他的文笔清晰流畅,深入浅出,有很强的经济洞察力.在公众眼中,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大众经济学家.2007年,他出版新著《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猛烈批评扩大贫富差距的美国“保守主义运动”.在他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30年是美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那时候贫富差距比较小,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享受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成果.但自从里根上任以来,共和党为富人减税,削减和侵蚀社会福利项目,打击和瓦解工会,使得美国贫富差距的程度急剧扩大.他引入“比尔•,盖茨进酒吧”模型和“中值收入”概念来解释,为什么美国的GDP在增长,人均收入也在提高,但贫富差距却在急剧扩大.他指出,GDP很难直接反映大多数人的情况,人均收入也不一定反映大多数人的情况,并举例加以说明.检测设有几十个人在一家酒吧消遣,他们的人均年收入是两万美元.当此时比尔•,盖茨也走进酒吧进行消遣,这时在这家酒吧消遣的居民的人均年收入就从原先的两万美元上升到过亿美元.问题的关键是该酒吧顾客的人均年收入剧增,并不表明他们变得更有钱了.为了更好地揭示这一问题的本质,他还指出,如果我们难以把关注点放在最底层的居民身上,至少也要把关注点放在“中间居民”身上.与其用“人均收入”来衡量人们的贫富状况,不如用“中值收入”来衡量,即盯着从穷到福排在最当中的那个人的收入,好比比尔•,盖茨进酒吧以后,平均收入确实大幅提高了,可是酒吧顾客的“中值收入”却没有多少变化.

那么,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是什么呢他认为:第一,电脑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市场对重复性工作职位的需求减少了.例如,现公室里的秘书会因文字处理变得容易而大大减少,但经理人员的数量却没有减少.第二,美国与低工资国家的贸易,导致美国低技能工人的工作机会减少了,而高技能工人的需求却增加了.第三,CEO的收入成倍地增长.在20世纪70年代,CEO的收入只相当于一般工人的几十倍,而现在已经达到几百倍.这一方面是由于公司的盈利状况取决于CEO的素质,另一方面则是CEO的跳来跳去,导致管理者的竞争更加激烈,最终使“最好的”管理者入主最大的公司,薪酬也不断地飙升.他强调,高层薪酬过高会影响团队的士气,容易引发劳资纠纷,可以通过征税、发挥工会的适当作用来加以解决.克鲁格曼在《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一书中还指出,贫富差距的扩大,加上社会福利覆盖狭窄,一定会导致不平等.首先是教育机会的不平等.一般来说,家庭经济情况好往往受教育的程度高.众所周知,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教育的不公平会带来就业的不公平,就业的不公平会带来收入的不公平,收入的不公平会带来生活的不公平.其次是居住条件和居住环境的不平等.在美国,富人往往住在环境优美、空气新鲜、毗邻名校的郊区,而穷人只能挤在没有名校的没落的内城.再次是医疗保险的不平等.克鲁格曼曾尖锐地指出,美国不保障国民的基本医疗,这在富国中绝无仅有.他主张要发挥政府的作用,维护好社会稳定和社会公正,他警示世人不要冷漠对待社会经济不平等议题,以致错失改革良机.

注释:

[1]林发勤,崔凡.克鲁格曼新美元理论及其发展评析.经济学动态,2008(12):80

[2]保罗•,克鲁格曼.克鲁格曼国际贸易新理论.黄胜强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80

[3]保罗•,克鲁格曼,茅瑞斯.奥伯斯法尔德.国际经济学.海闻,刘伟,秦琦,梅晓群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123

[4]李金滟,宋德勇.新经济地理视角中的城市集聚理论述评.经济学动态,2008(11):90

[5]保罗•,克鲁格曼.萧条经济学的回归.朱文辉,王玉清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4

(责任编辑:张晓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