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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6月18日,北京小雨.此时,各个高校应届毕业生陆续进入论文答辩阶段,而在北京西郊的党校将有一批新的学生开始接受培训,他们大约400多人,这些学员的身份一全国各市的纪委书记,无疑显示着这所学校的与众不同.

公开的信息显示,参加培训的市纪委书记将在未来的9天里,学习香港经验以及如何使用互联网等.

当然这对于党校――中国轮训中、高级领导干部的最高学府而言,并不特别.能够有资格在此学习的大多是省部级、地厅级和中青年“后备干部”.

2005年,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来曾到这里发表演讲,称这里的学员为“中国未来的领袖”,这并非言过其实――这所被外界称作“培养接班人的堡垒”的学校汇集了最能影响当下以及未来中国政治的人群.

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内地的大多民众仍然对这所学校感到陌生.在北京教育局下属事业单位工作的李伟此时更关心大学生毕业档期租房涨价问题,至于党校组织干部培训则和她的生活相去甚远.

产生“真理”的学校

1977年复校以来,党校校长除王震、高扬之外,均为政治局常委.

和李伟一样,王会芬在北京已是白领,她对党校的了解仅限于“听过这个名字”的程度.

当然,这和党校在1980年代的封闭办学密不可分,那时党校还属于一个在地图上没有标识、在查号台没有登记的保密单位.

至于党校的渊源就更少人知晓了,即使作为一名党员的在职军人也认为,“这似乎是一个很遥远的地方,历史真不知道,没有去看过.”

其实,如今的党校可以追溯到瑞金时期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其性质是高级干部培训学校.

从1舛9年到改革开放前,党校的地位并非如今日―样炙手可热,其性质依然是一所培训学校,并对地方党校进行业务指导.

变化始于自1977年3月担任党校校长,其地位骤然提高.随后,1978年5月10日,在当时的党校副校长的支持下,党校校刊《理论动态》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真理标准大讨论”肇始于此,党校也被冠以产生“真理”的学校.

不仅如此,党校的独特之处仍然显得意味深长.1977年复校以来,其校长除王震、高扬之外,均为政治局常委.总书记也曾是党校1983年中青班的学员,后担任党校校长近10年.如今,中国国家副主席兼任党校校长.

据路透社2007年12月22日报道称,由于党校培训的是一些有抱负的党内领导人,校长一职具有很大的政治权力.此类职位的任命通常不会正式公布.

在海内外观察家眼中,党校更是观察中国政坛风向的窗口.党代会召开前或某项重大政策实施前,高层领导人通常会在此发表重要讲话.

“五不文凭”

1995年规定的“党校学历比照同等国民教育学历待遇”,为这批干部暂开方便之门,但也为以后的学历争论埋下隐患.

除此之外,党校特殊的政治地位在中国首屈一指.党校以及各级党校的发展是和特定的历史时期有紧密联系.已经从北京公交集团退休的赵兰波认为,“老一辈的人经历‘文化大革命’,没受过国家正规高等院校的学习,也就没有大学文凭,但现在国家有个政策,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文凭才能任什么职位.”

自1980年代干部年轻化以来,选拔干部的标准中增加了学历标准,许多“反右”、“”时期成长起来的干部,由此遭遇提拔门槛.

在赵兰波看来,“党校文凭一定程度上起到缓冲的作用,比如基层的一些干部已升至中高层,但文凭达不到要求,这就是个变通的办法,具有临时性和速成意味.”

然而1995年《中国党校工作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暂行条例》)颁布以来,规定“党校学历比照同等国民教育学历待遇”,为这批干部暂开方便之门,但也为以后的学历争论埋下隐患.

曾有媒体报道,党校学历在中国民间一度被看作是“五不文凭”：　“不用通过国家统一考试”、“不用上课”、“不用做作业”、“不用写论文”、“不用私人交学费”的文凭.

众所周知,党校作为内部的干部培训学校,其学科体系、课程设置跟普通全日制高校差别甚大,其人才培养目标与国民教育的目标也不相同,这也是长期以来教育行政部门不认可党校学历的根本原因.

“当然随着现在干部学历水平的提高,党校这方面作用正在削弱.”赵兰波说道.

事情在2008年10月发生改变,颁布《中国党校工作条例》,删去了《暂行条例》中“党校学历可以享受同等国民教育的有关待遇”这一表述.一锤定音,终结了多年来的争论.

不过,新条例第二十条规定,党校和具备条件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党校,依法取得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并经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同意后,招收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的研究生,纳入国家学位管理体系.

在北京教育局某下属单位工作的李伟对此有另一番认识,“我有一位朋友就是党校金融系毕业的研究生,他是通过国家统考考上的,录取分数不比普通高校低,而且学制与管理也都与普通高校一样――全脱产上三年,平时交作业,毕业要写论文.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那里的教授要求很严,学风也很正,社会上拉关系、走后门、考场、蒙混过关等作法都行不通.”

截然不同的命运

值得注意的是,党校的干部培训性质与人事调动密切相关,因而在这50年来,逐渐成为直属事业单位中最重要的机构.

对于在党校授课的教授,也被认为是中国高层的智囊,利用特殊的信息优势,为决策者提供参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在清华讲课时曾有这样一番描述：2008年12月27日,省部级政法干部正在党校培训,国家信访局也希望能此时在党校举办会议,以便宣传信访的重要性,在未来加强信访局的权利,为制定《信访法》做铺垫.同时,邀请在校教授参与会议.

于建嵘作为这方面的专家在会上痛批信访制度时,令国家信访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党校的人为我鼓掌,信访局的领导们都开始骂我胡说八道,两边就站起来吵架,我说都坐下,我还没讲完呢！”

不过,党校的教授们意见也并非一直保持一致,2010年年初刚刚任命为党校教务处主任的王则认为,党校在政治上是最高学府,但并不能说是一流学府,原因是缺乏一流强势学科.

然而这些并非民众所关心之处,今年大学毕业的杨高燕一直认为党校就是上党课的地方,而更多的印象来自于消遣时读的一本小说《天堂鸟》,　“小说里有个人就是去党校学习然后就升官了.”

持这种观点的人不在少数,有一个名为史义军的人在博客里写道,　“党校是培养高级干部的地方,但在一些高级干部的眼里党校不过是他们进一步高升的阶梯而已.”

自党校建立到如今,各种声音不绝于耳,但无法忽视的是,党校的干部培训性质与人事调动密切相关,因而在这30年来,逐渐成为直属事业单位中最重要的机构.

“中国的前途与这些人密切相关.”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谢春涛曾如此形容自己的学生.

近20年中,谢春涛看着曾坐在下面听课的学员成了更高级别的官员,有的升至要员；但也听到极个别学员被“双规”、沦为阶下囚的消息.

虽然党校里有着一所学校理应具备的种种条件,但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全中国的合法高校都以edu.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