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的三个转变

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当代报告文学在风风雨雨中开创了关注社会、直面人生的大好局面,继承这一传统的新时期的报告文学更理性,也更冷静、客观,目光从历史、文化、科学等多种角度切入,题材更宽,呈现出多元化的状态.其中显著地体现在三种转变上.

从反映现实向反思历史转变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我国报告文学大放异彩.首先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的是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作品以数学家陈景润克服重重困难,顶着巨大精神压力,摘取数学王冠上明珠的艰难跋涉为线索,发掘出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位典型人物,大胆地批判“”中的极“左”思潮,对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和贡献社会给予热情肯定.这一时期的报告文学更多地表现出热烈高昂的基调,还有更多的战斗锋芒,急切地反映“”对人,特别是对知识分子的摧残压抑,呼唤着还他们以公正待遇,同时更着重于对正面人物形象以热情的赞颂,因而作品多闪耀着希望之光.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报告文学作者开始从历史事件中寻找创作资源.虽然这些历史题材在外观上有比较明显的非现实状态,但它们同样蕴含着对于现实生活十分有价值的内容.报告文学作者通过对它们的挖掘和审视后,同样使它们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发挥出重大的作用,作者遵循新的审美原则和创作宗旨.拂去历史的尘埃,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或是写众所周知耳熟能详的历史事件.但作者不再囿于传统的思维定势,力图用鲜明的当代意识和深邃的哲理,描写交战双方的复杂命运与斗争过程,体现出史诗性的艺术风格.

从关注政治向关注民生转变

20世纪50―60年代,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形成了政治与文化、文学同质的单一结构.这种政治语境延续下来的报告文学.也具有明显的政治倾向.20世纪80年代前期报告文学的取材和主题,大都集中在“”事件.其指向为“社会一政治”层面,同时也大都具有“社会一政治”层面上的“干预”性质.政治诉求仍然是这一时期报告文学创作主体的普遍创作基点.这种报告文学现象主要包括两种情况：一是通过为人物立传.歌颂党粉碎“”的英明之举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伟大功绩等.并在此对比下揭露和批判“”的滔天罪行与“”历史的荒谬之极.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政治诉求的逐渐减退,“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式微和“寻根文学”、“现代派文学”的勃兴,使文学存在的文化意义日渐突出.创作主体纷纷参与到民族文化审视、民族文化建构的文化大潮中.报告文学创作主体的政治诉求也随之逐渐减退.相应的是文化关注兴趣的日益浓厚；加之报告文学与生俱来的此岸性――对现实生活的深刻介入、更加强了它对文化关怀的迫切感和认同感.无疑,新时期报告文学创作从关注政治向关注的转变,充分表现了中国当代报告文学作家的强烈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他们直面人生.关注百姓疾苦,自觉抵排俗流、甘于清贫、乐于吃苦、勇于奉献,追求真实与崇高.用自己的作品为人民办实事,既是报告文学作家鲜明的主体精神与独立人格的体现,又是他们深沉的忧患意识与自觉的“殉道”精神的反映.

从关注精英向关注小人物转变

20世纪80年代,我国报告文学基本上是遵从长期以来形成的现实主义小说的艺术模式,即主要地是以塑造人物为中心,并以此原则来组织报告相关的生活事件的,因而以人物为主的人物报告文学持久不衰.只不过,关注的对象有所不同.20世纪80年代前期报告文学大多以写人为主,他们笔下的人物大多是“社会精英”、“时代风云人物”等.通过人物的生活经历与客观描述,折射出来的是社会的历史变迁,其指向不约而同地集中在“政治一社会”这一层面.人物不是真正地作为对象主体体现在作品中,更多的是作为图解政治、控诉历史和歌颂社会的注脚.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这种现象发生了重大变化.“凡人”作为主人公开始大量进入报告文学创作主体的艺术视野.这种进人不仅仅表现为作家们所关注的对象主体范围的进一步扩大,更表现为文本中的对象主体所具有的独立性、自主性.这种对象主体不再肩负图解政治、控诉历史等重任,作家所关注的只是他们的生活情状.

这种新变是和现代语境中的公共意识、社群意识、非英雄意识等时代情绪以及创作主体的文化启蒙意识、现实批判意识、历史反思意识和理性精神密切相关的.此期报告文学创作主体对“凡人”的处理主要通过两条基本路径来实现.一是对领袖、社会精英等杰出人物进行“凡人”化处理.二是对平民百姓个体或群体的直接关注.这些作品一反过去的领袖写作模式,突破既往思维定势,在日常生活和平民心理的具体氛围中,写出了“伟人们”的喜怒哀乐、情感故事等生活情状.这类报告文学创作,打破了以往领袖人物题材正面切入的一维视角,从日常生活、情感故事等多个视角切入,在不损害人物崇高性的同时,也淡化了其神圣感、威严感和不可侵犯性,从而突出了“伟人们”日常生活中“凡人”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