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堡大学汉学系早期中文报刊概况

[摘 要]德国海德堡大学汉学系曾专门组建一个小组,对《申报》等早期中文报刊展开研究.他们立足大量原始资料,获得颇多新发现.本文对其主要关注问题、研究方法、基本观点等进行译介,以期中国新闻史研究者从中受到启发.

[关 键 词]海德堡大学汉学系；早期中文报刊研究

[中图分类号]G219.29

[文献标识码]B

近年来,海外中国研究者对中国近现代报刊的兴趣日渐升温.2005年,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就曾专门举办了一场研讨会,名为“研究日常媒体：作为研究对象和资料来源的民国报纸,1911～1949(StudyingtheDailyMedium：NewspapersasSubjectandSource　inRepublicanChina,1911～1949)”.除了自报刊收集对特定历史事件、阶段的记录,研究者也开始将注意力转向报刊本身.德国海德堡大学汉学系(InstituteofChineseStudies,UniversityofHeidelberg)对《申报》等早期中文报刊的研究,就相当引人注目.这不仅因为他们曾拥有一个别处少见的研究小组,已有三部著作、两本论文集及多篇论文出版,成果密集丰厚：更因为他们通过大量研读报刊原始文本、中外文档案及其它相关资料,有力挑战了以往史著中关于早期中文报刊的不少通行看法,大大加深了人们对当时报刊与社会的认识,颇具启发意义.

上世纪九十年代,受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激发,西方汉学界掀起关于中国早期(主要是十九世纪)公共领域的热烈讨论.此时海德堡大学汉学系也组织起一个名为“中国公共领域的结构与发展(StructureandDevelopmentoftheChinesePublicSphere)”的研究小组,由汉学系主任瓦格纳先生(RudolfWagner)主持,成员包括他的同事或学生：梅嘉乐(BarbaraMittler)、燕安黛(AndreaJanku)、费南山(NataschaVittinghoff)、叶凯蒂(CatherineYeh)等人.他们没有像当时的多数研究者那样,通过分析社区事务的处理或各种联合组织,探讨公共领域在晚清中国是否已经出现、具有何种特征,而是选择对《申报》等早期中文报刊详加考察.他们发现,尽管哈贝马斯曾经提到报章杂志对欧洲公共领域形成的重要作用,从早期中文报刊角度切入中国公共领域的研究却非常少见.

研究小组最主要、系统的三个项目分别是梅嘉乐的教授资格论文,和燕安黛、费南山两人的博士论文,目前都已成书出版.梅嘉乐的书是英文版,燕、费两人的是德文版.

梅嘉乐的书,我们已经找到,题为《一份中国的报纸：上海新闻媒体的力量、认同和变化(1872-1912)》.作者关注的问题是：《申报》这种来自异域的报纸样式如何被中国读者接受；而其在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本土化后,又会否参与建构中国的身份认同；在她考察的四十年时段里,相关情况怎样发生变化梅嘉乐主要通过研读报刊文本来考察报刊如何、为何变得有自己的力量.在著作的前半部分,她侧重于从文本形式上分析,《申报》等为适应中国读者口味而采取的调整策略,如采用传统版式、改编通行文体、引用圣贤之言、重印京报内容等,认为这些文化借用使其获得了可观的象征力量.后半部分则转向文本内容,分析了《申报》等早期中文报刊如何界定其女性读者、塑造出怎样的女性形象；如何描绘上海人的生活、与其他同期住在上海者的叙述有何异同；并挑选出历史学家认为是标志中国民族主义诞生的若干事件,将《申报》对它们的报道和相关历史记载加以比较.希望借此探究《申报》等报刊是否反映了现实情况,或影响改变了现实,对形成现代中国认同产生推动.

立足文本是梅嘉乐这项研究的显著特色.在她看来,以往研究通常关注报刊的人员构成、财政管理、发行数量、政治属性等,都属于报刊文本生产的情境因素.她将集中研究报刊文本本身,与之前研究形成互补.她挑选文本的具体方法是：1、研究时段(1872-1912)内每隔五年,看一整年的报纸；2、之间没有抽到的年份,读正好看到或从其它来源处得知的文本；3、读其它报刊如《新闻报》、《北华捷报》、《时报》、《时事新报》、《民呼日报》、《上海新报》等,同自己在《申报》上的发现进行对比,提供理解《申报》的情境.4、选择1900-1925年间的一些重大事件,看事件发生前后的报纸.检验前面形成的观点,是否与特定的文本选择策略和时段有关.梅嘉乐所谓的文本,不限于社论、新闻,报纸刊载的所有内容都包括在内.她将报纸整体把握为一种新式文本：包容众多文类、充满各种声音.在她分析报刊中的女性形象、上海人生活时,对社论、新闻、广告、插图、诗词等皆加以考察,还原出诸色杂陈的丰富图景.不过这种做法也有其局限,作者本人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提出要想更好理解早期中文报刊的力量问题,还需对文本之外的其它方面做进一步研究.

燕安黛和费南山的书,我们尚未见到原本,只能根据她们提供的英文摘 要和相关书评粗略了解.此外,也找到两人的几篇相关论文.

燕安黛的书,名叫《只是空言：晚清中国的政治话语和上海报刊》(“NurleereReden：PolitischerDiskursunddieShanghaierPresseimChinadesspaten19,Jahrhunderts”).作者希望考察晚清时期报刊带给政治讨论领域的结构转型.她追溯了“论说”这一报纸政治写作重要文类的来源.以1884～85年中法战争时期《申报》的建言献策及1898年戊戌变法前后《申报》上的改良话语为例,分析《申报》如何构想和建立它作为国家政治事务合法讨论者的角色,如《申报》将自己归入“新报”、赋予其“监察功能”,采用修辞惯例包装改良话语、使其成为可被接受的讨论对象等.作者认为《申报》等晚清报刊填补了当时“言路”失效产生的空白,改变了长期以来中国政治话语的传播原则.由于它们变成政治讨论中受到尊敬的机构,报人发表在上面的“空言”也获得相当权威.不过这并非一帆风顺的过程,而充满了矛盾和冲突.

燕安黛发表过一篇叫做《为革命话语提供基础：从经世文编到定期刊物(在十九世纪的中国)》的论文,着重考察经世文(编)和早期中文报刊之间的关联.经世文写作是当时文人参与政治决策过程的一种重要形式,早期中文报刊则是政治体制外一种新兴的公共表达论坛,曾通过加强自己的“经世”特征来获得一种准的合法性.作者首先考察了它们在时间上的关联,将《皇朝经世文编》(以下简称《经世文编》)历次重印、数种续编出版的时间、地点,和重要报刊出现的时间、地点以及重大历史事件(如中法战争、甲午战争、戊戌变法等)发生的时间并列审视.接着考察了它们在内容、风格上的关联.既比较了它们内容挑选的主导原则(通过分析《申报》上的社论和《经世文编》的前言),也比较了它们实际的内容构成,发现两者存在相互促进、丰富的关系.最后对《申报》1898年的一篇社论进行了深入分析,一方面追溯其与早期经世文之间的关联,另一方面也揭示它与后来革命话语之间的联系(在关键概念上由“士气”向“民气”的转化)；点明论文题旨：十九世纪的经世文作品和报刊为后来的革命话语准备了基础.

她还有一篇文章《现代都市的文人和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试论(申报)主编上海黄协埙》,对产生于特定历史社会条件的“文人一报人”进行了个案分析.作者广泛阅读黄协埙担任主笔期间的《申报》及黄的各种作品(如笔记集、诗词等),试图理解报刊工作对当时文人的真切意涵；发现早期报人“末路文人”、抑郁不得志的传统形象,与实际情况存在偏差.她在文中分析了文人对报刊这一外来媒体的文化借用：既有非的文化借用,如《申报》上刊登诗文的“吟坛”,堪称“都市文人的游戏场”,是其社会交往的一个重要园地；也有准的文化借用,如文人在报刊上参与议论国家大事,发挥着“新式言官”的功能.就文人对自身社会责任的理解看,报刊工作是上海这个特殊城市为他们提供的、传统公众角色之外、有吸引力的新选择.文人对报刊的借用相当成功,但为时不久.因为报刊同时具备普及教育的功用,销蚀了文人在社会中享有的特权地位.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政治、社会氛围急剧变动,新式知识分子开始崛起.他们对社会责任的认识与传统文人不同,对后者的评述负面,晚清“文人一报人”的形象由此而定格.

费南山的专著《中国新闻业的起源(1860-1911)》(“DieAnfangedesJournaliusinChina1860～1911(1860-1911)”),收集了大量原始细节,发现学界对于早期中文报刊的通行看法中,有些与史实不尽一致,其中三种尤需修正.一是觉得早期报人普遍素质不高、地位低下.二是将报刊按出版者国籍划分为“外国/中国”的做法,这样的范畴同时意味着“不爱国/爱国”,“保守/进步”的二分.三是认为早期报刊缺乏政治、社会影响,不关心职业标准等,直到梁启超出而办报情况才大幅改观.在费南山的两篇英语论文里,对于上述观点的辨正可见一斑.

一篇名为《联合对划一：梁启超和中国“新新闻业”的发明》.费南山写作此文的起点是,之前的研究者往往仅从表面解读梁启超关于报刊的撰著,沿用其对早期中文报刊的批评,将戊戌变法后的办报和政治报刊的统治地位在较大程度上归因于梁启超对报刊重要性的提倡.她将改变这种做法,结合当时的政治与新闻界情境把握梁启超所处的特定位置、理解其相关论述.论文主要由三部分构成：首先分析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新闻界的三股主要政治潮流：改良报刊的兴起发展、朝廷开始出版法讨论并大办官报、私人报刊在上海等地的勃兴与“政治化”.接着分析了梁启超的报刊论述,考察其报刊观念与早期中文报刊中体现的有无相似之处、是否像他宣称的那么“新”；考察其对早期中文报刊的批评是否符合实情；并特别考察其“报刊应监督政府”的重要观点,在早期中文报刊上是否有近似讨论,和西方新闻理论(梁通过松本君平《新闻学》等获知)又有何关联.最后主要分析了1905年《时报》上陈冷建立全国性报界组织的倡议和1907年《大公报》英敛之组织地方记者俱乐部的活动等,将其解读为私人报刊的联合努力,以应对朝廷及梁启超试图重组新闻界带来的压力.

在另一篇论文《读者、出版者和官员对公共声音的竞争与晚清现代新闻界的兴起(1860-1880)》中,费南山详细考察了《申报》上关于杨月楼案的讨论,及上海官员因此对《申报》施压、中英高层官员相继介入等后续事件.作者选择此案,重点不在事情本身,而主要是想通过它观察：卷入的各种社会力量如何在《申报》这一新兴公共论坛展开竞争；他们对报刊的性质、功能,在其中开展公共讨论的形式、准则、限度等怎样认识,采取了哪些行动,造成了怎样的后果.她首先分析了《申报》等早期中文报刊的自我界定及朝廷对它们的态度.接着分析了《申报》上杨月楼案讨论中映现出的社会力量的消长变化、彼此竞争,和涉及到的有关报刊公共讨论的基础性问题.前者如商人与文人的竞争,后者如在报刊上批评官员是否具有合法性,报刊和国家之间公开与保密的问题等.最后分析了《申报》在当地遭遇的压力,冲突的升级和最终解决.地方官员在惩治《申报》的要求未获支持后,创办了一份与其针锋相对的半报纸.此举发生在朝廷大办官报的二十多年前,并促使《申报》在与其竞争中形成了最初的职业标准,在作者看来颇值得注意.

小组其他成员的相关成果,如瓦格纳对申报馆书籍出版、《点石斋画报》的研究,叶凯蒂对晚清上海文人生活方式的研究等,这里限于篇幅,不再展开介绍.

综观海德堡大学汉学系对早期中文报刊的研究,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他们不拘于长期通行的结论,大量阅读原始资料；彼此激发、相互增进,得到许多新发现.他们不孤立、表面地研究对象,注重呈现对象之间的相互作用,揭示对象涉及的多个方面,将对象置入各种背景加以审视；因此开拓了广阔的研究空间,描绘出丰富生动的图景.比如京报、新式官报,虽然不是他们的主要研究对象,也使用相当篇幅、考察了有趣问题.梅嘉乐关注过,《申报》等“新报”在版面上翻印京报内容后,京报发生了什么变化.费南山曾收集京报的售价与“新报”比较,分析它们竞争中的经济因素.大概是出于研究者的德国身份,行文中不时出现与欧洲报刊发展情况的比较.他们也较常引述日本等亚洲国家的情况,有时是为了把握《申报》主人美查之祖国――英国在亚洲的总体外交政策,有时则看重日本在现代化和报刊发展进程中与中国的相似性.

他们的研究还有一项值得注意的成果；已放在互联网上共享的“早期《申报》电子索引(1872-1898)”(ElectricIndextotheEarlyShenbao)数据库,是.主要包括《申报》这一时段的所有头条论说、《申报》摘录香港报纸特别是《循环日报》的内容,不包括《申报》翻印的京报内容,也有选择地收录了其它新闻报道、文件和少量诗词,支持使用中文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