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新闻传播学学术传统比较

点赞:28240 浏览:131047 近期更新时间:2024-01-01 作者:网友分享原创网站原创

【摘 要】本文选取了中美两国各两份新闻传播学主流学术期刊,通过对其六年间(2000年-2005年)所有论文的内容分析,描绘出中美新闻传播学学术传统的概貌并比较其异同.本文还访谈了部分中美新闻传播学者(包括期刊主编),希冀对两国新闻传播学学术传统与学术环境的内在逻辑关系展开论证.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讨论了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发展问题,认为提高我国新闻传播学教育质量并完善学术制度建设是优化我国新闻传播学学术传统的必由之路.

【关 键 词】新闻传播学;学术传统;中美比较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上世纪70年代末以前,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以新闻学为主;1978年传播学自美国引入后,以全新知识框架、理论模式和研究规范在我国得到迅速发展,研究成果不断涌现,[1]学科地位亦不断提升,1997年新闻学与传播学一道被正式确定为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成为我国社会科学的有机组成部分.[2]

与此同时,国内学界也相当重视总结与展望我国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趋向,并不断反思如何切实提高研究水平.[3]其中,欧美新闻传播学学术研究传统作为中国研究的参照系而备受关注,[4]已有学者注意到中西方传播学相异的研究风格.[5]本文希望继续此类探究,选取了中美两国各两份新闻传播学学术期刊,通过对其六年间(2000年―2005年)所发表的所有论文的内容分析,描绘两国新闻传播学学术传统的共性与差异,并尝试结合两国的学术环境来解释和评价两国学术传统的异同,以此为基础探讨我国新闻传播学的发展问题.

二、文献综述

西方新闻传播学界业已形成较为成熟的学术传统.有学者将学术传统二分为“科学研究”与“非科学研究”;[6]多数学者则将“非科学研究”(亦称“人文研究”或“定性研究”)进一步划分为“诠释研究”和“批判研究”;并从本体论、认识论、研究思路和方法等维度对“科学研究”、“诠释研究”和“批判研究”三种学术传统予以阐释.[7]相比之下,中国因长期以来对学术传统的界定较为笼统,缺乏西方那样的系统阐释.

近来,国内学者(主要是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一直在探讨我国学术传统的重建问题,并提出了改进措施.[8]他们不仅强调学术传统的重要性,还着重论述学术传统与学术环境的内在逻辑关联.他们认为学术传统是各种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和艺术在内的人类实践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构成性因素,学术传统会直接影响学术研究的创新能力和学术成果的品质.同时他们强调学术传统有明显的空间(地域特征)和时间(历史发展)上的局限性,即学术传统创建要符合一个国家的国情,并认为创建学术传统很难,但要销毁传统却很容易,彰显出学术传统的弥足珍贵.[9]

有学者提出学术传统重建需三个必要条件:一要有社会需求,要在中国语境中提出中国的基本问题;二是要建立一套鼓励学术竞争的制度,允许不同思想和观点的竞争,使学者保持对主流立场的独立批评性,鼓励建立非主流立场的传统;三是要确保有一群享有共同精神气质的研究群体一直在关注一些基本问题.[10]这些学者都赞同学术环境的建构(包括对学术研究模式的认同和相关学术制度)对学术规范化和整个学术传统的形成是有一定影响的.[11]

学术传统和学术规范是两个相关概念.学术传统是指一门科学在常态情况下具有的共同遵守的基本检测定、价值系统和解决问题的程序.[12]这里的“解决问题的程序”即指学术规范,也就是说学术规范是学术传统的组成部分,是学术传统的具体体现.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包括新闻传播学界)越来越认识到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的缺失已经开始阻碍我国学术研究的发展与创新,[13]并纷纷就如何借鉴西方学术规范,加强我国学术规范的建设提出建议.[14]

这些讨论涉及内容丰富,包括学术研究的具体规范、道德规范、引用规范、评估规范和批评规范等,但对于论文的具体写作规范一般涉及较少,或相对简单,无法作为具体论文写作和评估的具体标准,[15]因此我国大学、学术机构和学术期刊一般会各自制订学术论文的写作标准.由于缺乏统一标准,我国目前没有像美国文科类高校那样拥有统一的出版与写作规范手册.[16]

中美新闻传播学界分析新闻传播学术研究的论文很多,其研究思路并不完全一致:美国论文一般采用内容分析的方法,通过数据来概括新闻传播学研究的趋势和规律,研究时间跨度一般较长(5年或以上),研究主题多涉及新闻传播学术研究的理论使用、研究范式、涉及主题和研究趋势及传播学学科的独立性分析等问题.[17]中国论文对以往的相关研究也进行了富于价值的探索,然而其对研究对象的分类多是按照其研究领域或研究论题,少数兼顾研究方法,这使得研究只能反映出研究对象的概况,而对于研究对象的细部特征(诸如结构、理论框架、规范性等)的描述则相对乏力.这些论文或报告在肯定我国新闻传播学术研究成就的同时,更倾向于指出目前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意见,但较少结合学术环境来思考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现状与相关问题.[18]

研究方法

学术传统事关一门科学的承继与创新,而学术期刊可视为学术传统的集中体现,它“一方面应当反映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而另一方面则应当在在很大程度上支配中国人文科学的发展和方向,更应当在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生产和学术传统的建构方面发挥重要作用”.[19]因此,本文将“学术传统”作为核心概念,希望通过对中美两国新闻传播学学术期刊的比较研究,来讨论中美两国新闻传播学学术传统及学科发展.当然,本文此次比较研究并非仅停留于评价中美两国学术传统孰优孰劣,而是希望在此基础上结合两国目前的学术环境来审视两国的学术传统.

本文将学术传统这一概念细分为“谁”(研究主体)、“研究了什么”(研究内容)和“如何研究”(研究范式与研究规范性)三个维度.基于这样的研究思路,本文提出如下研究问题:

(1)中美新闻传播的研究主体有何异同?

(2)中美新闻传播的研究内容有何异同?

(3)中美新闻传播的研究范式与研究规范性有何异同?

(4)如何理解中美新闻传播学科学术传统之间的差异?

(5)如何促进我国新闻传播学的发展?为了解答上述问题,本文采用了两种研究方法:内容分析和个人访谈.本文使用内容分析,来描绘比较中美两国新闻传播学学术传统的异同.内容分析对象为四份学术期刊,分别为美国的Journali&MassCommunicationQuarterly和JournalofCommunication以及中国的《新闻与传播研究》和《新闻大学》.[20]本文选取了这四份期刊2000年到2005年的全部论文,共计1221篇,其中英文论文485篇,中文论文736篇.[21]12位研究生在培训后担任了编码员.本次内容分析共设置了18个指标,[22]分别归属于研究主体、研究内容、研究范式与研究规范三个维度.这三个维度编码的交互信度分别为:研究主体(2项指标)为99%;研究内容(5项指标)为94%,研究范式与研究规范性(11项指标)为84%;全部指标的交互信度为87%.

由于内容分析更多地停留于描述,无法全面解释中美新闻传播学学术传统的概貌与异同,更无法有效阐释学术环境对学术传统的影响,因此,对于第四和第五个研究问题,本文运用了质化研究的方法,访谈了中美两国部分新闻传播学者(包括被选取期刊的主编).

个人访谈是在内容分析编码完成后逐步开展的.虽然对中美学者的访谈措辞稍有不同,但总体来说,访谈内容包括了对新闻传播学学术传统的认识、研究理论化程度、研究范式、研究规范和研究发展趋势等五个方面的内容.[23]

三、研究数据

1、研究主体和研究内容

美国两份学术期刊中研究主体(即论文作者)的分布多为美国本国学者或在美国本土的学者(88.8%),外国学者的比例为10%,华人学者占1.2%,没有来自大陆的学者.本文还发现美国期刊论文作者分布呈现多样化趋势,没有出现在短时期内一本期刊(3-6个月)的论文有三名以上的作者来自同一个机构的现象.

由于中国期刊“研究主体”的分布情况与美国期刊稍有不同,因此本文在测量中国期刊作者分布时做了适度调整(见表1).我国两份中文学术期刊的作者分布情况与美国不同:研究主体相对集中,本国学者的所占比例分别高达99.7%和98.4%,并且,尽管“国内其他学术机构”学者所占比例最高,(《新闻大学》为60.6%,《新闻与传播研究》为69%),但两份学术期刊中来自其主办单位的作者比例都相对较高,《新闻大学》的论文作者中38.5%来自其主办单位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而《新闻与传播研究》的论文作者中来自其主办单位社科院新闻所稍少一些,但也有19.6%.

相比之下,《新闻与传播研究》的研究主体分布比《新闻大学》更趋多样化,因为《新闻与传播研究》的论文作者中还包括华人学者(3.9%)和其他国外学者(1.5%),复旦学者也占到了9.8%.而《新闻大学》中这样的比例几乎没有,或者很低.

表2和表3(见下页)分别展示了中美两国学术期刊的研究内容(即研究议题).中美两国学术期刊的论文类型基本上都以学术论文为主,分别占92.4%和97.1%,专业文章则相对较少,都在10%以下(见表2).

两国期刊论文所涉及地区均以本国为主,中国为65.8%,美国的比例更高,达84.1%.两国期刊论文中的比较研究比例相差不大,均为2%左右,但中国期刊中“无明确地域”的论文比例(16.3%)明显高于美国(7.6%).)

就总体内容而言,“大众传播”在两国期刊论文中均处于突出地位(80%以上),但中国期刊的比例要比美国期刊高出15%,达到了95.5%,中国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大众传播,而美国则同时关于非大众传播的研究.

及“综合媒体”的论文比例相对较多,达19.7%,中国的期刊论文这个比例仅为9.1%.

本文对中美两国期刊论文涉及的大众传播内容作了进一步分类.中国期刊论文关注较多的大众传播研究分别为“新闻业务”(15.6%)、“传播者”(13.7%),“传播内容”(11.4%)、“新闻史”(10.8%)和“传播学反思”(10.4%),其他的内容分布则相对多元.而美国期刊论文关注的大众传播内容则非常集中,排在前四位的分别为“受众与效果”(29%)、“传播内容”(26.4%)、“传播学反思”(11.2%)和“传播者”(8.1%),美国期刊论文涉及其他内容类别的比例明显较少,基本都在4%以下(见表3).

综上所述,中美两国期刊论文的研究主体分布存在明显差异:美国学术期刊的研究主体相对多元,而中国学术期刊研究主体则相对集中.尽管中美两国期刊论文的总体类型、涉及的媒体种类相对较为一致,但在研究内容的其他方面则均表现出较大差异.尤其在涉及大众传播内容方面,两国期刊论文的不同侧重就更加明显.因此,本文认为中美两国期刊在研究主体和研究内容两方面的差异显著.

2、研究范式的使用

中美期刊论文的差异同样体现于其研究范式的使用上:美国期刊论文有近96%的论文运用了西方公认的三种研究范式(即它们的学术传统),且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即量化研究)所占比重尤高(76.2%).而中国期刊论文使用西方这三种研究范式的只占18.6%,大部分期刊论文(81.4%)使用了本文称之为的“其他研究范式”(见表4).在“其他研究范式”中,“概括性研究”占了近三分之一(30%),其次是“对策性研究”(17.8%),“史学研究”和“纯思辨研究”分别占了15.7%和10.8%,当然“介绍性研究”也不少(8.2%)(见表5).

3、研究规范性

表6共列出7项指标,主要是关于中美两国期刊论文写作的具体规范;表7则反映了两国期刊论文应用理论的情况,即两国新闻传播研究的理论化程度.

中国期刊论文中只有一半(50.9%)指出明确的研究目的,而绝大部分论文(90.4%)没有文献回顾,涉及传播理论的论文比例也不高(仅为13.3%);有一半的中国期刊论文提出了研究问题并展开了有效论证(均为51.2%),并有接近60%的论文得出相关结论;另外有三分之一的中国论文(32.4%)没有注明参考文献;在注明参考文献的论文中,近60%的论文引用文献为1-20条,引用文献20条以上的论文总数不超过10%.相比之下,几乎全部美国期刊论文(99.4%)介绍了研究目的,大部分论文回顾了相关文献(78.6%),有一半论文(51%)提及相关传播理论,几乎全部论文提出了研究问题或检测设并展开了有效论证(均为98.3%),得出了相关的结论(99.2%);美国期刊论文几乎全部注明了参考文献(只有3%没有参考文献),多数论文的参考文献在21-40条(34.8%)和41-60条之间(34.4%),有20%以上的论文参考文献超过了60条.表7显示:“议程设置”是两国期刊论文涉及最多的理论.中国期刊论文中涉及的多数理论来自西方.而美国期刊论文中提及的理论多为受众与效果理论,与研究议题分布相呼应.在理论应用方面,涉及到理论的中国论文中多是仅仅“提及理论”(42.2%),而“支持理论”(19.3%)和“作为框架”(16.49%)或“评价理论”(14.5%)相对较少,“提出理论”和“检验已有理论”更少(共为6%),“融合”和“拓展理论”则没有.美国期刊论文在应用理论方面,“仅仅提及理论”的较少(22.7%),但绝对的数量则比中国要多(56篇对35篇);总体上其理论使用趋势相对多元:“支持和作为框架”的论文比例也相对较高,分别为20.2%和27.9%,“检验和拓展理论”的论文比例均为10%左右,“提出理论、融合理论和比较研究”的论文比例相对较少(1%上下).

综上所述,中美两国新闻传播期刊论文的规范性也是有明显差异的,尤其在论文的写作规范性方面尤为明显.此外,两国期刊论文在理论化程度方面也存在明显差异.当然,中美国期刊论文中能进行理论创新的论文均不多,多数期刊论文还停留在理论使用层面.

四、比较分析和讨论

通过对中美两国新闻传播学学术传统概貌的描绘,两国学术传统的差异已凸显出来,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中美新闻传播学学术传统间的差异呢?

1、就研究主体分布而言,中美两国期刊论文间的最大差异在于:美国的研究主体相对多元,而中国的研究主体则相对集中,中国期刊中有较高比例的论文作者来自期刊主办单位.对于这一差异,美国学者认为不可思议,因为在美国这是不可能的,美国新闻传播学学术期刊都隶属于美国的新闻传播协会(而不是某个学术单位),学术期刊对所发表的论文有严格的要求,论文都必须通过盲审才能发表.[32]

但是在美国学者看来的一个不可思议的问题,在我国却确实存在.对此,中国学者提供的理由也是合情合理的,因为我国的学术期刊不是属于某个学术协会,而是由某个学术机构或大学主办,即所有权归一个具体学术单位.虽然我国的学术期刊对发表的论文也有严格要求,实行了盲审,但不同形式的所有权必然会导致非学术因素(往往是不成文的潜规则)影响对论文的甄选,我国学术期刊会无奈地实行双重标准,即多数论文采用盲审,但也有个别论文发表是毋需通过盲审的.[33]本文无法断定我国学术期刊中的上述问题即是导致研究主体相对集中的唯一原因,但本文认为这两者之间有一定的相关性.

2、说到共同之处,应该说中美两国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内容存在较多共同之处:中美两国期刊论文的总体类型、涉及的媒体种类以及在突出具有本国特色的研究内容方面均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例如,尽管网络的发展十分迅猛,但印刷媒体仍是中美两国新闻传播学关注和研究的焦点,这也折射出印刷媒体在这两个不同社会环境中的影响力.中美两国新闻传播研究都在关注各自社会和学术环境中的焦点话题,反映出中美新闻传播学研究的独立性以及两国学术传统的独立性.

而两国期刊论文在大众传播研究内容方面的不一致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不同学术环境对新闻传播学的影响.中国论文的研究重点是新闻业务、新闻史以及传播者和传播内容等问题,这反映出当前我国新闻传播研究正处于由以往的新闻学占主导向新闻学与传播学逐步融合过渡的趋势,也说明我国文人办报、强调写作技巧等传统余绪未断.[34]我国学术期刊论文偏重大众传播,一方面说明大众媒体在目前我国社会环境中居于主导地位,而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传播学舶入中国后,大众传播是最便于与当时中国学术传统嫁接的部分,由于缺乏相应学术传统的支撑,其他非大众传播(如自我传播)形式的研究则未能引起我国学界的重视.

美国新闻传播学术研究已较为成熟,对新闻传播学边界的划定也较为一致,不需要经常讨论其体系性和框架性的宏观问题,而这些话题在中国都还有必要进行讨论.[35]因此,美国期刊论文的研究越来越细致,从这个角度来看,中美两国的学术传统尚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

3、中美两国期刊论文在研究范式和研究规范性方面的差异非常显著.首先,中美学术期刊论文在“研究范式”使用上可谓大相径庭.美国期刊论文基本可以归入三大研究范式,尤其偏好量化研究;而中国则偏好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思辨型研究,美国学界所倡导的三大学术传统虽然在中国期刊中也有出现,但绝大多数还是“其他研究范式”.这说明中国新闻传播研究正处于一个多元化的阶段,同时亦处于一个相对多变的阶段.

学术规范是学术传统的具体体现.总的来看,美国期刊论文较为注重学术规范,而中国期刊论文相对不注重这些“西方式”的学术规范.应该说这是两国上述研究范式和研究思路的必然延伸.

针对美国学术研究而言,是否存在着过分强调学术规范的形式,而相对忽视其研究实质意义的缺憾?关于这一点,美国学者认为美国的研究规范或流程是有必要遵守的,因为这有助于提升学术研究的质量.但他们同时也认为,近年来好像没有出现真正具有创新意义的研究,[36]能提出像“议程设置”、“培养与分析”以及“知沟”那样的理论.但也有学者认为美国学界经过一个阶段的“沉默”,新的理论突破可能就在不远的将来.[37]

就中国研究而言,一个问题是我们的宏观思辨学术传统有时使得我们的研究规范过于“百花齐放”,致使因为缺乏规范而无法切实提高我们的研究质量.同时,另一个需要防范的问题是我们在向美国学习量化研究规范的过程中可能会只关注量化研究的形式而没有掌握量化研究的实质,使得很多所谓的量化研究只徒有其表,数据表格一大堆,但无法展开论述,有效结论寥寥数语.[38]

尽管中美两国学术传统在研究范式与研究规范性方面有较大差异,但两国学者一致认为学术研究的创新高于一切,而学术研究的形式则属次要问题.本文的数据也显示中美国期刊论文能进行理论创新的并不多,多数期刊论文还停留于理论使用与解释层面.而两国学者在访谈中都对两国期刊论文理论化程度的低下也表示了担忧.

4、讨论:如何理解中美新闻传播学学术传统间的差异?

上文从研究主体、研究内容以及研究范式与研究规范性三个维度比较分析了中美新闻传播学学术传统的异同.本文认为中美两国新闻传播学学术传统的这三个维度均与各自的学术环境和学术制度有密切关联:

首先,中美两国的研究主体(即论文作者)都生活在各自的学术环境中.上文中提及的中国期刊论文作者相对集中和美国期刊论文作者相对多元的趋势都是与中美学术期刊所有权的归属直接相关.这说明目前两国学术传统中研究主体的分布趋势不是作者的问题,而是由两国研究主体所处的学术环境(或者说学术制度)所造成的.

其次,中美两国研究内容的特征更是对其学术环境的有效反映,而且随着学术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美国学术环境相对稳定,人文学科发展较为成熟,因此美国学术研究内容越来越细化和专业化,研究规范相对稳定和有序;而中国学术环境尚处于不断的变动中,人文学科的发展处在一个不断融合的时期,因此我国的学界常有体系性和框架性的“宏大叙事”,研究话题也不断变化,多以大众媒体为主,但时常处于无序的状态.[39]

尽管如此,两国研究又在不断凸显富于本国特色的内容,以满足各自学术环境的需求.这也说明就研究内容而言,不应该过分强调国际化,相反应保持各国研究的本土化特色.

最后,中美两国的研究范式与研究规范性也与两国学术环境有关联.美国虽然仍旧崇尚以实证为基础的“社会科学研究”,但“批判研究”和“诠释研究”的研究思路和范式越来越得到认可,且已出现不同研究范式的融合趋势,注重将自然科学和其他人文学科的研究范式引入新闻传播学研究中.[40]中国文史研究的独特传统历来重思辨,这使得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具有了自己的特色,往往重视直觉而忽视推理,重视个性而相对轻视规范.虽然研究思路较为宏观,但研究范式的运用则相对随意.自引入传播学以来的30年间,不仅新闻学和传播学的融合在不断加快,各种学术流派和研究范式的争论和融合也在不断深入.而这种状况都与中国不断变化的学术环境有关.

中美学术传统的研究范式尽管存在差异,但双方学者都认识到研究范式和规范是为研究本身怎么写作的,并且不同研究范式各有所长,应当取长补短.研究规范虽是手段,但有效的论证和研究都离不开合理的规范,这样才能逐步形成适应社会需求的学术传统,这已成为两国学界的共识.[41]

综上所述,中美两国新闻传播学学术传统无论就其研究主体、研究内容还是研究范式与研究规范性而言,差异均大于共性.而这些异同均与两国的学术环境息息相关.中美新闻传播研究都拥有各自独立的学术传统,而对学术传统的评价与解释有必要将其还原至其所处的学术环境中(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传统等方面)进行,这样就能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两国学术传统间的静态差异,并且有利于以一种理性的态度来认识中国学术传统的现状,既不排斥也不盲目崇拜美国(包括其他国家)的学术传统.

五、结语:兼论我国新闻传播学发展

作为结语,本文认为我国的研究主体还是相对集中,这不利于建立公平的竞争学术机制和开展有效的学术交流,也不利于提高总体研究水平;尽管我国与美国的研究内容存在一定共性,但我们目前还是较为偏重大众传播,研究视野有待拓展;就研究范式和规范性而言,我国在继承思辨传统所长的同时,也应该注意提高理论素养,加强研究方法使用以及论证过程的规范性.

相比之下,应该承认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确实存在需要改进之处,但要改进我国学术传统必须要了解其历史发展和现实存在的合理性.

如前所述,学术环境影响着学术传统,因此本文认为改进学术传统必须以改善我国的学术环境为前提,从学术环境视角来探讨我国新闻传播学的发展.具体而言,本文认为我国新闻传播学的发展应该大力提高新闻传播教育质量和积极完善学术制度建设,这样才能在中国的学术环境中不断创新,同时还能将国外优良学术传统有机融入中国的学术传统中,以期优化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学术传统.

1、提高新闻传播教育质量的迫切性

研究主体(中国学者)是新闻传播学术传统中的重要因素,而研究内容是最能体现我国学术传统的特征.因此,如果要提高我国研究主体的总体研究水平并使研究内容越来越丰富且符合社会需要,就必须提高我国目前的新闻传播教育水平.新闻传播教育不仅要传授该学科必要的知识,更重要的是要提倡新闻传播学术研究的专业理念和道德准则,并突出终身学习的概念.因此,为了提高我国新闻传播教育(本科和研究生)的水平,本文建议尽快建立并引入新闻传播教育客观公正的评估体系,这将对有力推动我国新闻传播教育发展.值得庆幸的是,教育部新闻学科教育指导委员会已经开始着手这方面的工作.[42]

2、完善学术制度建设的重要性

建立完善的学术制度是促使学术研究规范化和健康发展的有力保障,也有利于逐步形成公平、创新、友好的学术竞争机制.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要有效建立我国新闻传播的学术制度,还离不开教育部的领导和相关学术机构(如学位办、教指委和新闻教育协会)的统一协调,不仅要对学术传统、制度和规范进行学理上的宏观探讨,还有必要借鉴美国经验,[43]制订一个全国适用的学术论文的具体写作规范(包括博士、硕士论文和其他学术论文).

在强调学术规范同时,应该提倡尽量避免流于形式,不要一味照搬西方研究格式上的规范,也应该重视学术研究的内在逻辑性和学术价值.学术规范性和学术严谨性固然重要,但更要能言之有物、言之成理,力争理论创新,这才是学术研究的终极目标.只有认清这一点,才会懂得在发挥我国学术传统的特色同时,吸收国外学术传统的长处.这也是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化研究模式的开始,从长远来讲也更有利于与美国学界开展有效的国际合作.

总之,本文认为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模式和学术传统的出现还有赖于生活在中国学术环境中的中国学者们(研究主体),而目前我国学界如何认识我国学术传统的现状以及与外国学术传统间的差异将有助于我们开展如何确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模式的讨论.希望本文能为这样的讨论抛砖引玉.

注释与参考文献:

[1]根据上海大学戴元光教授的统计,30年来我国传播学论著(包括教材)共有400多部,发表论文两千余篇,引自其2007年18-19日在上海举行的“全球传播与发展国际学术论坛”的论文摘 要.

[2]郑保卫.浅谈传播学的学术定位和学科发展[J].国际新闻界,2007(9):第31页.

[3]国内已有刊物形成了在新年之际或创刊周年回顾以往研究的惯例(可参见《新闻大学》、《新闻记者》等期刊).其他一些总结过往研究的论文也不在少数,可参见童兵(主编).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2007年最新报告)[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戴元光陈刚.中国传播学30年与中国传播学群.2007年18-19日在上海举行的“全球传播与发展国际学术论坛”的论文摘 要;陈力丹.近年来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概述.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4(3),2005年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十二个新鲜话题[J].新闻界,2006(1),2002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概述[J].新闻界,2003(3),2001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J].新闻界,2002(2),2000年中国新闻学研究概述[J].新闻界,2001(3);周恒宇.传播学的理论解析和研究方向[J].新闻大学,2005(2);廖圣清.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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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可参见曹晋周宪.新世纪传播研究译丛总序.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杜娟齐济.中西传播学期刊定量研究论文规范性差异研究[J].中国传媒报告,2007(5),沈馨.当代欧美传播学研究走向,硕士论文,2006,谢静.从《新闻与传播学季刊》(1990-1999)看美国九十年代的新闻学研究[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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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郁振华.学术传统刍议.

[10]汪丁丁.中国社会科学学术传统的重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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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

[13]张友萱张敏.学术诚信和学术规范[J].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教育研究,2006(1);葛剑雄.论学术研究规范和创新[J].中国高等教育,2004(19);周祥森.新旧中西的冲突:关于学术规范的思考[J].史学月刊,2003(10);顾肃.当代学术:着意创新和学术规范[J].科学中国人,2002(11);孙正聿.学术规范和学术发展[OL].孙利天.省略ki.;杨奎松.遵守学术规范,既要教也要管[J],谢维扬.也谈学术规范问题[J],赵世瑜.学术规范凭谁定[J],葛剑雄.建立学术规范和开展学术批评[J],马戎.促进学术对话推动学科建设[J],李伯重.学术批评:有规矩而无定式[J],苏力.学术批评中的学术标准[J],张乐天.我们最需要扎实的实证研究[J].以上均引自中国社会科学,1999(4).

[14]这样的讨论和建议是有成效的:新世纪以来,政府行政部门开始颁布学术规范的文件,教育部先后在2002年和2004年颁布了《关于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和《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全国各大学对博士和硕士论文的具体写作规范也开始作明确规定,而且也出现了专门论述学术研究规范的著作,可参见杨玉圣、张保生2004年出版的《学术规范导论》和叶继元2005年出版的《学术规范通论》.

[15]杜娟齐济.中西传播学期刊定量研究论文规范性差异研究.

[16]美国心理学协会的出版和写作手册(PublicationManualoftheAmericanPsychologicalAssociation,5thedition,2001,经常被称为APA写作手册)经常会根据新出现的引注(如互联网资料)不断更新.

[17]张卓.(美国)传播学学术身份与研究范式的论战与反思[OL]..省略/article.phpid等于5462,Donsbach,W.(2006).Theidentityofmunicationresearch[J].JournalofCommunication.56:437-448,Trumbo.C.,W.,(2004).Researchmethodsinmasunicationresearch:Acensusofeightjournals1990-2000[J].MassCommunication&JournaliQuarterly.81(2):417-436,Bryant,J.,&Miron,D.,(2004).Theoryandresearchinmasunication[J].JournalofCommunication.54(4):662-704,Kamhawi,R.,&Weer,D.,(2003).Masunicationresearchtrendrom1980-1999[J].MassCommunication&JournaliQuarterly.80(1):7-27..

[18]比如,童兵教授在其《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2007年最新报告)》中指出2006年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的三个问题为:(1)研究热点过多,重点却不突出;因此未能进行创新研究和攻关研究,影响了标志性成果的产出;(2)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不够紧密,缺乏理性;(3)有的研究者不能严格遵守学术研究规范;戴元光教授对我国在60多种中文刊物的810篇论文分析后,发现我国传播学研究水平还很低,问题还很多:(1)我国还没有建构起健康而科学的学术环境,对传播学研究的干扰较多,(2)缺乏正常的学术批评,(3)功利主义和学术商业化严重,缺乏学术公信力;(4)传播学本土研究才起步,仍处于用西方话语诠释中国的阶段.(摘自戴元光陈刚.中国传播学30年与中国传播学群.2007年18-19日在上海举行的“全球传播与发展国际学术论坛”的论文摘 要).


[19]杨玉圣.学术期刊与学术规范[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2).

[20]美国的两份学术期刊中Journali&MassCommunicationQuarterly为美国新闻与传播协会(AEJMC)的核心期刊,而JournalofCommunication则代表了美国的国际传播学协(ICA);中国的《新闻与传播研究》由社科院新闻研究所主办,《新闻大学》由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主办,均为全国核心期刊.

[21]编码内容不包括会议纪要和推介性书评而研究性书评则计入其中.

[22]这18个指标分别为:(1)论文类型;(2)论文涉及地区;(3)内容总体归类,(4)议题分类;(5)涉及媒体;(6)研究范式;(7)其他研究范式(8)有无介绍研究目的;(9)有无文献回顾;(10)是否提及传播理论;(11)涉及的具体理论;(12)如何应用理论;(13)是否提出研究问题或检测设;(14)是否开展论证;(15)是否得出相关结论;(16)参考文献数量;(17)中国期刊论文作者分布;(18)美国期刊作者分布(其中指标4、11、12、17、18允许多选).

[23]本文采访的美国学者包括AEJMC现任会长、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WayneWanta教授,JournalofCommunication主编、俄克拉荷马大学MichaelPfau教授,Journali&MassCommunicationEducator主编、PointPark大学DaneClaussen教授;中国学者包括新闻学科教指委主任、复旦大学李良荣教授,《新闻大学》主编、复旦大学黄芝晓教授和上海大学戴元光教授.美国学者的访谈是通过e-mail完成的,中国的学者的访谈则是通过面谈,由作者记录成文.

[24]本文把将就某一问题展开论证或论述的文章归为“学术论文”;把演讲稿、学术散文(第一人称,主要谈个人感想的文章)、书评等以谈感想为主的文章归为“专业文章”.本文以下的指标主要针对学术论文.

[25]本文将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群体传播的论文则归入“非大众传播”,对于“大众传播”的具体内容,本文做了进一步的细分,详见表3.

[26]同一篇论文涉及的媒体类型超过两种,归入“综合”;“其他媒体”是指手机、DVD、VCD等媒体形式;“无明确媒体”指论文并不涉及具体的媒体形式.

[27]这里的“研究范式”主要指:“社会科学研究典范”、“诠释研究典范”、“批判研究典范”,可参见Fink,E.J.&W.Gantz(1996).Acontentanalysisofthreemasunicationresearchtraditions:Socialscience,interpretivestudies,andcriticalanalysis.Journali&MassCommunicationQuarterly.73(1):114;金兼斌.传播研究典范及其对我国当前传播研究的启示[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9.

[28]中文论文采用的研究范式与美国论文存在很大差异,这恰是中国目前新闻传播学学术传统的主要特征之一.本文对于“其他研究范式”是这样划分的:“史学研究”:分析历史上的事件、人物和机构及发展规律和趋势,以历史考证为主要方法,并阐述对当今时代的借鉴和启示;“对策性研究”:对新闻传播学和媒体的发展和运作提出策略性的研究;“概括性研究”:对新闻传播学和媒体的现状和发展提出一些概括性的总结和归纳;“介绍性研究”:主要对西方新闻传播学和媒体的现状和发展作介绍,旨在引发国人对此关注;“纯思辨”是指对新闻传播学的理论进行概念层面的思考;“一事一议或有感而发”则是针对新近发生的某一起具体的事件从传播学角度进行评点,提出观点;其他类型则归入“其他”.

[29]本文中的“论证”是指作者是否对自己提出的观点用实证材料或者通过概念间的逻辑推理关系进行论述,主要依据总体判断.

[30]本文对表4中的“提及理论”及应用情况定义如下:(1)提及理论:指论文仅仅提到某种理论;(2)作为框架:指理论为研究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3)提出新理论:依据实证,逻辑推理建构出新的理论;(4)检验理论:在特定时间和地域选取实证材料来证明或者证伪已有理论;(5)融合理论:将两种以上的理论融合起来进行论述;(6)拓展理论:提出原有理论并以论述为基础对理论重新修订或拓展;(7)支持理论:用理论支持观点,指用他人的理论为自己的观点提供支持;(8)评介理论:对一个或多个理论进行点评;(9)比较理论:比较不同理论之间的异同.

[31]信息处理理论与把关人理论被提及次数相同.

[32]访谈:2007年6月底采访AEJMC当时会长、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WayneWanta教授,地点:新加坡.这一观点也得到了JournalofCommunication主编、俄克拉荷马大学MichaelPfau教授和Journali&MassCommunicationEducator主编、PointPark大学DaneClaussen教授的认同.

[33]访谈:2007年11月采访《新闻大学》主编、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黄芝晓教授,地点:复旦大学.

[34]同注释32.

[35]访谈:2007年8月采访教育部新闻学科教育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复旦大学李良荣教授,地点:复旦大学.

[36]这与表7中美国期刊论文“提出理论”的比例(0.8%)较低是吻合的.

[37]同注释32.

[38]同注释33.访谈的中国学者还包括上海大学的戴元光教授,2007年5月,地点:上海大学.

[39]同注释32.

[40]同注释32.

[41]同注释32、33.

[42]同注释32.

[43]见注释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