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在中国遭遇的困境

点赞:5448 浏览:20052 近期更新时间:2024-03-12 作者:网友分享原创网站原创

尽管传播学的研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在我国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已经确立了初步的地位,在1997年时也通过学科目录的方式给了传播学一个名分,在本学科内外都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钟情于传播学的研究,但传播学在中国却始终没有像其他相关学科一样完全成型.学科内外都存在一些对传播学研究和学科地位的疑惑.

传播学教育的困境.传播学进入中国是从高校开始的,姑且不论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就由复旦大学进行过一点传播学的介绍,就是在70年代末期开始的传播学引进大潮中,高校也始终是引进发展传播学的主阵地和主要力量.尽管在80年代的几次政治风波中传播学都曾经被推上风口,但自1997年传播学设立了博士点和硕士点以后,在高校中的位置似乎不成问题了.更有一些院校将传播学教育作为一个完整的专业直接向本科阶段延伸,设立了传播学的本科专业.在几乎所有的新闻传播类专业中也都开设了传播学类的课程.应该说传播学在教育活动中的位置是没问题的了.可是无论是对整个专业而言还是对某一门传播学的课程而言,都面对着一个不易回答的问题:传播学是干什么的?那些专注于就业市场的人还会直截了当的问到:传播学专业的学生会干什么?,“最不凑巧的是,在它(传播学)还十分稚嫩的时候,碰上新中国历史上尚未出现过的大学生就业难的时期,因此,对于它的未来,大家都十分关心,特别是学习传播学的同学特别关心.”[1]甚至是连从事传播学教学的专业教师,对传播学专业学生的未来就业充满了迷茫.在教学计划中很难区分新闻学与传播学,大量设置的新闻学和大众传播学的课程将学生从进入传播学的学习阶段起就引向了新闻媒介和其他大众传播媒介.而在传播学研究中十分基础和重要的人际传播、组织传播以及演讲、谈判、修辞等理论知识和培养学生个人传播能力与技艺的课程在教学计划中基本没有体现.最终将学生的就业去向都集中在大众传播媒介,新闻传播类的学生脱离了专业媒介就无法施展才能,从而造成了目前就业难的现实.学生就业市场的现实直接反映在传播学的教学和研究中.虽然说在年轻一代的教师中对传播学感兴趣的大有人在,超过了对传统新闻学感兴趣的人,但除了个人的研究兴趣外,如何使传播学成为培养未来体素质的一种支撑性知识体系,并无多大建树.传播学的教学和研究缺乏一种迫切的社会需要的内在动力.

传播学运用的困境.传播学在西方国家有广泛的社会运用空间,它本身也是大众化传播媒介普及后的产物,因此在西方传播学有广泛而雄厚的社会物质基础、思想基础、体制基础、技术基础.传播学研究和运用同社会制度、传播体制已经有了充分的和谐,在传播学研究和教学中课题的寻找与确定、研究成果的转化,都不存在社会障碍.而在我国,传播学的社会运用却遭遇了尴尬.迄今为止的传播学理论和实务知识都是在西方传播环境下形成的,尽管我们也在二十多年中高叫传播学的本土化问题,但真正符合中国国情又符合现代传播学规范的成果并没有完整出现.因此现有传播学成果在运用中就出现了在许多方面同中国传播体制和传播实践无法对接的问题.除了我们在前面讲到的传播学研究和教学中向大众传播媒介的偏向所造成的传播学运用面狭窄外,传播学理论成果的适用传播体制完全不同于目前的中国传播体制.传播学理论中的一些核心观点如信息自由流动、传-受双方的平等互动、信息共享等在我国目前的大众传播体制下还缺乏理想的生存空间.自然就很难在实践中加以运用.在1996年以后以各种形式对传播学的认可和接纳曾经引起学界的兴奋和欢呼,但殊不知正是因为传播学被纳入认可的轨道,从此以后的传播学研究同样走上了传播学当年在美国的发展道路.传播学的学者们不得不在诠释意识形态、怎么写作当前政策等方面寻找课题、寻找经济支持,传播学被体制“内化”了.

传播学方法的困境.传播学作为西方现代社会科学有其独特的研究方法,尽管它从相关学科特别是社会学、心理学、行为科学等学科中借鉴了许多成功的研究方法和手段,但经过了几十年的努力后最终形成了自己相对独立的研究方法.对于在西方的研究来说,这些研究方法是成功的.但在中国进行传播学的研究是否可以照搬这一套研究方法却成了问题.在目前所见到的我国传播学研究中,大致采用三种不同的方法,一种是来自西方传播学研究的实证研究方法,许多学者钟情于此法,并在不少的学校开设了此类课程,也有来自海外的知名学者连续不断地向内地学者和学子介绍.但就内地学者而言采用此种方法获取显著成果的不多.有的研究只是机械的套用西方学者的研究方法,重复西方学者已经做过的研究,用中国的事实来再次证明在西方已经被证明的原理、定义、观点等.第二种也是来自西方传播学研究的质化方法,以欧洲的批判方法为代表.这种方法是我国传统学术研究和意识形态比较欢迎的方法,但其欢迎的理由并不主要是其研究的科学性,是因为研究的出发点、内容和结果.第三种就是经常采用的、熟练的经验总结式和感想式的研究方法.其实不能称之为一种科学研究的方法.其中的一类是在传播实践一线工作的职业人员对自己工作经验、工作经历的总结.在这些成果中不乏精彩之作,像孙玉胜、李大同等人的研究成果,但为数很少,大量的是为应付提职而必需的任务性论文,缺乏理论的建树,没有基本的方法;另一类是高校师生因自身或客观条件限制而做出的感想式论文,虽时有闪光的火花,精彩的名言,但对学科体系的建设无太大帮助.大量不规范的所谓成果展现在其他学科学者面前时,传播学的研究就露怯了.一个普遍的现象很能说明问题:在传播学研究中我们会大量应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而其他学科的研究中却很少使用目前我们的传播学的研究成果.在同其他学科的PK中传播学自然很难取胜.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在目前传播学研究的队伍中,真正接受过系统、科学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训练、掌握了科学研究的基本手段的学者数量不多.许多人只是照猫画虎,有些人甚至连照猫画虎也不会.

传播学研究滞后于传播技术的发展和传播媒介的更新.在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政府提出“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后,信息传播技术和传播媒介的迅猛发展令人目不暇接.传统的传播学研究无论是方法还是成果都是在传统媒介技术和媒介环境中形成的,尽管其基本的东西并没有过时,但对新媒介技术和媒介环境的把握能力毕竟有限.尤其是在新媒介环境中的传播研究在基本理念、受众变化、手段更新等方面的适应性,还没有被研究界所掌握.常常下意识地运用影像时代的思维模式考虑“数字化生存”状态下的问题,忽视了时代、环境变化后传播事业、传播观念、传播媒介的特殊情况.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特殊性,作为学术研究的传播学同样应该找到属于自己时代独有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独特的思维模式,为解决数字多媒体时代的传播现实问题而努力.麦奎尔就认为:“新媒介极易产生其独特的社会及文化影响,但却还没有得到恰当的评价.”[2]在我国,对传播媒介的使用管理和研究同样是在传统新闻媒介时期形成的模式中进行的,而对新媒介环境中新的传播现象的管理和研究还处在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状态中.

几点思考

传播学研究要同中国的社会发展密切联系.传播学是典型的社会科学,以研究社会发展中的传播现象为己任.虽然目前的世界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对传播学的研究自然也应该以世界传播的现实为对象,但每一个国家的学者们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都应该是本国的传播现实,对外国和外族传播现实的研究最终还是为了促进本国传播事业和媒介的发展.对发展社会科学的基本要求也是“要把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地位,并提出我们要形成有中国特色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3]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形成本身就是中国文化在新时期对世界文化宝库的贡献.就传播学在国内的地位和影响力而言,只有真正能解决中国传播现实问题的、同中国社会发展密切联系的传播学才能为从上到下的社会各界所接受.放在全球发展的大环境中看,中国目前是非常特殊的国家,从东到西几种不同的生产和生活型态并存,从最先进发达的信息社会生产模式,到最原始落后的刀耕火种式的生产模式,并存于同一个时代,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生动、全面的标本,解读中国社会的目前状况,寻找复杂环境中传播现象和传播媒介的发展规律正是中国传播学研究的核心.

传播学研究要尽可能摆脱意识形态的控制.科学的研究不是一件完全急功近利的、实用的工作,它有自己的特殊规律.虽然说任何人的科学研究都是在特定的环境中完成的,但它们是人类共同的成果,人们总是试图以传播学的研究成果来把握人类传播活动的普遍规律,科学研究的成果也就具有了超越意识形态的要求和力量.传播学不应成为政治的附庸,不应成为诠释政策的手段.在传播学研究中一定要牢牢把握住传播学的本体,而不是随特定政治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地的变化,那将永远找不到传播学独特的社会位置.在这一点上一定要吸取传统新闻学发展中的教训.传播学之所以在20世纪以后得到世界学多国家和民族的学者的关注,并在整个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逐步奠定了自己的位置,是因为传播学观照的是人类有史以来的错综复杂的各种传播现象,而不是像新闻学那样仅仅注意到了通过统一化媒介所进行的大规模的、抹煞了个性的、工业化的传播活动;传播学研究和体现的是人类传播活动的共同规律,超越时代和国界,而不是像新闻学那样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和意识形态色彩.传播学研究尽快摆脱目前基本困守于大众传播领域的状况,在传播学的其它几大重要领域中建功立业,如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等,是淡化其意识形态色彩的有效措施.

传播学在中国遭遇的困境参考属性评定
有关论文范文主题研究: 关于传播学的文章 大学生适用: 研究生毕业论文、专科论文
相关参考文献下载数量: 78 写作解决问题: 写作参考
毕业论文开题报告: 论文任务书、论文结论 职称论文适用: 职称评定、初级职称
所属大学生专业类别: 写作参考 论文题目推荐度: 免费选题

传播学研究一定要遵守哲学社会科学和本学科的学术规范.同上一问题相联系,传播学的研究除了在一般性的研究内容上应该超越特定政治意识形态的局限,还应该在研究方法上摆脱对政治的依赖.每一个学科都有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和学术规范,除了要遵循人类科学研究的一般的学术规范以外,还应该在研究过程中通过不断的探索建立本学科必需的、独特的学术规范.学术研究应有自己明确的内涵和外延,学术规范不仅仅是对学术作风等方面的低层次要求,还应该是能体现本学科学术尊严、学术价值的一系列要求.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本学科独特的、对社会发展有特殊作用的、外学科无法替代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成果.传播学要在同其他社会科学的竞争中赢得尊重,首先就要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表现出自己独有而其他学科所没有的东西.在我国的新闻学研究中,长期存在过“新闻无学”的说法,曾令新闻学界耿耿于怀.近些年中虽然此说法的声音不大了,但实际上当新闻与政治的关系纠缠不清的时候,作为学术研究的新闻学难有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在新闻学界随不同时期的政治和政策热点产生的许多所谓的“研究成果”,常常成为外学科观察新闻学的笑柄.传播学曾经被认为是改变“新闻无学”状况的救命稻草,因为“新兴的‘传播科学’为新闻教育在高校撑起了学术台面,”[4]“随着传播学的引进和发展,新闻传播学学科的建立使中国新闻教育的学术含量增加.”[5]但传播学既然不同于新闻学,在研究中自然应该将传播学的本体放在重要位置,避免延续新闻学研究长期被捆绑于政治战车的局面.


注释:

[1]阮志孝《传播学的发展趋势、学科教育与就业问题》,原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引自http.省略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等于1085.

[2]丹尼斯麦奎尔《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第四版》中译本,崔保国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06页.

[3]陈宝泉《语言文字工作是建设强大国家的基石――访国家语委副主任、教育部语言应用管理司司长王登峰博士》,中国教育报,2007年7月24日.

[4]潘忠党《解读凯利新闻教育新闻与传播之别》,张国良主编《中国传播学评论》第一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3页.

[5]吴廷俊《传播学的导入与中国新闻教育模式改革》,见传媒观察(http.省略)2002-11-21157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