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之间的《南京!南京!》

陆川电影《南京！南京！》公映后,中国国内围绕该片的讨论方兴未艾.出于种种原因,观众可能忽略了作为这部影片“第一关系方”的日本对该片的反应.

大概是有其他问题要关心、要炒作,乃至基于事先的协议或者默契,或“被事先打了招呼”,对中国问题一贯有着超常灵敏度的日本媒体,这一次对于该片都采取不闻不问的“默杀”态度.想通过该片了解南京大屠杀真相的普通日本民众,也许只有通过类似“中国网日语版”等日本所谓“地下媒体”,才能对影片内容有大概了解.目前唯一对该片的上映进行了相关报道的《中国：南京虐マラの映画全土ご次々公映》(每日新闻,铃木玲子,2009年4月22日)一文透露的信息是：尽管此前该片的制片方尽全力来争取,但至今未能争取《南京！南京！》在日本公开上映.而且,另一部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中德法合拍影片《拉贝日记》,同样也不能在日本公开上映.或许,今年的日本民众也只好像以往那样,通过“地下放映会”的形式,才能解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了.

日本媒体对两部电影的反应最起码表明了被中国观众忽略的一些问题.也许与我们某些人的理解相反,日本至今仍是一个媒体和新闻检查制度非常严格的国家,而且这种严格管制不仅对中国,而且也包括对于德国、法国这样言论高度自由的国家.日本并不是一个“”的国家.而上述举措是通过日本的“暗示”做出的,很显然是担心这两部电影会对日本民众和日本社会产生广泛的“负面”影响.它也反过来说明：在日本看来,这个片子在日本民众中产生的影响,以及对他们的心理触动一定是相当大的,否则也不必采用这么绝对的动作.

抛开《南京！南京！》这个作品深刻还是不深刻,真实还是不真实及它是否过度肯定了个别日本侵略军士兵身上残存的“人性”,是否过度渲染了日本侵略军中国女性细节的屈辱镜头,以及过度展示为战死的日本侵略军举行的招魂祭祀,是否等于宣传了――如此等等问题暂且不论,单从日本当局的过度反应,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简单的判断：这部电影将可能会被普通日本人看懂或者“接受”,从而揭开被日本历届政府所遮掩的历史真实的冰山一角.这一点,既让这部电影在中国受到争议,也注定了它在日本的命运.

青年导演陆川以《可可西里》引起世界的关注,他从一开始就表现了他独特的导演风格,这就是力图从“全人类”的高度来观察和表现我们身处的世界以及苦难的根源.《南京！南京！》延续了他的这一视角.因为这部电影追求的视角,不仅仅是中国的,而是世界的和全人类的.正是从这个视角,陆川力图把日本军国主义在南京的暴行定义为“反人类战争罪”：其中包括在战争中攻击安全区、镇压国际救援组织、有组织地屠杀平民儿童妇女.应该说,陆川的导演视角不但把同类的题材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且从国际法的角度将始终回避南京问题的日本,一举置于绝对不利的法律和道义地位,并使普通日本人从而接受电影所宣示的“人类普世价值”,而不是把它当作“中国民族主义”宣传,这才是这部电影的力量所在.

《南京！南京！》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上映的.从大的方面来说,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历史变迁,中日两国已经各自展现了不同的历史命运：日本由率先在亚洲实现富国强兵,而最后走向帝国主义道路的国家,经过一百多年的漫长的“折腾”,沦为一个主权尚不完整政治上的二流国家(尽管现在还维持着世界发达经济体的地位).而曾经积贫积弱的中国,经过一百年的浴血奋战和残酷牺牲,通过伟大的中国革命,获得了国家主权,并终于实现了民族复兴.今天,尽管大到整个社会,小到陆川电影,当下中国还有不少不尽人意的地方,但自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人民通过不屈地反抗帝国主义压榨,赢得了国家主权,从而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和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一点是不容质疑的.因此,百年沧桑再回首,中国所选择的发展道路与日本所选择的发展道路,究竟孰优孰劣,谁胜谁负,我想已经应该有了一个明确的历史结论.这个基本的政治结论,也是我们认识历史与现实,评判中日关系的基本前提.这也是陆川所一直强调的“我们中国应该更为自信”的出发点.

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首先是由双方所处的地理条件和地缘政治决定的.因为谁也不能摆脱、改变这个地理条件,中日两国命定地必须继续互相面对下去,因此,无论遇到什么问题和艰难险阻,我们都必须致力于中日友好、和睦相处,这个根本目标是既定的.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有大的视野,甚至要有超越政府之间、经济往来间关系的视野,一句话：这就是要有人民外交的视野.

其实,关于战争责任问题、战争胜负问题,在日本,即使抗日战争以来日本的历届政府及其政要,最终都透彻和清醒地认识到：以日本这样的国家,与几亿团结起来的中国人民作战、与中国普通老百姓为敌,必然是自蹈死地.但同时他们也坚持：日本侵华战争不是败于国民党政权,而是败于中国的举国抗战,败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因此,我们在谈论中日关系的时候,一定要意识到是举国抗战的人民战争才是战胜日本军国主义的真正力量.而人民战争不但显示了日本军国主义的虚弱,也反衬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它竟然在日本轰炸珍珠港之后才追随美国正式对日宣战,国民党政府这种害怕人民觉醒、害怕人民团结、害怕人民“闹事”、害怕“人权”的一贯立场,不但造成它在长达8年的抗战过程中,丢失了包括南京在内的大片中国的大好河山,使中国人民陷入了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深重灾难,最终导致了这个政权自身的瓦解.而且,对于“国民党政权战胜了日本”这种说法,甚至连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也是不服气、不接受的.而这就是他们不肯认罪的根本原因所在.

因此,如果说国民党政府与历届日本政府有什么相同之处,这种相同之处就在于它们忌惮人民、害怕人民、害怕人民团结起来.正如今天的日本政府同样忌惮日本人民的觉醒,包括害怕让日本民众看到《南京！南京！》这样的片子.而新中国诞生以来,中日关系的实质和核心问题,就是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这就是周恩来为什么要把中日外交的基础定义为“人民外交”,也就是为什么为什么会高瞻远瞩地指出：中国人民和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亚洲人民,都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的受害者.人民的觉醒与团结,人民对于历史责任的承担,构成了“人民外交”的真正的基石.

从现实角度来看,中日两国和则两利,斗则两伤,而且重要的是,中日之间在一个什么样的国际法框架下,才能建立一个真正良好正常的关系我认为,很难说在中日双方已经得到了一个真正的解决途径,或者已经形成了一个清晰的共识.自1950年代的万隆会议以来,由新中国所倡导的：国家无论大小,一律平等,互相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一个新的国际法的框架.半个多世纪以来,无论世界风云如何变幻,国内政策发生怎样的调整,对于这个新的国际法原则,中国是坚定不移地维护的.半个多世纪以来,也正是这个国际法原则改变了世界格局,已成为今天联合国处理世界关系的基本准则.

而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却长期采用、追随欧洲威斯特法利亚条约后所形成的,以霸权强制为手段,以弱肉强食为实质的旧的国际法原则,这个旧的原则在二战以后,尽管改变了军事霸权的性质,但却日益采用了诉诸经济霸权和文化霸权的新的不平等形式.自197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日本各种形式的对外援助不可谓不多,但这些援助和投资却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日本的形象和地位.其原因就在于这些援助和投资,起码都带着追求日本的文化霸权、致力于日本软实力扩张等潜在而现实的的目.

由追求军事和经济霸权,不断向追求文化霸权转换,由单纯的经济民族主义转向文化民族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的结合,这一点在麻生首相访华中对冯小刚的电影《非诚勿扰》的读解中暴露无遗.麻生显然并不像陆川那样在意通过电影展示人类普遍价值,而是如同冯小刚那样把电影视为一种文化生意,或者说就是推销日本形象的手段.麻生首相为什么会赞美冯小刚的“全球化”,而排斥陆川的“人类视野”和人类“普世价值”这背后蕴涵着两种完全不同的国际法准则,而根据哪一种来处理两国关系,这是我们观察处理中日关系的第二要点.

中日双方有着广泛的经济文化贸易利益.面对当前的金融危机,如何提振世界经济,造福两国人民,当然是当前中日关系的一个要害.在当前的金融危机的状况下,维护和促进中日经贸的发展稳定,需要我们寻找长期出稳定的、特别是可操作性的政策.这其中特别包括在货币互换基础上,对于日元和人民币平等地位的尊重,甚至包括日本应该切实履行WTO缔约国所理应承担的那些责任和义务,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当前中国对日本的了解确实远远不够,这一点需要我们从上到下地努力尽快加以改变.特别是中国各种形式的“日本问题专家”需要好好学习,不要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但是,今天我们也应该看到,包括动漫在内的日本文化产品大举进入中国市场,几乎影响了一代中国青少年,而力图站在人类关怀的立场上,表达普世价值的文化产品诸如《南京！南京！》和《拉贝日记》,却不能进入日本国内文化市场,不仅仅表现了日本当局在市场公平竞争方面明显的不开放、不公开的干预态度,而且甚至有压制和取缔之嫌.日本长期批评中国不开放、不透明、鼓动民族主义,那么,日本是否也应该反思一下自己的不开放、不透明和过度的民族主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