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学十四讲》选载之一如何发表好演和讲话

编者按：

“交流学”和“传播学”英译为同一个词“munication”,把中国学术界盛行的“传播学”转换为“交流学”,是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先生的首创.由吴建民先生主编的《交流学十四讲》,与通常意义上的传播学内容有所不同,它包含了许多对外交往和交流实践当中的成功个案,是一批中国外交精英人物经验和智慧的总结与理论升华,对于今天从事对外交流和传播工作,经常与国外政府机构、传媒等打交道的人员来说,是一本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好书.本刊特选取其中部分章节,以飨广大读者.

如何在发表演说和讲话中,收到好的效果呢?我认为,一、“开好头”；二、“设计好核心内容”；三、“逻辑严密,有说服力”.这三条原则十分重要.

开好头

你去对公众发表演说或作报告,如何开头很重要.因为你站在讲台上,公众的目光都对着你,注意力也集中到你身上.如果你开头开得好,一下子激活了人们的兴奋点,这会对你全篇讲话做一个很好的铺垫.

2003年11月27日,韩国驻中国大使金夏中到外交学院作报告.他的中文很好,直接用中文讲话.他是这样开头的：

我叫金夏中,金子的金,华夏的夏,中国的中.我这个名字看来就与中国有缘分.我小时候读了很多有关中国的书,喜欢和钦佩中国文化.我读高中三年级时,要为考大学作准备,正是在这个时候,报纸和广播报道了中国核试验成功的消息,时间是1964年10月16日.我在1965年高中毕业时对报考什么大学,今后干什么作了一番思考：中国与韩国相距很近,历史上我们韩国受中华文化影响很大,两国现在没有外交关系,只是暂时的,我相信30年之后会建交.于是我决定报考汉城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

我有三个心愿：一是当外交官；二是直接参与韩中建交的工作；三是担任驻华大使.很多人都说我疯了,你成绩那么好,为什么要学中文?我没有听这些批评,而是坚定地走自己选择的路.1973年,我进入韩国外交部,实现了我第一个心愿.

1985年,我担任京外交部长的机要秘书.不久之后,李部长问我,想到哪个处当处长?我回答说：想当主管对华工作的东北亚二处处长.李部长开始非常惊讶,但在听了我的说明后十分理解.1986年1月,我就任东北亚二处处长.1992年2月,我来北京代表处工作,参与了韩中建交的谈判.两国于1992年8月24日建交,实现了我第二个心愿.

我从2001年10月起,就任韩国驻中国大使,实现了我毕生的梦想.我的夫人在北京大学历史,她对中国明、清的历史很有兴趣.我的大女儿在北大学习4年后毕业,大儿子在北大法律系学习,小儿子也在学中文.我将来退休之后,我们家可以办一所中国问题研究所了.

金夏中大使来之前,学生对他并不了解.在讲台上出现的时候,他用流利、标准的中文说了以上这段话.我立刻感到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善于交流的外交官,开头开得很好.因为他是讲自己的故事,很真实,也很感人.从他的名字讲到他毕生的追求,从他个人讲到他的家庭.他这个开头,达到了好的开头所要追求的两个目标：激起了听众的兴趣；拉近了同听众的距离,这样人们马上感到这个大使对中国很友好.

我在法国工作期间,做过多次演讲,各种场合的讲话一年大约有50场.法国人是一个很有个性的民族,有很强的追求真理的,不喜欢老一套.我是1997年11月6日去法国工作的.我在同法国人接触中感到,他们钦佩中国的文化,对中国人有一种亲近感.法国人喜欢吃,中国人也喜欢吃,这是中法两国的一大共同点,也是热爱生活的表现.但是我也深切感到,法国人对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很不了解,很多看法还是停留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成见上.有一次,索邦大学请我去讲话,漂亮的大厅里挤满了人.我进去的时候,专门有人宣布：“中国大使吴建民阁下到!”全场起立,鼓掌.这在法国是很少见的.我立即感到这些人对中国大使是很尊重的.

我对这次讲话很重视,事先做了准备,但是我没有念稿.主人对我做了一番介绍之后,我就发表演说.我做了一个十分简短的开场白,对主人的介绍和所表现的友好情谊表示感谢.然后开门见山,切入正题.我是这样开头的：

女士们,先生们,自1989年以来,除掉3年9个月我在中国国内,其他时间我都在欧洲.我观察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如果今天有人来对大家说,女士们,先生们,这个美丽的大厅明天会坍塌,这个人一定会被大家当成疯子.因为,我们大家看到这个大厅是很牢固的,明天不会塌.但是,如果有人对你们讲同样荒唐的有关中国的话,那他可能不仅不会被当成疯子,而且还会被当成中国问题专家（疯子和专家之间反差太大了!）.你们也许会认为,中国大使今天到你们这里来,胡言乱语,信口雌黄.不对.我讲话是有根据的.1989年、1990年我驻比利时,天天读到你们的报纸,天天听你们的广播,天天看你们的电视.当时人们怎么说中国的：1.中国政府即将垮台；2.中国经济不行了；3.改革完蛋了；4.内战行将爆发.这些都是白纸黑字写在你们报上的.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不少年了,我们回头看看,那些灾难性的预言,不仅没有实现,而且恰恰相反,中国经历了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中国人的生活从来没有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巨大的改善.那些当年预测中国灾难的中国问题专家到哪儿去了?有一个出来作自我批评吗!

我所以要这样开头,是要对那些对中国有偏见的人,予以猛烈的冲击.我心想,你们对中国的成见,都是一些陈芝麻、烂谷子,根本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而且,我讲话是有根据的.这些法国人,过去没有人对他们这样讲过.我可以感觉到,当时全场的人对我这番话是很注意听的.我这番话很厉害,但会后,不少法国人来对我说：“吴大使,你讲的是事实,我们当时确实对中国看错了.”

抓住听众关切的问题和兴奋点,讲话要有理、有据.听众和听众不一样,不同时期,人们关切的重点也不一样.因此你发表一个演说,在对你的核心信息进行设计的时候,必须考虑到人们关切的重点.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国际上对此事十分重视,很多评论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同70年代末同志提出的改革开放相提并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担心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会不会变.我在法国的多次演说中,着重回答了这个问题.我在一次演说中是这样讲的：

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70年代末,提出改革开放的政策.把改革和开放联系起来,这绝不是偶然的.这是中国人经过几个世纪思考,总结历史经验所摸索出来的一条道路.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的铸铁技术始于2200年前,欧洲比中国晚了许多年.我们在2300年前发明了指南针,公元105年发明了造纸术,比欧洲早1000年.公元808年发明了,公元1048年发明了印刷术.中国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不是几百年,而是上千年.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的统计,到1820年,中国GDP占全球的27%,而英国仅占5%.

1405―1433年,明朝郑和率领中国船队七下西洋,当时中国的船队是世界上最大的船队,有62艘船.船上有近2.8万名海员.郑和乘坐的那艘旗舰,船上有1000名海员.郑和的船队最远到了非洲的东海岸.哥伦布1492年发现新大陆,他当时的船队只有3艘船,船上的设备远不及郑和船队先进.郑和的船队到了东南亚、中东和非洲,给他们带去了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换回了当地的产品.中国的文明程度远远高于当时所访问的国家,但郑和的船队与当地进行货物交换后没有留下,没有对当地实行殖义.但是,郑和七下西洋之后,明朝皇帝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下令封海.世界上最大的船队由于不能出海,长期闲置,最后都烂在海里了.更有甚者,嘉靖元年（1522年）,政府下令封闭沿海各港,销毁出海船只,甚至禁止下海捕鱼捞虾,违者处以极刑.

中国人在几个世纪里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原来中国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为什么后来落后了?有人说中国的封建制度太长了,也有人说因为列强的入侵.的确,中国的封建制度是世界上最长的――2000多年.但是,为什么欧洲的封建制度被冲垮了,中国的封建制度却能继续下去?列强入侵中国,你要有本事你同他打,但你打不过他,为什么打不过?中国人经过痛苦思索,找出了落后的根本原因是封闭.封闭使文艺复兴之风、工业革命之风、启蒙运动之风很长时间没有刮到中国.封闭导致落后,只有开放才能使中国走向进步与繁荣.因此,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是不会变的.

加入世贸组织的决定是在中国人对自己落后的根本原因进行反思的背景下作出的.入世并不是中国所有的产业都欢迎的.沿海的有竞争力的产业欢迎入世,然而绝大多数竞争力差的产业不希望入世.因为入世会带来外国人的竞争,使他们日子更难过.但中国人为什么要排除各种阻力入世呢?就是因为我们认识到只有入世,只有加入世贸组织,中国才能进步,才能实现现代化,才能繁荣.

中国入世之后,我接受了许多记者采访,他们问我,中国入世意味着什么?我回答,意味着中国将按照世贸的游戏规则办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遵守国际协议的记录是好的.中国将会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改革、开放道路走下去.

上述这番话,法国人是听得进去的.不少人会对我说,你的讲话有深度,有说服力,我们相信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是不可逆转的.

抓住对方关切的问题,在进行辩论时,要抓住对方的弱点,批驳时有理、有据.我在日内瓦工作时,在人权会上,曾经同美国等发达国家代表进行过激烈的辩论.我在1997年4月8日53届人权会上有一篇发言,抓住对方的要害问题,坚决予以驳斥.我是这样讲的：

冷战结束之后,本委员会的南北对抗取代了昔日的东西对抗,这种对抗已经持续了五年.对抗是北方挑起的,是北方强加于南方的.一些北方国家有组织、有预谋地把人权委员会变成了审判发展中国家的法庭.发达国家代表在本委员会里成了高人一等的法官,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则成了被审判的对象.自1992年冷战结束以后,本委员会通过的72项国别决议,几乎全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这绝不是偶然的.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我不禁要问,他们有资格来审判发展中国家吗?我想答复是否定的,因为：

一、这些发达国家,绝大多数历史上的人权记录并不光彩.它们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都有长期地、大规模地、系统地侵犯别国人权的记录.西方国家贩卖黑奴持续了约四个世纪.根据著名的美国黑人历史学家W.E.B.杜波依斯先生的估计,大约累计有上亿的黑人在贩卖黑奴的过程中死去.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是人类文明的耻辱.贩卖黑奴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至今仍未消除,非洲仍是当今世界上最贫困的大陆.那些发达国家在贩卖黑奴时考虑过黑人的人权吗?今天,他们过着富裕的日子,考虑过给非洲国家予以补偿吗?

从15世纪以来,西方国家进行了几个世纪的殖民战争,他们大规模地屠杀殖民地的人民,掠夺殖民地的财富.他们在这样做的同时,考虑过殖民地人民的人权吗?

二、对于今天世界面临的人权问题,西方发达国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根据联合国的统计,全世界57亿人口中,有13亿人口在挨饿.我想问一问发达国家的代表：“你们懂得挨饿意味着什么吗?”挨饿意味着一个人的生存受到了威胁.如果生存都得不到保障,那还有什么人权可言.为什么世界上会有13亿人处于贫困状态?这难道同过去殖义者侵略、剥削、掠夺所造成的后果和发达国家所建立的当今世界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毫无关系吗?发达国家人口占世界总人口不到15%,却占有世界50%以上的财富,而占世界人口20%的贫困人口仅占有世界1.4%的财富,这难道是公平的吗?

三、发达国家国内的人权状况也远非尽善尽美.就拿那个最大的发达国家来说,黑人占该国人口总数的12%,然而,在该国所有当选的各层次议员中,黑人当选率仅为5%；在参议院中,100名参议员中仅有1名黑人.这是一个现象,在这个现象的后面,难道不是在该国肆虐了几百年的在作怪吗?

中国经常成为许多发达国家指责的一个重点,然而,在这里我却可以自豪地告诉他们,少数民族占中国人口的9%,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少数民族代表却占了14.7%,连人口仅2000多人的珞巴族都有自己的代表.

这篇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的发言,在与会代表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责编：冬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