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的社会慈善

民间慈善活动相对予政府来说,尽管力量较小,但是更具有灵活性和生窃力.特别是在政府无力承担社会慈善的时候,非政府的民间慈善活动显得尤其重要.

一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长期的地方割据和连绵不断的战争,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极大.曹操在《嵩里行》所写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绝非文学的夸张之词.连强悍如曹操者,都发出“念之断人肠”的叹息,可见当时社会动乱之惨烈.或许可以说,这也是人的生命最低贱的时代.

现实的苦难,自然会反映在文化上.玄学的产生和发展,充满了逃避人世的意味；而寻求彼岸世界的宗教的兴起,更是将这种思想直接地表达出来.与此同时,社会慈善活动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战乱频仍,恰恰是最需要社会慈善发挥作用的时刻.但是,当时的政府已经无力承担这个责任,这为宗教介入社会慈善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契机.

宗教对于社会慈善的影响,表现在开始出现真正意义的、规模较大的民间慈善活动.这些民间慈善活动大多是由寺庙、道观等组织进行的,打破了过去基本上是由政府组织慈善事业的局限.

无论是佛教还是道教,组织慈善活动都成为当时的一个主流.《三国志》记载：早在东汉末年,笮融“坐断三郡委输以自入,乃大起浮屠祠等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民人来观及就食且万人,费以巨亿计”.可见当时佛教寺院慈善救济事业规模的宏大.这类例子在《释氏通鉴》、《佛祖统纪》及《洛阳伽蓝记》等佛教典籍中记载颇多.此外,佛教免费施医给药也成为一种传统.而道教在最初的发展时期,也是以为人治病作为号召.

尽管佛教和道教的这些慈善之举,是为了扩大本宗教的影响力.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对于社会慈善事业的推广确实是影响巨大的.

魏晋南北朝的社会慈善活动,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宗教在其中处于主导的地位.这在中国儒家大一统的传统之中,如果换了其他的时期,而不是由于南北朝时期社会时常处于“权力真空”的状态,是无法想象的.

二

魏晋南北朝时期,宗教参与到社会慈善活动中,对于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来说,主要的贡献有两点.

其一,形成了许多后来常设性的民间慈善形式,对后来慈善事业影响巨大.

比如佛教“药藏”的设立.最初,佛教僧人施医给药,治病救人,常常是个体的行动.僧人们仅仅凭借个人的医术与慈悲心,对贫穷的病人予以免费医治.在瘟疫流行的时候,则“游行乡里,拯救危急”.但是随着病患数量的增多,药用量也自然增大,个人常常无法解决医治很多病人的问题,所以开始在瘟疫流行的时候,设立“药藏”.南朝陈时,“疠疫大行于扬都,(惠达)修大药藏以济之”.所谓“药藏”,就是集中存储药物、进行医治的机构.这种机构常常设置在寺院之中,对于不能一下子治好的病人,也可以在这里居留治疗,直至痊愈.此外,寺院本来就是固定的粮食赈济、收容老弱的场所,所以,最终演变为一种民间的慈善机构.

这种举措甚至直接影响到了世俗社会,由世俗人设置的专门性的慈善机构也因此而成立.比如,南北朝时期就出现了专门收容贫病者的慈善机构――六疾馆.《南史》记载：南齐文惠太子萧长懋与竟陵王萧子良“俱好释氏,立六疾馆以养穷人”.这是中国慈善历史上最早的慈善机构.其创始者都是受到佛教的影响而有此创举.最后影响到政府,也设立类似的慈善机构,如《北史》中说：“诏太常立馆,使京畿内外疾病之徒,成令居处.严敕医署分师救疗,考其能否而行赏罚.”

此外,也开始设立类似养老院的慈善机构.在此之前,只是对于贫苦无依的老人赐给器物,进行简单的“赐粟”等救助,没有专门的慈善机构.一直到梁时,才开始设立的养老院――孤独园.《梁书》记载：“于京师置孤独园,孤幼有归,华发不匮.若终年命,厚加料理.”

其二,由于宗教中一般都直接有“行善积德”的教义,这对社会民众慈善思想的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例如,西晋时期,法立、法矩特别翻译《佛说诸福田经》,劝人种“五净德福田”,行“七法广施福田”,内容大都是要求世俗大众多做慈善公益事业,以便得到善报的福田.这种思想的影响,对以后民间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对于中国慈善历史来说也是如此.这个时期的社会慈善活动,暴露出单纯由政府进行社会慈善事业的弱点.民间慈善活动相对于政府来说,尽管力量较小,但是更具有灵活性和生命力.特别是在政府无力承担社会慈善的时候,非政府的民间慈善活动显得尤其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