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新图书馆运动”述评

[摘 要]介绍20世纪初,近现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仿效近现代西方公共图书馆运动的精神与办馆理念,掀起一场持续近20年的新图书馆运动(1917―1936年),力图革除封建藏书楼的陋习,提倡图书馆平民化教育.1925年,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后,开始致力于“中国的图书馆学”和全国性的公共图书馆体系建设,标志看中国近代“新图书馆运动”由自发步入自觉时代；并回顾新图书馆运动历史的现实意义.

[关 键 词]新图书馆运动中华图书馆协会　梁启超　述评

[分类号]G259.29

19世纪上半叶,中国近代维新派人士认识到西方图书馆教育对国家民族强盛的重要作用,先后介绍、传播并仿建具有西方公共图书馆性质的藏书楼.如郑观应(1842―1922年)在《盛世危言》之《藏书篇》较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图书馆功能；梁启超(1873―1929年)成立“强学会”及“强学书藏”；徐树兰(1838―1902年)创办了具有近代公共图书馆性质的古越藏书楼.此外,一些清末官吏也开始关注公共图书馆事业.1910年,满清封建政府颁布了《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第一次明确了“图书馆”名称的法定地位.1915年,民国政府先后颁布了《通俗图书馆规程》、《图书馆规程》和《图书呈缴通令》等.同时,20世纪初,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人发起了“新文化运动”,“科学和”的价值观冲破封建文化思想的藩篱,导致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及思潮的变迁,也促使了藏书楼历史文化观的嬗变.这些为近现代中国新图书馆运动提供了社会土壤和文化环境.在这一历史背景之下,1917年,沈祖荣、胡庆生先生等开始宣传现代图书馆理念,抨击藏书楼陋习,开启了中国近现代“新图书馆运动”的先声.1925年,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在其积极的推动下,“新图书馆运动”步入了新的,开创了“中国的图书馆学”,并构建了较为完整的全国性的公共图书馆体系,在中国图书馆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历史意义.

1　学界对新图馆运动的认识

1926年,刘国钧先生在《图书馆学季刊》创刊号上,就办刊宗旨说道：“本新图书馆运动之原则,一方参酌欧美之成规,一方稽考我先民对于斯学之贡献,以期形成一种合于中国国情之图书馆学”.当代图书馆学者也多有提及和研究.学术论文涉及的有如陈幼华、吴永贵,蔡淑敏,王旭明及程焕文博士等；学术专著反映的有宓浩先生编著的《图书馆学原理》,傅璇琮、谢灼华先生主编的《中国藏书通史》,范并思、邱五芳等编著的《20世纪西方与中国的图书馆学――基于德尔斐法测评的理论史纲》等.

程焕文博士《百年沧桑世纪华章――20世纪中国图书馆事业回顾与展望》一文“百年图书馆历史8个阶段划分”之二提到了“新图书馆运动时期(1912―1925年)”.①1910年春,美国友人韦棣华女士(MaryElizabethWood,1864―1931年)创办的文华公书林――新图书馆运动的策源地和中心,1912―1925年是新图书馆运动的高涨时期；②1916年,沈祖荣先生赴美留学回国后于1917―1919年三年间,在全国各地宣传欧美现代公共图书馆事业,掀起了全国性的新图书馆运动的,是为中国“提倡图书馆之先声”和“西洋图书馆流入中国之先声”；③中华图书馆协会(以下简称为“中华图协”)的成立标志着新图书馆运动达到了,从此中国开始由以宣传欧美图书馆事业为主的新图书馆运动转入新图书馆建设的.程焕文博士所指的“新图书馆运动”是“以宣传欧美图书馆事业为主”的运动,为细分中国百年图书馆发展历史的需要；同时,也表明中华图协成立后,由以“宣传运动”为主的新图书馆运动向新图书馆建设的实践运动中推进,因而,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迎来了“新图书馆建设的(1926―1937年)”.

范并思、邱五芳等编著的《20世纪西方与中国的图书馆学――基于德尔斐法测评的理论史纲》之“第七章新图书馆运动(1917―1937年)”,系统而简明扼要地论述了“新图书馆运动”的源起、经过、,也叙述了近现代中国图书馆学界对“新图书馆运动”不同的观点,如：“否定说”否定存在过这样一场“运动”；“泛指说”,将“新图书馆运动”当作一个与欧美学者称呼西方近代“公共图书馆运动”相类似的术语使用,即将自清末以后各地建立与普及新式图书馆过程统称为“新图书馆运动”；“专指说”,“新图书馆运动”是一个有明确的起始时间的运动,而且有两类观点：一类是将1917年沈祖荣先生赴各地宣传图书馆作为起点；另一类时间起点,范并思文未作多述,并例举了这一时期主要的图书馆学家及其理论贡献,同时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①‘新图馆运动’的确存在.②‘新图馆运动’存在两个(1917―1920年,1925年后).③由于当时图馆学界未指明这一运动的起始时间,亦可将清末到抗战这一近代图馆产生的全过程当作泛指的‘新图书馆运动”.

傅璇琮、谢灼华先生主编的《中国藏书通史》也论述了新图书馆运动,“1925年前后,旨在效法欧美公共图书馆制度以改革和发展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新图书馆运动’,以庚子赔款施用于图书馆事业的问题为契机,逐渐由北平而南京,向全国展开,”而将1925年以前的图书馆宣传活动称为“新图书馆运动”的萌芽或早期.从民国图书馆史料分析,《通史》的论述符合史实.笔者拙见“新图书馆运动”起止时间为1917～1936年,清末至1917年为新图书馆运动的背景及缘起,1917年沈祖荣、胡庆生先生等赴美留学回国后,在全国各地宣传欧美现代公共图书馆事业为新图书馆运动的发轫,至抗战初结束.

2　新图书馆运动的及结束(1925-1936年)

2.1中华图协成立推动“新图书馆运动”的发展

1920年冬,全国教育界发起组织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华教育改进社特设了图书馆教育组,稍后,又敦请戴志骞发起成立我国最早的地方图书馆联合体――北平图书馆协会.1924年后,浙江、开封、南阳、天津、上海、南京、江苏等省市图书馆协会纷纷成立.同年,韦棣华女士赴美国,她促成了美国国会两院及美国政府将第二批庚款作为发展中国文化教育事业之用,并派美国图书馆专家鲍士伟博士(DrArthurEBstwiek)来我国考察,加速了我国统一的全国图书馆协会的成立.1925年,广州、苏州、济南等地图书馆协会也相继成立.同年,袁同礼、戴志骞等在北京图书馆协会的基础上筹备成立中华图书馆协会.此时,上海图书馆协会主席杜定友在上海也发起成立全国图书馆协会,已有14个省市的图书馆代表应邀至沪,并于4月24日在上海交通大学议决合组.翌日,在广肇公学召开成立大会,与北京图协达成一致共识,于6月2日,在前北京欧美同学会址举行中华图协成立仪式.协会的宗旨为“研究图书馆学术,发展图书馆事业,并谋图书馆之协助及联系”.中华图协自成立起,每年开办暑期学校,积极支持武昌华中大学文华图书科的图书馆教育事业.1928年5月,在全国教育会议上,中华图协倡议议决“国立大学应设图书馆学专科案”,1929年,中华图协第一届年会议第三十九条亦曾决议：“呈请教育部通令各大学区各省教育厅各特别市应于每年经费中规定百分之二十图书馆事业,并通令全国各学校于每年经常费中规定百分之二十为购书费.于1929年、1933年、1936年中华图协召开了三次年会商讨及促进图书馆发展之工作.1947年7月,在其积极努下,教育部举行留美学生考试,设图书馆学名额,录取公费生2名,自费生若干名,图书馆学公费委派生尚属首次.在图书馆理论学术期刊方面,1925年6月30日,创办了《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随后又创办了《图书馆学季刊》.在协会的提倡下,地方图书馆协会也创办了大量的馆刊、会报,先后出版了《国学论文索引》《文学论文索引》、《北平各图书馆所藏中国算学联合目录》、《古逸书录丛辑》等.组织对各地图书馆、民教馆、书店、期刊、善本以及版片等7项调查,发表了《全国图书馆调查表》、《中国定期刊物调查表》《中文期刊生卒调查表》；并关注图书馆经费的财政支持,推动《图书馆规程》的修正与完善.同时,还积极主动地加强图书馆的国际交流与合作,邀请国外图书馆学专家来华访问讲学,也踏出国门参加图书馆国际学术交流会议,如国际图书馆会议及美国图书馆协会五十周年纪念大会(1926年),第一、二届国际图书馆及目录学大会(1929年、1935年),为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走过了24年不辱使命的光辉历程.中国大百科全书之图书馆卷认为1925年,中华图协成立,次年,创办了《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和《图书馆学季刊》,掀起了新图书馆运动”.1925年后,“新图书馆运动”掀起了第二个,由于有庚子赔款退款施用于图书馆事业这一明确目标,有众多的图书馆学家参加,范围又是全国性的,故1925年的更像一场“运动”.

2.2　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标志“新图书馆运动”的理性自觉

1925年6月2日,在中华图协成立会上,梁启超先生当选为第一任协会的董事部部长,发表了著名的演说辞.其演说辞着重指出：①以“读者”和“读物”来分析对比中美两国民众知识层次对公共图书馆的教育供给和需求.“美国几乎全国人都识字,而且都有点读书兴味,所以群众图书馆的读者满街皆是,因为群众既已有此需求”,而现时的中国“而其感觉有图书馆之必要最痛切者,尤在各校之教授及研究某种专门学术之学者,这些人在社会上很是少数”.②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学问无国界,图书馆学怎么会有‘中国的’呢不错,图书馆学的原则是世界共通的,中国诚不能有所立异.但中国书籍的历史甚长,书籍的性质极复杂,和近世欧美书籍许多不相同之点,我们应用现代图书馆学的原则去整理他.一定能在图书馆学里头成为一独立学科无疑.所以我们可以叫他做‘中国的图书馆学”’.③养成管理图书馆人才,“图书馆学在现代已成一种专门科学,然而国内有深造研究的人依然很缺乏,管理人才都还没有,而贸贸然东设一馆,西设一馆,这些钱不是白费吗所以我以为当推广图书馆事业之先,有培养人才之必要,培养之法”.④“因为若要多设,一则财力不逮；二则人才不彀.与其贪多惊广,闹得量多而质坏,不如聚精会神”.

20世纪初年,图书馆办馆经费支绌,如京师图书馆,民国以前未有预算,所有费用均由学部请领,每月不过千余两.民国初,每月约支3000―4000元,民国六年,始定预算每月5000元,财政支绌未能如期请领,拖欠到民国十七年七月以后,仅领到维持费每月1500元.民国十八年三月,确定预算每年50000元,合并后,经费全部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承担才有了比较稳定的脚落.在图书馆学人才培养方面,武昌华中大学文华图科(及继后的武昌文华图专),民国十六年以前毕业人数仅37人(第二次《中华民国教育年鉴》统计误为25人).武昌文华图书专科学校自创办至1947年止,26载共计毕业学生460余人.文华图专、中华图协讲习班以及金陵大学、大厦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中法大学等大学图书馆学科人才的培养远不能满足图书馆发展和普及的需要.可以说,梁启超先生的演说辞是在充分考察中国国情的实际情况下,对“新图书馆运动”可持续发展、推向运动的理性思考.中华图书馆协会的成立和梁启超先生的演说辞标志着中国近代“新图书馆运动”由自发步入自觉时代,表明近代中国图书馆人在多年的图书馆普及推广中致力于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新道路.1929年,沈祖荣先生出席罗马国际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大会,考察了欧洲8国的图书馆事业,这位中国近代新图书馆运动的主要推动者(也可以说是发起者),更加坚定地选择了走适合中国国情的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道路.1933年,他在《文华图书专科学校季刊》撰文指出“中国式的图书馆,应有纯粹的中国色彩,合乎中国人性,合乎中国书刊出版物的字形与装帧式样.我们虽然采取了人家的科学管理方法,但应在具体工作上变为中国化的图书馆”.“中国的图书馆学”不意味着“新图书馆运动”的结束,也不是“新图书馆运动结束的直接诱因”更没有“因为自1925年后,我图书馆发展的理念与态度上有了重大的转变”.

1925年后,民国政府(北洋及南京)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与中华图协一直致力于建设全国性的公共图书馆体系,就在演说发表后的6年里(民国二十一年止),全国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全国性县立图书馆普及运动.据笔者对第一次《中华民国教育年鉴》统计,全国普通图书馆903所,专门图书馆58所,民众图书馆575所,社会教育机构附设图书馆331所,机关团体图书馆107所,书报处259所,学校图书馆694所,私家藏书楼8所.其中,广东省399所,河南省305所,江苏省281所,山东省271所,浙江省250所,湖南省176所,河北省155所,云南省150所,福建省113所.而大部分县立图书馆建于民国十九年(1930年)前后.1932年后,民国政府及教育部通过多年全国性图书馆普及的探索经验,认为走英美图书馆普及模式存在一定的现实困难,进而转向民众教育馆的建设,大部分不具备办馆条件的通俗图书馆撤并为民教馆图书阅览部(室).这一社会现实状况,正契合了梁启超先生在演说辞里最为关切的问题.根据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之统计,省县单独设置之图书馆1502所,民众教育馆图书部990所,学校图书馆2542所,机关、社团附属设图书馆162所,合计5196所.全国图书馆数量并没有减少,质量却大有提高,持续近20余年的新图书馆运动成绩斐然.1937年7月,日寇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抗战期间图书馆舍及及藏书遭受的摧残无可估计.据对战后的统计(1947年),省县单独设置之图书馆418所,民众教育馆附设图书馆部(室)716所,学校图书馆1492所,机关、社团附属设图书馆76所,合计2702所.虽然新图书馆运动至此结束,但是运动精神却一直高昂存在.抗战期间,中国图书馆人所表现出的民族精神将永远铭刻于中国图书馆史册.

3　新图书馆运动的启示

清末民初,由外国帝国主义疯狂的殖民入侵和殖民掠夺,中华民族陷入了一场空前未有的深重灾难.在这民族危亡之秋,中华仁人志士以共同的民族价值目标和理想信念,用各自的思维方式和文化法则开始了持续百年的民族自救、民族图强的艰辛历程.中国近代“新图书馆运动”就是部分当时先进知识分子,本着教育救国,振兴民族,把自己的一生无私地奉献给图书馆事业而书写出的文化新篇章,同时也留给我们许多有益启示：

开放性与民族性结合,新图书馆运动的过程就是一个对外开放的过程,汲纳了近代西方公共图书馆运动的核心精神和办馆理念,确立了近现代中国图书馆事业及发展方向.近现代中国图书馆人并没有照搬照抄,而是立足于本民族文化特性,开创了“中国的图书馆学”.

理论性与实践性结合,新图书馆运动构建了近现代中国的图书馆学理论体系,但是运动中的图书馆人更注重图书馆的普及推广之实践.因而,不仅有图书馆的宣传、理论运动,而且还有全国性的新图书馆普及建设运动.这表明公共图书馆的普及既需要政府公权的高度重视,还需要图书馆社会活动家、图书馆学家们为代表的所有图书馆人的积极推动和亲躬实践.

国情性与创新性结合,图书馆事业与国民教育水平有密切的关系,只有具备初步的阅读能力,才能产生对图书馆的需要.就目前我国图书馆的阅读群体而言,80年前梁启超先生在中华图协成立会上的演说辞仍不失现实意义,纯经济CDP增长不足以推动社会文化的进步,这需要图书馆人身体力行地对民众进行长期的图书馆文化教育培育.

中国图书馆事业应该充分考察所处的国情阶段,既不能盲目地超越现实社会条件,也不能无所作为,要具有创新性.作为新世纪“21世纪新图书馆运动”的图书馆人,应该更多地走出塔,效法当年“新图书馆运动”先驱――韦棣华女士、沈祖荣先生,加强中小城市图书馆建设,并从现有的图书馆从业人员中招聘志愿者,深入广阔的农村天地,宣讲现代图书馆理念,培育乡镇图书馆阅读民众,以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