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目录学史的进展(1840―1919年)

[摘 要]针对近50年来近代目录学的研究状况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整理.从以往学者对近代目录学研究的特点、进程、书目类型、图书分类及对近代目录学家的研究等方面,总结近代目录学研究的成就与不足,提出今后研究的发展方向.

[关 键 词]近代目录学史　近代化　研究进展

[分类号]G257

学界开展对近代目录学(1840―1919年)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一些学者逐渐意识到近代目录学研究的意义,在彭斐章、谢灼华先生提出了加强近代目录学研究的倡议后,近代目录学的研究状况才有所改观.纵观近50年来的有关近代目录学研究论文和著作,兹将其研究成果分述于下.

1　对近代目录学编纂特点和发展进程的总结

陈光祚首先总结了近代目录学的三个特点：一是书目的社会作用和战斗性提高了；二是书目的种类和类型有了扩展；三是在图书分类、编排方法上有了新探索.

80年代的学者多沿此思路总结晚清目录学(1840―1911年)的特点.如：谢俊贵便总结了晚清目录学的政治性和其在书目类型上的特点.另外,陈超对晚清目录类型、著录格式、提要编写等方面做了探讨.

90年代,对近代目录学的特点有了更为广阔的研究视角和更为全面的总结,突出的表现是文化观点被引入目录学研究领域.如王心裁将近代目录学的演变融入到文化演进的历史过程中；再如吴杰、黄爱平就更全面地总结出目录学在晚清的特点是出现了“新旧并存”的局面.

对近代目录学发展进程的总结以张凤英为代表.张凤英梳理了中国目录学近代化的基本线索,认为中国传统目录的近代化,经历了由《西学书目表》、《古越藏书楼书目》、到新式图书馆目录,再到《中国图书分类法》的发展过程.此外,安徽大学的倪梁鸣同学在其2007年的硕士论文《论20世纪中国目录学成就》一文中,对近代目录学也作了总结.

2　对近代书目类型的研究

近代目录学新旧“混合性”的特征反映于书目类型中便可大致分为传统书目类型和新兴书目类型.传统书目类型表现在补史志目录、特种目录和专科目录三个领域.其中特种目录又可分为读书志和题跋记目录、禁毁目录、辑佚目录、版本目录等；新兴书目录类型可分为新学译书目录、国学推荐书目、近代图书馆目录、近代书业书目等.

2.1　对传统书目类型的研究

2.1.1

对近代补史志目录的研究

学者们对此的研究呈现出以下特点：

注重对近代补史志书目的梳理.如王余光梳理了近80余种史志目录补辑目录；而谢芦青则是将乾隆年间至民国初年的补史志工作划分为四个时期,认为“从咸丰直至宣统年间”为补志工作的鼎盛时期,并从分类体系、书目类例上概括了其特点.

对某部著作的专门研究.如刘洪全对姚振宗的《隋书经籍志考证》作了研究,他分析了其编纂体裁、著录方法,指出姚氏注重收辑书籍源流、区分类例的目录学思想.

2.1.2对近代特种目录和专科目录的研究在特种目录方面的研究有以下几个方面：

对读书志、题跋记目录的研究.严佐之研究了几部重要的近代读书志、题跋记目录.不仅简要的介绍了作者的传略和编纂经过,而且还研究了这些书目的性质、编纂特点.

此外,一些学者还对某一部读书志目录进行了专门深入的研究.如邵胜定反驳了将《曝书杂记》看作校勘学专著的观点,认为它应是一部反映版本的目录学藏书志.

对辑佚目录的研究.对近代辑佚目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马国翰和王仁俊两人.如张学军对马国翰辑佚书的目的、特点、成果及不足进行了论述.对王仁俊的研究以张升为代表,分析了其所辑佚书目的方法、体例、特点.

对版本目录的研究.一些学者在其版本目录学研究的专著和论文中有对近代版本目录的梳理.如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的《中国版本目录学书籍解题》、初昌雄的《清代版本学著作概述》.而莫友芝是近代版本目录学家的代表,学者们多对其展开了研究.

郑伟章首先论述了莫氏《鄙亭知见传本书目》的编纂特点,梳理了莫氏其他重要的目录著作.张海惠则对莫氏的另一部版本目录《宋元旧本书经眼录》作了研究,认为其在版本鉴定、校勘及书史研究方面取得了成就.

此外,李向群还对《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贩书偶记》、《书目答问补正》的版本流传、种类、内容等作了比较和评价.

对禁毁目录的研究.这一目录类型的研究以申畅为代表,作者梳理了姚觐元收访的清代禁毁书目,分析了其存在的价值.

在专科目录方面,有王渭清对罗振玉的《经义考目录》的研究文章.除此之外,华东师范大学的郑春汛博士在其2007年博士毕业论文中以《清末民初专科目录研究》为题,从经学专科目录和文学专科目录两个研究视角展开了研究,探讨了清末民初专科目录的发展规律.

2.2对新兴目录类型的研究

2.2.1对新学译书书目的研究　对新学译书书目的研究分整体研究和个案研究两个方向.整体方向的研究代表有张志伟,他重点分析了近代东西学书目的编制目的和书目在分类、著录方面的特点；林立强则是对译书书目的类型加以探讨,评价了其在中国目录学史上的地位.

个案研究主要集中在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上.林申清的文章分析了《西学书目表》在分类、编纂体制、著录、功用方面的特点；程磊指出了其存在的八大问题,值得深思.

2.2.2对国学导读书目的研究

80年代初期,学者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书目答问》上,运用的研究方法或是利用传统目录学研究的校勘、考证法,如：袁行云的《(书目答问)和范希曾的补注》；或是局限于从这些目录本身挖掘其特点,评价其地位.如：方衍的《论(书目答问)》；其中,也不乏诸多创见,如：史迁从《书目答问》分类的不足人手,拟出了一个以“中西合璧,新旧杂糅之法,配以标目”为标准的新分类法.

80年代中期开始对导读书目的研究有了新突破,呈现出以下特点：

对导读目录的学术意义和地位的探索.如余庆蓉指出导读书目不仅在书目类型、社会职能上有所开创,还进一步促进了近代图书分类的发展和演变.

将导读书目置于广阔的文化视野下加以考察.王心裁认为清末众多导读目录的出现,“使目录学也由整理文献转向了推荐文献,传播思想、学术.由此,目录学之读者一端得到重视,进而成为目录学由古典走向近代的转折点”.

2.2.3对近代书业书目的研究孟昭晋首先对书业书目的定义、成就,发展的基本线索进行了总结；徐蜀整理了一些有价值的近代营业书目,并将其影印出版；而周振鹤则系统地整理了晚清的营业书目,并指出了开展其研究的意义.

2.2.4对近代图书馆书目的研究对近代图书馆目录展开研究的是张志伟,他先是论述了近代图书馆目录发展的时代背景,然后对近代图书馆目录的形式、类别、分类、著录等方面做了研究.

3　对近代目录图书分类的研究

蒋元卿首先系统地总结了近代书目分类的三个特点：一是对四部分类法进行增改的旧派；二是打破四分法束缚的改革派；三是分类中的新旧并行制.以后的研究者多循此线索对近代书目分类状况展开研究.

3.1对四部分类法进行增改的旧派研究

对四部分类法进行增改的代表作是《书目答问》.首先对其分类加以肯定的是袁行云,认为《书目答问》变四部为五部分类是对传统四部分类法的叛逆.

而蓝兰则对此提出了异议：认为《书目答问》变四部为五部分类仍“没有摆脱四库的混乱和钦定禁区.”,其编纂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是“《七略》以来目录著作的独尊儒家的思想,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派哲学思想.”由此,作者得出结论：《书目答问》在分类上仍然是对传统四部分类法的继承.

3.2对打破四分法的改革派的研究

对打破四分法束缚的研究之作主要集中在《日本书目志》和《西学书目表》两书.姚名达在《中国目录学史》中首先提出《日本书目志》是近代新分类法的首创.六七十年代的学者多持此观点.

80年代,对《日本书目志》的研究更为深入,白国应在肯定其在分类上的贡献后,也指出了在分类体系、类目归纳、类目名称方面存在的不足；而罗权松、林申清也通过考证相关文献,得出了《日本书目志》成书于《西学书目表》之后的结论,因此,作者认为《西学书目表》实为我国近代目录学新分类法的首创.此后,学者们基本沿用了这一观点,但傅荣贤则从书目分类思想的本质层面,对《西学书目表》分类体系的逻辑理据、类别结构、标识态度进行分析后,认为“《书目表》并不是中国近现代书目分类的奠基之作”,其真正的历史价值在于“首次实践了‘分类与文化相通约’的书目分类理论”.

3.3对新旧并行制分类法的研究

对新旧并行制分类法的研究以《古越藏书楼书目》和《仿杜威十进分类法》为代表.谢灼华对《古越藏书楼》在近代图书分类上的开拓意义予以高度评价：认为其“对近代图书馆图书分类和编制目录起到了一定的启发作用”.

罗平对《仿杜威十进分类法》展开了研究,认为它实行新旧混合制“为学习西方技术,结合中国旧有传统编制新法做出了可贵的尝试”.

3.4对近代图书分类发展演变的理性思考

中国传统的四部分类法发展到近代则出现了裂变,以上诸家的讨论仅仅是对这种裂变的史实性阐述和归纳,而对其裂变实质层面的探索则以左玉河的分析最为深刻.

他认为,近代图书分类的发展演化不仅仅是部类增删加减的问题,其反映的实质则是中国传统的知识系统向西方知识系统转变的重大问题.因此,这种对四部分类整合的尝试“是将‘四部’知识系统逐渐消解掉,融入到近代新知识系统中”.由此可见,近代图书分类发展演变所反映出的实质问题是近代社会学术思想的重组与变迁.

4　对近代目录学家的研究

近代目录学家大致可分为三个派别,即考证派、变革派、维新派.

4.1对考证派目录学家的研究

对姚振宗较系统研究的是戴维民.他将姚氏的目录学活动分成四个时期加以概述,并总结了其在每个时期内的目录学思想和方法.随后,余庆蓉又对姚振宗在目录学史上的地位做了两点补充.

朱静雯概要地述明了孙诒让在目录学方面的著作,尤其是对《温州经籍志》的体例作了简明的介绍,并阐述了孙诒让在目录分类、记载存轶、著录方法等方面的观点.但稍失简略,对孙诒让的目录学思想的阐述也缺乏系统.

王晋卿则从叶德辉所著题跋、序文、案语中总结了其“学人共见”、“海内共读”的目录学思想.

4.2对变革派目录学家的研究

对缪荃孙的研究以钱亚新为代表.他总结了缪荃孙的目录学贡献,包括：其一,理解了目录的源流、要求和作用；其二,对目录材料能博收约取.

方衍结合《书目答问》和《轩语》对张之洞的目录学思想做了研究,阐述了张之洞的目录学思想.

4.3对维新派目录学家的研究

对康有为的研究.孟昭晋系统的总结了康有为的目录学实践和理论,认为其目录学思想“具有了通达书目掌握世界范围文献与知识的新意义.”其目录学的成就“为考察中国近代目录学思想的嬗变留下了宝贵的轨迹”.

对梁启超目录学的研究详见艾露的《梁启超目录学思想与实践研究综述》,发表于《北京图书馆馆刊》1999年第1期.故本文不再赘述.

对维新派目录学家的整体研究.叶树声通过总结维新派对目录学的贡献,梳理出了近代目录学发展中的三个特征.闵定庆从文化角度阐述了维新派目录学所蕴含的历史必然,认为尽管他们“破旧有余,立新不足”但其最大的文化内涵“在于思想行为的”.

5　结语

近50年来,我国近代目录学领域的研究在目录的类型、分类、目录学家以及对近代目录线索的梳理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但还有以下几点不足：

研究范围有待拓宽.在对近代目录学的发展进程方面,对其发展进程和特点论述详备,而对于其为何有如此的发展进程和特点,则有失简略.在近代目录的类型方面,在新兴目录的研究中注重整体的研究,缺少对具体一部目录的微观研究.

研究方法有待延伸.对近代目录学研究方法总体来说还局限在考证、归纳总结的传统方法范围内,这样就使得近代目录学的研究往往多关注其自身纵向的发展成就,却忽视了整体、系统的横向比较研究.如：将我国近代目录学与同时期国外目录学的发展状况作一比较；将我国近代目录学与西方图书馆学的比较研究；将近代目录学与近代版本学、校勘学等相关学科的比较等.

研究思路有待深化.近些年来,目录学领域引入了文化的研究视角,为目录学的研究注入了活力,如徐有富先生的《目录学与学术史》便是一例.对于近代目录学而言,虽然有些学者在这方面做了些尝试,但都缺乏整体的研究.如闵定庆的《维新派目录学的文化内蕴》和王心裁的《文化冲突交融中的导读目录》,两者都是从文化的视角分析了近代目录学的某一个方面,缺乏近代目录学研究的整体性.

有鉴于此,笔者对近代目录学的发展方向做如下总结：

在走向信息时代的今天,目录学固然应当面向现代化,但在开拓和深化现代目录学研究领域的同时,更应该不断完善我国目录学自身学科发展体系.中国近代目录学作为中国目录学史的一个重要部分,应当在继续加强近代目录学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基础上,整体化和系统化的使近代目录学的研究与文化史、思想史、学术史的研究有机结合,开辟近代目录学研究的新天地,为发展我国现代目录学提供必要的借鉴和参考,使我国优秀的目录学遗产在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承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