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的品质

摘 要经学具有三重品质,分别是畏天尊圣、义理哲思与考据征实.其中最为核心之品质为“畏天尊圣”.“畏天尊圣”这一思想起源于中国古代鬼神天道信仰,经孔子发其微、总其成,正式将“畏天尊圣”引入天人关系中来考量与安立.到了汉代以后由于国家王权对“畏天尊圣”的尊崇,并将其与皇权的合理性以及国家士人入朝为官的资质相联系,从而使得“畏天尊圣”这一传统成为国家政治实践的重要要求.经过汉代国家王权对“畏天尊圣”的大力推行,从而实现了通过上层引入天道来制衡人欲这一恰当处理天人关系的信仰理念与政治主张,从而使得经学得以兴起.

关 键 词经学畏天尊圣

中图分类号：I312.06文献标识码：A

经学乃中土传统学术之核心,若按熊十力所分,其乃汇集了义理,经济,考据,词章四科之学.至于实际所囊括,恐还有所遗漏.但熊十力对于经学之理解,有两点最为恰要：一者,“经之为言,常道也.”故经学乃言常道之学.熊十力对于“常道”的理解为“夫常道者,包天地,通古今,无时而不然也.无地而可易也.以其恒常,不可变改,故曰常道.”由此可以明了经学何以是中国传统学术之中心.二者,四科之学,并非平起平坐,而是主次有别,依归有定.其认为四科之学皆以义理为根本.在论述四科关系时候,熊十力提到“习六经之义理,而自得于躬行之际,则经济诸科之学,乃有根依.夫经济不本于义理,则流为功利,甚者习险诈,以凶于国,害于家.考据不本于义理,则唯务支离破碎,而绝无安心立命之地.甚者于有价值之问题,不知留心考索,其思想日益卑陋.词章不本于义理,则性情失其所养,神解无由启发,何足表现人生?只习为雕虫小技而已.”熊十力所理解的义理为“儒家关于哲理方面,固称义理之学.”因而可以知道,在熊十力之理解世界中,义理之学乃与哲理推导之义相仿佛,而诸科之学皆需纳入义理之中.

鉴于对熊十力两种重要经学观念的理解,笔者以为,经学同应该具备三重基本品质,第一为畏天尊圣,第二为义理哲思,第三为考据征实.这三重品质构成了中国经学的基本维度.而这三重品质也并非平等共立而当先后有序,其中畏天尊圣为经学的核心品质,其余二者皆以为此怎么写作.

经学之名,出于西汉.近世以来,论其定义者多莫衷一是,各持己见.有以为起源于唐虞先圣者,如刘师培；有以为开启自孔子删定六经者,如皮锡瑞,蒋伯潜；有以为起自西汉者,如澄.这里要厘清经学源起于何时的主要依据,恐怕跟对经的理解有关.然而就经本身来说,由于先秦到两汉的理解皆难统一,因此也就很难统一定义.笔者以为,综合经学于中华之影响以及其历史性发展观之,采取澄的说法更为恰当.李氏于其《经学通论》中云：

“故言经学,于经学之性质,首宜识之矣.凡治一事,皆当明其性质与其范围,治经不当如是哉?乃治经者以顺释文字为究竟,凡一切故书皆然,经学独具之精神忽焉不察,可乎?夫经学者,史与子合流之学问,固非史学,亦非子学,而与子史皆有密切之关系.盖起于晚周而成于汉代,孟子之论《春秋》也,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庄子天下篇》曰：‘其明而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绅先生多能明之.’以《诗》、《书》、《礼》、《乐》与旧法世传之史对言,以史与义对言,是在晚周经学已有与历史分离之势,但其时儒者著书,若孟、荀之伦,称引《诗》、《书》,其态度与《左》、《国》所记春秋时人称引《诗》、《书》无异.逮乎汉代,若伏生之《尚书大传》、董生之《春秋繁露》者,论其内容与战国诸子无以异,而必纳其义于经术之中,儒者之义既托之于经术,儒术遂为经之附庸,而经学起焉.经学者,统一吾国思想之学问,未有经学以前,吾国未有统一之思想.经学得汉武帝之表彰,经学与汉武帝之大一统政治同时而起,吾国既有经学以后,经学遂为吾国人之大宪章.经学可以规定私人与天下国家之理想,圣君贤相经营天下,以经学为模范,私人生活以经学为楷式,故评论政治得失,衡量人物优劣,皆以经学为权衡,无论国家与私人之设施,皆须于经学上有其根据,经学与时王之律令有同等效用,而经学可以产生律令,修正律令.在吾国人心目中,国家之法律不过一时之规定,而经学则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万古长存.董生言‘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也.经为明道之书,故经学为万古不变之道,故吾以为常法释经学最为得当.”

经学自西汉立为官学以降,无论其身份起降迭伏,至晚清之岁依旧乃是中国政治文化制度与个体立身建立之根本依据.中途虽多有别意横出,新法改制,然其要义无不可纳于经学要旨之中.职是之故,澄于经学之理解确为最要.笔者以为经学之第一要义即在于畏天尊圣.经学自汉代以来不仅王官贵族皆需修习,皇帝天子依旧需要研习精熟.因此经学之道,不仅为常人需学,就是国家的统治者也应该信奉修习.但试问,如果修习者本身不对经学具有虔敬的心态与信奉的态度又怎能真正去修习精熟?《汉书宣帝纪》记载汉宣帝“诏诸儒讲‘五经’异同,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平奏其议,上亲称制临决焉.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谷梁《春秋》博士.”而这位汉宣帝之所以能够继承帝位,其原因之一,乃是如霍光上奏所云“孝武皇帝曾孙病已,有诏掖庭养视,至今年十八,师受《诗》、《论语》、《孝经》,操行节俭,慈仁爱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后,奉承祖宗,子万姓.”由此观之,经学在西汉皇室中已经影响到皇帝继承,其位置之关键可见一斑.而到了东汉,皇室对于经学则依旧极为重视,《后汉书桓荣丁鸿列传》记载：“肃宗诏鸿与广平王羡及诸儒楼望、成封、桓郁、贾逵等,论定《五经》同异于北宫白虎观,使五官中郎将魏应主承制问难,侍中淳于恭奏上,帝亲称制临决.鸿以才高,论难最明,诸儒称之,帝数嗟美焉.”由此观之,无论是西汉的石渠阁会议还是东汉的白虎观会议,最后定夺经义高下的还是皇帝本人,试问如果皇帝本身并不认可经学的权威性并且没有经过精熟的经学的话,怎么能够亲身于众多经师的论辩中定夺出孰优孰劣,以孰为准?并且在经学的建构过程中,经过西汉皇室贵族与经师的努力,已经奠定了一个至为重要的根基,那就是畏天遵命.根据澄的说法,“在吾国人心目中,国家之法律不过一时之规定,而经学则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万古长存”.这里李氏非常独特的拈出法律与经学相比较,使得经学的独特性得以彰显.但试问经学又怎么能成为万古不变之道,其权威与流传都使法律相对逊色呢?法律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无论是昔日还是今时,无论是大陆法系、欧陆法系还是中华法系,毫无疑问都在不断补充、修订与废止,但经学非能如万古江河,历时不衰.其原因在何?法律之用,重点乃在使不肖者畏惧受罚,使顺民安分守己,维持社会之稳定平衡.但如果清楚法律使用之根本依据何在?往往也只能命之为自然,天命,神圣而已.其最后之论证依据依旧仅能归之于社会之自身原因或是外在难以阐释之原因,并不能完全说清依从法律之根本依据到底比违反法律行为的根本依据在其正义性上到底要高明多少.但经学之所以能够高于法律乃因经学是建立在一种畏惧天与尊崇圣人的基础之上,从认识论的角度说,法律之所以有效乃是因为畏惧惩罚,但如果对于当权者或是有势者,往往效用极为有限.即使在西方现代的宪政体制下,依旧可以看到,其实法律对于有权势者来讲,其约束效力也是极为有限的,毕竟美国的参议院实权远远大于众议院,毕竟美国经常可以爆出总统丑闻,让总统换届,但却难以改变精英执政的作风,当然,这里并不是要否定精英执政的必要.所需要说明的是,其实就整个社会的结构来看,无论古今,把持着这个社会领导权的毕竟大部分并不都是那些法律就可以轻易约束住的群体,而对于这部分群体应当怎么办?而经学则提供了一个极为重要的维度,引天道圣人以挟众人.天道本是虚无之物,变化在常与不常之间,其有四时变化,有能为人所可以逐渐把握的自然规律和万物之理,但其又充满了不可全知性、偶然性,从而可以容纳太多的理解空间与阐释话语,因此将天道引入到人世则可以为制约人世之骄狂不矜提供一种可能.既然在人世中,皇帝已经是最高统治者,那又该由谁来制约皇权呢?法律吗?显然不可能.因而引天入世之重要目的之一还在于制约统治者的权力.东汉经师郑玄也认为,“六艺者,图所生也”,“河图洛书,皆天神言语,所以教告王者也”.这当然是从政治维度来讲,而对于非皇室阶层的百姓来讲,天道显然过于玄远,政治也明显很难参与,因此在政治文化建构上,天的意义已经不如在上层有影响力.但中国自上古以来就有悠远的神鬼传统,因此对于非皇室人员来讲,由于具有神鬼以及传统敬天祭天的文化背景,依旧可以很好接受畏天这一文化观念.董仲舒在创建此一体系中极为关键.在《春秋繁露必仁且智》中,其认为“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诗云：‘畏天之威.’殆此谓也”.冯友兰评此句之意“近于宗教”.同时,董仲舒还提出了简单论证之方法,其云“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天地之阴气起,而人之阴气应之而起,人之阴气起,天地之阴气亦宜应之而起,其道一也.”而冯友兰对此评之为“近于科学”.因此,在关注人受天所制约的同时,其也尽量为人留下活动空间,讲求人本身与天道相感应的自然之道.但其先后有别,毕竟天道为先.关于汉代敬畏天命这一点张荫麟也曾有过“大部分传统信仰,像尊天敬鬼的宗教和孝弟忠节的道德,虽经春秋战国的变局,并没有根本动摇,仍为大众的良心所寄托”之精辟论述.进一步言之,敬畏天道即是汉代经学的建构中极为关键之一维.同时天道虽然渺远,但人道却是近在咫尺.从而经学中所强调的尊崇圣人的传统则承担起了为社会成员理解社会与人世提供阐释资源的责任.圣人首先是人,经过自身的修习与训练而达到了超出常人的境界,这种境界并不是一种体力的旺盛,也不是知识的广博,而是德行的出众与服众.只有德行的高尚才能领悟天道的要义,也才能承天顺命,不违天道.因此,圣人乃是顺从天道之人.但是圣人虽然超乎常人,但却是人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做到的,因而圣人之道与为人之道就得以沟通了.无论是君上贵族,还是寒门士人也都可以通过研读圣人遗留下来的言论来揣摩圣人的意图,从而力图使自己接近成为圣人的标准,从而在敬畏天道的同时又能够顺应天道,不违天理.但是还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成圣的理想对于君王皇族的约束是极为有限的,因为君王皇族皆是上层社会的顶端阶层,拥有足够的权力支配身外之物.其所关注的可能并不太多涉及到道德修养与精神气韵,而是身体本身的长存.从而大多君王所喜好的,就自身而言,乃是登仙之道,而非修身成圣.而如果还能保持对圣贤品行遵行与追求的话,更多的乃是因为自身家族的文化承递,特别是豪门望族的形成所需求的等级划分更为这种传承提供了实体依据.但对于一般家门的士子而言,由于经学与事功联系之紧密,从而驱使士人努力去追求圣人的遗迹,修习圣人的言论,以求能接近成为圣人的标准.这样的话,也才能使得自身社会地位获得提升并拥有相关权力.当然,这种将事功与经学修习德行相联系很可能使得读书成为一种功利目的,削弱对道德完整的形而上追求,但是结果并不一定就是这样.因为以利禄作为参读圣人典籍,追慕圣人德行的回报对于社会的稳定结构具有极为关键意义.士人通过读书只要多少可以使自身社会地位有所提升,就会使得其他读书人欣然追慕.这种机制从上到下推行,则整个社会都能以尊圣修身作为价值的依归.因此,将人性中对外物的追求与人性中对内德的倾慕相结合才更能发展出一种和谐相生的互动机制.由此来讲,经学中尊圣之道对于士人社会的形成极为重要,并且为中国社会道统的形成提供的关键精神依托与利益基础.

还需要指出的是,经学为天下读书士人提供一种价值追求,使其具备追求成为圣人的理想,但是这种理想并非说是与圣人平起平坐,而仅仅只是成为近于圣人的人,也就是君子或是贤人,而并不是与圣人平肩而坐.所以如果留心各地方修建的孔庙的话,其实也可以知道,后世也是没有哪位凡人可以与孔子平肩而坐的.

虽然在君子与圣人之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这一道鸿沟保证了圣人的绝对权威,也使得历代读书人都想不断去填平它.当然,这种努力使得读书人不断完善自我人格,不断提高自身的道德素养.但这种人格与道德素养衡量的标准却只能在经学中获得.因此经学的权威性在士人阶层中的建立也就顺理成章了.最开始推动这一畏天尊圣传统的是西汉的君臣经师.以后历代统治者也都在极力信任并推行经学,即使在异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如元代和清代也依旧信奉经学.如果要问,历朝历代所推行的经学有什么共通之处的话,畏天尊圣这一点应当是很难回避的.

最后,还需要简单论证一下畏天尊圣在中国西汉社会中成为一种上下都接受的价值观念是如何可能的.

葛兆光认为：“经历了三四百年,从秦汉之际到东汉之末,中国思想世界中纬书之学由兴而圣,由盛而衰,它把古代中国关于宇宙的观念、天文地理的知识、星占望气等技术、神仙传说与故事,与传统的道德与政治学说糅合在一起,一方面试图以理论与经典在知识系统中提升自己的文化等级与品味,一方面试图以这一套囊括诸家,包笼天地人神,贯通终极理想、思想道德、制度法律与具体方术的知识系统干预政治,以建立理想的秩序.它显示了两汉时期思想的体系化与标准化倾向,也促成了国家神学的诞生.”在两汉经学中可以惊奇地发现,经学几乎没有花太多精力去详细论证为何应该去畏天尊圣以及如何去畏天尊圣（当然不能够漠视董仲舒对于这一问题的详细回答,并且其将这种思想在政治事务中推行,但还可以发现的是,董仲舒热衷于的是建构一套天人感应的经学体系,但对于这套体系的详细论证,其显然是意不在此的）,这个任务的履行是要等到几百年后的宋代才有大儒们的出现.但这种观念又是怎么为社会所接受呢?当时所盛行的纬学承担了阐释与推行这一思想的任务.《四库全书总目》提到,“纬者,经之支流,衍及旁义”,“然班固称：‘圣人作经,贤者纬之’.杨侃称纬书之类谓之‘秘经’.”由此观之,纬学在诸学中之地位并不算低.纬学源于何时,据钟肇鹏分类,至少有十二种观点.虽还不能明确断定其源起的具体时间,但却难离方术之学.方术之学源自先秦邹衍一派甚至更早,乃是神仙家之言.上面说过,汉代皇帝多好求长生不老之术,因此多喜神仙家言,因而也多信纬书之说也在情理之中.而这种信仰鬼神的观念其渊源可以上溯至殷商时期的“以神道设教”,本是渊源有自的.葛兆光也指出殷人信仰鬼神与天的关系极为密切,因而常将鬼神与天相联系.故而中国古代的信仰鬼神与敬畏鬼神与信仰、敬畏天道是联系紧密的.这也就为汉代接受经学中的敬天尊圣的观念提供了文化土壤.从而也才有所谓“汉人富于宗教信仰”之说.进而可以说,畏天尊圣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学重要经义而为两汉社会所接受,主要源于人们信仰鬼神与天道的传统.进一步言之,两汉社会道德传统的建立是因为两汉尊圣传统的建立,两汉尊圣传统的建立是因为两汉畏天传统的接受,而两汉畏天传统的接受乃是源于两汉对传统鬼神天道信仰传统的接续.因此可以说,奠定整个中华文化道德基石的两汉经学的重要经义――畏天尊圣观念的实现乃是因为对传统鬼神天道信仰继承.没有对鬼神天道的信仰,畏天尊圣传统就很难建立,而道德规范也就很难从圣人典籍中阐发和继承下来.故而澄也认为“经学虽非宗教,而有宗教之尊严.”这一点是没有说错的.

东汉以后纬书逐渐湮灭,而纬学也走向衰落,到了唐代几乎难以再能寻得多少踪迹.那是否由于纬学的失传而使得敬畏天命神鬼的传统就消失呢?没有.因为在东汉时期的中国文化世界有两件大事发生：一件乃是佛教开始向中国输入,另一件乃是道教的开创与兴起.这二者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纬学的失传,或者说取代了纬学,从而为儒家经学中敬畏天命神鬼的传统提供了丰厚的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