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的功过

翻开一部中国现代文化史,“留学”两字赫然在目.自从1847年容闳等三名学子随美国传教士布朗夫妇东渡新大陆,首开中国人留学的记录,这150多年来,留学之潮由小变大,奔涌不息,其间尽管出现过停顿,但总体上呈现着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中国大陆出现了蔚为壮观的“世界大串连”浪潮,至今方兴未艾.

从推动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中国文化思想现代转型的角度看,留学的意义与贡献,怎么估计也不会过分.胡适将留学比作摆渡西方文明的“舟辑”,将留学生比作“舵手”与“篙师”,季羡林将留学生比作“中国的普罗米修斯”.举凡现代中国的一切,从物质文明到文化思想,几乎没有什么不是莘莘学子从国外引进的.可以说,没有留学,便没有现代中国.

然而,留学带来的并非都是风和日丽的美景.纵观20世纪中国的文化景观,许多方面带有“半殖民地”的烙印,每一种流行的思潮背后,都有西方的依榜,什么中国的杜威,中国的歌德,中国的席勒,中国的卢骚,中国的左拉,中国的泰戈尔,中国的曼殊斐尔,中国的赫胥黎,中国的毕加索,不一而足.本土的文化圣祖,不是被打翻在地,就是被置诸脑后,同样,中国思想界、文坛上无休止的争论,多半是西方已有论争的翻版,中国学子们挥舞着从西方导师那儿舶来的利器,打得不可开交,偌大的中国知识界,成了西方思想的跑马场,各种思想、学说、主义在这里冲折较量,消耗着巨大的能量,中国人失去了自己的价值标准与话语,一切惟西方马首是瞻,陷于被言说、被解释、被界定的可悲境地.这一切无疑都是留学带来的副产品.

追本溯源,留学是西方强势文明在全世界扩张的结果,落实到中国这样一个具有“超稳定”结构的农业文明古国,事情不能不变得格外尴尬.众所周知,中国人对留学的态度曾经历过一个180度的逆转,从将异域西方视若蛮夷鬼域,无人愿往,到对它顶礼膜拜,趋之若鹜,这反映了一个严峻的现实:自战争到辛亥革命,经受过70年的挫折和失败,中国人文化自信心失落,由“中体西用”向“全盘西化”倾斜,不得不把文化思想主权拱手相让.

更何况,“西方”并非铁板一块,而是一个多元的存在,有英国式的,有法国式的,有俄国式的,还有日本式的.因此,如何西化,以哪一国为效仿的样板,便成为一个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从客观的结果看,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留学国的社会制度、政治模式和历史文化传统,对于年轻的中国学子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力,所谓“留日派”、“留俄派”、“留欧派”、“留美派”,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当然,中国学子的家庭出身,固有的知识教养,乃至个人的气质,潜在地制约着中国学子对异域文化的选择与认同,两者一经契合,便产生了各式的西方文化写作技巧人,比如胡适之于美国,丁文江之于英国,瞿秋白之于俄国,周作人之于日本.单独地看,他们自成体系,无懈可击,合到一起,便不免格,发生碰撞.这种碰撞到后来,演化成以胡适为首的“留欧(美)派”和以鲁迅为首的“留日(俄)派”这两大壁垒分明的阵营,在社会矛盾不断升级、阶级斗争日益激化的背景下,冲突博弈,消耗着巨大的能量.

打个不恰当的比喻:传统的中国文化好比是驴,近代的西方文化好比是马,驴马杂交之后,产下现代中国文化这头骡,从此中国文化变成一种非驴非马、亦驴亦马的“骡子文化”.根据生物杂交的一般原理,第一代的兼具双方的优点,品种最佳,但之后逐渐退化.这个生物学的原理同样符合现代中国文化实况.第一代留学生里多出学贯中西、通古博今的文化巨人,为中国现代文化奠定了基础.然而,随着时代变迁,岁月流逝,这种学贯中西、兼具马驴优点的文化巨人越来越少.仔细一想:既然产生这种“超级骡子”的历史环境已经不复存在,“骡子文化”每况愈下也是情理中的事.

应当承认,中国现代的“骡子文化”是一种不自然的、主体性欠缺的文化,它摇摆多变,缺乏定力,在外部世界的影响刺激下每每陷于非理性的狂奔.在过去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中国的文化语境至少经历了六次剧烈的变化,令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这种混乱的情况在西方世界是看不到的.作为一种无法抗拒的历史命运,我们无法对此作简单的臧否.众所周知,现实中的骡子没有生殖能力,故而性情暴躁.那么文化学意义上的骡子又怎么样呢这一百年来持续不断、没完没了的喧哗、骚动与争斗,是否就是“骡子文化”遗传焦虑的一种表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