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文化起衰可期

入夜时分,北京西城福长街.两个年轻人,看情形是一对情侣,并肩转入一段弧形的长街.也许是因为空旷无人,两人好像对望了一眼,身量较高的那位,应该是男伴,站定,用一套近似于太空舞步的动作,接连做了四五个回转.一串清脆的笑声随即回荡在长街上,引得远处行人回头观望.

时间是12月24日,西方的除夕夜.长街尽头处的天桥剧场,当晚上演芭蕾舞团的贺岁舞剧――中国版《胡桃夹子》.

“这不是快过年了嘛,所以做了一些这个.”直到邢兰香（我国目前唯一获得大师称号的料器艺术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北京料器”的第六代传人）把件绿色的东西递到手里,记者才明白她说的是农历新年：手中多了一只晶莹剔透的“兔子”.

这“兔子”也着实可爱：兔唇历历如绘、双眼点画俨然,关键是,兔子的一对前足似分未分,向前拱起.这是不是传统节日里国人的形象?

“我们那一代人都觉得那时候过节特别有意义,家家户户穿新衣戴新帽,闺女儿子要花要炮,抖空竹,逛厂甸等这些东西让我们感到兴高采烈.现在过节,包括很多年轻人,都觉得这个年过得跟平常一样,没有什么意思了.”土生土长的北京人王树声为此辞去公职,创办了力图融京味文化于一炉的华声天桥民俗城.

2002年,王树声过了一个“有意义”的中秋节；不过,这一中国传统佳节却是和一众德国人一起过的.那一年,德国文化代表团访华,慕名到华声天桥过中秋.那天华声天桥也是精英尽出,节目连演三个小时,德国人坐不住了,屡屡上台与艺人拥抱.到了曲终人散的时候,汉学家柯比德说：“我在北京生活12年了,到过中国很多地方,也只有在这里,才看到了真正属于中国的东西.千万不能丢掉啊!”

有社会学者称,节日,让在现代快捷的节奏中迷乱了脚步的中国人稍事停顿,“返我初服”,重新审视自己变化了的容颜.

自成绝唱

“现在年轻人要求得可逗了!有一广州的小伙子吧,要做两件情侣的,一人一个色.（造型是）一块骨头,中间有两颗心.我说心肯定代表爱情,那就应该是丘比特之箭射中的啊；他就要一种独特的设计,说那是‘刻骨铭心’.”邢兰香面带笑意说道.

“奥运会时,有一朋友跑这儿来做半个垒球,上面写17日,送给一位日本垒球冠军.这就是永久的纪念,永远也不褪色的.”

邢兰香有求必应,靠的可不仅仅是她说的“一把镊子和一只喷灯”.“料器这个活儿是火里求财,因为受时间限制,手必须得快.举着料在火里,你要保证料受热均匀,要是受热不均热胀冷缩,活儿就砸了.还有就是质量,因为没有模具,做出的东西在脑子里都要有计划.还要抓住每件东西的特点,熊猫要做出憨态,豹子身形就得瘦长.现在接的活都是个性化的,要想做好,需要几十年的功夫.”

同样被人视为“火中雕塑家”的,还有“葡萄常”第五代传人常弘、常燕姐妹.不同的是,常氏传人凭借一手玻璃葡萄擅名艺林.

“葡萄常”做出的玻璃葡萄是空心的,这一点区别于普通料器；而且,迎着日光,隐隐然似乎有一层果肉包裹在葡萄里面.“包括我现在去展览的时候,很多人都忍不住去捏一下”,常弘介绍道.

“上霜”是制作葡萄珠的最后一道工序,也是点睛之笔.“其实就是蘸上一层薄薄的蜡,像蘸糖葫芦一样.”“葡萄常”在细节上力求逼真.

市场低迷

“市场很低迷.邢老师自己做的大白菜,最便宜的卖七八十（元）,也就一白菜价.”常弘有些痛心.

邢兰香只有一部固话,名片上的手机,则是和儿子共用.

她的工作室,在北京市东城区光明路上的百工坊内.百工坊的前身北京料器厂,是邢兰香的老单位.“头三年免房租,现在收了,不过比外头还是要便宜.”邢兰香又补充一句,“厂址本身地段就不好”.

料器坊是间十几平米的斗室,邢兰香的工作台安放在紧里端.直到她从椅子里站起身来,记者才发现她身后的半壁墙上,挂着一张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证书.

“‘非遗’申请下来之后,情况有什么变化吗?”这差不多是记者面对非遗项目传承人时的保留问题,没成想得到这样的回答：“第一笔扶持资金给了20万,项目负责人先刨掉30%,然后给你写书、照录像又是6万,七折八扣下来,给俩徒弟上个保险就用完了.”

除了工作室的营收,邢兰香就守着退休金和每年八千元的政府津贴过活.那么,作品的销路好吗?“上海世的‘海宝’,有人下过几万件的订单；但不敢接,没那么多人手,做不出来不是要违约吗?”或者,可以扩大生产?“招工人,得教得用料,这笔投资也不小.”最后,只有寄望于作品单价比较理想了.邢兰香说,这也是她要去各地参加一些推广活动的原因.

出口创汇,曾是许多工艺品制造厂家赖以存活的法门,北京市美术红灯厂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红灯厂）也不例外.

曾在红灯厂担任美术设计师的马元良告诉记者,该厂主营产品北京宫灯,传统上就以出口为主；二十年前红灯厂不仅有出口部,还有一定的自主出口权.而今,出口取消了,北京市场基本饱和,周边市场又迟迟打不开局面,红灯厂只有停产一途.

常弘从贵友大厦内退后,算是自由职业者,也常常“停产”.

“不管别人怎么看,我是把自己的工作归为艺术创作.我今天想干活了,我进入那个状态,可以一天不吃饭,一直做到晚上一两点.可我要是不想干,没准儿半年都不动.比方说有些活堆在这儿了,我还真拧着头皮往后推；跟我订活的,我也从来不收人订金,你就别着急.而且,我一般问清楚你大概做什么用,然后都是我去设计、去创作,我创作你就接受.如果说你给我框框,那我做不出来.”

对于同行的策略,常弘也颇有微词：“中国的手工艺,是自己把自己做低了.这是你的艺术创作,你自己要首先珍惜她；珍惜表现在哪儿?就是一个价值.你要是做一个东西十块八块就卖了,那你的艺术的价值就是十块八块.”

传承乏力

在邢兰香看来,能够得到真传固然是她的幸运,“当时厂里技术科三位八级工的老师傅,就带我一个徒弟,”但对于技艺的传承她已经无能为力,“就现在这种局面,能够维持下去就不错了”.

“葡萄常”在历史上曾经几度起落.“从光绪末年开始,‘葡萄常’的历史都是靠着国家盛衰的脉络.只要国家有动乱,‘葡萄常’立马就下来.国家政策一好的时候,‘葡萄常’就特兴盛,特别的准!我现在出来,就是感觉国家的政策比前几年更好,人也开始慢慢的沉下心来,不那么浮躁了.”为了“葡萄常”能够薪尽火传,常弘不惜打破门规,破格招揽族外弟子.“不是说非得传女孩,如果坐得住,男孩子也一样.不过对于手工艺来说,女孩相对男孩要灵点.”常弘坦言,合适的传人很难找.“我和妹妹都是在家庭的氛围里浸润几十年,徒弟跟随师傅就有时间限制,而且一连几年看不到回报,在现在的环境下也不现实.”

常弘表示,传统手工艺真的很脆弱,有一个人走了可能就要带走一个门类,说人亡艺绝是一点也不夸张!

资本的力量

华声天桥几经迁徙,何时重张还在未定之数.王树声声言不会半途而废,“好几百口人还指着我吃饭呢”.据说,在高碑店华声天桥开门迎客之前,他坚持给旗下上百位签约艺人发放工资,仅此一项,每年就要支出几百万元.而在华声天桥这个民俗文化品牌的建设上,他陆续投入了2个亿.

王树声还是显得很乐观.他和建筑师通话：“你给我想办法把门弄高点,门是吞财口,小了不好看.”

国内民俗专家指出,从大势来看,民间艺人也许会在特定时期穷愁困苦,但民俗艺术成就非凡,在任何时代都是可以繁荣的,关键在于如何让民俗艺术重新获得社会认同.以我国民俗文化资源之富,如果能够合理利用的话,得到弘扬和振兴肯定是不成问题的.

今天,政府在民俗文化技艺传承的宏观保护上可以起到主导作用,但在手工技艺生产活动的微观层面,相对说来难有具体的经营管理动作,这时,如果有远见的财富能人看准商机,看好民间精湛技艺的传承规律,鼎力撑起民俗文化艺术,并再造辉煌是完全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