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录:小故事大市场

“夕阳无限好”是对银发老人最贴切的形容,也道出了这个群体注定会慢慢退出浮华烟尘的终了.从年幼到古稀,他们的经历也许未必惊涛骇浪,但他们的人生点滴会拼接出世事变迁.

他们的记忆如何保存,他们的思想如何传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没有预设的问题.

如今在北京,一些普通老人开始采用“口述”方式请人撰写回忆录,并渐成风潮.

王欢的“聊天”工作

“说是采访,确切地说是聊天.”王欢用很简单的言语描述自己的工作.

王欢,陕西人,扁平的黑框眼镜勾勒出标准的“80后”形象.毕业于中文专业的他,放弃了在深圳的行政工作,只身转战北京.

2010年7月,他在“误打误撞”的海投简历后,进入一家刚刚成立的撰写回忆录的公司,成为一名访谈主持.

人生还未着色的“80后”,却要与年龄相差巨大的老人交流,王欢永远都记得接待第一位老人时的紧张.他手持历史顾问设计的采访提纲,在“一对一”的访谈间里,倾听老人每个时间段的故事,从童年到暮年.

老人的故事讲完之后,由公司的速记员整理录音,由专业人员写作和编辑成文,并加进大事年表、家族成员关系或家谱、老照片集,以及相关文献整理、日记等其他资料.

“我们返聘了曾在媒体工作多年的老编辑对文稿三审三校.取得客户最终认可后,才会将文稿付印,最终形成一本独一无二的回忆录.”王欢的同事介绍.

在整个回忆录制作过程中,面对面的“聊天”是最重要的环节,每位老人需要12至15个小时,分3到4次完成.而老人的“回忆”会以“口述式”的写法呈现.

“编辑不是作家,不用华丽的辞藻去堆砌,而倚重老人的叙述,做一个凝炼的工作,不去加工它.这样更加真实,就像是老年人自己在向大家娓娓道来.”王欢说.

与50多位老人结缘

至今,王欢已经为50多位老人做过访谈.他们都是普通人,有离休干部、出租车司机、中学教师、大学教授、民间艺人、会计、家、农民等.

据他介绍,并非每个老人都在享受天伦之乐.历经风雨,老人心里有幸福、有释然、有纠结、有孤独,有着人生的各种滋味.翻看这些回忆录,记者发现,其中鲜少惊天动地的大事,多的是平凡小事,但其中书写着爱与传承.

老人生长在农村,亲历了上世纪60年代初的自然灾害.那时他只是半大的孩子.为了让兄弟姐妹5人多吃一口饭,他的母亲经常偷偷去田里,捡拾掉在泥里的谷子.

每当孩子们吃完饭,父亲、母亲就蹲在一边,拿起那个碗,把里面舔得干干净净.“现在回想,真的不懂事,只知道自己先吃.”说到这里,老人早已难抑泪水.

而生活在北京的张树民老人,他不仅要照顾卧床不起的老伴,还要照顾患癌症的二女儿.

对已被医生判了死刑的女儿,他从来没有放弃.有一次在杂志上,看到日本有个治该病的民间偏方,他第二天就开始尝试,代替女儿“试药”.

“老人的举动让我敬佩.”王欢告诉记者,通过接触这些老人,他开始真正了解自己的父母.“春节回家,我会把父母的照片都收集起来,一张都不能少.”每天被“感动”充斥着,王欢的性格也开始变得温柔起来.

商机折射责任

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老龄人口在供养、医疗、护理、社会参与等多方面需求满足之后,精神文化需求日益突出.而老人回忆录市场的出现,跳出了过去为名人或企业家树碑立传的局限,开辟了文化领域中又一富有潜力的“银发市场”.

事实上,“老人回忆录”是一种按需印刷的个性图书,并不是正式出版物,印量从几十本到几百本不等；根据各自的情况,花费最低上千元,最高要4万元左右.字数少的回忆录也有五六万字,以十五至二十万字的居多,甚至还有高达五十万字的回忆录.

相较于回忆录所带来的商业价值,普通老百姓则更看重回忆录所承载的家庭记忆和历史意义.

80岁的冯绍宗老人告诉记者,他已联系相关公司,为78岁的老伴马丽娟写一部“回忆录”.“老伴是抗联的后代,但因为战争成为了孤儿,是解救了她.”冯绍宗说,“她一辈子不容易,写回忆录,就是想让我们的孙子了解他的奶奶,了解我们所经历的年代.”

把自己一生中最难忘、印象最深刻的片段记录下来,留给自己,留给子孙后代,是大多数老人撰写回忆录的初衷.

而这些“小人物”的回忆,也丰富了历史的记忆.评论家解玺璋认为,虽然这类回忆录会带有个人主观色彩,但研究者通过参照其他记录,有些内容可能成为珍贵史料.

市场有待培育

王欢所在的“回忆久久”是行业内规模较大的公司,也是北京第一家专职撰写回忆录的企业,已经为300多位老人撰写了回忆录,以70岁以上的老人为主.

针对部分媒体描写“回忆录市场火爆”场面,回忆久久运营总监申辰的回应则较为谨慎.

“300多部回忆录和北京庞大的老年人基数相比,还很微小.如果这种怎么写作很容易流行起来,那么早就有更多的人加入了.”申辰说.

据记者了解,近期兴起的老人回忆录市场,主要以专业文化公司、民营书店、个人出书网开办的业务为“重头”,北京涉及此类业务的有时代铭语、时代弄潮等公司,但数量不多,规模不一,多以为主.

在大兴区黄村,记者曾走访了另一家回忆录的公司,该公司采、编工作合一,只有两位编辑.成立半年以来,共完成两部回忆录,还有三部正在制作中.该公司工作人员提到,“每天都会接到很多咨询,但真正的人还不多.”

对此,申辰认为,这主要是因为“老人回忆录”还不是大众的普遍需求.很多人对回忆录并不认可,有人觉得回忆录是歌功颂德,太高调；有人认为只有名人和有故事的人,才能写；有人认为一定是一生完整的总结,过于沉重.

“去年,我们做了一些平媒、广播、电视的媒体宣传,但效果不如预期的好.如何改变大多数人对回忆录的误读,激发大众的广泛需求,还需要较长的时间.”申辰说.

“她一辈子不容易,写回忆录,就是想让我们的孙子了解他的奶奶,了解我们所经历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