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自治是科学奖的生命线

在中国科学界,求是科学基金会颁发的奖项确实独树一帜：它的规模并不是最大,但是眼光却最犀利：自1994年设立以来,该奖所奖励的很多科学家要么在获得认可之前,就已得到了“求是”的肯定,要么尚在“小荷刚露尖尖角”之时,就已得到“求是”的资助.

求是基金会如此犀利的眼光是由一个专业的顾问群体给予的,他们是华人科学界的精英.求是基金会的评奖过程,不接受组织与个人的申请,也不受任何外界力量的干扰,而由这些科学精英自主地确定.

也就是说,求是基金会成功运作的秘密在于,它高度尊重科学发展的根本制度原则：科学自治.

迈克尔博兰尼是匈牙利裔英国人,他早期从事物理化学研究,取得诸多卓越成就.有人说,他的研究成就完全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奖,只是因为诺奖委员会不知道是该给他发物理学奖还是化学奖,他才没能获奖.中年以后,他转向研究科学哲学.面对上世纪40年代苏联政府用权力指导科学的事实,他对科学发展的一般原理,尤其是科学与政府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博兰尼的核心观点是：科学的发展是以科学共同体的健全存在为前提的.不错,科学家个人在选择研究方向时,主要依靠个体的科学直觉；在进行探究的时候,主要依靠自己的毅力和智慧.但是,科学家的这种直觉、力量,是否发挥到正确的方向上,则依靠科学权威的指引.

每个领域分散的科学研究人员构成一个共同体,只要存在共同体,就存在领袖,此即科学权威.科学事业的发展,需要权威透过各种渠道引领整个科学共同体向着正确的方向探索,这渠道包括学术期刊,大学和研究所的培养体系,以及非常重要的、对科学研究资源的分配.科学权威按照自己对科学前沿问题的认知,合理地分配科学资源,其中的关键正是,让最具有潜力的年轻人可以获得资源.

当然,这样的科学权威也可能犯错误,可能有私心.但是,相比较而言,这是最可信赖的.让你所能设想的替代科学权威的任何其他人和机构分配科学资源,结果都将是灾难性的.比如,20世纪以来,政府向科学研究提供大量资助.博兰尼经过比较研究得出结论：这样的资助必须按照合乎科学逻辑的方式发放,才能够有益于科学：“这些补助金会流入独立的科学观点控制的渠道”.也即,政府可以掏钱,但这些钱在科学共同体内如何分配,要交给科学权威来决定.博兰尼以苏联米丘林事件为例指出：“只要这些补助的分配伴以建立政府指导的企图,它们施加的便只能是破坏性的影响.”

不幸的是,中国目前存在的诸多基金会、奖项的设立,依稀有苏联式科学体制的影子：

政府设立了一些科学奖项,奖金相当高,政府也想树立起奖项的权威性.但是,在这里,科学权威在评奖过程中的作用,受到行政官员和科研官僚的挤压,与科学无关的意愿通常表现得十分明显.

政府设立了一些基金会,为各个领域的科学、学术研究提供资助.但是,在评审过程中,科学权威同样不能发挥决定性作用；相反,烦琐的文牍似乎才是决定性的.

近些年来,国内外诸多商业机构也建立公益组织,奖励或者资助科学、学术研究.在这些机构,存在着商业逻辑替代科学逻辑的倾向.

也就是说,在所有这些科学资助和奖励项目中,科学权威没有得到尊重,这样,行政或者商业力量介入、甚至是深度介入科学共同体内部,科学共同体无法建立自治制度,反而被行政或者商业的逻辑部分甚至全部支配.结果,政府和商业机构在科学上花了不少钱,但并没有发挥应有作用,原因正在于,权力和商业的逻辑压倒了科学自治的逻辑.而如果不尊重科学自治的逻辑,钱越多,对科学的损害就越严重.因为,权力和金钱可能颠倒科研人员的价值观,从而令整个科研群体急功近利,投机盛行.

求是基金会低调而成功的运作,为这些基金会和奖项树立了一个典范：如果你要资助科学事业,那就请尊重科学共同体自治的逻辑.政府和商人掏钱资助科学事业,当然是功德无量之事.但是,在决定应该奖励谁、应该资助谁的时候,官员和商人最好走开,完全让科学权威们来决定.他们当然不是全知全能的,但他们比任何人更清楚,科学共同体中,谁的研究最有价值,谁最具有潜力.而这才是资助者的智慧.

做善事,也需要智慧.金钱资助按照科学自治的逻辑运作,对科学事业才是一桩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