氓的政治人生

著名的老人氓同志的家人,携来一部由黄苗子题签的《氓书法选》,要我为之作序.这就给我出了个大难题.因为第一,我虽然和一氓同志有过四十年的亲密交往,积累下了深厚友谊,使他成为我今生最要好的一位忘年交,但我一直把他当作恩师,而且由于他的渊博深邃,实际上在许多方面,我连做他门生的资格都没有.既然如此,作为学生,为老师作品写序,就有些僭越了,这只能使我感到惶恐.第二,一氓同志是享誉国内外的著名书法家,我在这方面却一窍不通,实在是没有资格妄置一词.虽然如此,对于他家人的要求,我还是爽快地答应了下来.因为谈一点有关一氓同志的情况,既是对我们四十年深厚友情的回忆,也是我对他深切怀念的一点解脱.

而且我也认为,既然是为《氓书法选》作序,主要还是应当交代一下书法主人的为人和生平事迹,至于对书法的欣赏和评论,那应当是属于读者和专家的事.所以下面就先从他的简历谈起.

氓,1903年2月6日出生于四川彭县（今彭州市）,并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1919年,他到成都上中学,很快就成了当地学生参加“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1921年去上海求学,在上海学习的五年间,氓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著作,参加了一些进步学生的活动,使他的思想得到升华,于1925年经中学同学李硕勋（前总理李鹏的父亲）和何成湘的介绍加入了中国,从此走上革命道路.开始时主要活跃在文化界,这期间,他结识了郭沫若,创办了《长虹》月刊.1926年,大革命的浪潮席卷全国,氓当即投笔从戎,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政治部宣传科长,受参与北伐军政治工作领导的代表周恩来直接领导.南昌起义失败后,在向广东撤退途中,他和周恩来在江西瑞金一起介绍郭沫若参加.后来他又被派回上海,在周恩来领导下从事地下保卫工作,公开身份主要是文化工作者,前后五年,为左翼文化界的团结作出了巨大努力.例如,他以江苏省委宣传部文化工作党团五委员之一的身份,召集两大文化团体创造社（郭沫若为代表）和太阳社（蒋光慈为代表）的联席会议,解决他们停止互相攻击、实现团结的问题.又如,为了消除创造社和鲁迅之间的芥蒂,他作为创造社的一个发起人,在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后,就代表郭沫若将书亲自送给鲁迅,鲁迅表示感谢和高兴.此后,他又和创造社同仁为鲁迅庆祝生日.鲁迅也请他们吃饭.这样一来,双方的芥蒂也就最后消除了.这些都为此后“左联”的成立和文艺界的团结救亡做了一些奠基性的工作.

1932年,氓奉命去江西苏区任国家保卫局执行部长.经过几次反“围剿”的艰苦斗争,随军长征到陕北,又做了几年地方工作如陕西省委宣传部长等.在这期间,他还给当过短时期的秘书,又以特使的身份回四川成都,去做刘湘的统战工作.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受党的委派,协助叶挺、项英组建新四军,任新四军秘书长和党的东南分局秘书长,还特别奉命协调叶、项的关系,被指派充当两人间的“缓冲者”.1941年皖南事变后,氓辗转逃出国民党包围圈到苏北,先后任淮海行署、苏北行署主任和苏皖边区政府主席.1947年,他被调任旅大区党委副书记兼大连大学校长.

共和国成立后,氓被调来北京,任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副团长（团长为政治局委员张闻天）.我就是在这个代表团和一氓同志相识相交的,这也是我们四十年友情的起点.由于美国的阻挠,联合国去不成了,代表团只好在北京待命,住在东城区赵堂子胡同曾任北洋政府总理的朱启钤公馆.大家平时除了学习和研究点国际问题外,可说是无所事事,看书写字各随其便,过了一年半被戏称为神仙般的生活.后来看到去联合国一时无望,决定解散代表团,所有人员另行分配.张闻天当了驻苏联大使,带我去做了使馆研究室主任.一氓同志被安排为和大（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常设机构的简称）代表,出任世界和平理事会书记处的中国书记,常驻维也纳.我们虽然天各一方,但有时还通通信,在他路过莫斯科时见过两次面,一起去著名的莫斯科大剧院看戏.

1955年,我已被调回外交部,得知他代表中国人大参加在赫尔辛基举行的各国议员联盟代表会议时,因对“两个中国”问题的处理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批评,并被电召回国,住在崇文门内的新侨饭店二楼.他和周的分歧在于,他主张先进入联盟会议会场（这是受到邀请的）,再提出驱逐政府的代表问题.通过了正好；通不过,即行退出会场,以表明我们坚决反对“两个中国”的立场.而周恩来的主张则是,先请会议主席提出驱逐蒋方代表,通过后,我代表才进入会场,避免“两个中国”代表同时出现在同一个会场的局面.对于这一不同想法和周的批评,我建议他找周进行解释,同时做点自我批评.他却表示坚决不干,还说：我就住在我的二楼,也不想上到三楼去,但谁也不能把我赶到一楼.这确实反映了他的性格,也是他在回忆录《模糊的荧屏》中所说的“不攀领导”的表现.

人们都知道氓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大学问家,其实他也是具有很高水平的政治家.在四十年的交往中,我常听到或看到他对国内外政治的一些精辟见解,对形势发展的一些准确预测.特别值得提到的是他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拨乱反正中所做出的贡献和所起的作用.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他当时以中联部常务副部长的身份（部长由姬鹏飞兼任,实际上不管事）,主持对若干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写出名为《讨论稿》的报告供参考.由于我是一直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所以他也以单独征求意见的方式拉我参加.应该说,这些报告都起到了重大作用.

例如第一份谈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报告,直到现在还是完全站得住的.由于他的好战思想和斗争哲学,一直对战争的威胁估计得过分严重,而且越来越严重,直到上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提出并执行“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战略方针,使全国长年处于备战状态,国民经济与人民生活水平持续下降.执政后,虽然改变了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对外积极备战的政策,但对战争的看法和估计却基本未变,仍然认为战争不可避免,只能推迟,因此经常讲希望争取到二十年或时间更长一点的和平,我们就可在经济建设上打下一定基础.但氓报告的论点则是：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势反倒是世界大战越来越不容易打起来了.所以后来政治局讨论他的这份《讨论稿》时,主持会议的就当面对他说,“你这个一氓呵,帝国主义还存在,战争怎么能避免?”直到四五年后,才改变了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和据此制定出的联美反苏“一条线”战略方针.

至于其他几份《讨论稿》提出的意见,则多被当即采纳.如一时大肆宣传的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就被氓的一份《讨论稿》所否定.他认为,三个世界划分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只是为了支撑用于一时的“一条线”策略,并无充分根据和完整体系能够构成一种理论.采纳了他的意见,决定以后在文件和领导人讲话中不再正式提了,但仍允许学术界讨论.这就在实际上对胡乔木等人一时吹捧上天的“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来了个釜底抽薪,给这个“理论”敲响了丧钟.

再如,他在谈国际共运的《讨论稿》中提出,不应以我划线,给除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朝鲜、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新西兰等十数八个国家的党之外的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和工人阶级政党都戴上修正主义的帽子,结果反而把自己孤立起来,因此建议尽快和它们恢复关系.同时他还进而提出设法和各国社会党也建立党际关系.党采纳了这个意见,从而使我们在国际共运和工运中逐渐摆脱了孤立状态,最后连同苏联东欧各国的党都恢复了关系.

《讨论稿》谈到的其他问题就不再多讲了.

作为大学问家的氓,也是一位享誉中外的家,这倒值得作点介绍.由于他的鉴赏水平高、兴趣范围广,因而极为丰富,其中有不少精品.单以他最喜欢的词而言,就有《唐五代二十一家词》的王国维手稿本,《宋六十一家词》汲古阁的初印本,《花庵词选》明万历本,《集》明正德、万历、天启等版本七种.他在回忆录《模糊的荧屏》中就和处理问题专辟了一章,仿效宋朝周密《云烟过眼录》之意,以《过眼云烟》命篇.从中可以看到,他因特别爱好词,词书竟有2300余册,堪称当代第一.有位词学专家说,氓为词学集中了这么多的文献资料,是对中国学术界和文化史的一大贡献.事实也确实如此.他多年省吃俭用收购的大量古书文物,并不视为私有,更反对秘不示人的坏风气,而是“乐宜偕众,书不藏家”,公诸同好,用于社会,捐献国家.不管认不认识的人,只要提出需查证他的某一藏书,他都会满足其要求.有时他得知某人研究什么问题,还会主动送去有关藏书.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郑板桥判牍手迹》中,就有他提供的六十件.而他所藏词书,在国家出版《全明词》、《全清词》时,更派上了用场.而且正像他所说,“余藏书画,均交公库”,所有最后都全部捐献给了国家.其中捐给北京图书馆的珍本、善本书有一千五百多册,捐给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字画有三百余件.而且他还想出了一个特别办法,就是将所藏文物中能找到作者原籍的,即分别捐赠当地图书馆,不但有像成都、杭州等大城市,还有江苏扬州、安徽桐城等市县级图书馆.

在他去世前一年我去看他时,就已只看到书写的巴掌大一块《赠汪伦》（“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的纸片（这可能是他请田家英淘弄到的.他曾约田：凡是毛扔到字纸篓或别处的字纸,都收起来给他）还装在一个小镜框里挂在会客室的墙壁上.院子后面原来藏书画古董的三大间平房已空空如也.其实,以前他就陆续捐献过,有些甚至是随写随捐.例如,建国初,他写到一幅元朝陆行直的《碧梧苍石图》,知道此人作画流传下来只此一幅,就当即捐给了故宫博物院.到了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决定将两千余册词书和所有剩下的书画文物,一股脑儿送给四川,从此结束了他家的生活.

此外,他在国外工作时的,也很值得一提.20世纪五十年代,一氓同志以世界和平理事会中国书记的身份常驻维也纳,也不时到欧洲其他地方开会.这又给了他在国外继续进行一个好机会,只是书籍更多的是外文书.从内容看,主要为两种.一种是中国古籍的外文译本.例如他为成都杜甫草堂就贡献了英、法、日文版杜甫诗集四十来种,而且其中多属孤本、善本.一种是名人名著（主要是马恩列）的早期版本.他还给我写信,要我趁在苏联工作之便,收集一点列宁的手稿和马恩的早期俄译版本.可惜我无此本领.但他在西欧却很有收获.他从瑞士收集到列宁流亡时期的法文手稿两件,回来捐献给了苏联,苏联后来将这两件手稿译成俄文充实到了新版《列宁全集》里.他也为中国搜购到一些经典著作的早期版本,如1867年德文第一版的《资本论》第一卷.在这里也顺便交代一下与此相关的一件事.上世纪八十年代,我由于出任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长,结交了日本社科界的领袖人物有泽广巳,同他成为异国忘年交.他在暮年将所有藏书都捐赠给了日本所,其中也有一本德文第一版《资本论》第一卷.这就使中国的图书中起码有了两本初版《资本论》第一卷.

后来他仍然继续注意搜集流落国外的中国古籍.1983年,当他得知苏联东方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藏有《石头记》抄本,就请有关部门与苏联联系,希望把这个抄本影印出来.经过交涉后,1984年底即指派“红学家”冯其庸、周汝昌和中华书局的李侃同赴苏联,在驻苏使馆的协助下,很快达成协议,将流落国外160多年的珍本《石头记》抄本影印出版.这件事他抓得很紧很细,结果也使他非常高兴,当即写了一首诗：

泪墨淋漓检测亦真,红楼梦觉过来人.

瓦灯残醉传双玉,鼓担新钞叫九城.

价重一时倾域外,冰封万里识家门.

老夫无意评脂砚,先告西山黄叶村.

由于他知道我喜欢《红楼梦》,所以这一抄本影印出来后就先送了我一套（六册）精装本（原为线装本共三十五册）.

1956年,氓奉调回国.1958年被任命为驻缅甸大使,在任期间,为发展中缅关系,包括解决中缅边界问题,做了大量工作.1963年,被任为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分管西方组工作.他根据当时我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还不够深入,特别是民间外交工作发展不够,建议大力开展旅游业,为此召开有关单位开会,并指示中国旅行社集中大家意见起草报告,经他仔细修改后上送国务院.不久国务院批准了这个报告,成立了旅游事业管理局.随后,各大区、各省市也都纷纷成立了相应机构,这就为开展我国旅游事业奠定了组织基础. 文化大革命中,他因受人诬陷,遭迫害六年之久.1975年被安排到中联部,担任常务副部长、部党的核心小组组长、顾问等职务前后近七年.期间,1978年3月曾率领党的工作者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回国后报告,建议恢复中南两党关系,为所采纳.一氓同志主持公道,在担任核心组组长时,还专门召开小组扩大会议,讨论了王稼祥同志因被诬陷奉行所谓“三和一少”路线而被打倒的平反问题,并向写了报告.不久,批准了这一报告,为王稼祥同志平了反.

1981年12月,氓主动退居二线,辞掉了在中联部的职务,被选为中纪委委员和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这时,国务院要组建一个由、教育部、社科院、出版局等单位的负责人参加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但需要一位有威望又对古籍有较深造诣的人担任组长.党决定派氓出任此职.他也欣然接受,主持这一个工作近十年.这是共和国成立以来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最繁荣最兴旺的十年,为古籍整理开创了一个新局面、新时代.他一上任,就提出整理古籍不应限于传统的经、史、子、集,佛藏、道书也是中国古籍,并主张编辑出版浩瀚的《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和《佛教典籍选刊》.此外,经他精心思考、反复斟酌,还先后提出整理《肇域志》、《全辽文》、《全元诗》、《全明词》、《全清词》、《台湾府志》、《理学丛书》等重点项目.为出版《台湾府志（三种）》,他还硬拉我为之写了一篇序文.

一氓同志好学深思、兴趣广泛,他在长期担任党政领导之余,一直对古典文学,特别是诗词戏曲、书法绘画、历史、哲学等都有浓厚兴趣和很高造诣,对许多问题都有他的独特看法.例如对中国近代史,他就和、胡绳等人不同.毛等重视太平天国、义和团,他却重视洋务运动,认为在推动历史和社会进步上,洋务运动起的作用要比太平天国、义和团大得多.

他能诗、善词,以自创的“李体”成为著名书法家而享誉当代.而且无论什么人要他写字,都是有求必应,没有一点架子.一次时任辽宁省长的朱川,托我转求他的字,我先告诉了他.过了些天,等我和他商量如何满足朱川的要求时,他说已写好寄去.处理之快,连我都很感惊异.

我和一氓同志有四十年的深交,但由于一直保持着“一切不向人伸手”的毛病,所以从未向他讨要过墨宝.现在保存下来的,除信函外,只有他主动送我的一幅立轴,一幅对联.立轴是他从驻缅甸大使任上回来写的一首诗：

半世恩付叹嗟风尘仗剑惜年华

原知奉使成何事携得妖娆几树花

录近作一绝奉

何方同志即乞两政

氓

一幅对联为：

那知杨柳风流又成陈迹

忘了牡丹名字做个闲人

集宋词一氓时年八十

这两件仍存我处.如果《氓书法选》要用,可来我家复制.

（责任编辑黄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