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义”对现实政治的影响

点赞:20820 浏览:94454 近期更新时间:2024-02-07 作者:网友分享原创网站原创

主义在过去的30年中经历了一个低潮后,随着中国社会矛盾的激化,其影响又开始与日俱增.无疑仍然是当今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崇毛”派和“”派经常在网上鏖战,民间崇毛派把中国今天的横行、贫富悬殊归之于资本主义的腐朽和对的背叛.一派则认为,他建立起来的极端专权体制对现实中的种种罪恶和荒谬负有全部责任.

我这里说的主义不是思想,也不是理论,它是一个时代,是时代社会生活的总和,在今天,它更是指那个时代的记忆.

人们的记忆总是与他们的想象混杂在一起.每个人从自己的记忆和想象出发理解到的时代,就是主义.对过去的记忆与想象,不但与他当时的经历密切相关,也与他当前的处境和生活状态密切相关,这样,毛主义不仅同过去有联系,也同样与今天有联系.一个“红二代”心中的毛主义与一个普通人心中的毛主义不一样,一个富豪心中的毛主义与一个农民心中的毛主义也很不相同.我们常常听到一些成功人士大谈苦难是自己人生一笔巨大财富,却没有听到哪位至今依然贫困潦倒的人感谢苦难.在今天,毛主义有完全不同的含义,它们甚至相互对立.

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是信奉毛主义的最大群体.他们曾经是“工人阶级”或“贫下中农”中的一员,作为政治上的领导阶级,他们虽然从来没有发挥过领导作用,但在阶级斗争中,他们处于阶级秩序的上层,是斗争者,斗争地、富、反、坏、右分子.靠不断的斗争,他们感受到了翻身做主人的政治地位.他们体会不到被斗争者所承受的从精神到肉体的各种苦难,往往认为那是反革命分子的罪有应得.工人阶级的优越感更加明显,他们作为城市工人,在一个农业国家有着令广大农民十分羡慕的经济地位.等一批党内改革派上台,停止了无休止的阶级斗争,为地富反坏右摘帽平反,采取了经济发展至上政策,削弱了根红苗正的出身优势,穷也不再光荣.政策的变化导致利益格局的改变,过去被批斗、被改造的对象成为时代新宠,知识分子开始吃香.恢复高考结束了工农兵上大学的制度,同时也就终止了农村基层干部代表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的决定权.“万元户”是致富道路上的最初成功者.

改革的核心是政治权力的重新调整,即原先的权力班子出局并搭建起新的权力班子,在时代被打倒或被边缘化的权势人物回到政治舞台的中心,他们以务实的态度看待政治,看待社会.权力完成了调整后,在没有了的时代,它进入了按照自身逻辑运转的阶段,不断强化自我,由于缺乏有力的权力制约体系,权力的野性得到最大程度的发展,它在有利可图的方面为自己创造寻租机会.政府和官员成为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者,工人阶级在国企改制中则是首当其冲的利益受损者,大批工人失去了岗位.普通大众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他们把中国变成世界工厂,但自己的财富增长较少,而且成为环境污染的主要受害者.权力在财富分配和占有上表现出来巨大能量,它创造出了一个新的群体——“官二代”.

对于陷入绝望的人们,是反抗之神,是反抗者的旗帜.“造反有理”,在语言大师创造的一系列铿锵有力、极富鼓动性的经典之句中,这是经典中的经典,它所包含的真理比“告别革命”、“大赦”之类的一孔之见多得多.对邪恶与不义的反抗是人类的天性.的一生就是造反的一生,年幼时造父亲的反,年长时造政府和社会的反,年老时造他手下官僚的反.正是在造反精神上,他与鲁迅有共通之处,他给予鲁迅极高的评价,也由此奠定了鲁迅在当代文学界的至尊地位.鲁迅用笔杆子造反,用杆子造反,鲁迅的战斗性和不宽容,与毛本人有几分相似,也是毛非常欣赏的.只要社会处于官僚的压迫之下,的价值就会被重新发掘,就会是被压迫者一面不倒的旗帜,更不要说受他直接影响的几代中国人了.

农民出身的对底层民众存有好感,而对民众对立面的官僚缺乏信任,这就造成了他政治上的矛盾,一方面他要依赖官僚体系贯彻他的主张和方针政策,一方面他不信任他的官僚队伍.当他决定要自上而下地对官僚队伍进行全面清理时,他把希望放在发动群众上.他意识到新建立的官僚队伍同样会变质,成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必须七八年搞一次文化大革命,对官僚队伍进行一次清理.他是在进行一场永远不可能取胜的战争.他的民粹主义同个人崇拜教育结合,产生了不同寻常的政治后果,成为民众广泛拥戴的大救星.即使在时代之后,的神位在民间也一直没有动摇过.民众对现实的不满,感到亟需一位式的救星降临对邪恶进行复仇式的大清算.

许多官员信奉的毛主义完全是另一番意义上的毛主义.首先它代表的是政权的法统和正统,可能更加重要的因素,是毛创建的权力体系使他们获得了巨大利益而且将继续获取利益.是无与伦比的权术大师,他的权术不是简单地对宫廷权术的抄袭和继承,而是对过去的决定性超越.他对群众的驾驭和指挥能力,前无古人.满朝文武对他服服帖帖,他们不仅是屈服于毛的绝对权力,也是慑于他的绝对威望.这是一种居高临下、所向披靡的权势,对于视权力为生命的官员,的魅力不可抗拒,但他可望而不可即,权力的崇拜者只能自叹不如.

“红卫兵”一代完全是主义的产物,从他们一开始接受教育到他们的世界观形成,都处在毛主义的沐浴下,对他们的影响至为深远.他们缺少良好而系统的教育,人文教育欠缺,对无限权力、斗争哲学和暴力的狂热崇拜,已经渗透到他们的血液中.即使他们中很多人在后努力学习新的知识,但思维中的底色难以消除.

崇拜毛的权威和权术,与仿效毛的权术和权威是不同的,薄熙来是之后力求模仿极权治理的高层政治人物,但对一种最高境界的模仿,往往失之毫厘,谬以千里.运用权力出神入化,不但是他在几十年党内残酷斗争中修炼的结果,也是其杰出的军事才能、过人的心术和在权力中心长期苦心经营得来的.薄熙来凭家庭的荫庇获取大权,他虽然在体制内按照要求从基层一级一级地走向高层,但庇护下的升迁对个人修炼不利.在盘根错节的权势网络中,他的行为显得鲁莽,另类,不智.即便是的忠实崇拜者,也会对式的人物出现感到恐惧,因为他对官场既有秩序是一种威胁,必须对他保持警惕.官场上的众多崇毛者实际上只是叶公好龙. 毛主义代表了一种治理和控制社会的方法.毛时代的民众对权威的绝对服从,可能是令某些高层管理者十分神往的境界,是他们膺服毛主义、学习毛主义的强大动机.毛对社会的控制术是一个非常复杂和极为庞大的系统工程,并镶嵌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之中.政治高压、言论和思想的绝对一律、群众的盲从、群众相互监视和斗争,都是这个工程的组成部分,它们结合在一起形成相互勾连的立体控制体系,所有这些,今天和以后都无法复制到现实中去.建立的社会秩序,虽然在一定时段内保持了某种表面稳定,但这种秩序后潜藏着极大的风险,以致对自己身后如何实现权力交接,是在和平中交接还是在腥风血雨中交接,也只能听天由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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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毛左”来称呼崇毛者并不恰当,对很多人来说,崇毛并不代表他们的政治态度,而只是表示他们的一种情感,即对远去的青春的怀旧.在30年中,主义占据了中国人的全部思想,绝大多数人都以他的思想为思想,以他的喜怒为喜怒.那个时代有它独一无二的特殊仪式和标志:革命神话,乌托邦理想,集中的劳动场面,反帝反修的,政治风云突变,忠字舞,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斗志昂扬的歌曲,等等,当然还有饥饿,群众批斗会,大串联,生产队,人民公社,在今天看来,所有这些虽然显得既疯狂,又荒唐,但那个时代的人当时都虔诚地接受了它们,他们总认为自己是为革命献了青春献子孙.这是他们个人的成长史和奋斗史,对自己的历史,他们可能有懊悔,但要完全自我否定却不可能,因为那等于否定了自己的生命.他们肯定自己的过去,不是肯定过去的政治.他们的生命都与相关,在数十年中就存在于他们的生命里.在无数人的生命里,是一种负面存在,但在另外的无数人生命里,被视为正面存在,后者对仍然怀有景仰之情,但他们不是今天通常所说的“毛左”,说他们是“毛粉”要更加贴切.


派与崇毛派并不是像平日里在网上争吵和相互痛斥的那样不共戴天,他们在一些重要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上有着基本的共识.派同样受到个人情绪的影响.真相与和解同样重要,揭示时代的真相仍然是重要的,但揭示真相要与仇恨划清界限,揭露真相是为了面向未来,激发仇恨则不利于未来.

今天的各种矛盾的源头很多都可以追溯到不受约束的权力.是该体制的创造者,但已作古很久,体制依然没有改变,批评毛无助于改变这一切.不但已无法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更无法为他之后的30年承担责任.检讨我们自身的行为更有助于影响现实.以为复活毛主义就能恢复社会公平,同以为彻底否定毛主义就能推动一样是不现实的.

毛主义对现实的影响,远没有派想象的那样大,没有崇毛派和派在争吵中显示出来的那样大.造成中国社会分裂的不是主义,而是利益,是权力垄断和由此而来的利益掠夺导致了贫富两极分化.中国今后的政治是如何明智地处理和填平利益鸿沟,政治的顺利实现同样有赖于此.无论是崇毛,还是,或者是想借助毛主义进行社会治理,都不会对现实政治造成实质性的影响,他们实际上都是利用毛主义表达自己的思想和立场:反对既得利益者,或者维护利益的既有格局.

毛主义不会复活.主义随着时代成为了历史,如果我们把毛主义当做历史遗产对待,会使我们更加理性.当今的毛主义者顶多只是毛主义不及格的小学生.毛主义是一个整体,集民粹主义和极权主义于一体,首领的绝对统治权和官僚集团对首领的绝对忠诚是极权治理的必要基础,绝对的领袖魅力和民众对领袖的狂热追随是极权治理的重要保障.在毛之后,上述基础和保障已不再存在,极权治理在中国失去了土壤.虽然说“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但毛、邓之间的权力已经很难相提并论,必须同其他主要元老合作共同行使最高权力,新的权力集体通过改变毛主义赢得了自己的合法性.对权力进行了大幅度收缩,放松了对社会的控制.的高明之处在于知进退,他认识到倒退已不可能,他懂得只能为可为之事.

(作者单位为新华社四川分社)

(责任编辑杨继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