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走在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张君劢

他,是梁启超的忠实追随者；

他,是当代中国新儒家的开创者；

他,是首部《中华民国宪法》的起草者；

他,是1948年被宣布的头等战犯之一；

他,就是一生跌宕,游走在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张君劢.

海外的飘零生活

1949年11月5日,应印度教育部的邀请,张君劢自香港飞抵新德里,开始了他对印度各大学的巡回讲学.他讲学所到的大学有新德里大学、泰戈尔国际大学等11所大学,所讲的题目有：（一）儒家受佛教影响后之复活；（二）中国现代文艺复兴；（三）孔子哲学、孟子荀子哲学、老子哲学；（四）中国政党之发展.其英文讲演稿存于那格博士手中,后由印度协会付印出版.

1950年1月22日,张君劢应邀出席加尔各答中华总商会的招待会,并发表题为《旅印华侨之前辈》的演讲,建议印度华侨应纪念我国历史上为中印文化交流做出过重要贡献的法显、玄奘和义净三人,重印其著作,并择定一日以为纪念.5月,张君劢致函谢澄平,认为今后抱定的宗旨应为：（一）国家独立；（二）政治；（三）文化自由；（四）经济平等.又写信给雷震,认为今后应当觉悟者,一是提高人民生活,养成其辨别能力；二是士大夫应重节操；三是政治上应容许反对党；四是工商界不应专以奔走权门为事；五是教育界应以教授治校,学生应不被人利用.在此期间,张的老友、著名爱国人士陈叔通受委托,致函张君劢,邀他回国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被张拒绝.周恩来也曾派出访印度的张经武往见张君劢,但张托人告诉张经武,自己住在英帝国主义的宅中,不必麻烦,而拒之.

张君劢在印度前后呆了两年多一点的时间,1951年12月16日离开印度,途经东南亚各国,26日抵达印尼首都雅加达.28日,应印尼社会党领袖沙里尔氏的邀请,讲演《亚洲各国改革之教训》.翌年1月18日离开雅加达,前往悉尼,作澳洲之游,并演讲中国之由来与其对于东南亚的影响.张君劢在澳洲小住五旬,3月8日离开澳洲,经马来西亚,于3月23日回到香港.

张君劢这次回到香港有其政治任务.先是1951年前后,从中国内地撤退到香港的一些既反对中国,也对个人深表不满的所谓自由派人士,如原国民党将领张发奎、许崇智,原北大教授、国民党改组派核心人物顾孟余,原国民党立法院院长童贯贤,以及张国焘、李微尘等人,在美国的暗中支持下,发起成立了一个秘密小组织“中国战斗同盟”.他们既反对苏联和中国,又反对台湾的政权,称自己为“第三势力”.

张君劢抵达香港时,接受了记者的采访.有记者问：据闻今日在海外发展的新势力,正在希望张先生领导奋斗,不知张先生愿不愿意挑起这个担子?

张君劢答：所谓今日新势力希望我挺身出来领导奋斗云云,实在惭愧得很.我自身兴趣,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政治上不需要我,学术兴趣足够消靡岁月；政治上需要我,我以爱国家爱文化之故,不能不应当兵尽义务之征召.此为尽人应有之义务,非挺身领导,然后出来.以我所见,今后的新势力或曰运动,乃为一种新运动,其内容略如孟德斯鸠、陆克、卢梭辈之天赋人权运动,或如意大利玛志尼、德国菲希德之民族主义运动,或如马克思之社会主义运动.此三种运动之主张与内容,虽各有不同,然其中自有其共同者在：第一,为一种制度、风气运动；第二,此种运动有一套条理贯通之理论；第三,此种运动分子,有一种混仑元气、克己爱人、救民水火、不顾成败生死之精神.

至于今后领导人由谁担任,张君劢认为这是一个事实问题,他并且提出只有具备以下三个条件者,才有资格成为今后中国政治上的领导人：第一,要深识国家之本质；第二,要深晓现代国家中之制度,根据以身作则之精神而安排之,确定之；第三,对于相反的思潮与制度,要知道如何抉择.

张君劢在香港会见了“战斗同盟”的其他主要领导人张发奎、许崇智等,并对“战斗同盟”今后的大政方针作了安排后,即于4月25日起程赴美.这是他第三次作新大陆之游.与前两次不同,此次赴美有一种“花果飘零”之感.5月初,张君劢经日本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

在美国安顿下来后,张君劢首先依据美国法律,向司法部门为“战斗同盟”作了登记,随后便全力以赴地发展同盟组织和争取美国扩大对同盟的援助.他找到当时正寄居美国的胡适,希望他加入同盟,但这位所谓的中国自由主义大师不仅拒绝参加,而且还对他说：“在目前共产与反共大斗争的激烈中,不是共产,就应该是彻底的反共,中间绝无余地可资徘徊犹豫”,并劝张君劢放弃其中间路线,率领“第三势力”加入到“反共阵营”.其他流落到美国的中国人及当地华侨也大多不愿加入中国战斗同盟.结果发展组织的成效不大.与此同时,张君劢争取美国扩大对同盟援助的工作也受到挫折,因为此时的美国政府已决定全力扶持台湾政权,而对“第三势力”的“战斗同盟”失去了兴趣.

不仅张君劢在美国的活动受挫,而且“战斗同盟”的生存不久也陷入了严重危机.引起危机的原因,一是财政困难.除美国原先答应的每月提供的两万美元的经费外,同盟没有任何其他经济来源；二是台湾国民党当局对同盟的围剿封堵；三是万隆会议后新中国冲破了帝国主义的封锁,发展了与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友好关系,同盟的活动空间因此而日益缩小；四是同盟内部因领导人的政策分歧而争吵不休；五是争取美国扩大援助的失败使同盟的不少成员失去信心,纷纷退盟.到1955年前后,同盟就基本停止了活动.

1955年4月,因经济所迫,他应美国斯坦福大学之聘,离开华盛顿,到美国西岸研究中国大陆问题.张君劢的女儿张敦华后来在《我所体认的爸爸》中说,这是张君劢“一生所做事中最是不出于自愿的一件事.本来以为是件有意义的学术研究,后来发现竟是无趣而徒劳无功的工作”.在此期间,他还应旧金山华侨的邀请,于孔教总会讲演《义理十讲纲要》,后来讲演稿由台北华国出版社出版.

斯坦福的研究工作年底结束.1956年1月,张君劢又在旧金山《世界日报》找到一份工作,担任该报社论撰述.《世界日报》为旧金山华侨领袖李大明所办.张君劢担任《世界日报》社论撰述两年中,共撰写社论87篇,后由邹自强编为《张君劢新大陆言论集》一书,于1959年1月由香港自由出版社出版. 1958年6月28日,张君劢到西贡大学演讲孟子哲学.30日,抵香港小住.

到达香港之前,张君劢写信给在台北的王世宪 ,说只要在他抵达香港那一天,能收到当时任台湾国民党“行政院长”的陈诚邀请他去台湾的信,他就可以到台湾来看看.王世宪收到信后马上通过时任社会党代主席的石志泉,将张君劢的信转呈陈诚,转达张君劢想来台北之意.王世宪一直等到报纸上已经登出张君劢到达香港的报道,也没收到陈诚的信.11月4日、5日,香港报纸发表了张君劢在香港对记者的谈话,张在谈话中批评了中国的内外政策.时任台湾国民党“立法院院长”的张道藩看到张的谈话后,才找到王世宪,希望王往香港将张君劢接到台湾来.王世宪于是在张道藩的家里给张君劢挂了一个长途,张君劢答复说：“太晚了,我明天（11月6日）就要到去,你不要来香港了.”王世宪征得张道藩的同意后告诉张君劢,他第二天也去.张君劢要他不要去,去也无益.但王世宪11月6日还是去了,和张君劢住了一晚.张君劢告诉王世宪,他预先写给王的信,是有他的安排的,所以他收到陈诚的信的时间很重要,过了这个时间,他无论是在感情上,还是在理智上,都不可能去台湾.第二天,王世宪“就在任务失败的心情下,回到台北”. 台湾国民党当局所以迟迟不肯给张君劢去信,邀请他去台湾看看的原因,是由于自1950年后,张君劢依然坚持“第三势力”的立场,既反对,也不满于的个人,经常有批评国民党的言论发表.如违背“宪法”规定,第三次竞选并出任台湾“总统”时,他不仅在雷震主编的《自由中国》上发表了《我们对毁宪策动者的警告》一文,对提出警告,而且还在美国连续发了两次电报,拒不承认竞选“总统”的合法性.他还对美国援助的国民党政权提出过严厉批评,甚至要求美国停止对台湾的援助,包括军援.这使感到很恼火.后来,国民党改变策略,对张君劢采取拉拢手段,多次派人去美国邀请他回台湾,以便为自己的装饰门面.但张君劢表示,只要国民党不放弃政策,他就不可能到台湾去.据说,有一次胡适到美国公干,专程找到张君劢,劝他回台湾.张君劢回答是他不能回去.胡适指着他说：“张君劢,你不回台湾,就是政客.”张君劢也不示弱地说：“政客就政客,我不去台湾.”数年之后,当张君劢向他的学生杨永乾谈起此事时,“对胡适的不平之气,仍溢于言表”. 直到逝世,张君劢也未去台湾.他还多次拒绝过台湾当局的经济资助.就此而言,胡适虽然也算得上一个自由派知识分子或自由主义者,但在对国民党的态度上,则没有张君劢那样有骨气.

张君劢在香港讲学期间（1965年3月）,在其胞妹张幼仪的资助下,在香港创办了一份《自由钟》杂志.创刊号上刊载有他的《自由中国协会缘起》一文.

病逝旧金山

张君劢晚年患有严重的胃溃疡,而导致他患病的原因,用他女儿张敦华的话说,是“经济的困扰”.

作为“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人物,张君劢一生未治产业,没有任何积蓄,到美国后,其生活主要是靠稿费和每月一百多一点的养老金（开始到美国时没有）来维持,甚是清苦,“身上常常一文不名”.

张君劢的生活虽很清苦,但他颇有孟子所称颂的“贫贱不能移”的大丈夫风骨,多次拒绝了台湾国民党当局的经济资助.1961年台湾教育当局听说他要去德国讲学,便给他汇去一笔数量可观的美元做路费.他们认为当时张君劢的经济甚是拮据,这笔钱无异雪中送炭,他一定会接受.但不料没过几天,这笔钱却被他如数寄回.自1949年底离开大陆,到1969年去世,张君劢没有接受过国民党的一文钱.

为了解决经济困难,1955年他应斯坦福大学之聘,担任问题的研究工作.这项工作虽使他“在经济上不用愁房租和菜钱”,但“给他在精神上的压力非常大”,所以一年下来,他病倒了,得了严重的胃溃疡.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住院治疗,身体虽得到了康复,但胃被割除了三分之二.

斯坦福大学的问题研究因经费困难中断不久,张君劢了解到任何在美国永久居留的人只要工作一年半,交出一年半的社会福利金,就能享受养老金的待遇.这对张君劢来说,无疑是一个保证晚年基本生活的好机会.于是,他决定不辞艰辛为《世界日报》写社论,以便将来取得养老金.此事虽然对他晚年的生活颇有帮助,然而对他的身体健康却造成了很大损害.张敦华在《先父最后的十三年》一文中就此事写道：“对先父来说,这件事自然并不是难事,多半的时候,他常很骄傲地说他在两小时以内就把社论做完了.但总有找不出适当题目来写的时候,年轻人可以经得起长期的压力每日赶出文章,对已年过七十的先父来说这无疑是一种过度的折磨,再加上其他政治方面的打击,他终于又患了第二次胃溃疡.”由于张君劢以前开过一次刀,医生认为不能再动手术,只能用保守的方法调养.住了几个月的医院,张君劢的病又治好了.

出院的时候,医生一再告诉他,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过度操劳,但张君劢病好后,又开始拼命工作.他不仅不顾自己年老有病,周游环球,到世界各地讲学,从事儒家思想的新开展,而且在近八十高龄的时候,以一人之力创办《自由钟》杂志,并撰写出洋洋数十万言的《论专制君主政体》一书.这种超负荷的劳累,终于耗尽了他的体力和精力,1968年12月,他第三次病倒了,这次他再也没能爬起来.1969年2月23日下午6时40分在旧金山伯克莱的康凡勒生疗养院去世,时年八十有二.死后6天,在当地安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