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申府:20年代的政治传奇(三)

张申府虽然作为黄埔军校第一个教官,但他在黄埔时间并不长,于1924年6月19日仓促离校,事后张称之为：“开了小差”.

为什么离开黄埔军校?

张申府说：“因黄埔不在广州城里,由黄埔到广州坐小汽艇也要一两个小时.我在广东大学教课,本已很忙,这样两边来回跑,实在来不及.再则表现出来的刚愎自用的作风,我更看不惯.当时学校本规定,凡有布告都要党代表与校长联名才能发表,可是却常常不待廖仲恺来校便发布了.还有那种习惯了的反动军人气焰也更使我难耐,另外这时国民党的又渐渐抬头了,戴季陶已经不辞而去,我当然更不能干了.”

由于孙中山的信任,在黄埔军校拥有很大自主权,凡校务几乎由蒋说了算,和张申府关系极好的党代表廖仲恺经常被搁置一边.刚愎自用的从不允许他人分享其权力,周恩来对此深有同感:“黄埔军校内的队长都是他的私人,有一次我派了几个左派的人当队长,他就大为不满,撤销任命.”倨傲自负的张申府对不满是可能的,但的强硬作风并没有直接施加到张的身上.

在张申府的回忆中,有两处提及自己是跟随戴季陶出走,而戴当时是“愤然出走”.戴季陶是国民党中执委常务委员,时任国民党部长,这样一个煊赫人物为什么会“愤然出走”?

当时由黄埔军校政治部主办的《黄埔潮》对此事记载道：“他（指戴季陶）接事不久,因为和张继、谢持为争持员加入中国国民党的事起冲突,愤然离了黄埔军校到上海了.”张继、谢持均是国民党元老,国民党“一大”时,孙中山任命了相当一批干部充任要职,同时也指定对人深怀疑惧之心的邓泽如、吴稚晖、李石曾、张继和谢持五人充任监察委员,以“严防人不合于本党主义之活动”.孙中山对他们说：“如果俄国想要同中国合作,它便必须同我们党,而不是同陈独秀合作,如果陈独秀不服从我们党,他就会被撵出走.”此时,张继和谢持对“联俄联共”越发不满,并于1924年6月提出“弹劾中国人案”,反对在国民党内有党团活动.此案涉及戴季陶,他负责的国民党被指斥有不少党员.

对张、戴纷争事件,包惠僧的《国民党改组前后》一文有更详细的描述：张继骂戴季陶是走狗,戴骂张是北洋军阀的走卒.张骂戴：“你从保皇党干到,是一个十足的反复无常的小人”,并举拳就打.戴季陶打不过张继,当场大哭,于次日留了个辞呈,跑到香港乘船到上海.戴季陶是因国共纷争一事“愤然出走”的.

戴季陶生性多愁善感,他的“哭”在国民党高层中最为有名,轻则泪流满面,重则当众嚎啕.

张申府,面对国民党右翼的挑衅心生不满,像戴季陶这样的人都不能立足,“我当然更不能干了”,更确切地说,张申府“更不想干”,于是随戴一起跑了.

张申府在黄埔军校所能发挥作用有限,也与工作重心有关.当时重工农运动甚于军校,还没有意识到党指挥的重要性.

当时贯彻的工作方针是,“我党必须尽最大努力,在所有的农动中取得领导地位”.与黄埔军校几乎同时成立的、由国民党农民部主管的“中国国民党执行委员会农动讲习所”,无论从农讲所的发起者（林伯渠）,或到各届负责人都是人,第一届38名学员中,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就占了20名.而黄埔一期生共635人,党员才28人,甚至连身在黄埔的张申府也同样认为,中国的革命前途在于农动.

如何在组织武装力量上发挥作用,并没有统一部署,往往靠某个具体的人去推动,如周恩来、熊雄在军校的活动等等.尽管如此,周恩来在学校组织军队的做法还是受到上级组织的严厉警告：”不要制造摩擦,不要吵吵嚷嚷”,周恩来被迫让步.相反,掌握了以黄埔军校为核心的党军,使之迅速成为广东国民政府的武装中心.

既然的态度如此,我们也就不难想象张申府的私自离校,实际上并没有引起的太大注意,至少从目前的资料看,还没发现李大钊、陈独秀对张申府“开了小差”的批评.

（李扬/《黄埔军校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