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政党功能与政治稳定

摘 要 ： 亨廷顿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指出,战后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要求参与政治以实现其利益和主张,但是在没有政治制度和组织保障的情况下,容易引起政治混乱甚至是暴力革命,而政党作为政治组织具有吸纳和同化政治参与、维护政治稳定的功能,因此发展中国家要实现既扩大中产阶级政治参与又保证政治稳定的目标,必须发挥政党的作用.亨廷顿关于中产阶级政治参与、政党功能与政治稳定关系的思考,对于今天中国在中间阶层崛起的背景下,如何加强党的建设、扩大中间阶层的政治参与、实现社会政治和谐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关 键 词 ：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产阶级；政党

中图分类号：D663.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3）03-0145-06

《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是亨廷顿的代表性著作之一.在该书中,亨廷顿论述了二战后发展中国家社会秩序的存在状态及影响因素,提出要维护政治稳定必须保持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建设相协调.中产阶级作为社会阶层的构成部分具有政治参与的愿望和需求,政党作为政治制度化的组织具有扩大政治参与、维护政治稳定的功能和价值,这样维持政治秩序的需要便将二者联系在了一起.亨廷顿在书中对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政党功能和政治稳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思考和分析,形成了逻辑严密、独到新颖的一系列观点,对于今天中国在中间阶层崛起的背景下如何加强党的建设、扩大中间阶层的政治参与、维护社会政治和谐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一、分析思路

二战后,美、英、苏等发达国家开启了新一轮现代化浪潮,形成了比较稳定的政治秩序,而大多数刚刚实现政治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则处于现代化初期,新兴起的社会集团纷纷要求参与政治、获取权力和利益,而在缺乏能够整合社会各阶层利益的权威、合法的政治共同体和有效能的统治方式的情况下,官员腐化、城乡以及贫富差距过大等社会问题普遍存在,民族冲突、阶级冲突、军人政变、暴力事件频繁发生,一些发展中国家处于政治动荡之中.亨廷顿认为,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是这些国家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人类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无秩序而有自由”[1]8,对于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城市不安定现象——政变、和等,不能听之任之而期盼良好的政治秩序自然生成,必须采取各种途径和方式维护政治稳定.

要处理好社会各阶级、阶层和集团无序参与政治与政治稳定之间的关系,亨廷顿特别提到了政党作为政治组织在吸纳、同化和扩大政治参与、维护政治稳定方面的作用.他将政党和政治参与、政治稳定的关系放到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构建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形成了基本的理论分析框架和逻辑思路.

首先,政治参与的扩大与政治制度化的建设必须协调,这是政治稳定的核心要素和根本条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员流动性的加强,社会各阶级、阶层和集团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纷纷要求参与政治以获取权力和资源,然而他们无序、混乱地参与政治的方式及行动,对政治稳定造成了威胁.因此,要维护政治秩序的稳定性,必须保证各种力量参与政治的规范化、有序性,而这就需要加强政治制度化建设,形成固定的、受到尊敬的和不断强化的政治参与模式,维护共同体的安全、利益以及公共秩序.亨廷顿指出：“任何政体的稳定都依赖于政治参与水平和政治制度化程度之间的关系.[1]79”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之间的关系是否和谐、协调,是衡量发展中国家政治稳定的重要标准.根据他的观点,政治参与水平和政治制度化程度之间的组合大致有以下四种情况（见图1）.

其中,处于A状态的社会称之为“执政官”式社会,处于B状态的社会称之为传统不发达社会,居于C状态的社会称之为公民社会,而居于D状态的社会称之为现怎么发表达社会.这四种状态的社会政治稳定性是不同的：“执政官”式社会中的各种势力参与政治而政治制度化水平滞后,导致政治动荡；传统不发达社会中的政治参与水平低而政治制度化程度也低,政治体系封闭、不流动,但比“执政官”式社会政治稳定；公民社会具有明确而多样的制度,为不同程度的政治参与提供合法的渠道,能够保障政治稳定；现怎么发表达社会中的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水平都很高,形成了权威、高效的治理模式,政治稳定而富有弹性.也就是说,强有力的良好政治制度是扩大社会政治参与、保障公共利益的手段,如果一国政治体系的政治制度化水平低,那么政治参与水平越高,政治越不稳定.亨廷顿强调,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之所以会发生政治动荡,是“社会飞速变革,以及新的社会集团被迅速动员起来涌入政治领域,而同时政治制度却发展缓慢的结果.[1]4-5”即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关系不协调,政治制度不具备组织和输导政治参与的机制和能力所致.

其次,能否建立适应性、复杂性、独立性和凝聚性的组织,是评判政治制度化水平的标志.通过政治制度化建设可以明确各政治主体的产权关系,整合社会各阶层的利益,确立社会成员规范参与政治的方式和渠道,实现各种力量的和谐共存.那么如何更好地进行政治制度化建设呢,亨廷顿认为,需要构建具有适应性、复杂性、独立性和凝聚性的组织.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新的社会集团不断出现并积极要求参与政治,这成为不容回避的社会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途径是建立有效的组织.组织的适应性越强、凝聚力和复杂程度越高,政治制度建设的水平也就越高,政治也就越稳定.亨廷顿指出：“发达政治社会与不发达政治社会的主要区别表现为其组织数量的多少、规模的大小,以及效能的高低.[1]31”通过建立各种政治性组织和功能性组织,能够消除社会成员的互不信任感和狭隘的忠诚感,创建合法的政治秩序,相反没有建立相应的组织或者组织建设水平低下,容易引起政治秩序的混乱.

最后,随着现代政治的发展,最有效的政治制度化组织是政党.政党是现代化发展的产物,是现代政治特有的组织形式.在一国传统的政治体系无法维持或已解体的时候,强大的政党组织便成为合法性和权威的源泉,成为“消除腐败的、执政官式的或大众型社会的不稳定状况的惟一可能的力量.[1]90”在民众中具有深厚基础的政党可以为吸收新的社会集团进入政治体系提供制度化的程序,动员社会成员参与政治,整合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利益,消除政治不稳定因素.所以,拥有高度制度化政党组织的国家要比没有这种政党组织或者拥有软弱无力政党组织的国家政治要稳定. 二、主要观点

由亨廷顿的理论分析框架和逻辑思路可知,政治参与、政党功能和政治稳定三者关系密切,政党作为相似度检测具有吸纳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维护政治稳定的作用.深入解读《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我们可以概括出亨廷顿关于政治参与、政党功能和政治稳定关系的基本观点.

1.中产阶级作为新的社会力量要求参与政治.城市是人类走向成熟和文明的标志,也是人类群居生活的高级形式.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工商业的发展,城市成为衡量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新型的经济、文化和教育活动围绕城市展开,新的社会阶层和社会集团在城市中涌现,中产阶级成为阶层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亨廷顿的论述,城市中产阶级主要由四部分组成：其一是从事公共事业的管理者,包括公务员（文官）和部队军官（武官）；其二是知识分子,包括学生、教师、医生、律师和工程师等；其三是普通管理者,包括企业家、工会干部、银行家等；其四是自主自业者,如商人、手艺人等.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识字率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大众传媒影响的扩大,崛起的中产阶级对未来的追求和期望提高,阶级意识和政治意识增强,强烈要求参与政治以实现自身的利益和主张.

与农民、产业无产阶级等社会群体不同的是,中产阶级的政治需求具有三个特点：其一,政治需求呈现多元化.中产阶级具有异质性、差异性,内部各社会群体分别属于不同职业、组织,政治诉求、愿望并不相同.其二,政治需求具有抽象性.与农民、产业工人注重经济性目标的满足不同,中产阶级更加关注政治性目标,注重平等、自由、公正等抽象价值的实现和满足.其三,政治需求的满足具有长期性,因为中产阶级所主张的要求具有抽象性和递进性,很难在短期内完全实现.亨廷顿认为,政治需求的这些特点注定了中产阶级的期望总是走在国家现实政策和措施的前面,理想和现实的差距使得他们经常怀有挫折感、失落感和不满情绪.在没有有效政治制度保障的情况下,具有强烈政治需求的中产阶级无序、广泛地参与政治,很容易在社会矛盾激化时将潜在的革命意识转化为实际的反抗行为,引起政治动荡和社会秩序混乱.所以亨廷顿说：“都市中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使城市成了产生不安定和反抗活动的根源”[1]73,他们是都市中反对政府活动的源泉,恰恰是他们的政治观念和价值标准支配着都市政治,其比工业无产阶级更激进、更极端,特别是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非官僚性和非商业性的中产阶级更容易从事反抗、暴力活动.

2.吸纳、扩大中产阶级政治参与的重要途径是建立政党.亨廷顿认为,中产阶级参与政治是政治现代化的重要体现,政治现代化本身就“包含着全社会各阶层广泛地参与政治”[1]35,但是要实现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各种社会势力参与政治的有序化、合法化,则需要建立政党和政党体系,发挥政党作为政治组织的功能和作用.亨廷顿指出,政党是现怎么发表达政体区别于传统政体的最独特的标志,是高度发达的现代政治组织,其功能是“组织参与,聚合利益,充当使社会势力和政府相联系的纽带.[1]90”之所以政党能够执行这一功能,是因为政党能够“为吸收新的集团进入体系提供制度化的组织和程序”[1]400.政党通过制度化建设,为社会各阶级、阶层和集团参与政治提供规范化的渠道和程序,动员各种社会势力由政治体系外参与政治向政治体系内参与政治转变,并最终在整个体系内实现制度化的公共利益取代四分五裂的个人利益或小圈子利益,公共价值统摄个体价值,权力和利益的纷争在政党制定的框架内以互相协商和妥协的方式解决.不仅如此,强大的政党作为政治组织还能领导、带动工会、农协等功能性组织的发展,拓展中产阶级参与社会管理、政治活动的渠道.亨廷顿认为,社会主义之所以在中苏两国实现,就在于有组织严密、纪律严格的政党,能够吸收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优秀分子.

尽管政党有扩大政治参与的功能,是“动员的工具”[1]390,“能够吸收现代化中出现的新的社会力量”[1]407,但是要在实践中真正得以体现,还取决于两点：其一,政治体系的容纳能力和同化能力,能否将中产阶级纳入规范的制度化管理轨道；其二,中产阶级的接受能力和适应能力,能否放弃某些价值和要求以顺应新的政治体系.随着现代政治的发展,亨廷顿认为,适应性强和凝聚力高的政党和政党体系能够整合、同化各阶级、各阶层的利益,形成具有公共道德、公共利益和共同原则的政治共同体,凝聚、维系各种社会力量,容纳和扩大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另外,由于参与政治的渠道不断畅通,参与方式日益程序化、规范化和结构化,中产阶级也逐渐剥离了附着在身上的落后和腐朽的东西,摒弃根深蒂固的传统利益,成为融入新政治体系的社会成员.

3.强大政党体系的建立有利于维护政治稳定.面对中产阶级参与政治的需求,旧有的政治体系有两种选择：其一,按照与体系的持续存在相协调的方式成功地将中产阶级吸收进政治体系之中；其二,未为中产阶级进入政治体系和权力层提供渠道,将之排除在体系外.亨廷顿认为,如果是后一种选择,被排斥在外的中产阶级便会通过非正常渠道参与政治,这样引起的社会问题是：其一,腐化产生.当政治体系不能及时地适应需要,提供公认的、合法的渠道把中产阶级纳入政治体系时,中产阶级为了获得权力和资源,不得不用金钱贿写权力,从而促成了权钱交易的政治腐败.其二,社会动荡.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愿望得不到满足,便会在一定社会矛盾的诱导下,联合产业无产阶级、农民和军人参与到反抗旧有政治体系的斗争中,成为“一种高度不稳定的因素”[1]283.

政党为中产阶级参与政治提供了程序和渠道,既扩大了社会的政治参与,又有利于政治秩序的稳定.亨廷顿强调,现代社会未来的安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拥有政党和拥有怎样的政党,“一个政党组织严密而政治参与水平仍然较低（如印度、乌拉圭、智利、英国、美国和日本）的社会比一个政党在现代化过程中形成较晚的社会,其政治参与的扩大有可能较为稳定.[1]387”强大的政党体系具有两种能力：“第一,通过体系扩大参与,控制或转移动乱以及革命性的政治活动；第二,缓和并疏导新近被动员的集团参与政治活动,使之不破坏体系.[1]399,400”也即政党能够将体系外具有政治意识和政治期望的中产阶级纳入到体系之内,同时整合体系内各个阶级、阶层和集团的利益,实现体系内的政治和谐.随着中产阶级参与政治渠道的不断畅通,进入政治体系和权力层的中产阶级理性而地表达利益诉求,并得到政府的积极关切和回应,因而随着政治参与需求的不断满足,他们的革命性逐渐减退,即使是激进的知识分子,革命热情也受到制约并逐渐淡化.亨廷顿指出：“如果革命被避免了,到一定时期都市中产阶级就会发生根本变化；都市中产阶级数量越多,其保守倾向越严重.[1]76”而中产阶级一旦成了保守派,成为现行政权的维护者,则农民就失去了反对现行政权的联盟和领导者,革命再爆发的可能性大大减少,社会秩序趋向稳定、和谐.所以亨廷顿在总结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教训时强调,为了减少由于政治意识的增强和政治参与的扩大而造成的政治不安定局面,在现代化的初期就需要建立政党. 4.要扩大政治参与、维护政治稳定,必须加强政党自身的建设.既然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有参与政治的愿望和要求,而政党又具有吸收新的社会力量参与政治的功能,那么出于维护政治稳定的需要,发展中国家必须组建并发挥政党的作用,吸收中产阶级参与到政党组织或政治体系之中.然而,不同性质、地位、规模的政党,制度化建设水平不同,自身的力量强大程度各异,对扩大的政治参与的容纳和吸收能力也不同.亨廷顿指出：“一个政党或一个政党制度的稳定与力量取决于其制度化和参与水平”[1]390,若政党的制度化水平低而政治参与的水平太高,那只能带来政治混乱,相反,若政治参与水平偏低只能削弱政党在与其他政治机构和社会势力对比中的地位.所以一个政党要强大,必须要加强自身建设,制定与政治参与相适应的、合理的政治制度和规范的程序,吸纳、扩大政治参与并得到群众的广泛支持,否则没有制度化保障的政治参与只能退化为大众运动,而缺少群众参与的政党只能沦为个人小集团.只有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的政党,才能整合各种社会力量和资源,实现社会成员对政治体系的心理认同和群体忠诚,维护政治稳定,而腐化、分裂、不稳定和易受外界影响的软弱政党,由于缺乏有效而稳定的管理制度,容易招致政治混乱甚至.

三、评价及启示

如何有效处理政治参与和政治稳定的关系是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中的一项艰难课题[2]98.亨廷顿以战后至70年怎么发表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秩序问题为研究对象,运用实证的方法通过比较、分析,得出不同国家的不同阶级或阶层的政治参与实践对政治稳定的影响,其中对中产阶级参与政治对政治稳定的影响以及政党在扩大中产阶级政治参与、维护政治稳定方面的作用,进行了较多的论述,得出了别开生面的结论,对于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更好地处理政党、政治参与和政治稳定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当然,亨廷顿的观点并非完美无缺,随着政治现代化和政党政治的发展,其不足之处越来越明显,表现在：首先,将秩序与自由二者对立,强调“人类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无秩序而有自由”[1]8,并基于此论断得出威权体制属于发达政治体系的结论,然而20世纪六七十年代很多威权政府从稳定走向混乱的现实证实这是错误的.其次,将政党体制与政治稳定之间的关系线条化,认为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制度较之多元政党体制更有利于维护政治稳定,而现代化已经实现的国家,两党制则是最佳选择,后来世界政党发展的实践证明二者的关系并非如此简单,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再次,考察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秩序问题时,注重对政治体制、社会阶层结构等内在影响因素的分析,忽略了国际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等外在因素对他们国内政治稳定的威胁和干扰.

对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而言,修正和完善亨廷顿的观点,弥补其不足,实现理论的指导意义和价值,必须将中国自身的先进性与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政治秩序的稳定与社会化结合起来,以政治制度化为基本前提和保障,以自由、公平、公正为基本价值取向,以社会各阶层制度层面、组织层面和价值层面的融合为目标,努力开创有序参与、融洽和谐的社会稳定局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社会转型期.社会形态由传统的、封闭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的、开放的工业社会过渡,政治体制由传统集权的政治体制向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过渡,经济体制由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过渡.随着生产关系的调整,社会经济结构由固化的、僵硬的封闭结构向流动的、多元的开放结构转变,社会资源占有主体多元化,社会阶层结构分化、重组,中间阶层崛起并成为社会阶层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中间阶层的成长壮大受制度性与非制度性因素、先赋性与后致性因素影响,具有复杂性、不均衡性和“碎片化”特征.既有政府不自觉地推动形成的中间阶层,亦有市场培育而形成的中间阶层,还有第三方力量介入引起利益配置畸形化而催发的中间阶层.内部各群体受教育水平、文化品位、职业分布和公民意识具有差异性,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多元化.目前,公务员和政府管理的事业单位人员、知识分子、企业管理者、技术人员、效益较好而社会保障齐全的企业职工以及一部分户籍在农村、事业在农村的优秀分子构成了我国中间阶层的主体.根据陆学艺主持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课题组测算的结果,2008年中间阶层占全国总人口的22%～23%,且以后每年增加1%[3].也就是说,我国四分之一的人口都属于中间阶层.

安东尼M·奥勒姆指出：“社会经济地位（SES）和政治参与之间存在着相当明确的关联.就是说,一个人在社会分层等级中折合的SES的地位越高,他的政治参与比率也就越高.[4]331”崛起和壮大的中间阶层中的大部分成员是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而走向富裕的,随着经济地位逐渐被社会所肯定,他们参与政治、获得社会权力和地位的意愿凸显,希望通过参政议政、参与选举、领导或参加民间组织等渠道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政府决策,表达并维护自我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中间阶层在经济上衣食无忧,一般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对于现代政治和国家法制的认知和判断较为深刻、客观,具有较强的自我意识和独立精神,如果他们能够在制度范围内有序、广泛地参与政治,则有助于推动传统政治体制向现代政治体制的过渡,增强中国执政的合法性,推动政治化进程和整个社会的文明进步.相反,如果他们中的一部分被排斥在现有政治体制之外,参与政治的愿望得不到满足,可能会通过非正常渠道参与政治,引起社会秩序的不稳定.

政党在现代化进程中产生,必然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而不断变革.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党要站在时代前列带领人民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必须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自身建设,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5]1 738”中国是国家的缔造者和建设者,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中起着核心和领导作用.中国自成立那天起便与时怎么发表展的方向和趋势相吻合,始终走在时代潮流的前列,根据自身历史方位和中心任务的变化,与时俱进,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回应人民日益提高的要求和愿望.今天,面对社会阶层的重组、分化以及中间阶层崛起这一重要国情,执政的中国必须具有风险意识和忧患意识,根据中间阶层的特点、发展趋势,积极进行适应性变革,使自身结构、功能和活动方式更加规范化、科学化,以不断巩固自己的执政基础,扩大党的凝聚力和影响力,维护社会的政治稳定. （一）加强政党制度化建设,为中间阶层参与政治提供制度保障

一国政治的稳定直接取决于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水平的契合程度.1989年,《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领导的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颁布,标志着我国政党制度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各党派、各团体及社会各方面在中国的领导下政治协商、监督、参政议政,表达各个阶层的利益诉求和政治愿望,协调和化解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整合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并形成共识和合力.中国领导的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基本的政党制度,能够吸纳、同化社会上随着生产力发展而产生的新的社会阶层,并为他们规范化、程序化地参与政治生活提供基本的制度支撑和保障.实践证明,这一制度具有内在的合理性和优越性,越来越显示出生命力和活力.

中国领导的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保障社会各阶层参与政治生活提供了基本的制度框架和原则,但并不表明这一制度不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进一步完善.针对中间阶层崛起、成长的现状,中国必须进一步完善中国领导的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中间阶层更好地参与政治提供适宜、合理的空间,保证其政治参与实践在现有政治体系的框架内进行.同时,中国还必须加强具体政治制度的建设和管理体制的改革,包括构建高效率、低成本、制度化的领导体制,明晰党的领导与政府行政、市场活动之间的关系,坚决打击公共权力资本化、公共权力私有化的现象,防止中间阶层成员通过非常渠道获得社会权力和资源；完善决策制度、分配制度和信访制度,构建社会资源分配的公平机制、社会矛盾与冲突的化解机制、社会分层秩序的稳定机制和社会阶层重组的流动机制,有效协调社会各成员、各阶层和各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实现各阶层利益在制度层面、组织层面和价值层面的整合,保护中间阶层的一切合法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尊重他们的劳动、地位和社会声望；完善党内和社会制度,探索党内和社会基层实现的方式、途径和效果检验机制,推动中间阶层在体制内外广泛参与党内和社会,反映他们的利益诉求和意志；完善党的组织制度,鼓励中间阶层的优秀分子加入到党组织之中.最终,将方向不同、利益各异的中间阶层引导到执政党设定的发展轨道上来,把其自发的力量特别是反制度的力量调整为自觉而有益的建设性力量,使分散的利益、不同的民意转化成相对统一的政治共识和国家主张.

(二)制定规范的程序,保证中间阶层政治参与的有序性

在现代社会中,中间阶层利益表达的充分性和全面性是科学决策的前提和基础.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5]1 727”未来随着具有复杂性、异质性和不均衡性特征的中间阶层规模的日益扩大,他们参与政治的需求更加强烈,如果政治制度建设不健全、不完善或者滞后,必然会导致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建设的不同步、不协调,引起国家政治秩序的不稳定.因此,我们必须在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克服政治功能“缺损”或“弱化”现象,努力弥补政治功能“真空”,积极构建和完善中间阶层政治参与的程序和规范体系,将中间阶层的自愿参与和党的动员参与结合起来,用主导性政治价值规范、统摄中间阶层,引导他们在现行法律和政策允许的范围内规范、有序、理性地参与政治.同时,构建与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党现代化的建设和执政效率的提高相一致的执政方式,科学执政、执政、依法执政,保证中产阶级政治参与程序的正确执行和不断完善.

另外,在设计中间阶层政治参与的程序和规范时,要注意实现党的制度化建设和中间阶层的政治参与之间的信息对称.首先,保证中间阶层的政治愿望、利益诉求真实地传递给执政的中国,然后中国积极进行适应性地调整和变革,修正和完善基本政党制度和具体政党制度中的某些规定和做法,最后再在中间阶层的政治参与实践中检验并不断完善,如此反复.“政治参与不仅仅只是被当成政治权威维护合法性的工具,而是人们内心道德法则和德性的实现.[6]”通过这种反馈机制,可以增进中间阶层的政治认知、认同,扩大中国的执政基础,提高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和影响力.

(三)拓展参与渠道,促进中间阶层政治参与方式的多样化

拓宽中间阶层参与政治决策和社会管理的渠道,实现体制外参与向体制内参与的转变,并为他们参与政治实践提供平台.支持中间阶层的成员在政府、人大、政协的机构中任职,确立与中间阶层的规模和发展趋势相协调的人大、政协委员名额,鼓励中间阶层的成员参与工会、共青团、青联、妇联等由党委直接领导的人民团体,扶持中间阶层主持和参与各种专业协会,发挥中间阶层在公益性民间组织中的骨干作用.最终,通过将中间阶层参与政治实践的渠道和方式制度化、规范化,发挥中间阶层在社会中的“稳定器”“平衡轮”和“缓冲带”作用,实现中间阶层广泛参与下的政治和谐和社会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