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政治化文学叙事的文化检讨

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有一条从文化启蒙到政治化,再到泛政治化的演变线索.如果说20世纪20至30年代之交文学迅速政治化,普罗文学、左翼文学、革命文学纷纷崛起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和必然性.那么文学的泛政治化给文学发展带来的则是更多的负面效果.泛政治化即政治化过渡和过量带来的倾斜和失误,一方面是政治文化的僭越性扩张,侵入、冒进和占据了其他生活和文化精神领域,最终成为一种对其他生活和文化精神领域话语的取消和替代；另一方面社会生活和文化精神的参差多态的复合体（多义的共同体）被人为地纳入到政治的有限框架后,其意义也就被缩小了.泛政治化造成了简单化线性思维和二元对立式的思维模式,也造成理解（读解）文学的狭小释义空间.泛政治化给现当代文学带来的负面消极影响从根本上制约了文学叙事应具有的广度、深度和厚度,限制了作品艺术审美质量的达成和提升.

一、双向对逆的运行机制

政治原本有着自己的领域、位置和空间,以制度和意识形态两种方式存在.政治也可以对社会生活的其它领域发生重大的影响.这一点我们在历史上经常看到.但其前提是不以消灭和取代其他领域的独立性为前提.政治文化是整个文化母体中的一部分,甚至是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它应该立足于自己的本位核心领域而产生其应有的作用（包括对其他领域的影响,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而不应是长期硬性、僭越性地扩张,侵入、冒进和占据了其他领域形成泛政治化态势.中国现当代文学叙事在思潮影响下,出现了大量泛政治化的叙事文本,成为登峰造极的“革命文学”经典.作为复杂的文化现象是值得进行深入研究的.泛政治化的文学叙事不是一个单纯的审美事件,同时它也是一个政治事件.这与过量的政治文化焦虑相关.①基于权力集团政治利益的极度膨胀,过量的政治焦虑无法从政治渠道本身获得满足时,它总是要寻求外在的发泄和释放.审美的文学叙事正是这种途径之一.泛政治化的文学叙事可以看作泛政治文化战略得以实施的修辞术.

文学泛政治化的叙事构成首先是在实现方式上将世界（生活）要素的众多内容一律兑换或置换为政治内容.例如把杜甫诗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个原本对社会不平等的对比性感慨抒发,解读为对阶级压迫的血泪控诉和阶级意识的觉醒.又如将妇女的穿衣打扮兑换为不同阶级生活方式的直接表征：1、现代文学一些作品中把烫发、抹口红、着旗袍、穿高跟鞋的现代女性特征一致性地设置为,不是国民太太,就是女特务,或者是交际花,要么就是,总之都是旧社会的垃圾；2、受此影响,当代文学的一些作品把香风作为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如《上海的早晨》、《霓虹灯下的哨兵》等）,或者是把穿衣打扮当作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如陆文夫小说《井》）,至少是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加以否定.3、作品的画面上如果出现八、九个人围坐在一桌酒席上,那一定是反动阶级、剥削阶级在吸食民脂民膏,至少也是腐化堕落生活的表征,总之与劳动人民的艰苦朴素格格不入等这样,一切事物就都被纳入政治的框架,以政治的视角解释一切,政治就被不合理地扩张和扩大了.被扩张和扩大了的政治势必导致它越出自己的疆界而进入到社会生活各个层面和其他文化精神领域.政治文化的僭越性扩张,侵入、冒进和占据了全部社会生活和其他文化精神领域,最终成为一种对社会生活和其他文化精神领域原有事物的曲解、取消和替代.

社会生活是参差多态的,是多种复杂的事态的复合体（多义的共同体）,是一本难懂的大书.然而当生活被人为地纳入到政治的有限框架后,其意义也就被缩小了.政治好比是一个筐,其容量是有限的,要把原本不属于它的事物一古脑装进去,就势必对那些事物实施大规模的删减.多年以来,我们的文艺理论提倡深入生活和反映生活,却不去发掘对生活无限丰富意义的理解,甚至置生活于不顾.泛政治化的文学叙事追求一种体现政治宣教的“宏大叙事”.于是便发生了政治对日常生活的大规模入侵.这导致“生活”成了“政治生活”的代名词.就事象形态而言,日常生活是芸芸众生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五行八作,百业运营.但是泛政治化思维却要刻意营造一种单一的非日常化的“严重”的政治生活氛围.它充满敌情观念,连街坊邻居都提高了警惕,绷紧了阶级斗争这根弦.把扶老携幼,救助病弱,公共汽车上的让座一律视为“雷锋精神”或“共产主义精神”在闪光.因此文学叙事中作家用饱蘸时代风云的如椽大笔尽情挥洒光芒四射的英雄人物的传奇色彩的“故事”.而升斗小民的琐碎生活和卑微的经历被拒斥在文学叙事之外.泛政治化文学叙事在理论导向上曾经批判中国传统戏剧叙事中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劳动人民成了渣滓.然而泛政治化的文学叙事没有想到自己也在政治宣教的“宏大叙事”中走向弃普通百姓于不顾,走向了斑斓的生活和丰富多彩的文化精神的反面.这个讽刺是颇耐人寻味的.

泛政治化文学叙事缩小和简化生活的另一个表现是对家庭、爱情这些人生重要内容的删除.家庭是人们日常生活的核心场所.高度政治化和非日常生活化的结果必然是取消家庭、删除家庭或将其忽略不计.现当代政治生活中曾经大规模出现的部队生活、公家人、下放“干校”劳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等生活形式成为对家庭生活的强有力拆解.夫妻或家人跟随各自所在的单位（革命工作岗位）,天各一方.由于人为的拆散家庭造成的两地分居,人们的一切都被高度地组织化、政治理念化,完全取消或极大压缩了个人生活的私人空间.不仅如此,人们甚至还被要求严格遵循高度政治化的理念,并将它们内化为个人的生活理念和自我意识.不仅要“大公无私”,“克己奉公”,还要“狠斗私字一闪念”.这样,一个完全非个人化、非生活化的革命公共化政治生活空间就被打造而成.随着取消家庭、删除家庭或将其忽略不计,人生的另一个重要内容――爱情也遭致有效地遏制.期间,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文学叙事作品中,爱情成为禁区是众人皆知的事实.在关于革命英雄传奇般惊险曲折的“宏大叙事”中,呈现着“去家庭”与“去爱情”的倾向.《青春之歌》、《红岩》、《红日》、《创业史》、《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平原声》、《烈火金刚》等作品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这个倾向.谢晋在导演电影《红色娘子军》时就删除了原剧本中关于吴琼花和洪常青的两段爱情描写,而这恰恰是原编剧梁信的得意之笔!在中推广的“革命样板戏”也均无家庭和爱情.《红灯记》只有一个家庭的外表形式,实是一个以“家庭”为外衣养护的地下革命小组.这些作品意味着对于泛政治化的文学叙事来说,家庭生活和男女之爱这些柔性和温馨的东西是“革命者”生活与精神中不必要的东西.它们不适于英雄传奇“宏大叙事”的力度和刚性特点.如果就单个作品看革命英雄传奇般惊险曲折的“宏大叙事”或许也不失为一种动人或精彩的叙事.但是将这些大量的作品组成一个连贯的系列图景就不难发现其中的荒谬性.泛政治化文学叙事的荒谬性还在于以“革命”的名义实施了不合理的禁欲主义主张,以单一的政治性、阶级性取消了丰富的人性.这是新时期文学伊始人性化写作报复性泛滥的根由.

二、泛政治化文学叙事的失误检讨

泛政治化的文学叙事首先表现在艺术概括上的严重失误.歌德说：“诗人究竟是为一般而找特殊,还是在特殊中显出一般,这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分别”.在歌德看来前一种途径就是从概念出发,然后再选择特殊事物作为例证,以说明普遍性的概念；后一种途径“才特别适宜于诗的本质”,因为诗人先抓住了生活中富有特征的事物,就会由于表现真实而完整,“在特殊中显出一般”,产生由有限见无限、言犹尽而意无穷的境界.②因此,歌德说“对个别特殊事物的掌握和描述”才是“艺术的真正生命”,“到了描述个别特殊这个阶段,人们称为‘写作’（Komposition）的工作也就开始了”.③这才是深谙艺术真谛的阐释,道出了艺术概括的“美的规律”.马克思曾高度赞扬莎士比亚的戏剧创作,号召作家要“莎士比亚化”,而不要“席勒式”.“莎士比亚化”是指莎士比亚戏剧创作中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剧情的丰富性、生动性带来的整体艺术效果.而“席勒式”则是不适宜地将人物“作为时代精神的传声筒”.“席勒式”的创作方式的实质与古典主义原则所要求的由理性概念化类型形象所体现的普遍性精神极为相似.而泛政治化的文学叙事竟也如出一辙――以泛政治化的理论原则统一规范文学创作.这就形成一个阶级只能有一个“典型”.一个“典型”实际上是反过来对典型的取消,人物必然滑落为扁平的类型化人物.泛政治化的文学叙事追求人物性格的普遍化、定型化和人为理论标准的规范化,为共性而牺牲个性,为一般而抹掉特殊.人物脱离了社会生活的具体情境和自身的动态复杂性,成为比较抽象化的思想容器,自然缺少审美价值和艺术生命力.我国现当代文学自20世纪40年代以后至80年代中期以前,尽管作品众多,人物不少,但真正受观众喜爱并流传至今站得起来的艺术形象却并不多见.这不能不说是作为主流的泛政治化文学叙事在人物塑造上的重大失误.

文学叙事的泛政治化,作为普遍主义、集体主义、英雄主义、革命阶级宏大叙事的过分膨胀带来了反文学的性质.按照其叙事逻辑,只要政治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剩下的事情就是为这个“一般”而找出个别的例证,即形象的图解.中曾经有过“领导出思想,作家出技巧”的创作经验,在较长的时间里,我们的一些文艺创作,充斥着概念化、公式化、脸谱化、标语口号化、千人一面、千部一腔的严重弊病.受此问题的启示,我认为经典叙事学的结构功能研究也带有科学主义和普遍主义倾向.作为一种文学理论,它过于关注叙事作品的普适性常规,而忽略了杰出作品个案的特殊性.

泛政治化运作形成了简单化线性思维和二元对立式的思维模式.不仅革命与反革命、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进步与落后、正确与错误、美与丑等壁垒森严,黑白分明,鲜明对立,没有过渡（反对写中间人物）；而且集体与个人,公与私,集体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宏大叙事”与个人化的小叙事,革命理念与个人互不相容.简单化的线性思维和二元对立式的思维模式限制了作家精神生产的诗性观念化、想象化的自由空间,走进非此即彼的狭隘思维定式,艺术的路子越走越窄.

泛政治化的文学叙事造成理解（读解）的狭小释义空间.比如报道一个救助落水儿童的青年,不顾事实本身的活性特征和意义,而人为地进行观念上的拔高,说他之所以能够作出这些光辉而动人之举,完全是因为平时如何如何的积极上进,自觉地接受革命思想教育,一贯用高标准、严要求衡量自己,在发现儿童落水的瞬间突然想起了雷锋、王杰等英雄人物的光辉事迹,终于在英雄精神的鼓舞下跳入了水中,云云.泛政治化的文学叙事大力主张写“新的人物,新的世界”,这一观点认为,文学叙事要表现时代生活就只能“写工农兵”,排斥“家务事,儿女情”.由于受苏联文学的影响,并片面地将其理解为“以写光明为主.他们也写工作中的缺点,也写反面的人物,但是这种描写只能成为整个光明的陪衬”,④所以作品中总是呈现革命形势一派大好景象,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一片明媚春光.周扬认为在“解放区的文艺是真正的新的人民的文艺”,应该写“新的人物,新的世界”,因为“民族的、阶级的斗争与劳动生产成为了作品中压倒一切的主题,工农兵群众在作品中如在社会中一样取得了真正主人公的地位.” ⑤这一观点在当时社会环境中具有特定的积极的意义和影响,但如今天从学理意义上看来,这就是题材决定论和根本任务论的直接理论源头.任何理论超越时代被长期沿用,必会变异变形,由于阶级斗争被视为绝对正确的思想方法,对我国当代社会生活发生了重大影响,也不可避免地渗透到文学活动中.于是《红楼梦》被解读为中国古代的阶级斗争史,《西游记》中的孙悟空被说成是农民造反和革命的代表.受泛政治化的阶级分析方法影响,我国当代生活曾经流行这样一句口头禅：“什么藤上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阶级划分进入文学叙事领域,预先设定了各阶级在文学作品中的地位与面貌.他们的地位与面貌,所作所为,套用一句当时流行的话来说：“是由他们的阶级本质决定的”.于是阶级敌人必定是鬼头鬼脑,面目可憎,“贼眉鼠眼,一双眼珠骨碌碌乱转”,这是当时文艺作品对阶级敌人的常见画像和话语修辞.他们总是躲在某个阴暗的角落窥测风向,以求一逞.但是由于他们逆历史潮流而动,则一定是“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是革命规律,也是创作铁则.而工农兵作为进步阶级,其形象必定是光辉的,是生气勃勃、充满活力的,要把他们无一例外地刻画成“浓眉大眼,高大魁梧”,“目光炯炯,英姿飒爽”.他们的手或拳头也往往被画得特别大,叫做“大手”或“铁拳”.而作为工农兵优秀代表的党员干部更是无所不能,一切矛盾和困难均能迎刃而解.资产阶级男的一定是大腹便便,女的一定是珠光宝气,他们一律过着灯红酒绿,醉生梦死,腐化堕落的生活等

战争文学是泛政治化文学叙事的主要领地.但是纵观我国战争文学,正是因为受文学叙事泛政治化负面影响,使它在审美蕴含方面患有严重的缺失性病症.中国现代革命战争所走过的道路并非像长安街那样平坦宽阔,而是充满了坎坷与挫折.这些坎坷与挫折不仅来自于敌人的强大与狡诈（他们是确确实实张着血盆大口的活生生的真老虎、大老虎和铁老虎）,同时也来自于我军内部受“左”、右倾错误的严重危害、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以及战略战术指挥方面的失误和个别领导人的弱点等.这些因素的交织曾经数次使得中国革命陷入危机,濒于绝境.然而这种历史的残酷性和真实性并未在文学叙事中得到真实的述说.这实质上是现实主义和历史主义精神的双重滑落.只是到了近年来的战争文学叙事才有一定改观.泛政治化的战争文学叙事给人以这样一个鲜明的感觉印象,似乎我军仅仅凭着高度的政治觉悟与朴素的阶级感情在那里打仗.而敌人则真的成了一打就倒,一戳就破的纸老虎.反面人物被漫画化了,正面人物被人为地拔高了,战争变成了轻而易举的儿戏和玩闹,成了一种虚检测的叙事.从艺术的高度看,泛政治化的战争文学叙事缺少应有的人性关注所引起的心灵震撼,也缺乏借助战争对人类命运、历史进程和战争本质的哲学深度思考,缺少超出战争政治之外的多方面审美蕴含.

三、不是余言的余言

对政治化与泛政治化文学的研究一直是迄今为止对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的一个弱项.主要原因是后人们出于对“阴谋文艺”、“帮派文艺”的摒弃而产生的连带效应.这样的连带效应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恩格斯说“任何新的学说等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⑥广而言之,任何文化现象也是同理,文学艺术也不例外.其实就历史而言,“”历史并非空穴来风,时的文艺也不是之类的几个人就能够凭空搞起来的.它实在是长期以来中国泛政治化文学叙事的必然逻辑结果.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的文学及其理论批评成就不高的根本原因并不是理论界所说的什么“与传统决裂”、“没有民族特色”、“没有自身话语”之类的问题,而是它从根本上回避了现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与文艺生活中的重大问题,丧失了文学中应有的现实性和具体性内容.对如何看待泛政治化文学叙事的优劣利弊,我认为只是作非学术化的否定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从学术角度作出扎实细致的深入研究和有说服力的阐述.这不是靠一两个人或几篇文章就可以毕其功的.这种探讨对从根本上清理泛政治化文学叙事给中国文艺带来的负面效应,对业已出现的轻视政治化与轻视泛政治化文学的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和教学,对克服把文学放逐到当代文学视野之外的痼疾具有建设性的积极意义.当然文学是不能完全脱离政治的,这是文学需要探讨的另一个话题.

①王一川《中国现代卡里斯马典型》第37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②歌德《关于艺术的格言和感想》,转引自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卷）第415―41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③爱克曼辑录《歌德谈话录》第1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④《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选集》第三卷第87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⑤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人民文学创刊号》,1949年.

⑥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6页,人民出版社.

（作者单位：漳州师范学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