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之名投奔政治怀抱

摘 要：“”后的新时期文学以高扬人性、人情、人的尊严与价值而被称为启蒙文学.然而,它在思想资源、文学叙事及作家主体意识方面,却处处体现着理性的缺失和对政治权威的依附.从“启蒙”出发,走向了“启蒙”的反面.

关 键 词 ：新时期启蒙文学； 政治依附 ；思想资源 ；文学叙事； 主体意识

作者简介：邓晓林（1989-）,女,汉族,籍贯：四川成都,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4）-06-0-02

“”结束后,伴随着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的调整,文学界也提出了“新时期”文学的概念.在文学创作上,《伤痕》、《班主任》、《哥德巴赫的猜想》《爱是不能忘记的》、《人啊,人!》等作品,都在呼唤着人情、人性、人的尊严与价值,表现出强烈的启蒙意识.因此,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新时期文学思潮被视为继五四之后的第二次启蒙文学.

什么是“启蒙”?“启蒙”,英文为“enlightenment”,是照亮、点燃的意思.康德为“启蒙”下的定义是：“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而他所说的“不成熟”,指的则是我们意志的特定状态,这种状态使我们在需要运用理性的领域里,却接受了他人权威的引导.即我们必须要用理性去反对权威,保持独立意志,而任何对权威的依附都必然走向启蒙的反面.以此为视角,我们发现以“启蒙”主题的“新时期”文学无论在思想资源、文学叙事还是作家主体意识方面,都附和着政治权威,处处体现着对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的认同.这种与政治权威共同度过的罕见“蜜月期”暴露出了新时期启蒙文学理性的匮乏,从启蒙出发,却走向了启蒙的对立面.

一、用马克思主义宣扬人道主义

新时期之初,人道主义话语在经过数十年沉寂之后艰难浮出,并成为新时期文学重要的思想资源.这既是对人道主义思想资源历史遗产继承的结果,也是新时期人们对备受摧残和践踏的人性的尊严与价值的呼唤.据统计,到1983年,有200多家杂志参加人道主义的问题讨论,相关文章达到600多篇.[1]尽管对人道主义的讨论众说纷纭,但人道主义的弘扬或者辨析又莫不与“回归马克思主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讨论者试图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的人道主义成分进行挖掘和还原.他们认为：长期以来,我们将马克思主义本身蕴含的关于人的自由发展、自我意识及人性人道主义视为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加以批判,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包含着人道主义.如汝信认为“如果我们把马克思早期的著作和他成熟期的著作做一个比较,就可以看出,人的问题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心”[2]；俞建章在文章中提到：“今天,我们要为人道主义正名.人道主义分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而共产主义人道主义就是最彻底、最革命的人道主义”[3]；朱光潜也认为“马克思不但没有否定过人道主义,而且把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的统一看做是真正共产主义的表现”[4]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人道主义,源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思想体系.提倡关怀人,尊重人,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主张人格平等,互相尊重.作为一种思想体系,人道主义来源于西方资产阶级社会,但是尊重人、关怀人,把人当人看的人道主义内涵本身是没有姓“社”还是姓“资”的区别的.新时期所高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寻求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统一的论述暴露出了启蒙知识分子一体化思维模式的惯性和寻求政治合法性庇护的企图.而在启蒙思想的探讨和启蒙主义精神的发扬过程中,如果始终不能绕开马克思主义这一意识形态思想前提,关于人道主义的矛盾也就永远纠缠不清,而启蒙精神的深化也就必然受到无形的拘禁和限制.

二、文学叙事中的政治认同

启蒙资源及其思维方式的上述特点必然内在地规定着启蒙文学思潮的启蒙内涵和启蒙价值等,甚至使文学叙事不自觉之间就滑行到启蒙的反面.

新时期文学叙事从“伤痕文学”的政治批判,到“反思文学”、“寻根文学”的文化反思的转向,虽然努力摆脱“文学为政治怎么写作”的口号,但实际上仍然未能摆脱主流意识形态的规定性命题.可以说,新时期文学对社会历史的理性观察与批判实质上屈服于权威政治话语的规定性命题,显然是控诉有余,理性不足.那些被人称赞的、弘扬人伦亲情、自我发现与爱情理想、打动人心的小说叙事,也往往止于政治的抒发或革命情感身份的认同,是另一种蒙昧的表征.

作为拉开“伤痕文学”序幕的小说《伤痕》可以说是以蒙昧始,以蒙昧终.八年前当妈妈被打成“叛徒”的时候,尤其听说是亲自定的案时,她对妈妈有罪是坚信不疑的；八年后,“”结束,晓华在接到妈妈告知她自己的冤案已经昭雪的信时仍在怀疑和犹豫,直到接到妈妈单位盖着印章的公函后她才相信真相.而且,平反后,母女两人都对党感激涕零,甘愿为党奉献余生的光与热.妈妈说：“在党的领导下,我的冤案已经昭雪了.”“感谢党,我又回到了原来的工作岗位.”“我的身体已经不行了,但是我还是决心用我最大的努力为党多做工作.”女儿说：“我一定不忘党的恩情,紧跟中国,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毕生的力量!”八年的骨肉分离仅仅被一句“万恶的‘’”所转移,被一句“感谢党”所化解.在这次历史劫难中,母女俩从对一种政治权威的迷信走向了对另一种权威的迷信,她们既没有在历史的磨难中培养出对社会政治丝毫的批判理性,也没有形成自我反省的理性.此外,这样的政治情感的抒发也必然限定了对“”控诉的禁区——只能是对“”的控诉,而非政治体制的反思.

曾经是“少年布尔什维克”的王蒙,在屡经磨难之后,并没有唾弃早年的理想主义,平反复出的遭际反而坚定了他对这种理想的认同.他自言：“尖酸刻薄后面有我的温情,冷嘲热讽后面有我的谅解,痛心疾首后面我仍满怀热忱地期待着.”[6]小说《布礼》中的主人公钟亦诚在平反之后这样说道：“二十多年的时间没有白过,二十多年的学费并没有白交等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也深沉得多,老练得多,无可估量地成熟和聪明得多了.”在作者看来,我们的党在粉碎“”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已经改进了肌体,从此就会健康地生长起来.可是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这么坚信我们的党不会再犯错误,不会再染上病毒?这一点,王蒙并没有在文章中解答.从王蒙的文学叙述中,对理想、对信仰,只有情感性的把握,而缺乏理性的批判与论证,个人的独立意志完全依附与政治权威,理性之光无比暗淡,这样的启蒙叙事显然是走向了启蒙的反面. 三、启蒙主体对政治身份的追认

文学叙事体现出的对政治的高度认同,难以摆脱政治宏大叙事模式,折射出知识分子（启蒙）主体本身审美能力和思想意识的缺陷.进入新时期,作为启蒙主体的知识分子急切地追寻着革命者或国家主人的身份认同.

“十年”知识分子所遭受的迫害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他们不但失去了启蒙大众的资格,甚至连最起码的生存的权利也被剥夺.在这段历史中,知识分子是背负着沉重的自卑感忍辱负重地一路走来的.知识分子的这种集体“失常”及“失常”后所遭受的耻辱与痛苦,直接导致了“”后知识分子反弹般的集体“觉醒”——革命者（革命知识分子、人民知识分子）身份的急切追认.

基于上述目的,新时期文学初期的启蒙文学很大程度上充当着知识分子追认“革命者”身份的手段.他们将个人的苦难与民族苦难结合在一起,使得个人的苦难具有了超越的价值.如在丛维熙小说《雪落黄河静无声》中,主人公范汉儒将“”期间的遭遇比喻为“为人民拉纤”,“我”作为忠诚的儿子是在代祖国母亲受难.“你是在给养育你的人民拉纤,无论多苦,都该咬紧牙关,像真正的纤夫一样,一步一个脚窝.”“即使灾难再大,也不能做一个黄河的不肖子孙”.这样一种意义的转变,在赋予“我”生存的意义、承受困难的信念与勇气的同时,也赋予了“我”自我主体化、英雄化的历史地位,并获得了革命后理直气壮地话语权.而在张贤亮的笔下,苦难成其为知识分子成长的必由之路,是个体从自发的偶然的主体上升为具有理性和历史意识的主体必然选择.这样的意识在《绿化树》、《男人的另一半是女人》中均有体现.

数十年的政治风波没有磨炼出知识分子观察和批判社会的理性眼光,在需要理性的地方却接受了政治权威的领导.知识分子来不及对社会历史及个人命运进行仔细的反省,就迫不及待地对政治权威投去了谄媚的微笑.但倘若作为启蒙主体的知识分子都主动放弃自我独立意识,放弃理性意志,转为对政治意识形态的主动依附,启蒙到底该先启谁的“蒙”呢?

综上所述,新时期初期启蒙文学在喧哗的启蒙浪潮中存在着理性缺失,依附政治的反启蒙因素.新时期启蒙主体始终未能建立,启蒙的内涵始终语焉不详.这些因素都将使得启蒙难以为继,最终以失败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