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意识形态对中国翻译活动的影响

点赞:4140 浏览:10795 近期更新时间:2023-12-31 作者:网友分享原创网站原创

摘 要:纵观中国翻译史的发展阶段,中国翻译史经历了三个主要的发展时期,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战争至五四运动时期的西方翻译和文学翻译.不同时代的主流翻译作品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这中间是否有什么因素造成了这些不同时期的翻译作品的出现,安德烈·勒菲弗尔关于意识形态对文本的操纵性改写理论为研究这些翻译作品的特点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视角,尝试用意识形态,特别是政治方面的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研究中国翻译史上不同发展时期的翻译特点的问题.

关 键 词 :政治意识;中国翻译活动;三次翻译

中图分类号:H1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5-0191-02

一、政治意识形态对翻译选材的影响

美国学者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指出,译者的意识形态和翻译当时接受文学中的主流诗学是决定翻译所投射的文学作品形象的两个基本因素,而其中译者的意识形态又是首要因素,他决定了译者所要采取的基本翻译策略.操纵翻译策略选择的主流意识形态可能是译者本身认同的,也可能是赞助人强加给他的.翻译活动的赞助人对意识形态往往比诗学更感兴趣,他们会通过各种手段直接或间接地左右译者的翻译策略,保证译作所反映的意识形态符合其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而不会破坏社会体制的整体稳定和正常运作.政治意识形态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目的语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操纵着译者的翻译策略.一方面,处于政治的考虑,对遇到可能引起麻烦或纠纷的内容,译者或者加以删除,进行淡化,一般都会自觉地避免译入那些有可能触犯政府或主流政治的言论或描写.另一方面,出于某种政治心理或者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如果需要,译者也会渴尽渲染之能事,浓墨重彩地突出与之政治意识形态相吻合的部分.

我们来看中国这三次翻译史的,从政治意识形态和翻译作品之间的关系分析来看是可以印证勒菲弗尔的这一理论的.不同时期的主要翻译作品随着各个不同时期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变化而变化.

二、翻译的第一次——佛经翻译

佛经翻译可以堪称是中国翻译史上最早并具有规模的翻译.中国的翻译史是从佛经翻译开始的.佛经翻译始于东汉,东汉后期,政治腐败,外戚和宦官两大势力交替交权.他们对老百姓巧取豪夺,横征暴敛,给百姓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在民间对统治者的压迫怨声载道,不断爆发农民起义.佛教的传入顺应了当时的统治需要,由于宗教能够麻痹人们的思想,帮助统治阶级统治人民,巩固地位.也能够融入我国宗教主流.在于佛教教义与儒教、道教的道义有契合之处.佛教强调“心”治,因此统治阶级特别强调对“民心”的控制.这一时期的代表有:东汉桓帝建和二年(184年),波斯人安世高翻译《安般守意经》等三十多部佛经.安译禅法类经典,禅在印度佛教中的意义是“静虑”,“思惟修”.定的意义是“等持”,是心专一境而不乱.安译《安般守意经》是专讲五停心禅法(不净观,慈悯观,因缘观,数息观和界分别观)中的数息观.月支人支娄迦谶翻译十多部佛经,他于汉桓帝末抵洛阳,于灵帝光和中平间,译出《般若道行经》、《般舟三昧经》等十四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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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传入我国初期时并未在社会上产生强大的影响.从东晋佛教开始盛行,并逐渐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势力,日益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并逐渐成为统治者的政治工具.两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制日益强化,压迫更为严重,社会更不平等.般若学成为当时主要的佛教思潮之一.般若学的中心观念是讲“空”,所谓空是指一切事物都是无自性、无实体的意思.般若学通过阐发一切事物都不是真的,劝导人们不要去分别事物,不要执著事物,要证悟一切事物都是非有非无的最高智慧境界.这在客观上掩盖了门阀士族对统治权力和封建剥削的执著,掩盖了他们贪婪的行径.东晋的道安,毕生致力于般若学,为六大般若学家之一,他主持佛经译场,精审已译经典.鸠摩罗什也是这一时期的佛经翻译大家,他初学小乘,后遍习大乘,尤善般若,率弟子僧肇等八百余人,译出《摩诃般若》、《妙法莲华》、《维摩诘》、《阿弥陀》、《金刚》等经和《中》、《百》、《十二门》和《大智度》等论,共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

隋唐时期达到了佛经翻译的全盛时期,在初唐时期佛教发展到达顶峰.一方面,唐朝时国力强大统治阶级继承以往传统,对佛教发展极为重视,另一方面,统治者也认识到劳动人民的重要作用,实行亲民政策对儒、道、释各教加以利用,在唐朝佛教能融入中国文化主流,并成为中国的三大宗教之一.这一阶段译经活动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佛经翻译事业达到了顶峰.派僧人唐玄奘向西取经,设置译场译经.译经的计划性更强,节译选译者较少,往往翻译全集.在唐太宗的支持下,玄奘在长安设立了国立翻译院,参与的学生与人员来自亚洲东部各地.《宋搞僧转》中记载了唐代译场制度,设置的翻译职司多达十一种,而且分工组织极为复杂;四大译经大师有两位都出生在唐朝.

三、翻译的第二次——明末清初科技翻译

翻译史的第二次是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从元朝以来,中国和西方国家一直有比较密切的外交活动,15~16世纪西方世界已经基本经历了文艺复兴时期,而且进入了资本经济发展时期.科技领域出现了许多重大的发现.而中国封建文明经历唐宋以来的高峰,开始进入没落时期,再加上南宋以来新儒学长期排斥禁锢人们的思想,佛学过于虚幻,已逐渐失去优势.明朝中期以来,统治阶级昏庸无能,宦官专权,政治腐败,我国科学技术水平和学术思想趋于衰微,相对于刚刚经历文艺复兴和资本主义革命的欧洲诸国明显落后,于是出现了对西方科学技术的渴求.而另一方面,明朝中期,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科技方面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明末清初时,西方殖民者入侵我国东南沿海,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进行传教活动,在传教的同时,也与中国的学者合作翻译科学著作.由于当时封建士大夫中的一些开明人士也希冀通过学习西方科技技术来抵御侵略巩固封建统治,于是和西方传教士一起翻译西书,促进了中国翻译史上第二次的出现.这一时期共成书400余种,其中科学译述186种左右(含人文科学55种,自然科学131种),内容涉及科学、天文、物理、地理、生物等学科领域.最著名的是被耶稣教会人士称为“中国圣教三柱石”的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筠.以徐光启为首的一批学者,崇尚西法,与传教士一起,共同编纂了《崇祯历法》,对西法作了系统的介绍,对西法的传播起了极重要的作用.利玛窦和徐光启还合作翻译了《几何原本》(前六卷).徐光启与利玛窦还合译了《测量法义》一卷,从此中国有了经纬度的精确概念.李之藻与利玛窦合译了一本《圜容较义》,专论圆的内接和外接.李之藻和利玛窦还合作编译了《同文指算》,使笔算在我国重新开始普及.在其他学科方面,中西人士合作的翻译也都带来了不小的成果.例如在生物学上引进达尔文的进化论;地理学上翻译了世界地图;医学上引入了解剖学的概念等等. 四、翻译的第三次——战争至五四运动时期


第三次出现在战争至五四运动时期.战争的失败使得国内的有识之士在痛苦和屈辱中开始深刻反思并逐渐开始觉醒.可以说,中国近代的翻译事业是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入侵开始的.人们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学习西方先进军事技术和机器制造.洋务派设立了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等译书机构,大量有关工程技术、军事武备和自然科学类的西方著作被介绍到中国.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有傅兰雅和徐寿合译的《化学鉴原》,伟烈亚力和徐寿合译的《汽车发轫》,玛高温和华蘅芳合译的《地学浅释》等.还有《化学指南》、《算术课艺》等.“可以说,自然科学的大量引进,是西学在这个时期传播的重要特征.”(史革新,1985).甲午战争之后,有识之士意识到光学习西方的技术是不够的,同时还要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于是以严复、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人士开始大量译介西方具有先进思想的社会科学书籍.1898年,严复翻译《天演论》,他向国人介绍了弱肉强食的道理,并指出如果中国人麻木不仁,失去独立性,就会被奴役.书中宣扬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败”的思想成为当时救亡图存的理论基础.他先后翻译了10多种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和逻辑学著作.林纾与王昌寿合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解开了文学翻译的新纪元.与此同时,梁启超也翻译了大批日本小说,以《佳人奇遇》,《经国兰谈》,《日本东海散事》为代表.这些小说作品大多数表现了主人公少怀大志,心忧国事,指点江山的慷慨情怀,这些小说被译者看作是启迪智慧,救国开化的政治教化工具,符合了当时有识之士进行社会变革的需要,具有醒世的社会功用.

到了民国时期打破封建统治获得成为了最主要的任务.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苦苦摸索救国救民之道的中国志士们看到了希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者不约而同地把目光纷纷投向了俄国文学.鲁迅曾说,“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因为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酸辛,挣扎.”

五、结语

中国的翻译史同时也是翻译中国社会变迁的思想史,它与中国历史的政治、经济变革和思想锐变息息相关.翻译活动从来都是与一定历史条件文化环境紧密相连并受到主流意识形态控制和影响的.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翻译活动.本文通过重点分析政治层面的意识形态对翻译活动的影响来为翻译活动研究提供一个不同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