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感应:汉成帝朝儒家政治的游戏规则

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五月,汉元帝驾崩于长安未央宫.六月,太子刘骜即位,即后世所称之汉成帝.成帝在位27年,没有嫡亲继嗣,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成帝暴卒,其侄定陶共王刘欣即位,即后世所称之汉哀帝；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哀帝暴卒之后,继任的汉平帝不过是一九岁稚子,朝政操控于外戚王氏之手；平帝于元始五年（公元5年）暴卒,随后,王莽在举国欢呼声中取代汉帝国,建立起了新莽王朝.

传统史家大都倾向于将后元帝时代的这种“政治颓势”视作外戚干政的恶果.这种描述的基本线索是：自宣帝起自民间,不得不倚重外戚以抗衡权臣霍氏势力,到元帝不能纠正外戚干政之风,终于在成帝时代,王氏外戚迅速崛起,历哀、平两代,王氏外戚在与其他外戚势力,譬如傅氏、丁氏等的政争中获得了最终的胜利,并终于“和平灭亡”了西汉帝国.

这一线索诚然存在,但却没有能够窥透西汉帝国覆灭的根本原因：自宣帝、元帝两代的精心培育之后,儒家知识分子作为一种足以影响帝国政治、舆论走向的势力,已然强势崛起,高祖、武帝时代的那些政治游戏规则已是前尘旧梦.新的时代来临了,新的时代有新的游戏规则.

只有那些充分适应并将新时代的游戏规则运用得最为娴熟老练、得心应手之人,才能成为新时代最终的胜利者.

建始三年的京城大骚乱

建始三年（公元前30年）某个平淡无奇的秋日,长安城突然乱成了一锅粥.近百万百姓突然从自家房子里一齐涌上街头,把家财细软打包,或驾着驴车,或肩挑手提,拖家带口涌向各个城门.驴马嘶鸣夹杂着老弱无助的呼号以及暴躁的高声咒骂,辅之以推推搡搡、拳脚相加,人人奋勇向前,自相踩踏而死者不计其数.

对于这场大混乱的起因,史书如此描述：“七月,上小女陈持弓闻大水至,走入横城门,阑入尚方掖门,至未央宫钩盾中.吏民惊上城.”（《汉书•,成帝纪》）

至于这一谣言出炉的其他细节,史书未能提供更多的资料和线索,但可以做一些合理的揣测：一、这一洪水将至的谣言,传遍了京城的大街小巷,不太可能是自然发生,人为故意制造恐慌的可能性要更大一些；二、长安将被洪水所淹的谣言能够迅速得到百姓的认可,也说明谣言背后有某种事实在作支撑,譬如长安城此前或许有过水淹的历史,或者朝廷在长安所在水系的上游有筑坝之类的“危险工程”.

对于第一点,史书所述简略,陈持弓此人是何背景,消息源来自何处,都没有交代.至于其谣言何以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获得长安百姓的信任,也没有给出任何合理的解释.

对于第二点,史书有所触及,据《汉书•,成帝纪》中记录,这年秋天,“关内大水”.渭河和泾河流域的雨水较往年要多一些,关内发了洪水.但关内大水,历来淹不到长安,此次谣言如此深刻地影响长安,史书同样没有给出合理的解释.

未央宫里的汉成帝,此时已经登基三年有余,正是新鲜劲儿刚过,疲劳期未至的时候.首都的混乱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视,当日就召集了所有在京公卿大臣在未央宫内开会议事.会议的主题有二：一、判断洪水将淹没长安城这一流言的真实性；二、朝廷如何应对首都的混乱和可能存在的大洪水.

于是,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谣言改变政治走向的一幕出现了.

大司马大将军王凤认为对大洪水谣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力主皇帝、太后以及后宫诸人全部转移到船上避难；长安城内的官吏、百姓则全部转移到城墙高处暂避.王凤当时正值权势无俩,提议一出,立即得到了群臣百官的热烈“赞同”.

唯一提出不同意见的是左将军王商.王商坚持认为“大洪水”只是谣言,理由是：“自古以来,即便是那些无道之国,洪水入都,尚且没有淹没城郭的记录.如今我朝政治和平,多年没有兵革战争,上下相安,怎么可能会有洪水暴至京都?此必讹言,不可令官吏登上城头,再给惊乱中的百姓添加惊惶.”

成帝接受了王商的意见.骚乱在当局的努力弹压下逐渐平息,洪水也没有到来.

事后,成帝“美壮商之固守,数称其议.而凤大惭,自恨失言”.单就事件本身而言,王凤的建议并非没有道理,皇帝与朝廷的安全第一,谣言的真检测其次,自然应当先采取措施以防万一.至于王商,尽管最后洪水确实没有到来,但其理由却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其逻辑关系是相当荒谬的.也就是说,这当中可能会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成帝之所以“敢于”信任王商的力排众议,或许是因为他本人早就有足够的把握判断“大洪水”只是谣言；王商之所以“敢于”用那样一种荒谬的逻辑来力排众议,或许也正是因为王商本人早就有足够的把握判断“大洪水”只是谣言.换言之,成帝与王商二人,不过是在演双簧.

这种可能性确实是存在的.首先,成帝即位之后,对外戚大司马大将军王凤的专权早已流露出了不满,所以才会着力提拔同为王氏外戚的王商为左将军,以分王凤之权；其次,“洪水淹没京都”这样大的谣言,没有“确凿可信”的消息源,很难让整个长安城的百姓相信,以至于互相踩踏、拥挤纷纷逃出城去,成帝和王商都有足够的能力制造这样一个“确凿可信”的消息源；再次,成帝能够被王商荒谬的逻辑轻易说服,毫不担心自身及宫廷诸人的生命安全,本身就很引人遐想；最后,事件之后,成帝屡次故意高度称赞王商的“明见”,而使王凤感到羞惭,这种做法有些过分,毕竟,为完全计,王凤当时所言并无差错,成帝显然是故意借此抬高王商以打压王凤.

成帝本人涉嫌参与的这场“京都大洪水”谣言事件所反映出来的,其实正是元帝之后西汉帝国所面临的最主要的政治线索：皇权与外戚争夺最高执政权.

许皇后的书

成帝与王氏外戚的分合,纠缠了他整个执政生涯.这种纠葛,源自元帝晚年对继嗣人选的游移不定.

成帝于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生于长安皇宫甲馆画堂,生母王政君,时为太子妃.据史书记载,宣帝得孙,十分宠爱,亲自为其取名为“骜”,并赐字“太孙”.或许正是因为有宣帝当年的“太孙”之赐,元帝刚刚继承大统,就毫不犹豫地册立了年仅五岁的刘骜为太子.据载,刘骜早年好经书,宽博谨慎,深得好儒的元帝的喜欢.但随着年岁渐长,多了好酒、喜欢宴乐的毛病,加之其他一些细节,譬如前去凭吊中山王,却有“不哀”的表现,越到晚年,元帝对刘骜的不满也就越加多了起来.

元帝晚年所中意的另一继嗣人选,是定陶共王刘康.刘康多才艺,尤其在音律方面造诣不浅,极得爱好音律的元帝的欣赏.综合言之,元帝晚年在继嗣问题上的犹豫不决,大体有这么几个原因：其一,刘骜成年之后不够谨言慎行,招致儒化极深的元帝的不满；其二,刘骜的太子之位是宣帝在世之日曾指定过的,宣帝在世之日,对元帝曾施加过巨大的威压（如有意更换其太子之位）,元帝晚年对刘骜的不满,难免带有这种独立后“反抗父权”的潜意识；其三,越到晚年,就越开始丧失自信,越开始怀疑自己在继嗣问题上的决定是否正确,这几乎是所有皇帝难以避免的共同病症.

自初元二年（公元前47年）立为皇太子,到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继位登基,刘骜能够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屡过难关,保住太子之位,很得力于匡衡、史丹、王商、石显等一干朝廷大臣的极力维护.譬如史丹向元帝进言说：“敏而好学、温故知新,这是太子之才；精通丝竹音律,不过是优人之能.”其所针对的,正是元帝对精通音律的定陶共王刘康的溺爱远胜过太子刘骜.

直至元帝临终之际,更换太子的念头仍然炽烈.史载,元帝病入膏肓之时,只有定陶共王及其母傅昭仪常在左右侍奉,太子刘骜及皇后王政君均极少有面见元帝的机会.元帝又在此际屡次向尚书询问“景帝时立胶东王故事”,其更换储嗣的意愿一目了然.值此危急时刻,又是史丹借探病无人之机,直接闯入元帝寝宫,在床榻之前坚决表态,以死相谏,声称倘若元帝执意更换太子,则朝廷公卿大臣必将以死相抗,拒不奉诏.如此,才阻止了元帝更换太子的念头.

另一在维护成帝太子之位问题上起到关键性作用的,则是王氏外戚,其中尤以王凤为最.不同的是,匡衡、史丹等人之所以拼死维护成帝,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些人儒化程度很深,在继嗣问题上坚持春秋“立嫡以长不以贤”的游戏规则―这一规则,多被后世解读得很不堪,这是历史极大的误解,儒家之所以有如此主张,源自其对皇帝的定位,与传统观念有所不同,在原教旨儒家信徒眼里,皇帝不是权力的化身,而只是一个道德符号,所以,皇帝的才能是次要的,而道德是可以约束的.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嫡长子制度就成了避免争储流血冲突的最佳选择―但对王凤来说,他维护成帝,是因为作为成帝的嫡亲外戚,他的荣辱浮沉与成帝的荣辱浮沉完全是二位一体的.

所以,很自然地,在保卫储嗣之位这场政治斗争中,成帝与王凤等外戚走得最近.这也就决定了成帝即位之后,王氏外戚不可避免地迅速坐大.

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六月,成帝即位的同日,封长舅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至河平二年（公元前27年）,成帝同日封舅氏王谭为平阿侯,王商为成都侯,王立为红阳侯,王根为曲阳侯,王逢为高平侯,时称“一日五侯”.王氏势力一时间遮天蔽日.

成帝即位早年根基未稳,故而对王氏势力多有迁就.最突出的表现,莫过于许皇后的废立问题.

许皇后是宣帝皇后许平君之侄女,按辈分来说,算是成帝的表姑.许氏熟读史书,颇有才华,成帝做太子时即对其心生爱慕.元帝得知此事,极为高兴,曾有过把酒祝贺之举.元帝的兴奋,显然是由于对惨遭霍氏毒杀的母亲许平君的感情深厚而爱屋及乌,但无形中,成帝迎娶许氏,也算是为自己的太子之位在元帝那里加了不少的印象分.

成帝即位后,许氏被立为皇后,备受宠爱.皇帝与皇后感情好,自然皇后家的亲戚也就飞黄腾达.在成帝生母王政君那边的外戚王氏看来,许氏的显贵显然是对其政治地位的挑战―对王政君本人来说,恐怕还有与许氏争夺儿子感情的嫉妒之心在内,据史籍记载,王政君毕生不曾得过元帝的欢心,儿子刘骜是她在寂寞深宫中唯一的感情寄托.

王氏的机会来自一场日食.

与其他外戚势力有所不同,王氏家族素有尊儒重学之风,尽管王氏诸侯本人学识相当有限,但这些人大都十分注重笼络儒家知识分子.所以,玩弄有关“天人感应”这一类儒家的新的游戏规则,对王氏而言不过是小菜一碟.很快,一份签名者众多的奏章就送到了成帝的案头,奏章里说,国家最近天象示警,多有灾异,而且陛下多年未能诞育皇子,其罪咎都在后宫皇后许氏身上,并强烈要求削减皇后的开支用度.

成帝批示：同意,照此执行.

许氏熟读史书,对本朝典故甚为通晓,成帝的诏书刚刚下达到后宫,许氏一篇洋洋洒洒近千字的信就反馈到了成帝案头.在信里,许氏不但旁征博引本朝历代成例,将成帝诏书里所罗列的各项对自己的“指控”驳得体无完肤,而且还用极严密的逻辑,雄辩地论证诏书违背常识的荒谬之处.

成帝被驳斥得哑口无言,无奈,不得不请当时的名儒刘向、谷永等人再次捉刀,起草了一封回信.回信极为搞笑,摘取一小段略为翻译,奇文共赏析：

“皇帝给皇后：来信收到,所谈的事情都知道了.所谓日,代表众阳之宗,天光之贵,象征着王者之象,人君之位.以阴而侵阳,有伤体统,以妻凌驾于夫,难道是想逾越贵贱之别吗?

《春秋》242年里提到的天象变异很多,但没有比日食更严重的.自汉帝国兴起以来,日食只为吕氏干政、霍氏专权这类事情出现.就今日而言,能找到与吕氏干政、霍氏专权相对应的事情吗?

如今,诸侯们势力弱小,被守相严密控制,不可能再有齐、赵等战国七国之难；将相大臣们个个怀诚秉忠,个个唯义是从,又哪里会有什么邪谋?再者,国家太平,草莽之中也找不出陈胜、项梁之辈；匈奴、夷狄等边疆夷族,也没有冒顿单于、郅支单于这类人物出现.举国无不和谐,百蛮无不宾服,可谓殊俗慕义,八州怀德,即使有些人心怀不轨,也不足忧,何况根本就没人心怀不轨!

如今,日食示警,既不是为夷狄入侵而出现,也不是为臣僚不轨而出现,那就只能是因为你那后宫有问题,你还有什么可抵赖的呢?!”（《汉书•,外戚传》）

“天人感应”理论本是董仲舒当年为了限制皇权而特意编造的一套理论.但事实证明,任何试图用意识形态来约束权力的行为都不可能获得成功,因为问题的关键在于谁在掌控着意识形态的解释权.成帝这封搞笑的回信就是证明―当王氏势力掌控了“天人感应”这一意识形态的解释权之后,他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说白就是白,说黑就是黑,甚至可以说黑就是白,说白就是黑―尽管为了将日食与许皇后挂上钩,而采用的“排除法”逻辑是如此荒谬和极其让人抓狂,但后元帝时代汉帝国的游戏规则就是这样的―本来,汉帝国此前连续三年发生日食,群臣们一直议论纷纷,认为是上天对王凤专权的警告,但王凤作为帝国最具权威的“意识形态”解释者,轻而易举地就将日食带给自己的政治危机彻底转嫁到了许皇后身上.

许氏最终不敌王氏,被废处昭台宫.

建始元年夏天的大雾

成帝时代,长安官场上最重要的游戏规则就是“天人感应”.

早在成帝即位的第一年,王凤就尝到了“天人感应”的威力.这年夏天,长安城雾日极多,而且常常大雾终日不散.成帝就此事询问谏议大夫杨兴和博士驷胜等人,这些儒士们经过充分讨论,认为是阴气太盛侵入了阳气.他们说：“高祖有约定,非功臣不能封侯,如今太后诸弟都没有任何功绩,却个个都封了侯,这违背了高祖的约定.这种局面,是历代外戚所没有经历过的,所以才会天降异象,令长安城中黄雾弥漫.”

儒士们的结论让王凤大为恐慌,立即上书承认天降黄雾的缘由正是自己专权,因此强烈要求辞职.

成帝其实并不相信这种“天人感应”,但他也不得不认可这种新的政治游戏规则.因为登基时间不久,根基不牢,成帝不愿意让王凤离开中枢决策层,所以,在答复王凤的辞职报告的时候,成帝如此写道：“朕继承先帝的基业,水平有限,不明事理,才导致阴阳谬错,日月无光,黄雾充塞人间.这些都是朕的错,如今大将军将这些责任全都揽到自己头上,想要辞职归家,这岂不是进一步彰显和增加了我的罪过吗?”最后,成帝对王凤致以了最“诚挚”的挽留.

皇帝的回答,把天降异象的罪过都揽到了自己头上,自然,作为人臣,这是王凤所不能接受的―既然皇帝亲自出面为自己解围,那么在接受皇帝的解围的同时,王凤知道,自己也必须替皇帝解掉这个围.

于是,御史中丞薛宣的上书及时送到了成帝的办公案头.

薛宣在上书里说道：“陛下至德仁厚等但之所以国家未能阴阳调和,是因为臣下不称职,对陛下的旨意没有执行到位.臣深思熟虑,认为应当是吏多苛政所致,各级地方政府应当负主要责任.”（《汉书•,薛宣传》）

如此,这次京城大雾,皇帝是英明的,没有责任；大司马大将军王凤也是英明的,没有责任；有责任的就只有那群不具名的抽象的地方领导.

建始元年夏天的这场大雾,很显然给了王凤们一个极大的启示：在元帝之后的新时代里,新的政治游戏规则诞生了,只有适者才能生存.

薛宣之所以会站出来解这个围,正与王氏家族迅速适应新的政治游戏规则有关.薛宣从边郡小吏提升为长安令,再由长安令迁升为御史中丞,都依赖于王凤的提拔.而王凤之所以着力于从地方政府提拔这样一批儒家知识分子进入帝国的中高层,其目的正是打造出一个倾向于自己的儒家知识分子团体,有这样一个亲王氏家族的知识群体的存在,王凤等人才能够在新的儒家政治游戏规则里面游刃有余.

事实也证明了王凤的这种投资是完全正确的.

王氏家族的势力在河平二年以后达到了巅峰.此后,西汉帝国的主要掌舵人换成了王凤.有一个例子可以作为王凤独一无二的权力巅峰状态的注解―曾有人向成帝推荐现任光禄大夫刘向的小儿子刘歆,称其才能卓越,“有异材”.召见面试之后,刘歆诵读诗赋的能力获得了成帝的极大认可,想要提拔他到自己身边来做中常侍（贴身秘书）,结果却被“左右之人”阻止,理由是：此事没有通报大将军.成帝很生气,驳斥说：“此小事,何须关大将军?”左右之人继续叩头相争,成帝最终也不得不妥协.

最后,王凤否决了成帝任用刘歆的想法.

日食是绝佳的政斗利器

成帝没有子嗣,始终是历史上的一大谜案.许皇后早年曾为成帝产下一子一女,无奈均早夭未能成年.此后,成帝无子便成了西汉帝国最重要的一大政治事件.成帝死后,王氏外戚曾经试图控告赵飞燕姐妹凭借美色掏空了成帝,并且残忍鸩杀成帝的未成年子女,导致成帝无后.但很显然,这些指控背后带有强烈的利益诉求―王氏外戚急于清除赵氏外戚在朝中的残余势力,所以,其所指控的内容的可信度很成问题.

成帝似乎很早就意识到了自己不会再有子嗣.据《汉书•,王凤传》记载：“上即位数年,无继嗣,体常不平.定陶共王来朝,太后与上承先帝意,遇共王甚厚,赏赐十倍于它王,不以往事为纤介.共王之来朝也,天子留,不遣归国.上谓共王：‘我未有子,人命不讳,一朝有它,且不复相见.尔长留侍我矣!’”这里有两个关键点：一是成帝在即位没几年的时候,就开始考虑将自己的兄弟定陶共王作为皇位接班人留在长安,这能够有力地反驳王氏外戚集团对赵飞燕姐妹的指控；其二,定陶共王刘康早年差一点就取代成帝的太子之位,成帝和太后王政君能够如此不计前嫌,同样也说明成帝的不育之症已经相当严重.

但对王凤来说,定陶共王留在京城,并不符合自己的政治利益.其一,刘康年长,成帝多病,倘刘康成为继承人,王凤的政治势力势必土崩瓦解；其二,王凤早年努力协助成帝击碎了刘康的皇储梦,彼此已结下梁子.

所以,如何逼迫成帝放弃以刘康为皇位继承人的想法,就成了王凤朝思暮想的事情.尤其是在成帝患病之际,每每想起在成帝床榻前细细侍奉的刘康,王凤更是心惊胆战.

机会源自一次日食.

与前文所提到的历次以天象解读现实政治的路径一般无二,王凤在日食发生之后立即上书,称：“日蚀,阴盛之象,为非常异.定陶王虽亲,于礼当奉在国.今留侍京师,诡正非常,故天见戒.宜遣王之国.”（《汉书•,王凤传》）

在强大的新的儒家政治游戏规则下,成帝也丧失了反抗的能力.他不得不认可王凤的说法,不得不将刘康遣送出京城.史载,二人分别之时,“相对涕泣”.

但是,王凤也遇到了麻烦,他遇到了挑战他的“天人感应”解释的人.的确,王凤握有强大的对“天人感应”这一意识形态的解释权,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可以垄断这一解释权.出来挑战王凤的解释权的,是京兆尹王章.尽管王章本人所授官职源自王凤的推荐,但他并没有将自己看成是王凤的人.针对王凤日食的起源是定陶共王刘康没有离开长安这一说法,王章上了一份极有分量、看法完全相反的奏疏,其条理清晰,总共讲了三层意思：

其一,按照天人感应理论,做善事,降福瑞；干坏事,降灾异.陛下没有子嗣,亲近定陶共王,这是以社稷为重的明智之举,上苍应当降下祥瑞,怎么可能降下灾祸呢?

其二,日食,在天人感应理论里,对应的是大臣、外戚等越权.如今大将军王凤把日食的罪过推给定陶共王,想让陛下孤立以上,以便于他们在下面干不好的勾当.显然,这次日食,实际上针对的正是专权自肥的王凤等王氏外戚.

其三,王凤之前针对左将军王商等忠臣搞了一连串的阴谋陷害.

最后,王章呼吁成帝将王凤从长安决策层中踢出去.

王章是王凤一手提拔起来的,他的倒戈一击其实反映出来的,是西汉早期原教旨儒家知识分子们的独立政治人格.这一拥有独立政治人格的儒家知识分子群体,自从西汉元帝年间成型之后,就一直没有消失过,他们不是有组织的什么团体,这些人的存在,实质上是一种文化的存在.这种文化在数千年的中国传统王朝更迭当中,起到了政治润滑剂的作用,正是这种文化,使得传统中国免于成为一个单纯的君主制国家.这种积极作用,一直持续到明末清初.

然而,成帝的优柔寡断和后宫太后王政君的干预,使得王章罢免王凤的提案成了泡影.王章也在随后的某场政治斗争中以悲剧告终.

外戚与儒士结成联盟

如前所述,无论是成帝建始三年的京城大骚乱,还是许皇后被废黜,以及王氏外戚斗倒他人或者他人攻击王氏外戚,到了成帝时代,都不约而同地使用了同一种游戏规则：天人感应.这种特征,在高祖往下,直至武帝时代,都是找不见的；甚至于在宣帝、元帝年间,也不具备普遍性.但成帝年间,“天人感应”理论已经在高层政治斗争中获得了彻底的普及.

这是这个新时代里的第一个新特征.

新时代里的第二个新特征,关系到西汉王朝最终灭亡的方式.

齐地人楼护家里世代行医.他少年时代随父亲到长安,频繁出入各个贵族之家.后弃医学经,摇身一变成为儒士,在长安数年,在儒家知识分子圈里挣下不小的名声.

名儒楼护与王氏外戚之间的交情,正是这个新时代最关键的第二个新特征最具体的表现.据《汉书•,游侠传》记载：“是时,王氏方盛,宾客满门,五侯兄弟争名,其客各有所厚,不得左右,唯护尽入其门,咸得其欢心等（护)母死,送葬者致车二三千两,闾里歌之曰：‘五侯治丧楼君卿.’”

又载：“时成都侯商为大司马卫将军,罢朝,欲候护,其主簿谏：‘将军至尊,不宜入闾巷.’商不听,遂往至护家.家狭小,官属立车下,久住移时,天欲雨,主簿谓西曹诸掾曰：‘不肯强谏,反雨立闾巷!’商还,或白主簿语,商恨,以他职事去主簿,终身废锢.”

这两段文字所反映的,其实是王氏外戚虽然个人生活骄奢放纵,在权力斗争中也是残酷无情,但与其他外戚势力譬如许氏、丁氏、赵氏、傅氏有所不同的是,王氏外戚普遍注重招贤纳士,尤其是在结交有社会影响力的知名儒家知识分子方面不遗余力,如王商可以做到在雨中立于窄巷等待楼护；再如楼护之母去世,王氏五侯前往送葬之车竟达两三千辆.

王氏外戚招贤纳士的行为,貌似西汉初年游侠风气的再现,然而其本质却大不相同：一者,王氏的宾客游侠色彩淡化,儒家知识分子色彩很重；二者,王氏如此做,很明显是在顺应新到来的儒家政治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新时代.

后世史家历来习惯于把西汉后期的历史简化成皇权与外戚之间的权力斗争,或者有良知的朝廷大臣们与外戚势力的斗争.殊不知,这种简化无一不是脱离了历史的本来面貌.西汉后期的政治格局,其实是外戚势力与儒家知识分子势力的逐渐合流.

后来的结局大家已经耳熟能详：王氏外戚中最为儒生化的王莽,在万民拥护下,和平取代汉帝国,建立起了一个崭新而短暂的新莽王朝.

编 辑/石用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