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八老”的政治生涯

：对中国的责任,我已经交卷了

作

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在第二代领导集体中的核心地位毋庸置疑,他是许多政策的提出者和最后决策者,对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担任实际领导职务期间的活动亦无须多述.作为在党内有着崇高威望的政治人物,即使是在卸去领导职务后,邓的一言一行也还会对政局产生巨大的影响.正是因为1992年春天的那次南巡,才使当年秋天召开的党的十四大上,最终确立了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其后的每一次公开亮相中,人们都会进行一定的政治解读.

在的政治生涯中,最后一次重要露面是在十四大的闭幕式上.十四大开幕时,作为特邀代表,并没有出席开幕式,直到十四大闭幕,终于出现在人民大会堂.在余玮、吴志菲所著《的最后二十年》一书中,记述了这个场景：

当红光满面的出现在大会堂宴会厅,2000多名代表的掌声像海啸一般在大厅中回响.“小平同志您好!”“祝小平同志健康长寿!” 这些肺腑之声伴着掌声此起彼伏.身着银灰色中山装的,迈着稳健的步履,沿着红色地毯走到代表面前,边走边招手致意,时而停下脚步同代表亲切握手.同大家合影之后,精神矍铄的在等的陪同下,沿着宽敞的宴会大厅绕场一周,时间达20分钟.最后在代表饱含深情的目光中离去.7 名政治局常委送往回走,在即将跨进电梯的一刻,突然转过身来,对说：“大会开得很好,希望大家继续努力.”紧握的手,激动地说：“现在大政方针已定,我们要真抓实干.”望着年富力强的党总书记,88岁的高兴地笑了.

在1993年初,告诉的下一代领导集体：“对中国的责任,我已经交卷了,就看你们的了.” 10月31日他在北京市常务副市长张百发的陪同下,最后一次视察北京.在与张百发的谈话间,还问到申办奥运会的事情.张百发简要地向他介绍了蒙特卡罗最后的情况,说：“国外有人捣鬼.”沉默了一下说：“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关键还是把我们自己的事情搞好.”在视察中,张百发提议明年春暖花开的时候,请看看世界公园和建设中的北京西站.他还介绍说：“西客站是京九铁路的起点.1996年这条铁路建成后,您不用坐飞机,坐火车就可以从北京直达香港,实现您1997年去香港看看的愿望.”听后连连点头说：“好,好!”

据媒体报道,1994年2月10日,连续第七年与上海人民共度春节.新华社记者陈毛弟回忆说：“小平同志精神焕发、步履稳健,含笑走到上海同志面前.祝以同志为核心的领导同志春节愉快,身体健康.祝全国人民春节愉快,家庭幸福,人民团结,在新的一年里取得更大的胜利.说,‘我一年来你们上海一次,祝上海人民春节愉快.’”时任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的黄菊回忆：“我记得1994年的春节,也是他最后一次在上海过春节,离开上海的时候,火车快要开了,小平同志又把吴邦国和我叫到车上谈了10分钟.他跟我们说,你们上海一定要抓住20世纪的尾巴90年代,这是你们上海最后的机遇.这是对上海人民的嘱托,对上海人民的期望,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责任,所以每当想到这些,感到有说不出的怀念.”

从1994年春节以后,便很少公开露面了.的大女儿邓林说：“1994年的时候,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行走都很困难,但还是在上海参加春节团拜会,还在说,‘我们一定要紧密团结在以同志为核心的党周围.’他不是要求围着转,而是要亲自说这句话,其实很简单,就是要帮助新领导人立住脚.”1994年国庆节,在观看国庆焰火时留下了生前公开发表的最后一张照片,晚上,发表了一生中最后一篇极具影响力的短文.他委托出席国庆晚宴的薄一波宣读了一份致辞,文中要求政治局成员和全体党员“紧密团结在以同志为核心的党周围”.从此,他再也没有特意公开露面.

陈云：要成千上万地选拔中青年干部

在

“八老”中地位仅次于的是陈云,由于他在延安时期就担任过党的组织部长,所以他在复出后,便会同中组部做了大量平反冤检测错案的工作.并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出谋划策,提出了很多建议.正是在他的建议下,《决议》增加了回顾建国以前28年历史的段落,确立了的历史地位.

陈云是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开拓者与奠基人,在经济建设上,他也有着自己独特的思考.80年代,他提出了“鸟笼经济”理论.他把商品市场比作“鸟”,而把国家计划比作“笼子”.他认为,搞活经济是计划指导下搞活,不是离开计划的指导搞活.这就像鸟和笼子的关系一样,鸟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就会死,要让它飞,但只能让它在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如果说“鸟”是搞活经济的话,那么,“笼子”就是国家计划.当然,“笼子”大小要适当,该多大就多大.另外,“笼子”本身也要调整,比如对5年计划进行修改.但无论如何,总得有个“笼子”.就是说,搞活经济、市场调节,这些只能在计划许可的范围内进行,而不能脱离开计划的宏观指导.

针对“”后党的干部队伍年龄老化、文化素质偏低的问题,陈云提出“干部队伍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要把这种干部的提拔使用制度化”的要求.当时在选拔干部年轻化上有时顾虑太多,思想放得不够开.据《李鹏回忆录》,1980年国务院在酝酿电力工业部部长人选时,提名李鹏任部长,电力部有几位同志便联名给写信不同意,理由是李鹏太年轻,虽然是一个可以培养的对象,但马上当部长在部里难以服众.1981年7月2日,在怀仁堂召开省、市、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座谈会,议题是提拔中青年干部问题,陈云在会议上说：“李鹏是从苏联学习回来的,搞电30多年,这次提拔当部长还有争论.我看到的名单,第一次不是李鹏,第二次才是李鹏,是刘澜波同志力争的.” 在十二大上,陈云再次强调了干部队伍的交接班问题.他强调“我们党的干部,青黄不接的情况很严重,这个问题现在不解决,或者解决得不好,共产主义事业在中国就有可能出现曲折.” 同时,他鲜明地提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跟随林彪、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这“三种人”一个也不能提拔,已经提拔的,必须坚决从领导班子清除出来.

1986年10月,在出席韩先楚、刘伯承、叶剑英等人的追悼会后直到1987年4月份,这半年左右的时间,包括1987年元旦、春节这两大重要节日,陈云一直未在媒体公开露面.这引起了外界的种种猜测,尤其是境外舆论,一时有陈云“重病在身”的说法,甚至有人将这些猜测与十三大的人事变动联系在一起.

1987年3月中旬,久不出门的陈云从北京悄然来到杭州.按国家的规定,4月的第一个星期天为植树节.但陈云在4月4日星期六,提前一天在杭州参加了植树活动,第二天即星期日,在京的、彭真等领导人也同首都百余万军民一起参加了义务植树活动.

陈云在杭州和等领导人在北京的这两次植树活动的消息,在4月5日植树节的晚上同时由电视台和人民广播电台在黄金时间的新闻中播发,4月6日全国各大报纸都刊登了这两起植树的消息,还配发了照片.几天以后,薄一波到杭州看望陈云,两人一见面就谈起了前几天植树活动的事.薄一波兴奋地说：“我在电视里看你种树使劲还挺大哩!”陈云自豪地笑着说：“台湾报纸说我‘半身不遂’,香港报纸说我是‘重病在身,卧床不起’.老汉走路还可以嘛,还可以种树嘛.”薄一波明白了陈云的用意,称赞说：“植树辟谣,谣言不攻自破呀.”

1987年10月19日,由陈云担任第一书记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了十三大前的最后一次中纪委全体会议.十三大结束后,乔石继陈云之后,担任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陈云和、李先念一起,退出了工作的第一线.由于还不能“全退”,陈云参加了顾问委员会的工作,并继之后,在11月2日当选为第二届顾问委员会主任.

11月2日下午,已退出委员会的陈云,列席了十三届一中全会.会议批准陈云为顾问委员会主任.从而实现了最高领导层的新老交替.

同类似,陈云的最后一次公开露面也是在1994年.陈云离休后很少公开露面,只是每年春节前夕,和一起在上海“亮相”,这几乎成了惯例.1994年春节前夕,陈云在上海发表讲话指出：要维护和加强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权威.如果没有的权威,就办不成大事,社会也无法稳定.就在这一年5月陈云从上海回北京后,医务人员发现他有轻度肺炎,建议其住院治疗,此后的时光陈云便是在医院里度过的.

1995 年1 月19 日,陈云在《陈云文选》再版补充文稿的送审本上用铅笔签下“陈云”两字,成为他一生的绝笔,而“维护和加强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权威”,也就成了他最后的政治嘱托.

李先念：坚持有计划、按比例地协调发展

“八

老”中,、陈云无疑是最为核心的两个人物,而李先念则当之无愧地排在第三位.李先念是第十一届、十二届政治局常委,在“八老”中,只有邓、陈、李三人进入过常委行列,所以此三人也被尊称为“三老”.在十三大召开前夕的1986年10月30日上午,均已进入耄耋之年的他们为尽快实现新老交替,在陈云家中曾进行一次长时间的秘密谈话.

“三老”单独相会,颇为难得.据陈云的警卫员赵天元后来回忆：我刚走到值班室,电铃响了,我又赶紧转回,打开办公室门,看到李主席已起身往门口走,见我进来,三位老人都高声说：“烟,拿烟.”我赶忙向的秘书张宝忠要烟等谈话结束,和李主席走后,我看见烟灰缸里有6个过滤嘴烟头,在80分钟内抽完了6支.

在这三位老人中,只有一人抽烟.医生早要求尽量不要抽烟.可陈云、李先念都如此急迫地为找烟,由此可见谈话内容必定涉及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谈话是秘密的,除了他们三人外,外人无法知晓,连身边的工作人员也不知道内情.

1987年1月,政治局常委会发生重大人事变化,辞去总书记职务.10月十三大召开之时,“三老”打算彻底退下来,但很多人不能接受,后又经反复讨论,决定三人“半退”,即退出党的委员会,但仍担任一定职务――陈云担任中顾委主任,担任军委主席,李先念担任全国政协主席,而其他几老,如彭真、邓颖超等则“全退”,不再担任任何职务,实现了新老交替.

李先念曾有长期的财政、经济方面的工作经验,对许多重大工程项目的推进起到了关键作用.比如葛洲坝工程,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李先念传》记载,1985年,李先念回忆：“我受的委屈也很多哪!还不好讲.前些时候有人说我总不倒,又说葛洲坝不该修.这也是问题,那也是问题,要算账,要追究责任.在会上有几个人叫得凶得很哪!那么大的气.我也发了火,我站起来讲,葛洲坝是周总理定的,我是支持的,总理死了,我就是罪魁祸首,你们要怎么样!”

在1980年8月的人事调整中,李先念离开了其长达26年的国务院副总理的工作岗位,并在1983年6月被选举为国家主席.期间,他经常去各地考察了解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情况并对经济工作提出建议和指导.在很多会议上,他经常就国内形势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问题发表谈话.1987年,他从国家主席岗位上退下来后,仍多次致信领导,或就具体事情谈看法,或谈治党之要务,或谈治国之经验,继续在政坛发挥作用.

1992年,在生命中最后时刻的李先念仍对前来看望他的领导人坦陈自己的见解.他曾不止一次地告诫,要抓好军队工作,没有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是要掉脑袋的.对于中国的经济建设,他强调一定要坚持有计划、按比例地协调发展,决不可片面追求高指标、高速度.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路和提法,曾征求过李先念的意见.李先念表示：市场经济前面加上社会主义,我同意.国有企业是全党全民几十年艰苦奋斗所凝聚的成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基石.只能想方设法去巩固它、发展它,而决不能毁掉它. 杨尚昆：统一大业能在你我这一代人手中完成

1.

978年12月,杨尚昆劫后复出,被任命为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和省革委会副主任.在广东任职期间,他同习仲勋及省委其他领导同志一起,拨乱反正,探寻广东改革开放的突破口,兴办经济特区,使广东先行一步,成为全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此后,他一直支持改革开放,1990年,他促成上海浦东的开发开放,1992年,他陪同南巡,在全国又掀起了一轮改革开放的热潮.

20世纪80年代,杨尚昆重返中国人民解放军领导岗位,相继担任军委常委、副主席,第一副主席,协助和主持军委日常工作长达十余年,为人民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和正规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从1982年到90年代中期,中国军队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改革和整编.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副总参谋长何其宗中将介绍,这次军队改革分为三步走：“第一步从1982年开始,历时两年,完成了领导指挥机构精编改制.我管它叫‘消肿’；第二步是从1985年到1987年,实施了举世瞩目的‘百万大裁军’.我管它叫‘瘦身’；第三步是从1988年开始,对部队的编制体制实行调整,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我管它叫‘强体’.”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军委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军委第一副主席,杨尚昆协助和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

1986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王锡爵劫机事件.5月3日,台湾中华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47货机由于机长王锡爵要与大陆家人见面,驾驶飞机降落在广州白云机场.此事促成了中国大陆和台湾37年来首次通过直接谈判解决问题.杨尚昆当时对此事提出三点建议：除机长外,飞机及飞机上的其他人员均可回台湾；不准外国插手；台方可选择在北京、广州、香港任何一地接回飞机.这个建议,大陆向台湾释放了善意,从而成为改善两岸关系的重要契机.

1988年,杨尚昆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后,更为关心两岸关系和国家的统一.据原民革副主席贾亦斌回忆,晚年蒋经国曾派沈诚找他了解对“一国两制”的诚意以及促成两岸的沟通,贾把沈诚带到杨尚昆家里进行沟通.杨尚昆与蒋经国是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的同学,他以个人名义给蒋经国写了一封信,邀请台湾国民党早日派代表谈判.并托沈诚将信秘密转交给蒋经国.在信中,除了对昔日老同学的问候之外,还提出“通过两党平等谈判”“使统一大业能在你我这一代人手中完成”的愿望.

蒋经国在仔细阅读信件后对沈诚说：“他们是有诚意的.为了配合两岸关系,我们一定会在政府部门成立一个协调党政工作的机构来运作.”他在1987年7月14日宣布了废除在台湾实施长达38年的“戒严体制”,接着又开放两岸民间人员的探亲往来.9月,病魔缠身的蒋经国又一次对沈诚说：“我正研究他们来信的处理问题.信已给老夫人（指宋美龄）看过了,她表示‘要好好研究一下再做决策.他们的诚意,我有同感.’”蒋经国还对沈诚说：“下一步我将要考虑赴大陆与谈判的人选问题了.”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赴北京举行两党谈判的代表尚未定出,蒋经国便于1988年1月13日病逝,杨尚昆所希望的“统一大业能在你我这一代人手中完成”的夙愿,未能得以实现.

彭真：基层自治是“训练班”

因

为对新中国立法做出的重大贡献,彭真被评价为“中国社会主义法制的主要奠基人”.鲜为人知的是,他的法学功底和同时代人少有比肩的法制思想,竟与其备受摧残的牢狱经历密不可分.作为“”中第一个被打倒的对象,彭真失去人身自由达12年之久,其中有9年时间在狱中.这段残酷漫长的时间,彭真没有荒废.他在狱中苦苦思索导致这一切发生的原因,从女儿送去的马列著作中寻找答案.彭真一生酷爱学习,有“无笔不读书”的习惯.狱中没有笔,他便将彩色的牙粉纸袋和画报撕成细条,用嚼烂的米粒当糨糊,一条一条,将重点内容标注出来.出狱时,彭真手头粘有这种纸条的书,竟多达三十余册.

“”后平反复出的彭真在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被补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并兼任新成立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77岁的彭真夜以继日地致力于立法,3个多月就主持制定了1949年以来的第一部刑法、刑事诉讼法等七部重要法律,结束了一个“泱泱大国”成立30年竟然没有刑法的历史.1983年6月,在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彭真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领导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宪法、国家机构、民事、刑事、诉讼程序、经济、涉外等方面的基本的重要法律,为我国的法治建设奠定了基础.

一位曾经在全国人大工作过的工作人员回忆：“彭真在每一次讲话的开场白都要郑重其事地翻开《宪法》,抑扬顿挫地宣读第57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等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等’那铿锵的声音,试图给与会者以法律至高无上的信念和信心,然后才开始他的各种切中时弊的宏论.”

彭真曾对人感叹：“解放前,我在国民党监狱坐了六年牢；解放后,我在自己人的监狱里坐了九年半牢.这是我们党不重视法治的报应啊!”正是这种刻骨铭心的痛苦经历,使他对法治格外重视,对宪法格外重视.

彭真还是我国基层制度的首倡者、开拓者和奠基者.20世纪80年代初,南方一些省的农民自发地组织起来,率先建立村民委员会村民自治会一类组织,推选负责人,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彭真在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派人调查,并亲自到基层了解情况,在他的倡议下,作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居委会村委会,被载入1982年通过的现行宪法.

宪法通过后,彭真几次提出,为了实行好基层自治,光有宪法规定是不够的,还需要为村民委员会制定一个单行法.他说,实行基层直接,意义深远.西方国了二百多年,已经形成了习惯.我们缺少传统,现在就要创造条件.在一个村的范围内,群众选举自己中意的人办事,不合适的就可以撤换他.这就会使群众逐步养成习惯.这是一个很实际的“训练班”.由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在制定过程中争论很大,彭真建议这部法律叫试行法,还规定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实施的步骤和办法. 1987年11月24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以113票赞成、1票反对、6票弃权,通过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

邓颖超：要把“指示”这两个字去掉

1.

983年6月23日,在全国政协换届会上,2000多名政协委员投全票赞成79岁的邓颖超出任第六届全国政协主席.在此任上,邓颖超有很多创新举措：建立主席办公会议,进一步完善了集体领导制度；将过去大会期间临时设立的提案审查委员会改为常设的提案工作委员会,把只在大会期间受理提案改为常年受理提案,并加强有关方面的联系协作,推动了提案、反馈工作等等.在她的指导下,第六届全国政协在组织上做了较大调整.参加单位扩大为各党派、无党派人士、各人民团体、各界代表人士、少数民族人士、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归国侨胞、特邀人士等31个方面,增强了人民政协的代表性和包容性.

邓颖超多次在全国政协的办公会议上指出,是人民的基本权利,在人民政协,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发扬,要广开言路,让人说话,不能搞“一言堂”,只有这样才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有一次邓颖超在政协小组会上即席发言,有位委员立即在讲话中称对邓颖超主席的“指示”表示感谢,邓颖超马上说：“不是指示,不是指示,咱们是平等的,同志式的协商和交换意见,在我们这个圈中,要把‘指示’这两个字去掉.”

邓颖超还担任过对台领导小组组长.1982年7月,正是在她的建议并指导下,起草了廖承志致蒋经国的公开信.1982年7月,邓颖超看到了蒋经国的一篇悼念父亲的文章后,立即召集对台工作小组开会研究,建议由国民党元老廖仲恺的儿子、对台工作小组副组长廖承志来给当年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窗蒋经国先生写一封公开信.邓颖超与廖承志一起推敲文句,信中写道,“祖国和平统一,乃千秋功业.台湾终必回归祖国,早日解决对各方有利”,文中引用了周恩来当年在张治中给台湾故旧公开信中增加的“寥寥海天,不归待何”的话,还用了鲁迅的著名诗句“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这都是邓颖超的精心妙笔.这封公开信当年先由香港报纸全文发表,紧接着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被广为传颂,引起海内外的极大震动.

邓颖超延续了周恩来与张学良的友谊,并通过各种渠道做张学良的工作,希望张学良能为祖国统一做出贡献.1991年3月10日,张学良和夫人从台北桃园机场踏上赴美探亲之旅,张学良在台北机场登机前对中外记者的谈话中,曾公开表示有回祖国大陆探亲的意向.决定由吕正操等人赴美为张学良祝寿.行前,邓颖超在中南海西花厅亲自召见吕正操,以私人名义向张学良写了一封信.张学良在美两次会晤吕正操,会谈中,尽管张学良坦率地向吕正操表露了不能马上返回祖国大陆探亲的意思,但他仍然亲自执笔给邓颖超写了一封回信.他在信中表达了“良寄居台湾,遐首云天,无日不有怀乡之感.一有机缘,定当踏上故土”的返乡意愿.

1992年邓颖超病逝时, 张学良委托他在香港的侄女张闾蘅送花篮祭奠,挽带上书：“‘邓颖超千古’‘张汉卿、赵一荻敬挽’.”

为利用海峡两岸之间的私谊促进统一大业, 1988年5月,邓颖超致信宋美龄,表示“深愿与夫人共谋我国家民族之统一,俾我中华腾飞于世界”.在邓颖超八十大寿的时候,宋美龄也送来一份厚礼,是一只做工精美的玻璃兔,因为邓颖超是属兔的,现在这只友谊兔仍被保存在天津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纪念馆里.

薄一波：退下来是员的自觉选择

作

为主管经济建设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元老,1982年,薄一波就任新成立的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和第一副主任（主任由总理担任）.

1982年9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顾问委员会,主任由担任.推荐由薄一波任副主任并主持中顾委的日常工作.成立顾问委员会虽意义重大,但当他接受这一任务时,身边的人还是难以理解.薄一波回忆：“对于退到二线,身边的工作人员并不是一开始都那么赞成.觉得我重新出来工作不到三年,精力尚好,耽误的时间还没有得到补偿,还可以在一线多工作一段时间.有位秘书,还特地把刘禹锡的《酬乐天咏老见示》抄来放在我的办公桌上.这首诗的后四句是：‘细思皆幸矣,下此便然,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向他们讲,退下来,这是一个老员的自觉选择,在二线工作,这是党的安排,不应当有别的想法.”此后作为中顾委的常务副主任,薄一直列席政治局常委会议.

据原中顾委副秘书长黎虹的回忆文章,廖承志因病于6月10日逝世,由于有关部门的疏忽,没有通知某些中顾委常委参加廖承志同志的追悼会,从而引起强烈反应.1983年7月初,几位常委家属跑到中南海找到薄一波,提出中顾委常委在政治上究竟是什么待遇,为什么不通知他们参加,要求薄向反映.薄一波从中做了不少说服工作,并给写信.很快,就在薄的信上批：“廖公追悼会对中顾委常委安排不当,责任全在我们.我没有注意把关,也是一次失职.中顾委常委的政治、物质待遇完全按政治局委员同等,这是定的,谁也无权独自变更.特别是党和国家的红白喜事,更要安排这些老同志像政治局委员一样地出面,以后谁违反,就追究谁的责任.

1983年10月11日,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讨论通过了《关于整党的决定》,选举产生了由16人组成的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为主任,薄一波为常务副主任.此后在长达三年半的整党工作中,薄一波担任中顾委、中指委的两个常务副主任,主持两个方面的日常工作.

为加快领导机构成员新老交替工作的步伐,决定1985年9月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对委员会、顾问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成员做一次比较大的调整,退出一批年龄较大的同志,增补一批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为做好这次人事调整工作,政治局常委会于当年5月做出决定,由、薄一波、宋任穷、余秋里、乔石、王鹤寿同志组成工作小组,指导三个委员会的人事调整工作.这样薄一波又挑起了参与人事调整的重担. 1987年十三大产生新一届顾问委员会.中顾委主任为陈云,副主任为薄一波、宋任穷.从十三大以后,薄就吩咐秘书长李力安同志,要逐步减少中顾委的活动.

十四大前夕,薄一波要中顾委起草中顾委向十四大的工作报告.报告除总结五年来的工作外,还根据其指示,在报告中写了这样一段话：“鉴于中顾委已历时两届,委员们的年事都很高了,已基本上完成了作为一种过渡性组织的任务,为此我们建议,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可以不再设立顾问委员会.”在薄一波的努力和坚持下,十四大上同意不再设立顾问委员会的建议.

至此,顾问委员会在经历了两届、10年之后,完成了历史使命.

王震：特区是试验场,不要前怕狼后怕虎

有

纪念文章称王震是“革命猛将,建设闯将”,了解王震的人都说：“王老坚持对外开放的政策十分坚决,对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也同样十分坚决.”

1979年,、国务院正式提出在深圳、珠海、汕头三市试办出口特区,时任副总理的王震对此非常支持并多次前往考察和研究部署设立开发区的各项工作.当时对特区政策有各种议论,比如深圳引进外资、外商,把资本家从香港请进来,就是引进资本主义,搞资本主义那一套；还有什么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变成解放前等等.针对社会上的议论,1982年2月,王震在深圳视察时指出：“特区是我国改革开放的试验场.你们可以大胆地试验,不要前怕狼后怕虎,那样就什么事也干不成了.”1983年3月,王震到广州视察期说北京有人到深圳考察后认为建立特区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时,生气地说：“这些人比清末那些办洋务的还落后,还不如那时的郑观应.说什么增多了,资产阶级思想腐蚀了.不开放时就没有啦?照样有,关键看你怎么管.一定要对外开放,闭关自守只能造成落后.”

1984年2月,王震陪同视察厦门.福建省委书记项南为了不影响休息,便把自己的对特区的一些想法向王震汇报.王震听后非常赞同并鼓励他向小平同志汇报.项南说：“小平同志这次是来休息的,不好打扰他.”王震听后哈哈大笑,说：“你怎么这么死脑筋,他脑子里天天想的都是国家大事,什么时候休息过?你抓紧时间向他汇报吧.明天是乘船作环岛视察,你就在船上汇报,这事我来安排,你有什么想法尽管说出来,我会给你敲边鼓助阵.”在王震的安排下,项南向提出把厦门特区扩大到全岛、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等想法.这些想法其后都变成了现实.

1982年11月,王震在广州召开了一个由广东省有关方面负责人参加的“关于加快海南岛开发建设问题座谈会”.1986年夏,王震找到刚从中共深圳市委书记职位上退下来的梁湘,与他探讨海南建省的问题.他说：“历史上许多有识之士,都提出过海南建省的设想.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这些设想均未实现.我看现在条件成熟了,现在委托你考虑一下,提出意见.”一周后,梁湘给王震写了一份报告,建议海南行政区人民政府按省一级政权进行组建,并列举了五条建省的理由.王震在报告上作了批示,表示支持,并报给了国务院.在王震等人的努力下,1988年4月26日,海南省委、海南省人民政府正式挂牌办公,梁湘成为海南省第一任省长.

在大力支持改革开放的同时,王震还在许多场合疾呼：“思想的旗帜不能丢.”在毛去世后,遇有纪念的活动,王震无不积极参加,有时还帮助解决纪念活动中的具体困难.他还对某些人把四项基本原则中的“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表述为“马克思主义”非常警惕,并建议就此做出规范.

1992年后,病床上的王震仍然没有停止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思考.其临终前曾与邓力群和政策研究室的卫建林等人进行长谈.在谈话中王震提到倡导改革,绝对不保守,绝对不闭关锁国,马列主义、思想是永远不倒的旗帜等.时任总书记对此十分重视,指示将其整理后的谈话在常委传阅后交文献研究室存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