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公投对后穆巴拉克时代埃社会政治的影响

摘 要 ：穆巴拉克政权的倒台开启了埃及政治重建进程.2012年岁末围绕宪法公投的政治危机乃是“一·二五”革命后,埃及社会政治力量格局演进的逻辑结果.伊斯兰主义者、世俗自由派和军方是后穆巴拉克时代左右埃及社会进程的三大力量.宪法危机的实质是未来埃及社会政治走向的大博弈,其背后是埃及宗教与世俗力量的对决以及总统与司法部门的冲突.军方在埃及政治经济事务中的利益和影响盘根错节,其在平衡宗教、世俗两派中努力保持“局势仲裁者”角色.在相当程度上,这场宪法公投危机折射出埃及乃至整个中东变局曲折复杂的演进态势及其发展前景.穆尔西访华有助于推动中埃战略合作关系迈上新台阶.

关 键 词 ：后穆巴拉克时代；穆斯林兄弟会；埃及社会与政治；宪法公投

文章编号：1673-5161（2013）02-0016-13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码：A

2012年12月,围绕新宪法草案的全民公投,埃及世俗自由派发起的集会浪潮在首都开罗等地波澜迭起,其对立方——支持穆尔西总统关于宪法公投决定的伊斯兰主义者也同时举行大规模的游行.埃及社会这波分庭抗礼的政治对决成为自穆巴拉克以来时间最长、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政治危机.在相当意义上,它不仅表现出后穆巴拉克时代世俗与宗教两大力量剧烈对抗的埃及社会政治新生态,也折射出中东变局曲折复杂的演进态势及发展前景.

一、

2010年12月中旬,由失业小贩事件导致突尼斯爆发愈演愈烈的反政府骚乱.随后这场突如其来的“茉莉花革命”迅速在北非和西亚地区引发波及阿拉伯多国、具有多米诺骨牌效应的一系列社会政治大动荡、大危机.在埃及,持续30年的穆巴拉克时代终结并未给埃及带来与繁荣稳定.在军方掌控的过渡期内,埃及社会仍处于混乱之中,临时政府频频更迭,接二连三,虽然与埃及政治重建进程密切相关的宪法修正案在2011年3月19日的全民公决中以77.2%的支持率获得通过,但军方承诺的半年内举行议会和总统选举日期多次被推迟.在民众催促军方交权的社会躁动中,2011年11月28日,埃及人民议会（议会下院）选举终于拉开帷幕.到2012年1月,经过三个阶段后,声称“代表全体埃及人民”的穆斯林兄弟会（以下简称“穆兄会”）旗下的“自由与正义党”夺得魁首,获议会席位47.2%,成为第一大党.另外一个保守的伊斯兰主义萨拉菲派政党——“光明党”紧随其后,获议会席位25.1%,位列第二.而在随后于2月28日完成的埃及协商会议（议会上院）选举中,“自由与正义党”和“光明党”同样名列前两位,分别获得59%和23.9%的席位.

虽然组织完备的“穆兄会”在议会两院选举中大获全胜,其旗下的“自由与正义党”主席穆罕默德·穆尔西也在2012年6月赢得后穆巴拉克时代的首场总统选举.但穆尔西及“穆兄会”所要面对的却是一个各派利益盘根错节、社会政治支离破碎的艰难磨合期.就在总统决胜轮前夕,亲军方的埃及最高宪法法院就以《选举法》部分违宪为由,宣布解散“穆兄会”占优势的人民议会,随后军方宣布收回立法权.

2012年岁末的这次埃及社会动荡危机源于穆尔西于11月22日颁布的宪法声明.该声明规定,总统有权任命总检察长,其发布的所有总统令、宪法声明、法令及决定,在新宪法颁布和新议会选出前都是最终决定,任何方面无权更改.反对派认为,该声明赋予总统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权力,穆尔西通过这一变相的“政变”成为“篡夺一切国家权力”的“新法老”,埃及民众为此举行多次大规模.2012年11月30日,在自由派和科普特人（埃及基督教徒）成员缺席的情况下,由“穆兄会”及伊斯兰主义力量主导的制宪委员会以马拉松式,表决通过宪法草案.该宪法草案的234条文分国家与社会、权利与自由、国家权力机构、独立机构和监督机构、最终条款和过渡条款等5个章节,其中规定伊斯兰教法（沙里亚）原则是国家立法的主要来源.这一表决加剧了反对派与穆尔西之间的政治冲突.派人士指责该草案在允许穆斯林神职人员监督立法机构的同时,没有充分保护以及妇女和少数族群权利,而且对其中关于总统职权以及司法和立法权独立性等条款也提出强烈质疑.2012年12月1日,穆尔西总统无视埃及社会上的众多指责和反对呼声,坚持认为新宪法草案具有广泛代表性,“表达了革命的目标”,宣布将在本月15日举行宪法公投.这招致埃及反对派联盟组织民众举行抵制宪法公投的和平抗争,而不甘示弱的穆尔西支持者也展开针锋相对的数万人大游行.

虽然穆尔西应美国及军方要求,在2012年12月8日与埃及各政派就危机举行对话后宣布取消11月22日的“扩权”声明,但仍坚持宪法公投按期举行.实际上,穆尔西废除“扩权”的声明并无多大实质意义,因为在宪法公投后,这一声明原本也会随之失效；穆尔西此举将民众压力这一“皮球”踢到反对派一方,如若反对派继续抵制宪法公投,民众就有可能认为此举阻挠新宪法出炉、阻碍埃及社会变革.由此,穆尔西取消“扩权”的声明并非简单表面上迫于压力下的被动让步,实是以退为进的深谋图略.穆尔西命令军队配合行动直到宪法草案公投结果出炉,同时为确保有足数法官对公投进行依法监督,政府决定公投分15日和22日两天举行.尽管反对派称公投中存在违规现象,但12月25日选举委员会主席确认,饱受争议的埃及新宪法草案在全国32.9%参与的选民公投中以63.8%的赞成率获得通过.几乎同时,埃及副总统马基宣布辞职.

埃及这场围绕宪法公投的社会冲突表面上是宪法之争,实质上却是世俗自由派和宗教力量在后穆巴拉克时代国家未来社会政治走向问题上的一次大博弈,即埃及将来是以伊斯兰宗教政治来治国理政,还是用体现埃及多样性的世俗原则执政并通过立法改造国家.

二、

宪法危机的背后是埃及宗教力量与世俗力量的对决以及总统与司法部门的冲突.在相当意义上,这场危机乃是“一·二五”革命后埃及社会政治力量格局演进的逻辑结果.在后穆巴拉克时代,伊斯兰主义者、世俗自由派、军方是左右埃及社会进程的三大主导力量.尽管在参与推翻穆巴拉克政权的民众反政府浪潮中,冲锋在前的是那些要求变革、改善生活境遇的热血青年,但他们组织性和社会根基决不如以“穆兄会”为代表的伊斯兰主义者. 1928年成立的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是中东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伊斯兰宗教政治组织.创建者哈桑班纳在哲马鲁丁·阿富汗尼、穆罕默德·阿布杜、拉希德·里达的伊斯兰现代主义思想影响下,认为只有回归传统、恢复《古兰经》和“圣训”的至上权威,才能根治社会腐败.～1928年3月,班纳在伊斯梅利亚建立青年俱乐部,受《古兰经》中“穆斯林皆兄弟”箴言启示,将之命名为“穆斯林兄弟会”.起初,“穆兄会”是一个非暴力的宗教组织,在研讨和宣传伊斯兰教义的同时,组织民众互助、开展社会慈善活动,很快吸引了一大批不满现状的中下层穆斯林,其队伍从1938年的300个支部发展到1948年的2000个支部.每个支部均有自己的活动场所,包括一座清真寺、一所学校、一个俱乐部和一所手工作坊,成为一个“五脏齐全”的多功能社会组织.到20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其成员在埃及已达约200万人,在全国拥有5000余个分支组织,还建立秘密武装.至此,“穆兄会”已明确提出自己的政治口号：“安拉是我们的目标,《古兰经》是我们的宪法,使者是我们的领袖,圣战是我们的道路,为主道而战是我们最崇高的愿望.”作为“穆兄会”总训导师的班纳围绕建立以《古兰经》、圣训为基础的纯洁伊斯兰国家的社会政治目标,对“穆兄会”展开系统的组织体制建设,同时开始了针对国内反对力量和英国势力的一系列政治暴力行动.当埃及当局试图歼灭“穆兄会”时,后者“已成为国家之内的准国家了,拥有武器、军队、工厂、公司、医院”等.1948年12月,政府首相诺格拉西因下令取缔“穆兄会”而被,1949年2月,班纳本人也被当局派人杀害.

1952年,以纳赛尔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在发动埃及“七月革命”时虽得到“穆兄会”的积极配合,但在革命后因双方在政治目标上存在根本分歧,“穆兄会”成为纳赛尔政权的主要反对派.1954年和1965年,“穆兄会”两度因被控谋杀纳赛尔总统而遭到政府强力镇压,数千名成员入狱,包括“穆兄会”著名理论家赛义德·库特卜在内的多名重要人物被处死.1970年,萨达特继任埃及总统后,采取一系列鼓励和支持伊斯兰教发展的措施.1971年埃及修改宪法,明确规定伊斯兰教是国教,宣布伊斯兰教法（沙里亚）是国家立法的主要渊源,逐步放松对“穆兄会”的管制.萨达特这一“危险的平衡”政策,固然促使“穆兄会”不少成员立场日趋温和,由暴力转向合法参政,但另一方面也纵容了宗教极端势力的肆意妄为.“穆兄会”部分激进成员脱离组织,建立“伊斯兰解放党”、“伊斯兰圣战组织”、“赎罪与迁徙”等伊斯兰宗教极端主义组织,主张以暴力推翻世俗政权,致力于建立伊斯兰神权国家.当萨达特与美国、以色列达成《戴维营和平协议》,并对国内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进行镇压后,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展开疯狂的恐怖袭击,1981年10月萨达特总统遇难.穆巴拉克继任总统后,在铁拳镇压宗教极端分子的同时,对伊斯兰势力采取“恩威并重、区别对待”的政策,吸收一批愿同政府合作的“穆兄会”成员参政,推行政教分离政策.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虽然埃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力量还很强大,但其中的温和派和激进派日益分道扬镳.尽管仍有一批宗教极端主义者不放弃恐怖暴力手段,但温和派己在“穆兄会”内部占明显主导力量,他们注重通过合法渠道竞选参政,以非暴力方式实现社会伊斯兰化的目标.1984年,“穆兄会”首次与“新华夫脱党”合作参加议会选举,8名“穆兄会”成员进入议会.九十年代“穆兄会”因涉嫌参与暴力,再遭穆巴拉克政权打压,期间两次参选遇阻.跨入21世纪后,“穆兄会”调整策略再次与政府修和,终在2005年议会选举中史无前例地一举赢得20%的议席,成为大选中最大的合法反对派.

长期受到政府打压的“穆兄会”并非“一·二五”革命的初始发动者,却成为这场革命的最大赢家.埃及变局爆发伊始,“穆兄会”虽是推翻穆巴拉克运动中一支力量雄厚的强劲生力军,但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其采取“观望-跟随-参与”的策略路线.为避免民众浪潮染上伊斯兰色彩、而被当局以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藉口予以镇压,其宗教诉求并不明显.2011年2月12日,“穆兄会”在其网站中声称：“穆兄会”无意获取个体利益,不会追逐权力；珍视国家安全和英勇的埃及军队,反对任何针对军队的阴谋诡计；维护国家的团结和统一,重视每个公民无论其种族和宗教均享有自由、公正、平等的权利.“一·二五”革命为“穆兄会”实现合法化和政党化铺平了道路.4月30日,“穆兄会”宣布成立以追求、维护民权为宗旨的全民党——“自由与正义党”,初始成员还包括100名科普特人和1000名女性.“穆兄会”推举多名高级成员担任党的领导,其中曾在美国留学、著名政治活动家、大学工科教授穆尔西出任党主席.这是“穆兄会”自1928年创立以来首次自由组建合法政党,从而以合法政党而不是非法组织或所谓独立候选人的身份来参与埃及政治格局的改变,甚至主导这种改变.“自由与正义党”在“代表全体埃及人民”的旗帜下,以其“宽容和节制”的伊斯兰宪政主义温和立场,牵头组建由左、中、右各派政治力量组成的“联盟”,最后在上下两院议会选举中分别成功拿下近50%和60%的席位,穆尔西本人也赢得埃及变局后的首次总统选举.可见,穆巴拉克倒台后,“穆兄会”以得当的策略与掌控实权的军方周旋,推动修宪,及时建党,敦促大选,将政局发展引向对自己有利的轨道.

“穆兄会”的成功之处不仅是因为其在这场变局中政治上稳健务实的伊斯兰宪政主义温和立场、行动策略上顺势而为的理性姿态以及近20年来议会竞选的经验借鉴,还缘于其长期打造的广泛深厚的社会基础.尽管“穆兄会”长期处于非法或半合法状态,却始终是埃及社会最具影响力的群众性宗教政治组织.这与其创建者班纳给“穆兄会”使命的定位密切相关,即“穆兄会”不仅“是赛莱菲耶（即萨拉菲）使命的继续”,同时“还是一个政治组织,是一个体育团体,是一个学术机构,是一个经济工程,是一种社会思想”.创建70多年来,“穆兄会”在城市和农村构建了庞大的网络,通过开办和经营医院、农场、银行、公司、学校和媒体,在社会福利、就业培训、金融怎么写作、教育卫生等怎么写作领域作用重大,掌控了为数众多的慈善机构、志愿者团体、行业工会及伊斯兰投资公司,形成庞大而完整的组织和怎么写作体系,其财力雄厚,在基层群众和城市中产阶级,尤其是医生、工程师和律师等职业团体中具有雄厚根基和巨大的社会影响力. 另外一支支持穆尔西有组织的重要政治力量来自于伊斯兰主义的“光明党”.该党属于保守的伊斯兰萨拉菲派.在政治上,萨拉菲派主张以伊斯兰教创立前三辈时代（公元632～882年）正宗的伊斯兰教义、教规作为基本指南,以伊斯兰教法规范国家的政治架构和社会秩序.“光明党”与七十年代兴起于亚历山大的“萨拉菲呼声”运动关系密切,后者最初是由一批受到沙特萨拉菲派谢赫影响的亚历山大大学医学院学生发起,“光明党”主席伊马德·加富尔就是其中一员.

在穆巴拉克时代,凡是观念和宗旨异己者,或是威胁到执政的“民族党”的绝对统治地位的政治派别,无不遭到当局的镇压和打击.较萨拉菲派温和的“穆兄会”尚且如此,观点更加保守的萨拉菲派则更无政治地位可言.当时的萨拉菲派人士并无合法政治实体,比较有影响力的组织唯有在宗教领域活动的“萨拉菲呼声运动”.直到“一·二五”革命推翻穆巴拉克政权后,数个萨拉菲派别才开始申请成立政党,其中“光明党”于2011年6月正式成立.在历史上,萨拉菲派一向被人们视作极端宗派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的化身,其中的极端团体,如“伊斯兰组织”主张通过“圣战”建立伊斯兰政权,因参与1981年谋杀总统萨达特恐怖案而遭到政府清洗.近年来,随着穆巴拉克政权对极端伊斯兰主义的打击,多数萨拉菲派力量与伊斯兰极端恐怖组织划清界限,政治主张明显转向温和,并提出“文明和现代主义是我们的方式”和“我们一起创造埃及更加美好的明天”等宣传口号.“光明党”主席加富尔在接受《参考消息》记者专访中声明,“我们所努力要建立的新国家是一个与众不同、以伊斯兰教法为基准的现代伊斯兰国家,但所有人都不会被强迫做任何事.”萨拉菲派控制着埃及城乡近5000座清真寺和小型祈祷场所,在埃及这样一个文盲率高、贫困人口比例大的国家,选民易受宗教情感影响.“光明党”所属的萨拉菲派利用宗教场所进行宣传,在低收入阶层和边缘化群体中获得了很多支持者,其成员已超过300万,其中不乏造诣很深的宗教界名流以及大学教授、中学老师等知识分子.在前执政党“民族党”因腐败等问题丧失民心后,埃及民众把改变现状的希望寄托在与他们朝夕相处、热衷基层福利事业、政治主张趋于温和的这些伊斯兰主义政治力量身上,“光明党”紧随“穆兄会”也一跃成为议会第二大党.

“光明党”主张政治改革为当务之急,议会选举后埃及应落实组建民族联合政府——起草和颁行新宪法——实现安全和稳定的重建路线,而后才是从事经济发展事业.与之相比,萨拉菲派虽然在埃及动荡与变革中崭露头角,但由于其组织性不强、缺乏具有真正魅力的政治领袖和娴熟参政经验以及颇具争议的社会立场,无论在政治实践还是政治地位上均无法与“穆兄会”这一埃及伊斯兰主流势力相抗衡.

这些年来,“穆兄会”和“光明党”逐渐以温和政治路线取代激进暴力手段,立足于通过合法途径实现政治参与,及时抓住中东变局的有利时机,充分展现其引领埃及政治变革的意愿和能力.“穆兄会”为展示其温和形象,以建立世俗而非宗教专制或军人政治国家为目标；“光明党”则主张循序渐进地全面推行伊斯兰教法,但不会强制,也不会效仿伊朗或沙特,而是追求一种独特的现代伊斯兰国家模式.鉴于这两个伊斯兰政党已成功控制超过70%的议会席位,它们已经成为埃及政坛不容低估的伊斯兰主义政治力量.穆尔西通过宪法声明所保护的制宪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也是来自这些伊斯兰主义力量.在这场公投危机前后,穆尔西之所以进退自如,无疑是倚仗其背后的这些势力雄厚且意愿强烈的社会支持者.

三、

对照上述力挺穆尔西的伊斯兰主义的强劲力量,当下埃及社会反对派阵营则是派别林立、力量涣散,其力量除包括既为政府排挤和打压、又时常遭受极端伊斯兰分子暴力攻击的科普特基督教徒,以哈姆丁·萨巴赫为代表、社会影响日渐衰微的左翼政党之外,最主要的是以“全国拯救阵线”为代表的世俗自由派.

2012年11月22日,穆尔西总统发表宪法声明后,埃及国内众多反对派力量组成抵制穆尔西这一“扩权”行为的政党联盟——“全国拯救阵线”,包含“新华夫脱党”、“埃及社会党”、“宪法党”、“会议党”、“民族进步统”、“尊严党”、“自由埃及党”、“阵线党”、“社会主义人民联盟党”和“国家变革协会”等近20个主要政治派别及团体.在随后穆尔西总统宣布举行宪法公投后,“全国拯救阵线”又成为组织民众展开抵制公投而和平抗争的反对派联盟.作为反对穆尔西的世俗自由派统一战线,“全国拯救阵线”最主要的领袖人物是举世闻名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前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穆罕默德·巴拉迪——埃及政坛上具有国际声望的重量级政治活动家.2011年,巴拉迪卸任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后,在“一·二五”革命爆发的第三天返回国内,发起推动埃及改革的政治运动,并成为宪法党主席和国家变革协会领导人.但作为埃及改革倡议人士,巴拉迪长期生活在国外,在国内影响力和社会根基远不及穆尔西；与巴拉迪相类似,埃及前外交部长、阿盟前秘书长阿穆鲁·穆萨也是国际知名的资深外交家和加入“全国拯救阵线”的会议党主席,但他与巴拉迪能否成为治国理政的内行,却在埃及国内颇受质疑；穆萨和前埃及总理艾哈迈德·沙菲克一样,被视为穆巴拉克政权的原班人马,难以取得埃及改革派民众的信任.

虽然世俗自由派代表人物穆萨、沙菲克等在2012年5～6月总统竞选中落败于穆尔西,但世俗自由派极其担忧“一·二五”革命后埃及政治进程的转向,害怕“穆兄会”的“独大”和穆尔西成为穆巴拉克之后的又一专制的“新法老”,更要阻挡伊斯兰化方针主导未来埃及社会政治走向.他们质疑制宪委员会及其通过的新宪法草案的合法性,指责这样一份“带有浓重伊斯兰化色彩”的宪法草案将“捆绑埃及政治、社会以及经济自由”,强烈反对为这份存在明显政治分歧的宪法草案匆忙设定公投日期.吸取此前各派力量四分五裂、组织涣散的教训,世俗自由派在巴拉迪等人的领导下结成政党联盟——“全国拯救阵线”,动员和组织全社会反对力量进行和平抗争.当穆尔西迫于社会动荡局势灵活应变,宣布废除11月22日“扩权”声明、与反对派举行对话后,“全国拯救阵线”表示此前已将废除扩权声明、推迟宪法公投作为对话谈判的两大前提,认为穆尔西只是有限妥协、并非实质性让步,因此还是抵制12月8日政府举行的全国政治对话,继续升级民众行动.随后见穆尔西拒绝进一步让步,态度坚决而有条不紊地为如期举行公投周密部署时,世俗自由派也意识到凭借一己之力恐怕难以抗衡穆尔西及其背后强大的伊斯兰主义力量,便调整斗争策略,支持民众参加公投,但要求投反对票. 抵制穆尔西强势行为的反对派阵营还有一部分重要力量来自当今埃及司法界.从2012年6月遣散新选出的人民议会,威胁解散制宪委员会,到10月联合抵制穆尔西越权解雇总检察长马哈茂德的决定,埃及司法界力图向穆尔西及“穆兄会”显示,其利益不容被忽视和挑战.12月2日,埃及最高宪法法院原本要对新宪法草案的合法性及争议点作出裁决,但在支持穆尔西的者包围最高宪法法院后,即宣布“无限期”暂停工作,任由新宪法草案陷入合法性危机.而在全国拥有20多个地方分支、埃及所有法官和检察官均参加的半的“法官俱乐部”也宣布多数法官拒绝监督公投.表面上看,埃及司法界扛起捍卫司法独立、反对总统超越法律权力的旗帜,主要是从“程序合法”诉求抗衡穆尔西,但其实际意图却是为保护穆巴拉克时代的政权权贵免遭“清洗”和“反攻倒算”,何况司法系统中有不少官员就属于从前政权获益甚多的既得利益集团和财富精英.

此外,必须看到,影响后穆巴拉克时代埃及社会、政治局势走向的一大变数在于军方.在中东变局中已经或未来可能发生政权更迭的阿拉伯各国,军队作为国家安全的中流砥柱,无疑是在关键时期起着关键作用的关键因素.“一·二五”革命中,军方高层原本想保住穆巴拉克政权,但当民众反政府浪潮汹涌澎湃、局势无法控制时,军方为避免自身分裂、国家大乱,不得已半劝半推穆巴拉克辞职,而后以坦塔维为主席的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接管国家政权.此后近一年里,坦塔维等军方掌权人物如履薄冰：他们既要维护社会稳定、避免大规模动乱,又要应对民众尽快选举及交权的改革要求,还遇到公审穆巴拉克的棘手难题.

埃及是世界上最早建立军队的国家,现代中东严峻的安全环境令其国防开支常年保持在较高水平,其武装力量规模在中东地区占第三位,在全球也在第十位左右.2012年6月穆尔西当选总统前后,军方更是经历了与“穆兄会”你来我往的权力斗争.“一·二五”革命后,强势崛起的“穆兄会”及其特有的宗教背景,对埃及传统的军人统治集团构成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2012年6月,眼见穆尔西即将当选总统,6月14日埃及最高宪法法院作出裁决人民议会选举违宪无效后,军方不失时机地宣布解散议会,并于17日发布宪法补充声明,将立法权和国家预算决定权移交给埃及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还剥夺了新总统独自宣布发动战争的权力,几乎掏空未来总统的所有大权.同月,穆尔西宣誓就职后宣布重启被军方解散的、由“穆兄会”等宗教力量控制的人民议会,但4天后该总统令即被军方操纵的最高宪法法院否决.而在8月中旬,穆尔西又利用西奈遭袭事件以及军方内部元老派与少壮派之间的矛盾,成功勒令坦塔维及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南退休,并对大批高级将领进行撤换.

然而,穆尔西及“穆兄会”与军方的权力之争决不会就此结束.埃及1952年自由军官组织发动“七月革命”以来,从纳赛尔、萨达特到穆巴拉克,始终是“穿着西装的将军”在把握国政.军方不仅在埃及政治中一直占据核心地位,而且在国家经济中也拥有巨大利益.“除传统的兵工产业外,从家禽饲养场到水务公司再到房地产项目,到处都有军方的身影.”∞军方直接参与的经济活动己占埃及四分之一的国民生产总值,甚至有人估计,军方高层掌握了埃及45%的财富.无疑,军队在埃及政治和经济事务的利益和影响盘根错节.普通大学毕业生在军队中的收入要高于在地方工作的两至三倍,军方将领更是早已成为埃及的特权阶层.一旦穆尔西对旧体制的改革触犯武装部队的核心利益,军方自然会有所反制.在世俗派与伊斯兰主义相持不下之际,12月8日军方发出首份警告声明,强调对话是解决宪法危机的唯一方法,绝不容许国家被带进社会动荡和分裂的“黑暗隧道”.目前,埃及局势总体仍处军方可控范围之内,军方坚持无意介入政坛混战的不干政立场,仅限于保障国家安全、维持社会秩序,继续保持“局势仲裁者”角色,以平衡宗教、世俗两派之间的角力.但随着事态的发展,军方是否会与世俗自由派一致对抗强势的穆尔西总统,还是会出现如六七十年代土耳其那样的数番军人干政情形,殊难断言.

四、

虽然这场宪法公投危机以穆尔西的险胜过关而告一段落.但公投32.9%的率和63.8%的赞成率表明,明确支持新宪法的只是整个埃及五分之一的选民,新宪法的通过显然难以弥合社会力量深刻的政治分歧.伊斯兰主义者与世俗派关于国家政治身份属性的斗争并未结束.虽然“全国拯救阵线”关于公投存在舞弊现象的指责未能阻止这场公投的合法性和新宪法生效,但世俗自由力量已借公投赚足人气,内部凝聚力有所提升,为即将到来的议会选举打下一定的民意基础.在对反对派内部的分化和暴露出的问题进行反思后,世俗自由力量宣布将汲取公投斗争中的教训,致力于在“全国拯救阵线”的组织框架内组建单一政党,继续围绕国家政治未来发展路线与穆尔西及“穆兄会”展开不屈不挠的抗争.

就“穆兄会”和穆尔西阵营而言,一方面,尽管公投前后,其声望已低于2012年初的议会选举和年中的总统选举,但新宪法生效的公投结局表明,它仍然拥有相对坚实的社会影响力.另一方面,正如舆论分析所指出,从“穆兄会”在议会和总统大选获胜后的表现来看,由于长期扮演在野的非法或合法的反对党角色,如今已成为掌控埃及政权第一大党仍缺乏治政理国的实际经验.在平衡行政、立法和司法权力结构、协调与军方关系等方面还是过于草率,由此引发社会动荡与不满.世俗与宗教力量之间的分歧与对抗已经显性化,并将直接影响穆尔西内政外交政策的执行力和影响力.

其实,对总统穆尔西以及当下掌控国家权力的伊斯兰主义者来说,他们所要面对的不仅是此起彼伏的社会动荡、纵横捭阖的政治角力和难以弥合的社会分歧,而且要正视当下埃及财政捉襟见肘、投资减少、物价高企、就业不振、民生凋敝等一连串令人堪忧的困难局面,这才是目前埃及最为严峻而迫切的社会危机.由此观之,后穆巴拉克时代的埃及政治重建和经济振兴之路绝不平坦,结合其他已经或未来可能发生政权变革的阿拉伯国家来说,实现符合国情的改革,有效改善民生的任务之艰巨,将使由中东变局引发的整个社会转型进程曲折而漫长.

值得一提的是,埃及不仅是中东地区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发展中大国,也是与新中国建交的第一个阿拉伯和非洲国家,1956年中埃建交开启了源远流长的中阿合作新纪元.半个多世纪以来,埃及作为中国在阿拉伯世界和非洲大陆最重要的战略伙伴之一,在发展中阿、中非友好关系中的作用十分重要.在埃及发生剧变时,中国在埃企业没有一家离开,中方还积极向埃及提供援助.当前埃及处于社会变革的重要阶段,中埃双方政府也在积极探讨如何在新时期发展两国互利合作关系.穆尔西总统就任后即把中国作为首批访问的国家之一,充分表明新时期埃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的意愿.显然,发展是中埃两国迈向新时期的第一要务,中埃同为发展中大国具有明显的经济互补性,两国不仅在发展路径和任务方面存在诸多相似点,在经济模式和发展经验方面完全可以相互借鉴,未来两国经贸合作具有巨大潜力和空间.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可以在工业、农业、旅游、能源、科技、扶贫等领域为埃及提供急需的发展经验和资金支持,帮助埃及政府实施“复兴计划”,缓解民生问题,促进社会稳定.而作为众多中东、非洲国家的产业集散地,埃及也可以成为中国向中东和非洲出口产品的龙头,促进中国与阿拉伯和非洲各国的经贸交流.穆尔西总统的成功访华,昭示着中国与中东变局后的转型阿拉伯国家合作关系新发展的广阔前景.中埃领导人已经确认,双方将秉承友好传统,加强全方位合作,推动中埃战略合作关系迈上新台阶,谱写新时期中埃关系辉煌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