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政治文化的嬗变

在对新时期农村社会现状的探索和思考中,当代“新乡绅”的概念逐渐浮现于研究者的视阈.政治学范畴中的“新乡绅”指的是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掌握农村一部分经济、政治资源,参与社会管理的富裕农民,“由于他们在政治经济地位上与传统的乡绅存在一定的相似性,逐渐被称为‘新乡绅’”① .这一概念更多是从经济意义上呈现农村社会阶层的分化.然而,传统乡绅社会身份的构成并不仅仅在于经济能力,也来自他们在宗族、道德、文化、政治上的强势地位,这甚至是更为重要的因素.所以,本文所指的“新乡绅”是对前者的扩展,即将视野延伸到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历史转折点,聚焦于农村社会结构调整中的历史文化积淀,从文学的角度审视社会转型期的乡村政治文化环境,用“新乡绅”这一概念强调封建宗法文化在当代农村社会的残留和复苏.

当代“新乡绅”是改革开放前后在传统文化和乡村管理体制等多重因素制约下产生的民间权威,在权力形态和社会角色上与传统乡绅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他们以宗法意识和封建家长制的管理模式支配乡村社会,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公共话语和资源的控制,折射出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农村社会权力结构的转变和缺失.由此,新时期作家敏锐地把握到被改革的巨大成就所掩盖的农村深层次矛盾,凸现了在乡土文化历史积淀与当代政治文化语境下农村社会结构的变化及其对农村变革的影响.

乡村权威的文学谱系

在传统农业社会中,乡绅代表乡村社会的宗族权威和道德权威,能够极大地影响民间舆论和公共资源的分配,在乡村社会与国家政权的对话中发挥着媒介作用,因此是组织社会生产和维持统治秩序的基本单元.然而,乡绅及其所依托的宗法制度在20世纪思想文化领域的新旧交锋中被推向现代民族―国家的对立面.于是,作家以文化批判、政治批判的不同视角审视传统乡村社会的乡绅阶层,刻画出鲁四老爷(《祝福》)、赵守义(《霜叶红似二月花》)、罗二爷(《清明时节》)、冯兰池(《红旗谱》)等人物,通过揭露乡绅的伪善、腐朽和宗法权力对农民的戕害凸显宗法制度对现代化进程的阻滞力,将批判的锋芒指向了以乡绅为主导的乡村社会结构,展现乡土社会观念更新与制度变革的必要性.

土地改革之后,集体经济体制的建立使农村权力关系也随之发生根本性变化――“以各级‘劳模’和‘精英’为主体的乡村新式权威逐渐控制了乡村政治生活”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成长起来的“新农民” 成为新政权的代言人.“十七年”小说中的王金生(《三里湾》)、梁生宝(《创业史》)、萧长春(《艳阳天》)等“社会主义农村新人”,都是坚定的革命者与理想化的民间英雄的统一.他们作为新时代的先进典型和民间社会的能人,建立起规范乡村社会的新权威.

梁生宝的成长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合作化运动中乡村新权威的形成史.梁生宝是群众和基层组织共同认可的农村领袖,更是革命意识形态改造下的道德模范.他的身上既具有传统文化所推崇的朴实、勤劳、正直等品格,又显现出意识形态规范下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与道德自律,成为区别于一般农民的理想化了的阶级精英.“十七年”文学对梁生宝式人物的书写,体现了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各个领域的全面控制.在这样一种高度集中的社会体制内,反映国家意志的“社会主义农村新人”成为乡村社会生活的主角.

然而,随着政治文化环境的改变,新时期小说开始重新审视乡村权力的异化,于是塑造出一批呈现了民族文化负性积淀的乡村干部形象.《古船》对赵炳及其家族发迹史的叙述,《羊的门》所建造的“呼家堡王国”,《苍生》、《农民帝国》中邱志国和郭存先从英雄模范到“土皇帝”的身份蜕变,都显示了以封建宗法文化为基础的乡村政治传统在当代社会的延续和变异.之所以称他们为“新乡绅”,是因为以上人物不仅依托于根植在国民性中的宗法观念,形成了类似于传统乡绅的封建家长地位,而且在基层权力体制中部分地再现了传统乡绅的社会角色.他们是处于基层政权和农民之间的“中间人”,通过政治权力和民间权威的结合构筑并维护着乡土社会的原有秩序.这一类人物作为政权组织体系的基础单元,借助国家意志宰制乡村社会的运行,又在此过程中建立起权力集中的家族式、宗法式统治,客观上将现代国家的基层统治转化为乡土性和封建性束缚下的乡村社会自我规范,因而成为具有当代典型意义的“新乡绅”.

赵炳的形象揭示了宗法文化在当代乡村政治文化语境中的延续.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宗族权威与政治权威的媾和衍生出这样一个具有深厚民间根性的政治、文化怪胎:一方面,党员干部的身份和资历是赵炳得以长久把持基层权力的政治资本,另一方面,“四爷爷”的称呼既体现出他的封建家长地位,又体现出宗族制度和宗法观念在农村政治生活中的回归.赵炳正是在积蓄和驾驭宗族势力的过程中建立起个人威权,成为连接国家权力和民间社会的枢纽,依靠治权(基层行政权)和族权的统合对洼狸镇实施专制统治.而在他的权势支撑下,赵氏家族也实现了对隋家、李家乃至整个洼狸镇的征服和压制.

与赵炳相比,呼天成的形象显得更加复杂.作为呼家堡的当权者,呼天成为村民带来了物质生活的丰足,也打造了这样一片充溢着集体意识和道德理想的“净地”.然而,小说用“主”和“羊”的《圣经》典故暗喻了呼天成以“救世主”的神圣威权在思想和制度上牢固地控制着呼家堡的村民.他将集体主义意识形态、传统民间社会的道德训诫和极权统治的制度规训(“十法则”)三者结合起来,形成了以封建家长制为内核的道德化、单向性的绝对权威,并试图通过家族传承的方式延续这一权威.于是,呼家堡的村民成为权力驯化下的顺民,他们失去了自主意识,形成了对呼天成的精神依附,以至于在后者弥留之际,“人们忧心忡忡地想,如果呼伯有个三长两短,他们怎么活呢”.从表象上看,呼天成对呼家堡的改造恢复了传统社会的礼治结构,而他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传统乡绅社会角色的替代者,用民间戒律和道德教化(“礼”)维持着呼家堡当代形态下的社会秩序(集体体制).

赵炳和呼天成的典型意义在于:其一,他们拥有基层干部与民间权威的双重身份,这体现出农村权力结构的多元性,由此形成的权力体制影响和制约着现代文明的扩张,其二,赵炳和呼天成是宗法文化在当代社会的人格化,在封建宗法观念和权力意志的左右下垄断了乡村公共权力,从家族统治、礼治结构、观念形态和权力运行等方面呈现出传统乡绅所具有的社会功能和管理模式.作者对这两个人物的塑造不仅现实地批判了农村的权力失范,更从文化反思的角度诘问现代化进程中的当代乡村文化生态.

从现代文学对乡绅的批判到新时期小说中“新乡绅”的出现,在经历了革命的洗礼之后,文学视阈里的乡村社会似乎又回到了原点.在社会转型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农村新人”也逐渐被“新乡绅”的形象置换,权力的异化和个人的蜕变映射出的是农村政治文化的历史变迁.

“新乡绅”形象的文化解码

通过描述“新乡绅”这一制度变迁的畸形产物,新时期的一系列乡土小说揭示出当代农村社会变革中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一是封建意识在民族文化心理中的历史因袭,二是宗族势力在新时期的复兴及其对基层权力的僭越.由此,“新乡绅”形象直观地呈现了乡土文化的惰性和当代农村政治文化的缺失.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国家对农村的全面改造试图清除乡土中国的封建积弊,集体经济体制的建立改变了以家族为主体的农村社会结构,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都纳入到一体化的框架内.除旧布新的政治举措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民的思想观念产生了积极的作用,然而,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一个以现代化为导向的国家,把宗族看成封建传统长入社会主义国家的尾巴,从而选择了消灭宗族传统文化(如‘破四旧’) 的文化政策,然而国家的社会政策却强化了这种传统文化的土壤(如户口控制,外出流动限制等) .” ③ 一方面,社会主义改造吹响了走向现代化的号角,在国家意志的推动下“反封建”成为农村革命、建设的基本诉求,另一方面,高度集中的体制加剧对社会成员的人身控制,因而强化了农村社会环境的排他性,使之客观上变成封建宗法文化蛰伏与复苏的温床.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宗法制度占据着社会的主流地位,形成了维系封建宗法秩序的集体无意识.新政权对封建文化的清算只是在表面上祛除了民族文化的负性符号、等级观念、权力崇拜和“唯上”、“唯官”的奴性并没有在社会制度的变迁中得到遏制,相反这种倾向在历史进程中显现出坚硬的生态.《农民帝国》描写了郭存先这个带领农民致富的经济能人在权力和财富面前的自我膨胀――他怀有创造“帝国”的野心,并成为民间社会强势而专横的“土皇上”,甚至发出了“去掉‘土’字就是皇上”的宣言――权力意志的极度扩张暴露出乡村社会中封建观念的历史遗存.同样,《羊的门》也彰显了乡土文化的劣性:呼家堡的男女老少默认甚至心悦诚服地接受呼天成的个人意志对乡村生活的渗透和控制,“几十年来,呼家堡人早已经习惯了这种只有一个声音的日子,如果这声音突然消失的话,呼家堡人倒真不知道该怎么活了”,于是村民的盲从和崇拜使呼天成的形象日益神圣化,并将其推向“救世主”的王座.

呼天成的政治神话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社会体制的结构性缺失.当各级官员们和呼家堡人都以虔诚的姿态敬奉着“呼伯”时,当“集体”悄然间与“呼支书”画上了等号时,我们看到的是国家权力的缺席和个人权威的扩张.尽管呼天成认为“他仅仅是上头与下头之间的一个环节”,但事实是乡村政权牢固地依附于他的个人意志,这所谓的“中间环节”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国家权力对农村的渗透,而且成为基层权力运作中的实际主导者.

这一现象表明,基层体制在面对乡土文化和社会环境的牵制时往往显露出自身的羸弱.“在某些宗族力量强大的农村社区,国家权威需要借助家族权威的力量建立起来,并藉以贯彻执行国家的政令法规.在这些地方,上述两种权威紧密结合在一起,而集这两种权威于一身的人物是乡村社会事实上的统治者.”④虽然国家政权试图消化民间的异质性,确立政府在农村生活中的绝对权威,但是它的控制力并不足以完全覆盖广袤的乡土,乡土文化的排他性和政权组织的效能使得乡村治理很难仅仅依靠行政命令的方式完成.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政府的基层统治需要得到民间权威的支持以保证政令的通畅,另一方面社会的自我调整也催生出一批新的精英――他们具有解决农村公共事务的合法身份和实际操作能力――来维护乡村秩序的稳定.

由此生成的“新乡绅”形象体现出作家对改革前后乡村社会的清醒认识和文化反思.追溯“新乡绅”的发迹史,我们看到计划经济体制不但没有实现平均主义的理想设计,反而加剧了权力和社会资源向少数人的集中,在乡土社会权力崇拜的文化惯性推动下,社会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出现了分化的迹象.

事实上,计划经济时代的平等诉求并不能障蔽由权力关系失衡造成的社会不平等,在平等的表象下新的等级秩序被重新建立起来.“四爷爷”、“呼伯”们通过手中的实际权力掌握着乡民的命运,而后者在僵化的秩序下只能被动地接受着权力的指挥和管制,任何试图挑战权威的行为都将受到体制的惩罚.处在社会底端的则是被剥夺走尊严与权利的“斗争对象”,正如隋抱朴兄妹所遭遇的那样,“原罪”和“卑劣”的出身使他们成为革命暴力与权力示范的牺牲品,无力逃避强权对弱者灵魂和身体的肆意践踏.于是,受辱的隋含章和“被”做贼的孙布袋用他们的人生悲剧为失去约束的乡村权力铺下了血红的幕景.所以,当有人还在惋叹“社会公平”的计划经济时代的消亡时,我们不禁要追问:那个充满梦魇的过去真的是值得留恋的桃源吗从这个意义上看,新时期小说中的“新乡绅”形象质疑和批判了农村权力体制异化的历史渊薮.

然而,权力的异化并没有在改革的洪流里得到根本性的遏止,相反,“集体”的淡化和社会的失序使权力被更加肆无忌惮地转化为私有资源.《苍生》展现了邱志国在社会转型期的个人转型,他凭借着长期积累的威权将权力兑现为个人和家族的经济利益,于是在人们眼里“他跟旧社会的地主老财、保甲长没两样儿”.这一身份的转变凸现了“新乡绅”在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的权力寻租现象,从邱志国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失去监督的权力为个人财富的积聚和农村的贫富分化打开了一扇尘封的大门.呼天成虽然没有借助权力为自己牟利,但是新旧体制的更替为他提供了强化个人权威的历史契机,这一阶段国家权威在基层权力运作和监督上的短暂失语将农村政治生活的话语权拱手让于“新乡绅”,因此在市场经济初期秩序失范的状态下,呼天成创造出一个与时代格格不入的“封建王国”.

新时期小说对“新乡绅”形象的塑造体现出作家对农村体制改革的焦虑.社会转型期的乡土文化和权力体制在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正因为如此,乡土中国不得不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蹒跚前行.从赵炳到郭存先,从农村改革之初直至三十年后的今天,文学作品里仍然不缺少“新乡绅”式的人物,对于这场正在改变中国的伟大变革来说,这无疑是一种尴尬和警醒:它使我们认识到,改革的道路依然漫长而艰辛.

【注释】

① 杨国勇、朱海伦:《“新乡绅”主政与农村政治建设》,载《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6期.

② 王先明:《乡绅权势消退的历史轨迹》,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③ 叶本乾:《村庄精英:村庄权力结构的相似度检测地位》,载《中国农村观察》2005年第1期.

④ 倪伟:《农村社会变革的隐痛》,载《文学评论》2005年第3期.

(刘畅,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08级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