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政治与科学的

语文在重要性上应该排在诸科目之首.首先,因为语文的能力与绝大多数公民的工作、生活关系最密切.其次,从筛选人才的维度看,如果考试设计合理,语文考核的是能力,而非死记硬背；历史、地理,在考核能力上难度要比语文大得多.不幸这一最重要的科目也是问题最多的科目.

毫无疑问,政治渗透到古今中外的一切教育中.就社会形态而言,中国没有独立于政治力量的宗教、法律和民间社团；就教育机构而言,当代中国民办教育严重缺乏,故今日中国教育尤其无力抵御政治力量的进入.政治渗透到教育中是全方位的,就具体课程而言,最突出的体现是这里不拟讨论的政治课的设置.在其他课程中,政治渗透最深的应该是历史课程.胡适说：历史从来就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解释历史与控制现实密切相关,因而政治渗透到历史课程中容易理解,政治渗入语文教学,意味着政治对教育更全面、更深入的干预.无论就教育整体,还是语文教学本身,都值得做出特殊的思考.

如果批评我们语文课程的政治化的是西方人,想来大家不会惊奇,问题是在我们效仿苏联老大哥时,我们的语文教学就受到了老大哥的批评：

1953年苏联专家普希金在评议中国小学语文课本中《红领巾》一课的观摩教学时,尖锐地批评了语言和文学因素过少而思想政治教育过多的倾向.他认为中国教师常把语文课教成政治课：“不应说教师谈思想政治方面多,就是进行了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如果只意味着教师多次提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名词,就成为人工的、检测造的了；有些课文具有鲜明的思想政治教育意义,并不需要教师多讲它,只能要求在整个语文课中有高度的思想政治性.”

苏联专家其实是希望思想政治向着语文教学渗透的,笔者不能赞同这一态度.但就是这样的专家,批判我们的语文课成了政治课,可见我们的语文教育走到了何种田地.并且这一趋势愈演愈烈,“”时期才是中国语文课程政治化的巅峰.走过了如此历程,中国语文教学回归常态非轻而易举.

政治通过两个渠道渗透到语文课程中.其一是教材,其二是教学方法.教材的政治化最直接、外在,它来得快,走得也快.教学方法则要慢半拍.因为当政治化已经内化到语文教师的心中时,政策变了,教材改了,也仍然难以扭转语文课思想政治化的特征.

以上只是文学在语文教学中的一面遭遇.如果说政治是语文教学中文学性的一个压迫者的话,科学是另一个.

吊诡的是,前一个压迫者是外部政治力量的打入,后一个压迫者是近现代语文教育工作的前驱们自愿引进、俯首称臣的.政治意识形态当其如日中天时,特别是在与超凡巫师型领袖结合后,焕发出巨大的魅力.但宏观地看,它只享一时风光.而科学是近现代无与伦比、持久不衰的意识形态.况且,政治是自己打入语文教育的,你愿意听也得听,不愿听也得听.而科学是被语文教育工作者自觉引入的,新潮的语文教育工作者自动地靠拢和巴结科学,唯恐追赶不上.

政治和教育是人类最古老的两种行为,从有了政治和教育之时,政治就干预教育.孔子、孟子都身兼教育家、思想家、宣传家多重身份.他们的高明在于,在他们那里宣传对教育的伤害不大,二者大致可以相安无事.政治肯定干预教育,但以往政治干预的强度大大弱于现代全权政治.故我们可以大致这样判断,政治的强干预尤其是现当代的事情——虽然要周密证实这一判断还须下一些笨功夫.而科学自身就是近现代的产物,它对语文教学的影响当然是晚近的事情.仔细比较,科学对语文教学影响之起始,不晚于甚至早于全权政治的强干预,后者自1949年发轫,而中国近现代语文教学的先驱叶圣陶早在1935年就《国文百八课》的编辑大意指出：

本书编辑旨趣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想给国文科以科学性,一扫从来玄妙笼统的观念.

“赛先生”自五四时代进入中国,以不可抵挡之势水银泻地般渗透到各个领域.人们言必称科学.因为科学的伟力,自其产生之日就呈现出科学主义的势头.人们愿意将一切好的举措戴上科学的冠冕.考虑问题全面,做事有效率,在前科学的时代都是人类常常追求的,现在都被称为科学.这责任更大程度上要由科学界外的俗人们承担的.叶圣陶在1942年《认识国文教学》一文中说：

让学生自己在暗中探索,结果是多数人摸索不通或是没有去摸索.等即使人人能够在暗中探索,渐渐达到能看能作,也不能说这个问题不严重；因为暗中摸索所费的功力比较多,如果改为“明中探讨”,就可以节省若干功力去做别的事情；尤其因为教育的本旨就在使受教育的人“明中探讨”,如果暗中摸索就可以,也就无需乎什么教育了.

就是说,将科学引入语文教育,是希望靠着将语文教材改革成科学一样清晰、规律、有序、系统化、线性化,来提升语文教学的效率.

今天看来,这一尝试收益小,损失大.深层的原因在于,科学和语文是截然不同的智力系统.企图以前者统摄后者,是对二者不同属性的无知,是对后者的扭曲.科学和文学几乎处在人类智慧之轴的两极.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科学正处于物理学如日中天的时代.物理学的特征是,强调精确、必然、因果、确定性、唯一解、放之四海而皆准.

二十世纪晚期人类在认知上进入了生物学的时代.因为生命世界与物质世界的截然不同,生物学有着与物理学完全不同的特征,它强调博弈、机遇、偶然性、调节、适应、复制、记忆、历史.几乎可以说,在特征上生物学位于物理学与文学的中间.但科学主义发轫之时乃至被语文教育工作者自发引进之时,科学的世界几乎完全是物理学乃至力学的天下.这便意味着,我们要将精确、必然、确定性、唯一解这些要素引入语文教学.文学是什么?“戏词”可以突出地反映其特征.你要在社会的舞台上演戏,就要学“戏词”.戏词是微妙的,是博弈的过程和产物,是特定时空与人格的函数.比之物理的世界,社会生活是混沌和多样的,人际关系是微妙和变化的,虽偶有清晰、准确之需,更多的时候是含蓄、暧昧的.科学追求必然性.历史学与文学则是展示和想象人的可能性.只靠科学知识,是不能胜任社会舞台上的角色扮演的. 刚巧,写作本文的这天早晨,我参加朋友剧作家李龙云的追悼会.几年前他的一个粉丝摄影家赵铁林（已故）磨着非要我介绍他认识李龙云,说是要学写剧本.李龙云的第一句话就是写剧本是不能教的.写诗歌、写剧本、写小说,都是不能教的.可以切磋、帮助,但如果摆明了要教授,几乎一定是帮倒忙,硬教是一种弱智的举动.

仅举某个智力领域的上限活动为例,恐怕难以说服人,教育是面对众人的.科学的发现和文学的创造同属少数人,是不可教授的.但在可以教授的范围内,物理学和文学大不相同.最大的差异就是,物理学的问题有唯一解,社会生活中话语的应对可以有多个好的选择.物理学的道理是硬的,死的.语文的技巧是软的,活的.物理学学得好与不好,决定了能否解答某个问题,但不可能给出第二个正确的解答.语文的实践则大不同,语言本身蕴藏着对某一问话的若干个绝妙的回应,而当事人的地位、性格又导致了不同的选择范围.古人说：诗无达诂.其实文章本身也常常支撑多样的理解.所以西谚云：有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刻意在语言文学的领域传授唯一解,是开发不出甚至将制约学生的语言智慧的.物理学中有规律的存在.文学中重要的是语感,那里极少有可以概括成条文的规律,教学中追求清晰、精密、确定性、唯一解,还不如背诵好文章呢.因为后者对提升语感的帮助胜过前者.

其实深刻影响着现代教育,包括语文教育的还有另一支力量.严格地说它不是科学,是科学主义的泛滥导致我们称之为科学.那就是工业.因为工业与科学前后脚产生,工业要借助于科学,毫无疑问科学的话语权更具魅力,于是我们将工业的逻辑说成了科学的逻辑.讲究效率,从本质上说,不是科学的逻辑,而是工业的逻辑.工业生产与大众教育也是前后脚来到这个世界.于是同样面临着密集群体的管理和效率的问题.但二者有着巨大的差别：密集生产需要整齐划一,教育的本质是因材施教；生产线上需要具备的本领可以教会每个工人,而语文的技巧绝不可能教会每个学生；泰勒制从不同的操作手法中概括出最简洁的一套,社会生活与文学作品往往催化多样的理解.物理学得到的确定性与工业生产达成的效率合手,诱发语文工作者有了过强的“教”的念头,以为语感和文学素质是可以高效率地教授的；在教授的实施中,他们不断提供明晰的、排外的解释和答案,最终体现为标准化试题.在这一过程中,文学性衰微了.而好的教育理当张开人类智力生活的两极,让科学与文学平行向前,齐头并进.

顺便说一下文学还有另一种功能,就是社会礼仪的能力和手段.重要场合的致辞,如开幕式、开学典礼、开工典礼、婚礼、丧礼、节庆,都需要它,且不论是领袖、老板、家长.我们今天的语文教学,几乎衰落到不能为受教者提升这一基本能力的地步了.还有几个人能书写合时宜的对子,能讲出感动人的典礼致辞?复兴礼仪需要复兴文学.功能的需要理应导致教学中文学的复活.

责编：徐艳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