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政治的危机

[摘 要 ]阿伦特基于人类存在特有的世界关联现象学的分析来考察现代性,她认为世界异化是现代性的标志.其哲学根源是近代哲学对主体的发现.现代性危机主要是政治的危机,其表现是公共领域的衰落,其结果是人的存在的危机.

[关 键 词 ]现代性；世界；世界异化；政治的危机

[中图分类号]B151；1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9)09-0065-03

现代性问题是阿伦特(Hannah Arendt)思考政治的出发点,她对现代性批判性的解读主要集中在对世界和世界异化及其所导致的政治危机等问题上.通过对人类三种基本活动――劳动、工作和行动现象学的考察,她认为世界是人的真正的栖息地,我们的现实感、存在的意义都依靠于世界,但是在现代,世界已经发生了异化,现代性的标志就是世界的异化,世界异化的哲学根源可以追溯到近现代哲学对主体的发现和迷信.公共领域的衰落是现代政治危机的标志,政治危机所导致的根本的结果就是人的存在危机.

一、世界

阿伦特理论中的“世界”这个概念是她从胡塞尔、海德格尔理论中嫁接过来的.在她看来,世界是人造的事物世界,是一个世俗的现实的世界,它是真正的人类栖居地.要真正理解阿伦特所说的世界,首先应该理解她对人的活动现象学的分析,在《人的条件》一书中,她区分了人的三种活动：劳动、工作与行动.阿伦特认为在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中,劳动从来就没有得到重视.其原因在于,在马克思之前的西方传统一直鄙视劳动,劳动被视为是受必然性所奴役,劳动是奴性的,是为了满足身体的需要而不得不从事的活动.因此,古代人出于对摆脱生存的必需性所限和出于对自由的渴望、对不朽的渴望而对任何不能留下痕迹的活动都嗤之以鼻.他们把劳动看成是人类生活条件之外的活动,因为在他们看来,凡是人与所有其他动物生命共同之处,都不被看成是属人的,而劳动只是满足人的动物性需要.劳动的产物是最不持久的,因为它们很快就会被生命过程所消耗,它们只是在人工的世界里取得一个短暂的位置,但又很快消失了,就世界性(worldliness)而言,劳动是人的活动中自然性最多而世界性最少的一种,“它们是所有的事务中最不具有世界性同时又最接近自然的东西.尽管它们是人造的,但是它们来而复往,产出旋即又被消费掉的过程,与自然界永恒的循环过程最为一致”.

工作与劳动不一样,它要求从自然中得到材料,加工成人工产品,“夺取它要么是扼杀一个生命过程,如同为了得到木头我们就要毁树,要么就是打断自然的缓慢的进程,如同从地球的子宫中夺取铁、矿石和大理石,一切制作都存在掠夺和暴力成分,而制作者(homo faber),人类人工产品的制造者,始终是一个自然的破坏者”.人类在对自然的暴力破坏过程中,是一种人类力量的最基本的体验,这个过程确证人的创造力和对摆脱自然无限物质循环的能力.人类从这种体验中得到了自信的满足,当然这种体验又不同于劳动所带来的强烈而又短暂的快乐.但是在现代,大部分工作都是以劳动的方式来进行,以至于工人想要做到为他的工作劳动而不是为他自己劳动都很难.劳动创造的东西很快就被消耗掉,而工作创造的东西则能相对持久地保持.制作是建造世界的活动,它创造了人造事物的世界,创造出一个属人的人工世界,从而为人们提供了居住地和共享的公共空间.人们生活在这个人工世界,共同拥有这个世界,它是一个人类创造物、习俗所形成的人工的环境.就其相当稳定和固定的特性而言,它使人们有归宿感和家园感.按照邓特里弗对阿伦特的理论理解.“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人类世界,我们的生活将失去自我参照点,我们的身份得不到维持,我们的行动不再能变成故事流传,我们也因此成为了如同自然一样无穷地循环,变成无限流变的一部分,世界给了我们现实试金石：在那里,我们与他人共同在一起,我们的经验能变成别人共享的客观性的经验,我们的意义能被别人确证,我们的自我身份通过交互主体性的承认而得以保持.只有通过和别人共享经验,即生活在一个共同的公共世界,我们的自身和世界才有现实性”.世界是人的栖息地,我们的现实感、存在的意义都依赖于世界.

二、世界的异化

现代性的标志便是世界异化.按照阿伦特的理解,世界异化第一阶段是以残酷、悲惨和物质缺乏为特征,即“劳苦大众”的数量逐渐增多,家庭和财产的双重保护也因剥夺而失去.阿伦特站在古希腊人的立场,认为拥有财产是人进入世界的最基本的政治条件,财产被剥夺,世界也就同时丧失.异化的第二个阶段开始于社会吞噬家庭,社会取代了家庭作为人的生命过程的主体.在她看来,家庭领域尽管是受必然性制约的、不自由的领域,但是它却是进入公共领域的保证.然而在现代,私人领域连同公共领域在社会的兴起中衰落了.

世界异化的哲学根源可以追溯至近现代哲学对主体的发现和迷信.主体在近现代哲学中获得前所未有的地位,不过哲学家对主体的关注只是体现在各种形式的内省活动之中.笛卡尔的“我思”是内省活动最为经典的哲学表述.“我”和“思”总是不相分离,因为任何“思”总是我的“思”.内省或者说“我思”、“思”只是意识对它自身内容的纯粹认识性的活动,而不是人的心灵对其灵魂或身体状况的反思.确定性由内省产生,因为“我思”是纯粹的思,与“我思”的内容分开,这里不涉及任何东西,除了思想生产它自身以外.“思”或内省是在孤立的状态下进行,除了思的“我”之外,没有任何人介入.在这种状态,人只是面对自己,不面对任何人和任何事物.在阿伦特看来,因为近现代哲学只在内省中关注和了解自身,因而在政治的意义上,近代哲学和柏拉图的哲学一样,在本质上都是反政治的.欧洲启蒙和浪漫主义时期所发展起来的个人主义准确地演绎了这种哲学,阿伦特早年曾分析过这种反政治的个人主义特征及其在政治上的危险后果.她认为启蒙理性的个人主义所理解的人只是抽象的人,这种个人除了在思想中存在,其他任何地方找不到.她还批评了浪漫主义的内省的自我的概念.在这种内省的状态中,现实的意义只是通过自我意识来实现.启蒙抽象的人和浪漫主义的内省的个人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一个过分地强调个人、理性,而另一个过分强调主体.在阿伦特看来,这些观念都助长了一种有损于政治基础的思想氛围.为什么哲学在近现代会转向各种形式的内省她认为其原因并不是哲学自身发展的结果,而是近现代所发生的事件――科学领域发生的事件,即伽利略的望远镜的发明,它使人们能从宇宙的角度来看待地球的自然和人自身.促使现代人退守内心世界的另一个历史性事件是宗教改革和世俗化.根据阿伦特的理解,“凯撒的东西归凯撒,上帝的东西归上帝”并不只是意味着教会与国家的分离、宗教与政治的分离,而是意味着信仰和超验之物的丧失,不过人并没有因此被抛回到这 个现实世界,而是被抛回到自身的内心世界.从表面上,被抛回到自身内心世界的人们还能共同拥有一个“世界”,但是实际上,他们仅仅是拥有一个相同的心智结构而已.世界的丧失,或者世界的异化,侵蚀了政治建立的基础,因此政治的危机不可避免.

三、政治的危机

阿伦特认为现代性危机主要表现为政治的危机.在她看来,政治不是生存的结果,而是生存的条件,因而政治的危机实际上就成为了人的生存条件的危机.重建人之为人的世界就必须重建真正的政治,恢复公共领域和政治的尊严.

在阿伦特看来,政治就是行动,行动就是在公共领域展示行动者身份、确认世界的现实性、实现我们的自由的能力和赋予我们存在以意义的活动.行动意味着在人类“复数性”的条件下,每个人通过言语来揭示“我是谁”.一个人是“谁”只能靠他的言说和行动来显示,并在主体间的相互交流的关系中,被他人看到和听到.当然,虽然行动与言语相连,但并非所有的言语都是行动,如私人谈话、闲聊、辱骂等言谈就不属于行动.按照阿伦特的理解,在行动和言说中,人们表明了他们是谁,展示他们独特的个人身份,他们也因此在人类世界显现.她还进一步解释说,某人是“谁”(who)不同于他是“什么”(what),后者指的是一个人的天赋、能力、缺点和不足,对之,他既可以显露也可以隐藏,他是“谁”的显现(disclosure)则蕴含在他的一言一行中,只有在完全沉默或彻底的无为的时候才能隐藏起来,但是,要显现他是“谁”绝对不应该把它作为一个刻意追求的目标来进行,一个人不能像他既可以拥有也可以舍弃他的品质一样来对待他是“谁”.阿伦特认为,行动就如同舞台表演一样需要观众在场也需要他者在场.如果没有他者在场和承认,即没有其他意气相投的行动者看到和评判,那么行动将毫无意义,因而行动需要有一个公共领域.

公共领域也就是显现的领域,即个人行为和言语能够成为故事保存至后代,个人的身份能得以显现和保持的领域.在公共领域里,任何在其中出现的东西都能被所有人看到和听到,这也就是为什么它能被称为“公共”的理由.另外,它之所以是一个显现的领域,我们是“谁”能通过在场的他人确证.我们的现实感完全依赖于显现,从而依赖于一个公共领域的存在.公共领域建立和保持的前提条件就是有一个稳定的人造的世界.“失去了世界,公共活动的框架就不能形成,那些能在其中得以培养的能力如判断、共同感、公正、记忆就无从谈起.剩下的就是的生命事实、被纯粹的动物的需要制约的人类物种的自然循环.失去了世界,我们只是在自然上拥有共同性.”换言之,公共领域只为个性保留着,公共领域并不会抹杀行动者的个性,它是人们唯一能够显示他们真正的和不可替代性的地方.“正是为了这个自我显示的机会和对一种政体的热爱,它对他们所有人开放,每个人也都或多或少地愿意分担决策、保卫和履行公共事务的责任.”

依照阿伦特的理解,政治的危机从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开创的政治思想传统开端时就开始了.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除了上述所说的把沉思的生活置于行动的生活之上,把哲学置于政治之上,用真理压制政治,他们还把政治看成是“工匠的活动”,把政治理解成制作.在中世纪,基督教思想家以宗教的方式延续了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开创的政治思想传统,政治完全失去了应有的尊严,个人的得救只能依靠彼岸的世界,这种传统直到19世纪被马克思终结.阿伦特认为,马克思颠倒了思想与行动、沉思与劳作、哲学与政治的传统序列,认为以往的哲学家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但是在阿伦特看来,马克思仍然是站在传统的门槛里,仍然是将制作等同于行动,他只是在传统的框架之中试图将传统颠倒过来,因而并没有摆脱西方传统思想.当然,真正的政治危机是发生在现代.由于世界的异化,人们之间的世界已经失去了将他们聚集在一起、将他们联系起来或将他们分离开来的力量.世界异化的直接的政治后果就是公共领域丧失.依据阿伦特的理解,在存在论的意义上,公共领域的衰落就是人之为人的可能性丧失了,人被扔回到了自然状态,现代社会大量孤独的、原子化个人的存在正是政治衰落,也就是公共领域的衰落最准确的表现.由于公共领域的丧失,真正的政治已经不可能,现实存在的只是反政治的政治,因而现代孤独的、原子化的个人已经失去了政治上的地位.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详细地描绘了公共领域衰落的危险性及其他的种种表现.她说：“被迫生活于共同世界之外的人的存在,产生巨大危险,他们在文明当中被扔回到自然天性和纯粹差异当中.他们缺乏从某个社群内的公民中产生的极大差异的平等化,但是,既然他们不再被允许参与人类的创制,他们就开始像动物属于某一个具体动物种类一样从属于人类等完全只代表他自己绝对的、独特的个体,被剥夺了在一个共同世界里的表现以及对这个共同世界产生作用的行动,这个个体就失去了全部意义”.换言之,政治危机后果是人的意义的丧失,人的存在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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