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之间文化高于政治

海外遗民竟不归,老来东望泪频挥.

终身耻食兴朝粟,更胜西山赋采薇.

这是清末驻日公使馆参赞黄遵宪(1848～1905)于一百多年前写就的一首赞朱舜水诗,此诗很能刻画作为“海外遗民”的儒家学者朱舜水的人格与风格.

但老实说,终清一世,并没有几人知道朱舜水或朱之瑜这一人.　《明史》、　《明儒学案》及清人笔记里,皆没有关于他的记述.至《清史稿》,因为康有为、梁启超的推介,方于卷500“遗逸一”有(朱之瑜传).而此传并《碑传集补》卷35署名苟任《朱张二先生传》,均不免皆以梁任公《朱舜水先生年谱》为蓝本,概其崖略而已.

据任公《朱舜水先生年谱》,知舜水先生是浙江余姚人,与王阳明、黄宗羲皆系同里；生于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卒于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活了八十三岁.今天的余姚人将他与王阳明、黄宗羲,并汉光武帝时的严子陵,称之为“余姚四贤”.

文化是政权的基础

从中华本《朱舜水集》及徐兴庆《新订朱舜水集补遗》朱舜水所留下的文字看来,在他的思想世界中,　“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是合而为一的.朱舜水以明朝为他“政治认同”的具体对象,他效忠南明政权的赤忱,即使亡命日本亦不稍减杀.

日人今井弘济(1651―1689)与安积觉(1656―1737)编撰的《朱舜水先生行实》,即多处记有他亡命日本后实有心于借援兵以图恢复南明政权的行藏.他后来在答安东守约之问而写的(中原阳九述略>中,也说：“已亥年(1659),同国藩(郑成功)入长江,南京未下,兵律尚未严,而江右、江北、蕲黄、汉沔已云合响应,翘首而望时雨.即家室、妻孥、躯命,事事可捐,而惟望大明之光复.”

毫无疑问,恢复大明是朱舜水比生命更重要的终身事业.但是,朱舜水之所以有心于复兴南明,并不是只为了政权的重建而已,他实以复兴南明政权为手段,而寄望于中华文化的复兴.

他在《答明石源助书》中说道：“前年至厦门,赴国姓(郑成功)之召,见其将吏并寄居荐绅,皆佻达自喜,屏斥礼教,以为古气,以为骨董.不佞知其事必无成,故万里遄行,不投一刺而返.”这对他不免有刺激,他也借此观察出郑成功的军队军纪涣散、不足依持.他寄望海外经营,伺机配合南明政权反清复明的抱负几近破灭.后他流寓日本,闻藩府兴学,欣然给他的学生安东守约写信说：　“闻贵国京江户有设学校之举,甚为喜之！贵国诸事俱好,只欠此耳.然此事是古今天下国家第一义,如何可以欠得今贵国有圣学兴隆之兆,是乃贵国兴隆之兆也.”并进一步指出：“自古以来,未有圣教兴隆,而国家不昌明平治者.近者,中国之所以亡,亡于圣教之隳废.圣教隳废,则奔竞功利之路开,而礼义廉耻之风息.欲不亡得乎知中国之所以亡,则知圣教之所以兴矣.”在他看来,文化是政权的基础,满清之所以入关,中原涂炭,根本原因仍在于中华文化的陵夷.

换言之,朱舜水认为中华文化价值系统与中华政权实为一体,不可分割.

教化异邦,海外经营计划

既流寓日本,有国不能返,朱舜水的心目中虽不能忘记复明大业,但教化异邦,似是早有心理准备.《朱舜水集》卷19收有他的一篇“周公像赞”,内中心曲不无流露,他希望通过传播正统的儒学文化,以达到改造日本社会、实现儒家政治的理想.赞云：

孔子志大道之行,而东周不可为,因自伤日：“久矣,不复梦见周公.”余少也,悦《周官》、《周礼》,慨然欲亲见之,不幸罹此大故,乘桴而东,乃于此拜公之威容仪表.袤衣在东.赤舄耀日,意者梦见之乎公之时.箕子居朝鲜.八条之教兴,至今有遗风焉.近者,若能修而明之,其治岂有量哉！

此类文字于《朱舜水集》中不一见,朱舜水是寄望于复兴周公之道,从而使日本政治修明的.而这也是当时高居幕府副将军之位的德川光园(1628～1700)倾心其理念并尊聘为“国师”的关键所在.以孔子梦周公引入话题,以箕子教化韩邦自喻,言“日国敦诗书,说礼乐,礼乐诗书,周公之道也,若能修而明之,其治岂有量哉”,足见其襟怀及抱负.

其具体之行,　《清史稿》本传有生动如见的细节描述,不妨抄来,以资谈助：

之瑜为日人作学宫图说,商榷古今,剖微索隐,使梓人依其图而以木模焉,栋梁椽,莫不悉备.而殿堂结构之法,梓人所不能通晓者,亲指授之.度量分寸,凑离机巧,教喻缜密,经岁而毕.文庙、启圣宫.明伦堂、尊经阁、学舍、进贤楼,廊庑射圃.门户墙垣,皆极精巧.又造古祭器.先作古升、古尺.揣其称胜,作篮、簋、笾、豆、登、铡之属.如周庙欹器,唐、宋以来,图虽存而制莫传.乃依图考古,研核其法.巧思默契,指画精到.授之工师,或未洞达.复为揣轻重,定尺寸,关机运动,教之经年,不厌烦数,卒成之.于是率儒学生,习释奠礼,改定仪注,详明礼节,学者皆通其梗概.日人文教,为之彬彬焉.

在今日得见的朱舜水与德川光圈的问答中,几乎看不到他们论及诸家学派之异同,或是究明玄而抽象的哲理之事.朱舜水对安东守约说：　“水户儒者学问颇好,只是不知礼而无度.此事关系贵国重大,而关系两国为重大.”因此,在日本讲学,传播“礼”的思想,是朱舜水居日始终致力的方向之一.另从今日传世的文献资料里,不难看出他延续中华文化命脉于异邦日本,显然有所调整于其间.种种细腻的转折与修正,只有通过朱舜水与日本当地知识分子的往来手札,才能比较明确地加以掌握.

此外,亦须提及的,朱舜水在日本二十二年,讲学之余,戮力于经世济民的实践哲学,他尝云：　“为学之道,外修其名者,无益也.必须身体力行,方为有得.故子贡天资颖悟,不得与圣道之传,无他,华而不实也.”　(安积觉《舜水先生行实》)又说：“吾道明明现前,人人皆具,家家皆有.政如大路,不论上下、男妇、智愚、贤不肖,皆可行得,举足即有其功.”　(《答小宅生顺问》)　他将“木豆瓦登布帛菽粟”之学说得浅显易懂,并实际运用于日常生活之中.这其实即是对近世日本社会影响巨深的“实学理念”,从这点言,朱舜水可说是以孔子思想为本宗的实学理论之实践者.

德川光囫于继任水户藩主的第五年礼聘朱舜水,主要希望他能在教学及政治上担任顾问的角色,帮助水户藩革新藩政,提振教育.之后短短二十馀年,朱舜水以刚直严肃的人格,言必忠义的表现,营造了之后以国家认同为特色、以忠义思想为主轴的日本“水户学”.朱舜水的近身弟子安积觉在乙亥年(1695)写的《明故征君文恭先生碑阴》中述及舜水生前行藏时说他“明室衣冠,始终如一.鲁王敕书,奉持随身,未尝示人,殁后始出,今犹见在”.此无疑对他毕生坚持大义名分作了最适切的诠释.此对水户藩儒臣、志士的思想与行动、修史事业,以及德川光囫的让国精神,影响深远.

往事越三百余年,可以看到,朱舜水不但对东亚儒学的发展,发挥了将传统儒家思想东传日本的文化传播者之角色,间接对宽政(1789～1801)以降、明治维新日本的尊王攘夷运动发挥了极大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