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原创作者简介：丁晓,男,1986年生 河南邓州人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学硕士 中国近现代史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4）
摘 要：科举制是中国传统士人政治存在的基础,是士人阶层处于社会权力中心地位的制度保证；清季科举制的废除,打破了儒家思想的传统权威,切断了士人阶层上升性的社会流动,士人政治趋于解体.传统知识阶层在政治社会生活中边缘化,开始向其他社会阶层流动和转化.
关 键 词 ：科举制；士人政治；士人阶层；知识分子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1）10-0000-01
科举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项重要制度,自隋唐时期形成以来,它在教育、文化、社会和政治领域都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它的废除直接导致了中国传统的士人政治的解体,加速了士人阶层的社会流动和转化；极大地推动了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政治文化转型.
对中国传统士人政治的理解
中国传统的士大夫阶层在战国时期分化为“学士”和“文吏”两种社会角色,分别承担文化传承和行政管理两种不同的功能；其后文吏一度成为国家的统治基础.到东汉末年学士和文吏两者重新合流,从而使中华帝国由文吏政治转轨到士大夫政治上来,绵延了两千多年的士人政治由此定型.［1］
对于传统“士”的角色和功能,即士人政治的论述,费孝通、余英时和张仲礼等人都作了深入的研究.［ 关于士人政治以及“士”的角色和功能的论述,可以参见吴晗、费孝通等著：《皇权和绅权》,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余英时著：《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张仲礼著,李荣昌译：《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 对此,本文认为：第一,士人阶层在与社会政治结合时,应当被区分为士大夫与士绅两种角色.前者属于国家官僚集团,后者属于民间管理精英.第二,士大夫的政治特征是官僚和知识精英两种角色的结合；士绅则是民间管理精英与地方性知识精英合二为一的政治权力群体.第三,士人政治的存在与发展以科举制为核心的一系列制度作为基础；士人阶层在传统政治生活中承担的政治统治和社会治理职责的文化基础是儒家学说.第四,尽管士大夫处于政治统治地位,但士大夫的社会基础是士绅.一方面国家通过士绅来控制和管理社会,并依赖它提供行政官员；另一方面国家通过科举制度对士绅加以节制.“因此士绅同国家的关系有双重性质,即支撑着国家,又为国家所控制.”［2］
科举制的废除对士人政治的影响
科举制是一项集文化、教育、政治、社会等多方面功能的基本体制,在中国社会结构中起着重要的联系和相似度检测作用.如果说近代中国的确存在所谓“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的话,科举制的废除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体制变动之一.［3］
科举制是传统士人参与政治的制度保证.在传统社会中,儒家的功名和由此而产生的士大夫和士绅身份不能继承,而参加科举考试没有年龄限制,所以建立在科举制度上的社会流动是一种开放性的流动,这样可以使更多的人接受儒家的观念.“集权和儒家思想在这个社会中起着凝聚力的作用,有少许财产并受过教育的人都希望科举入仕,这些人处于社会的各阶层,他们所处的特殊地位（大众和儒家精英之间）使其充当了沟通大众文化和儒家思想的媒介.”［4］同时,科举制也使皇权和绅权之间达到权利和利益的一致性.“士绅及官僚和皇权之间,既有服从与统治之间的关系,又有相互利用的关系.离开士绅与官僚的支持,皇权的统治就难以长久维持.在这种结构中,皇权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与士绅及家族组织的关系；沟通这种关系的基本制度化设置是‘科举制’.”［5］
清季的新政改革和废除科举基本只考虑其教育功能,并试图加以弥补.［6］但科举制的其他社会功能很少在考虑之中.废科举的社会政治影响是长远的,其中之一便是传统的士人政治的解体,并促使传统的士人阶层向近代化的知识分子转化,“废科举最深远的影响是导致以士农工商四大社会群体为基本要素的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解体,而在此社会变迁中受冲击最大的,则是四民之首的士这一群体.废科举兴学堂的直接社会意义就是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的上升性社会变动取向,切断了‘士’的社会来源,使士的存在成为一个历史范畴,而新的教育制度培养出的已是在社会上‘自由浮动’的现代知识分子.士的逐渐消失和知识分子社群的出现是中国近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最主要特征之一”.［7］
士人政治解体的直接后果就是其载体士与大夫的分离.从清季所设新式学堂的功能及其学生的认知来看,那时的政治中心与学术中心已经分开,士人的观念已经转变,士逐渐向知识分子转化.
从士到知识分子的转化不仅是名称的变化,其中有质的区别.“士与知识分子的一个根本区别就是参政与议政.士集道统与政统于一身,他们必须既参政又议政”.［8］
士人政治解体后士人阶层的社会流动与转化
近代以来,士人阶层变迁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向其他阶层的流动,士人阶层在近代的流动与转化一般表现在以下几个领域：第一,近代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和国内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使经济力量突出出来,科举制的废除切断了传统知识分子上升性的社会流动,传统知识分子一方面有见于社会发展的趋势,一方面也迫于生计,于是投身和参与商业活动.第二,军功阶层的兴起,军事近代化的发展,也吸引了大批士人阶层的参与.第三,由于清季新政对兴学堂和派留学的支持,部分传统知识分子走上了新式的文化教育之路,这样又培养出一批从事教员、记者、编辑和研究者身份的近代知识分子.第四,一些士绅阶层重新参与政权成为清季立宪和地方自治运动的重要力量.在清末立宪派所掌握的谘议局及资政院的16000名议员中,91%的议员都是士绅出身.［9］ 第五,部分传统知识分子则转入社会下层,成为会党、土匪等游民,其中以加入会党者居多.据统计,同盟会会员中有81人出身于士绅；在《革命人物志》所记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中,其中222人出身于士绅.［9］
清季科举制的废除破坏了士人政治存在的制度基础,使传统的士人阶层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边缘化,并开始向其他阶层转化和流动；延续两千多年的士人政治体制趋于解体,而这一过程又给当时的中国社会带来了了巨大的变化,最终导致了清朝的覆灭和清季民初的思想解放、文化变迁、政治变革和社会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