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斯庇尔的美德政治

摘 要 ：罗伯斯庇尔心中的美德共和国是一个永恒正义的王国.深受古典美德政治典范熏陶和卢梭等启蒙思想家美德政治理论影响的罗伯斯庇尔,在其革命实践中形成了独特的美德与政治同一的理论,其美德政治理想的实质是道德政治化与政治道德化的同一.罗伯斯庇尔美德政治理论集中回答了法兰西共和国政体与美德、幸福、法律、平等、革命的同一性问题,尤其强调了平等对社会政治和谐的价值,继承并发挥了卢梭关于宗教对政治道德建设的作用理论.关 键 词 ：罗伯斯庇尔；美德政治；革命中图分类号：D0；D509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2.06.021在欧洲政治哲学思想的长河中,古希腊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是一个比较公认的明显开端,深深影响了具有古典主义情愫的近代西方启蒙思想家卢梭、康德等的政治哲学思想.这些政治思想家的一个共同点是,都把政治奠基于道德、美德的基础上,在各自心中构建起永恒的正义王国.这一理论冲动被近代法国革命者罗伯斯庇尔在短暂一生的有限作品与革命实践中推向了极致,导致了革命的恐怖.这引起了后世西方思想家们几近一致的诟病,罗伯斯庇尔、美德政治似乎成了革命政治恐怖主义的代名词.然而,这些西方思想家们对罗伯斯庇尔美德政治的批判却有走向抛开道德谈政治的又一极端的危险.因此,深入阐释罗伯斯庇尔美德政治思想,对处理好道德与政治的平衡关系,促进政治的健康发展,都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一、罗伯斯庇尔美德政治的目标罗伯斯庇尔是道德高尚的革命者的榜样,吉伦特派极富美感象征的罗兰夫人曾把罗伯斯庇尔称为“不可腐蚀者”.罗伯斯庇尔心中一直有一个美德共和国的梦想,即使在他已预感到革命政权有被倾覆危险的“热月政变”的前一天,他的理智已开始怀疑这个道德理想国的时候,他仍然在政治演说中说：“我的理智,而不是我的心已经怀疑这个由我计划缔造的美德的共和国”[1]218.总的说来,罗伯斯庇尔追求的美德共和国和美德政治的目标,就是一个永恒正义的王国.他在《关于政治道德的各项原则》一文中说：“我们追求的目的是什么呢?这就是和平地享受自由与平等,这就是永恒正义的王国.”[1]120在罗伯斯庇尔的美德共和国里,公共美德和个人品德与共和政府、法律、秩序、人民、自由、平等、正义、宗教信仰、幸福、革命等问题都具有同质性,道德与政治是相互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或者说,罗伯斯庇尔把道德原则与政治原则看作是同一个东西,没有孰轻孰重之分.在法国大革命时期,价值对政治事件的影响并不是表面的,它能够决定性地改变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关系的发展趋向.由此,一切有关道德的问题都变成了生死攸关的政治赌注.罗伯斯庇尔也由此创造出革命的法制及其政治理论逻辑,并在与其他有利的社会学条件协调一致的情况下,引发出各种依据目的与革命情势而定义的判断与实践.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构成罗伯斯庇尔革命意识的基石有两样东西：“其一,所有个人问题、所有道德的或知识的问题都成了政治问题,人类的灾难没有不需要政治办法来解决的.其二,在一切都可认识、可改变的范围内,对于知识和道德来说,行动是透明的；所以,革命活动家把他们的私生活同他们的公共生活乃至捍卫他们的观念等同起来：这个奇妙的逻辑在世俗化的形式下重新组织起宗教信仰的心理投资.检测若政治已经成为真与检测、善与恶的领域,等正如马克思在其青年时代的著作中就已洞见的那样,大革命体现了政治的幻想：它把被动者转变成自觉者.”[2]39在这里,傅勒从大革命意识形态的角度出发,正确地分析了罗伯斯庇尔道德与政治同一的平衡逻辑,即不是一方从属另一方.美国学者阿伦特在《论革命》一书中提出,法国革命家寻求的不是作为公共领域组织原则的权力,而是绝对的善即“伪善”,破坏了法律与自由.进而,阿伦特贬低法国大革命在可实践的政治制度建设方面的意义,抬高美国革命产生的宪政理论是“开端问题的惟一政治事件”[3].二、罗伯斯庇尔美德政治的形成因素罗伯斯庇尔的美德政治理论的形成因素有如下三点：其一,小资产者出身的罗伯斯庇尔,中学时代深受古典政治教育的影响,雅典、斯巴达和罗马道德政治的典范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这种热爱祖国及其法律的公共美德曾在希腊和罗马做出了那么伟大的奇迹,并且这一美德将要在共和的法国做出更令人惊异的奇迹.所以,后来在雅各宾时期,他说：“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共和国美德并向古希腊罗马时代的榜样学习”[1]163.他和一些启蒙思想家一样,也对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很欣赏,想从中吸取美德治国的力量.他说：“我们要把古代人民正确认为是保障道德的家庭审判制度恢复起来.”[1]13他甚至认为,中国人家庭中的无限权力——父权虽不是消灭谬误思想的方法,但恢复父权的确是防止腐化堕落的最有力的羁绊.罗伯斯庇尔在实践中确从古代共和国中吸取了造就法兰西共和国美德政治的力量,但却不是复归古代,“我们不打算按照斯巴达的类型建立法兰西共和国”[1]173.罗伯斯庇尔只是改造性地“古为今用,中为法用”.正如哈贝马斯所说,“罗伯斯庇尔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他为了打破历史惯有的连续性,不惜因袭古代罗马,用充满‘现代性’的相关过去来替自己助威.罗伯斯庇尔曾力图如超现实主义者制造‘震惊’一样,来中止历史的缓慢进程；但是,现代一旦成为现实,它就必须从被征用的过去的镜像中为自己创制规范”.“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对理性的热情崇拜也是显而易见的”[4].其二,启蒙思想家对政治道德的强调,尤其是卢梭与孟德斯鸠对他的影响.卢梭的道德与政治关系理论及道德理想国理论对罗伯斯庇尔道德与政治同一的平衡逻辑发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我们可以在下文有关他的美德政治理论的展开中看到卢梭与孟德斯鸠理论的影子.罗伯斯庇尔直接引证孟德斯鸠的理论逻辑、言说方式来论述他的美德政治理论：“正如《论法的精神》的作者所证明了的,共和国的主要工具是品德,即不过归结为爱法律和爱祖国的政治的品德.”[1]6 其三,他在法国旧制度下的生活以及亲历并领导法国大革命实践的正反经验.从中他看到了封建旧制度与品德败坏具有同一性：“专制政治引起道德的败坏,而道德的败坏又支持了专制政治.等这时理智已经只是疯狂,平等只是无政府状态,自由只是无秩序,自然界只是幻想,提起人权只是造反.”[1]142他看到,反革命的斐扬派与吉伦特派以及1794年革命队伍中的——丹东派借革命与战争大发横财,品行不端,他们是反革命的,与品德败坏具有同一性.而法兰西共和国的下层人民,勇敢抗击外敌和叛乱的共和国士兵以及他这样坚定的革命者,和美德具有同一性.罗伯斯庇尔在讲到要确立的宪法原则时说,“人民是有美德的,而它的代表则是蜕化变节的；正是需要从人民的美德和主权中寻求对付政府的恶习和专制的侵害的保护手段”[1]144-145.“一切恶习都帮助这些暴君作战,而帮助共和国的只有美德.美德是纯朴、平凡、贫乏、往往是愚昧,有时甚至是粗暴的；美德是不幸的人们的命运,是人民的财富”[1]163-164.在这里,罗伯斯庇尔提到的粗暴的美德,主要是在说革命战争时期善良的人民抗击国内外敌人的合理性,但也给后世留下了美德政治粗暴干涉私人生活倾向的指责.1793年5月8日,罗伯斯庇尔在雅各宾俱乐部中说道：“法国只有两派人,一派是道德沦丧的人,一派是有德行的人“[5]97.正如傅勒对此所作的评价：“人民被树立成大革命的最高合法性和惟一相像的角色.”[2]44罗伯斯庇尔就这样把革命与反革命,人民与暴君,道德高尚与道德沦丧对立起来,把革命、人民、美德同一起来.罗伯斯庇尔在大革命实践中形成的这种政治逻辑,通过政治行动并且要在政治行动中马上就实现这类价值,这就意味着价值成为人们之间冲突的一个重要目标.三、罗伯斯庇尔美德政治的实质在革命战争时期,罗伯斯庇尔针对国内外敌人对革命政府的进攻,提出美德共和国是个和平的、有秩序的王国.在和平的、有秩序的法兰西共和国里,道德、幸福、法律、平等、宗教都是具有同一性的目标和手段.这一理论的实质是政治道德化与道德政治化的同一.首先,罗伯斯庇尔集中回答了法兰西共和国政体与美德、幸福、法律、平等、革命的同一性问题.第一,他把美德看作共和国的原则与灵魂之一,看作公共美德,使私人道德等同于公共美德；爱法兰西共和国既是公共美德内容之一,又是巩固法兰西共和国的主要工具之一.罗伯斯庇尔认为,在一切道德规则之中,在人的所有品德当中,正直最崇高,能够带来幸福；同时,个人品德正直与政治公正是同一的,代表着社会正义与秩序.他说：“在一切道德规则之中,最深刻的、最崇高的、同时也可能是最正确的一条,是这样的：只有正直的东西才是有益的.”[1]10在谈到死刑不公正问题时,罗伯斯庇尔又表述了同样的思想：“在政治上只有正直的东西才是公正的,社会秩序只能以正义为基础.”[1]70进一步说,罗伯斯庇尔主导的国民公会就代表全体富有美德的人民,是公意的化身,使“公共意志等同于美德”[6].第二,他把公共美德作为政府的基本原则,要求人们爱共和国的重要制度法律；法律既是公共美德内容之一,从属于美德,又是巩固法兰西共和国的主要工具之一.罗伯斯庇尔强调道德理想国,也没有忽略法律现实国,只不过他心中的理想高于现实.这正如雨果所说,国民公会“宣布普遍的道德是社会的基础,普遍的良心是法律的基础”[7].国民公会领导的“法兰西革命是第一个建立在人权理论和正义原则基础上的革命.其他革命所要求的只是功名富贵.我们的革命要求美德.愚昧和暴力使其他革命走上新的专制”[1]197.第三,他把平等看作公共美德,把平等也看作共和国的原则与灵魂之一,强调爱国与爱平等的同一性.虽然在1793年宪法中规定了公民的自由和平等权利,罗伯斯庇尔理想的永恒正义王国也是个自由与平等的王国,但最主要的是平等.或者说,他和卢梭一样认为平等高于自由,他是这样表述这一思想的：“人民,你要记住,如果在共和国里不是正义完全占统治地位,如果正义不是意味着热爱平等和祖国,那末自由就只是徒有其名”[1]228.这里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罗伯斯庇尔维护的平等原则主要是政治上的平等,而不是财产上的平等.罗伯斯庇尔认为,权利平等是天赋的,社会对它不得侵犯,社会的任务是保障平等,财富本身是无可非议的,只有当它积累得过多的时候才是可以指责的.1791年他说：“导致道德沦丧的财富,给拥有财富的人带来的危害,要比没有财富的人来得大.”[5]98后来,他又说：“不用经过任何革命就可以向世界证明,财产的极端悬殊是许多灾难和犯罪的根源.但是我们坚决相信,财产的平等只是一种空想.至于我,我认为财产平等对于个人幸福还不如对于社会幸福那么需要.迫使人们尊重贫穷,比起销毁财富重要得多.”[1]133卢梭严格地坚持平均财产的原则,罗伯斯庇尔不想根除私有制,在法国革命时期的宪法中忠实规定了所有权的原则.他只要消除社会财产的极端不平等、贫富悬殊现象,对此采取征收高额累进税的办法加以解决.他说：“收入不超过其生存所必需的金额的公民应当不负担社会的开支；其余公民应当按照他们财产数额累进地负担这些开支.”[1]135他想以此来达到不使财产的不平等取消权利的平等的政治美德,这样社会就会有秩序.罗伯斯庇尔的平等理论及其实践达到了一个小资产阶级革命者应有的高度,尤其是用高额累进税调节财产的极端不平等、贫富悬殊的思想和实践,为今日世界所广泛采用,对社会公正、秩序与道德建设富有价值.罗伯斯庇尔平等的理论与实践,也超过了自由与博爱对后世的影响.反对法国大革命及罗伯斯庇尔的勒庞也歪曲地看到了这一点,他说：“自由已变得疑窦重重,博爱也消失得无影无踪,然而就在此时,平等的原则却在毫无限制地疯长.在上一个世纪法国所发生的一切政治变革中,平等原则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等平等原则构成了大革命的真正遗产.对平等的渴求等正是的最新产物即社会主义运动的枢轴.”[8]科恩也认为,与密切相连的这三个传统目标,自由、平等、博爱和一样是有其内在价值的；自由是实行的条件；平等是合理性的关键；博爱是任何存在的前提；“在这三个目标之中,平等是最接近的理论核心的”[9].尽管法国大革命喊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可贵思想,在法国历次宪法中也对此一再申明,可是它们是以财产不平等为前提的,因此这些规定也只不过是一句空话.罗伯斯庇尔虽镇压了更加激进平等要求的忿激派,但他也早就曾对此发出疑问和感慨：“唉,平等、自由、正义呀!莫非你们只是空洞的名词吗?”[1]103罗伯斯庇尔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被自由、平等和博爱的词句蒙蔽了.他还错误地以为,“衡量一个人不要根据他的收入和社会地位,而要根据他的性格”.“长裤汉一向以热爱人类为本等从来不要求财产上的平等,只要求权利上的平等”[5]97.如前所述,罗伯斯庇尔的平等理论在当时不是最进步的,对此恩格斯说：“巴贝夫和他的同谋者从1793年的思想中给平等作出了当时最进步的结论.”[10] 其次,罗伯斯庇尔继承并发挥了卢梭关于宗教对政治道德的作用理论,阐述了二者的同一性.启蒙思想家和一些革命者对基督教的猛烈抨击,法国大革命时期,人民和对基督教压迫的愤怒终于掀起了一股非基督化的浪潮,教士纷纷还俗,参加革命.巴黎公社命令各教派的教会一律停歇,甚至将巴黎圣母院改为祭拜“理性”的庙宇,“规定巴黎及各省均信奉理性教,仪式仿天主教”[11].几千年的宗教信仰传统,竟然在法国大革命强有力的冲击下暂时熄灭了,这是自宗教诞生以来的一个奇迹,这大概只有类似的强有力的大革命才能做到短暂的宗教灭亡.由于罗伯斯庇尔不赞成极端的非基督教化政策,才由他本人建议订立国教式的“最高存在”信仰,作为国家庆典,于1794年6月8日首次在巴黎举行.1794年创立了上帝节,弘扬对大自然的普遍崇拜.罗伯斯庇尔认为,所以必须结束反基督教运动,首先是由于政治上的考虑,也就是说,他以为他的宗教政策既可以安抚农民,又可以作为夺去君主制欧洲反对无神论法国的一项宣传武器.罗伯斯庇尔认为“理性崇拜”是否认一切宗教的,因为既然不相信人格化的神的存在,那又算什么宗教呢?没有宗教就不可能有秩序井然的人类社会.与伏尔泰一样,罗伯斯庇尔认为,宗教保卫神圣的私有制和维护秩序,恫吓犯罪分子和鼓励善良的公民,如果没有上帝,那就应当捏造一个上帝.和卢梭一样,罗伯斯庇尔相信有一个统治世界的人格化的神的存在,相信“报赛桥”,灵魂不灭,这对于美德共和国是十分有益的.1794年5月14日,他在一封信中说：“如果相信上帝存在的思想对有德行的人是可贵的,那么对于道德沦丧的人就是可恨的；这种思想之所以有益于社会,其原因就在于此.”[5]104在他看来,美德本身之所以能够存在,只是因为有一双决定来世的无所不见的眼睛在监视着世人.但是,罗伯斯庇尔没有接受卢梭的那条把无神论者放逐出境的原则,认为不能在实践中采用它.因为,由无神论者组成的社会也是可以有美德的,也可以如伏尔泰所说的能够和谐共处,最关键的是要看无神论者是否支持他的革命主张.在理论和实践上,罗伯斯庇尔精心营造的美德政治理论和企图实现永恒正义王国的样板,在大革命时期提升了整个社会和国家的道德风尚,确实对后世的政治道德建设有所裨益.国家、政治的统治除了需要强制力来推行外,确实需要美德来维系.但若把国家与政治美德化,形成政治道德化、政治审美化,必然会导致政治的乌托邦化,为政治暴力的扩张预留地盘.为此,要谨记国家、政治是一种必要的恶,必须时刻提防其以各种炫目的名义扩张暴力,侵害人的自由与权利.[参考文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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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alization of politics.With his theories,Robespierre also answered some questions in the Republic of France regime as the integrity of virtue, blessedness,law,equality, and revolution,His theories also emphasized the value of equality to social harmony,inherited and developed Rousseau's theory on the constructive role of religion on politics and virtue.Key words：Robespierre；virtue politics；revolu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