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梅颖: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为什么迟缓?

点赞:4083 浏览:10171 近期更新时间:2024-01-31 作者:网友分享原创网站原创

在国家层面,中国最需要的改革是什么?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第一副主席张梅颖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专访时说:“当前最迫切的是改革顶层设计与转变发展方式.”

改革一定要有顶层设计

问:改革现在到了一个关键的关口了.改革顶层设计需要怎么着手呢?

张梅颖:在当前这个关键时刻,不能淡化改革,而是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改革是绝对不能倒退的.开弓没有回头箭,倒退没有出路.所以,现在应该把改革提得更响亮,不仅要更响亮,而且在顶层设计上,设立专门机构.现在是发改委协调,可是发改委主要是审批项目,本身不超脱,不免影响改革设计的效果.

改革的任务如果落实到相关部门,改革的最后结果就要受制于部门利益,必然导致改革中利益部门化.改革开放初期,有一个体改委,职能就是体制设计,不负责审批项目.所以,我们的改革,顶层设计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第二,改革一定要有顶层设计,杜绝改革的部门化和碎片化.

问:在您看来,改革的阻力在哪儿?

张梅颖:政治体制改革不外乎就是上层建筑更适应经济基础,适应人民的要求,更有利于政治稳定和社会长治久安.如果有人一听见政治体制改革,就一定扯到西方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上,只能说他是偏执和神经过敏.我认为应该正确理解政治体制改革.现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压力、动力不足,与一些人担心政治体制改革会触及他们的既得利益大有关系,过去有句话,叫“自加压力”,现在自己加不起来则压力要来自群众的监督,必须要有一个倒逼的机制,不然就像一些人感觉的“挺舒服的干吗改革”.我比较忧虑的是,中国有一种比较根深蒂固的民粹文化,如义和团运动就是属于这种民粹文化的产物.这种民粹文化冲击了中华民族的理性文化,非常容易走极端,走极端就影响政治改革,影响国家的稳定.这样一来,我们改革的氛围没有了.

政治体制改革为什么迟缓?我觉得还有一个认识上的障碍.我们国家这三十多年创造了奇迹,让人误以为只要经济改革就行了.

公共财政,是和民生最好的切合点

问:目前,收入分配改革无论是在还是在民间都备受关注,这一改革为何会如此瞩目?

张梅颖:收入分配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民生问题,更重要的它还是一个政治问题.国家稳定不稳定,在很大层面上,要看收入分配是否公平.公平不是平均.

我认为收入分配体制的确要改革.从1978年到2010年,GDP年均9.5%的增长,涨了20.57倍.与此同时,人均收入仅增长了9.5倍.说明多年来收入增长与GDP的增长差距较大,没有同步.

公共财政透明了,必定引向公众利益,公权力就会向大多数人的利益方向去运行.比如,现在的通胀问题,食品高,如果能传导到农村,提高农民收入是好事,再以公共财政去补贴低收入者,并逐步使工资水平与物价上涨相一致.

去年国家在20%的县试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年满60岁每月补贴55元.我曾经去考察过相邻的两个村,但这两个村属于两个县,一个是试点县,一个是非试点县.非试点县的老人很有意见,凭什么邻村老人有55块钱,我们没有.你别小看这55块钱,但是对老人来说,这是尊严,我不用向儿子去讨.

我觉得民心是党魂,民生连着民心,公共财政透明并偏重于民生,对执政者来说,体现了执政为民的宗旨.

转变发展方式要有壮士断腕的勇气

问:转变发展方式也是各级政府热议的话题,现在已经到了转变的“尖峰时刻”了吗?

张梅颖: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与经济结构调整,其实从“九五”时期我们就已经提出来了,现在十多年过去了,没有什么大的成效.所以,“十二五”确定的主线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中国经济发展的粗放模式再不改,下一步的发展怎么往下走?说得严重一点,就是死路一条.

为什么这么说?十多年了,经济发展方式改变不了,背后还是一个体制因素.比如某个省要转型,从资源大省转型到多元发展,但是靠卖资源就能轻易赚到很多钱,它没有转变压力.传统发展模式形成的路径依赖,影响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此外,这还涉及到利益格局的调整,比如发展循环经济需要大量投入,存在风险,有利益取舍等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背后体制问题、利益格局问题、固化思维问题和传统发展模式形成的路径依赖问题共同制约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为什么必须改呢?我们的GDP占全世界的份额是9.5%,但是我们消耗的能源占全世界的20.4%,石油54%依赖进口.这种格局究竟能够维持多久?

但有多少人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呢?所以举几个简单的数字,就可以看出,不改革是没有出路的.

中国改革碎片化的表现

问:转变发展方式,就意味着改变单纯依靠GDP增长的发展模式,与转变发展方式相随的是调结构.您根据在基层广泛调研的经验,提出要优先发展现代农业?

张梅颖:调结构,是社会领域一场深刻而广泛的变革.调结构的唯一动力,就是体制机制必须转变,用政策引导.

我认为要优先发展现代农业.农业问题,最近7年一直被列为“一号文件”,确实很重视,但是还不够,缺少相应的配套措施.我在基层调研时发现,种粮的人最苦,管种粮的人工资最低.因为各地的津补贴,是按GDP、财政收入来计算的.

我们到一些省去考察,一个干部从工业城市调到农业城市,他的工资低了好多.但是在农业城市,他的工作更加辛苦,压力也更大.由此看出,种粮食的和管粮食的,待遇都应该提高.这也是中国改革碎片化的表现.

我们对农业的忧患意识还不够,自然灾害不断,极端气候常态化,我们缺乏应对的准备,怎么保障13亿人的粮食安全?去年,我国净进口农产品换算成耕地,相当于进口了近9亿亩播种面积.这相当于进口了一半的耕地,一旦不能进口了,怎么办?所以要发展现代农业,比如中国有三分之二的耕地是低产田,通过改造,潜力还很大.一定要提高农业科技水平,大力推进农业标准化生产. 国企民企,都是中国企业

问:近两年来,“国进民退”的声音经常出现,你怎么看待国企和民企的发展?

张梅颖:现在有人说,我们“国进民退”,也有人说,现在是“国退民进”.其实,国家没有一个政策,引导“国进民退”或者“国退民进”.我们的政策取向只有一个,即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国有企业也好,民营企业也好,你的品牌出去,都是中国制造,都是中国品牌、民族品牌,人家不管你是国企、民企.

但是我要强调,为什么要有国企?国企是国民经济的支柱,它的使命是要完成国家战略.国家战略需要什么,国企就应做什么.

央企的最大作用,在于保障实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所以,在转变发展方式中,央企应该是主力军,应该起到引领作用.但是现在看来,央企明显动力不足.

另外,央企要掌握本行业技术上的主导权,用技术优势创造品牌优势、资本优势和人才优势.央企应该作为培养人才的摇篮,用创新支撑国家的顶梁柱.但是现在央企投入到科研的费用只占利润的0.7%.民营企业一般占3%~5%,多的能占到10%,这就为企业发展积蓄了后劲,而且它的机制比较灵活.

总之,央企要在转型中做生力军、主力军,要带头转变发展方式.

问:您说过,垄断国企,以“长子”自居,不管家里穷人,是什么样的背景下说的这样的话?

张梅颖:在分配不公到了影响社会稳定的地步,还不启动分配制度改革的背景下说的.那时候许多央企、国企不务“正业”,都去炒房地产,或靠垄断赚钱.你是人民的企业、国有的企业,是共和国“长子”,家里的穷人你们管过吗?那么多农民工,你们看在眼里了吗?所以我那天不客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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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企去搞房地产,去当地王,把房价推高,最终还是把负担转嫁给老百姓,赚取老百姓的钱.执政的基础是人民,民心即党魂,所以我对央企的一些不当行为提出了批评.批评他们是对他们抱有厚望.国企、民企本来是中国经济这面旗帜下的不同团队,应该形成巨大合力,这就需要政策调整.“非公36条”(即《国务院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是国内第一个促进非公经济发展的系统性政策文件.)的意义就是政策调整.既然国企、民企都是中国企业,都是为了人民,从这个意义上说,平等分享公共资源就是民企享受更多的公平,也体现了人民享受更多的公平.

重新认识“稳定”的内涵

关于稳定的问题,要正确解读“稳定压倒一切”.现在一提就是社会刚性维稳.要知道为什么不稳定,不稳定的背后还是个公平问题.所以,我们要解决公平和民生等问题.从今年开始,国家强调民生和收入分配改革,出台了很多惠民措施,像养老问题、医疗问题等,基本上都在落实了.

老百姓没有过多的要求.中国的老百姓安分守己.你给老人每月55块钱,他就很知足了,他不会觉得给得太少了、太晚了,不觉得这是作为一个中国公民应该得到的.只要中国老百姓得到一点儿好处,就感激得不得了.这也是我们国家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

我们的基层干部,是在维护着我们这个政权,为老百姓谋福利的.如果基层的多数干部都是坏的,政权早就完了.但是不能因为有这个主流,就对问题视而不见.往往一些很小的事,就能牵动全局,酿成件.

现在强调权为民所赋,我们的干部不要还以为自己是父母官,你的权力是老百姓赋予的.


稳定背后还是一个公正问题.今年随着分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随着一些基本的民生问题的解决,我认为形势要好得多.同时,稳定还涉及到政策的稳定,也就是要避免政策的制定实施朝令夕改,这也会引发新的矛盾.

同时,对待社会矛盾,也不必过高估计危机的发生,因为大多数是利益冲突,与政治和意识形态无关.要正确定位、判断矛盾冲突,以容忍的态度,用协商、妥协的方式增进共识,解决矛盾.

(本刊记者据《中国经济周刊》采访爱思想网内容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