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时期党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

[摘 要 ]思想政治教育是我党在大革命时期开展的一项重要工作,它是我党其他各项工作顺利开展的重要保证.为了将广大贫苦农民组织起来投入到大革命的洪流中,我党对农民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不仅在当时对党的革命工作起了重要作用,也为今天党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宝贵经验.

[关 键 词 ]大革命,中国,农民,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D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28X(2010)11-0019-04

中国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既是党的农村工作的生命线,也是党的整个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拟就大革命时期党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认识、主要途径和方式进行探讨与分析,从而得出必要的经验与启示.

一、大革命时期党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认识

(一)党对农民地位和作用的认识

大革命时期,农民占了全国总人口的80%.毫无疑问,这支庞大的队伍是中国革命不可缺少的生力军.中国在创建伊始,对农民的地位和作用尚无充分的认识,“只认机器工人为无产阶级,而把农民当作小资产阶级,认为他们是不能革命的”[1].1923年“二七”惨案发生,使中国逐步认识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无产阶级要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必须要有革命的同盟军.三亿农民和工人阶级一样深受压迫,利害关系基本相同,是工人阶级天然的同盟军.1924年5月召开的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明确指出:在“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及国内军阀的国动里,大多数农民群众的加入是最有力的动力”[2].随后党的四大把解决农民问题看作是中国民族革命成败的关键,会议通过的《对于农动之决议案》既阐明又高度评价了列宁关于农民是无产阶级同盟军的思想,决议案对中国农民问题作了具体的论述,指出农民是中国社会的重要成分,中国和工人阶级必须“尽可能地系统地鼓动并组织各地农民”,使他们参加经济和政治的斗争,并将之视为“中国的重要责任”,否则,“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3]

党的早期重要领导人彭湃、邓中夏、等也在革命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党领导人民进行民族革命的根本动力是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群众,不把农民发动起来是绝不可能取得革命的最后成功的.1922年彭湃在领导广东海陆丰农动中逐渐认识到农民的力量和联合农民的重要性.1923年冬,邓中夏撰写的《革命主力的三个群众――工人、农民、士兵》中,指出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之一.1925年5月,他又撰写了《劳动运动复兴期中的几个重要问题》,指出“我们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至于成功,必须尽可能的系统地帮助并联合各地农民逐渐从事于经济和政治的斗争”[4].1926年发表《国民革命与农动》一文,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5],“若无农民从农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6]

(二)党对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要性的认识

1.农民思想觉悟的提高是其参加革命运动的基本保证.在当时,农民阶级虽然占了全国人口的大多数,但它并不是必然的先进阶级,农民阶级自身仍具有相当的历史局限性,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由于农民阶级深受封闭落后的小农经济的影响,小生产者的自私性、保守性和散漫无组织纪律性严重影响了农民的革命热情和革命力量的发挥.“他们是革命战争的主力军,然而他们的小生产的特点,使他们的政治眼光受到限制,一部分失业群众则具有无政府思想.”[7]“农民在封建制度下的地方主义、个人主义、宗族关系、迷信、不能集中等天生的弱点很多,通常是不革命的,应加以改造.”[8]

第二,农民阶级受传统封建思想影响根深蒂固.由于农民阶级世世代代在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精神上受奴役,不可避免地给他们造成了某些病态心理,突出表现为保守、安做“良民”、缺乏同现实社会抗争的反抗性.对此,彭湃在总结海丰农民的状况时指出:“农民的思想,一半是父传子子传孙的传统下来,一半是从戏曲的歌文中所影响了一个很固定的人生观,以反抗革命为罪恶,以顺从安分为美德.”[9]

第三,农民阶级缺少必要的文化教育.曾指出:“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中国有百分之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这个里面,最大多数是农民.”[10]“农民愈无知识,则愈无民族国家的觉悟与战斗能力,而且很容易为反革命派所收写与利用.”[11]农民阶级落后的思想觉悟状况客观上要求党在团结农民阶级时,必须对其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以保证他们正确认识和对待革命运动.

2.中国近代农动失败的原因在于农民缺乏先进理论的指导.农民阶级在近代也曾进行过不屈不饶的抗争,如太平天国农动、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等,但均以失败告终,原因就在于他们自己提不出先进理论来指导斗争实践.

中国在革命实践过程中逐步认识到农民阶级的重要性,并认识到中国革命实质是农民革命,要取得革命成功就必须联合农民这一庞大群体.而农民自身的局限性又要求党必须对其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以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和文化水平,进而使之了解并接受先进革命理念,最终树立起科学的无产阶级世界观.

二、大革命时期党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途径与方式

(一)各地党员组织领导农民组织

中国成立初期,就有一些员投身到农村开展农动,并组建农民协会等农民组织.1921年上半年,上海发起组成员沈玄庐到浙江萧山衙前村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并在同年9月成立了党领导的第一个农民协会.1922年六七月员彭湃在家乡海丰县建立了农民协会,后来又帮助临近的陆丰、惠阳成立了农民协会.1923年初,员刘东轩和谢怀德在湖南衡山岳北白果地方组织农工会,9月,又建立了岳北农工会.1925年在湖南韶山组织起了农民协会.随着革命实践的深入,党更加认识到发动农动的重要性.1924年11月19日发布的《第四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提出要重视农民协会和农民武装.1927年3月,党员、彭湃、方志敏和国民党左派邓演达等,经湘、赣、粤等省农民代表联席会议的选举,组成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到1927年3月底,农民协会的组织已经遍及广东、湖南、江西等17个省区,扩展到了大半个中国,有组织的农民达800多万人,相继形成了以广东、湖南、湖北为中心的农动的,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势力.

各地党员组织领导的农民协会等农民组织,以空前的规模动员和组织农民团结起来进行斗争,“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地主权力既倒,农会便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办到了人们所谓‘一切权力归农会’”[12].同时,“在农民协会的领导下,广大农民还着手建设新农村,如兴办教育,设农民学校,普及文化,教唱革命歌曲,改革农村的陈规旧俗,禁赌和禁吸,新年娱乐,除龙灯狮子外,还新增演讲会,提灯会,群众大游行,也组织农民筑堤坝,修道路,垦荒地,以及建立消费、贩卖、信用合作社,等等.”[13]同时农会通过兴办农村学校,鼓励农村教育,领导农民进行思想文化斗争,冲击了农村旧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束缚农民思想的封建精神枷锁,对农民起到了思想启蒙和宣传教育的作用.

(二)开办农动讲习所和训练班

为了培养干部,多吸收农村同志发展党的组织,并推动农动的发展,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后,根据人彭湃等的提议,由国民党农民部出面,设立农动讲习所,培养能够担负各地方农动工作的人才.1924年7月至1926年9月,在广州开办了六届农动讲习所,彭湃、阮啸仙、等先后担任该所所长,共培养出772名毕业生和25名旁听生.“农讲所的教员大多是当时著名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和学者.授课的教员有彭湃、廖仲恺、、恽代英等,孙中山先生曾亲临该所讲演,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的顾问鲍罗廷、加伦等也曾应邀到农讲所讲演.”[14]在广东开办的这六届农讲所,对北伐战争的根据地――广东的革命运动的发展和巩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27年1月在武昌创办农动讲习所,招收了810名学员.这七届农讲所共计培养了来自全国各地将近两千名农动骨干人才.这些学员毕业后一般派回原籍,从事宣传和组织发动农民、建立农民协会、领导农民群众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作斗争的工作.

在这七届农动讲习所的影响下,地方性的农讲所或农训班也建立起来.据统计,在广东办的有:广东省农民训练所、普宁农民自卫军训练班、琼崖农民自卫队训练所等.其他省办的有:广西农动讲习所、衡阳农动讲习所等.[15]这些遍布全国各地的农民讲习所和训练班,造就了大批农动干部,他们深入农村,发动群众,成立农会,组织农民自卫军,直接参加革命战争,促进了全国农动的发展,支援了北伐战争.农讲所的举办为农动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干部支持,建立和发展了国共两党的基层组织,并直接推动了党对农民的思想发动和组织农民协会等农民组织的工作,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

(三)党采取的其他形式多样的政治宣传方式

大革命时期,由于农民的政治观念比较薄弱,党的政治宣传工作异常困难.为此,党采取了形式多样的政治宣传方式,如创办农民刊物、出版相关书籍等,据1926年10月11日国民党农民部的工作报告概要资料显示,当时农民部有定期出版物两种,分别是1926年8月中国国民党委员会农民部编印的《农动》周刊,1926年1月创刊的国民党农民部机关刊物《中国农民》.另外,还有丛书《告农民书》、《全国农动近况》等共11种,小丛书《农民协会章程与农民自卫军组织大纲》、《国民政府对于农动第一、二次农民宣言》等4种,农民问题丛刊《革命政府对于农动宣言》、《湖南农动目前的策略》等52种.[16]在地方也有一些有关农民和农动的刊物,如1926年1月创刊的广东省农民协会机关刊物《犁头》旬刊等.针对农民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的情况,采取办农民夜校、识字班等形式提高农民的思想文化素质,如1922年彭湃在海陆丰地区创办了农民学校,1925年在湖南韶山创办了20多所农民夜校.除此还利用演讲、标语、口号、演出、刊印壁报等其他方式来鼓动农民群众.如1922年彭湃在海陆丰领导农动,就非常注意结合农民的实际做教育宣传工作,他把革命道理用方言编成歌谣演唱,还借魔术表演吸引农民并向农民做生动的政治宣传等.先进的革命思想理论就这样通过灵活多样、通俗易懂的形式,植入农民的头脑之中,成为他们行动时的思想指南.

三、大革命时期党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经验与启示

(一)必须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开展

大革命时期党的中心任务是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三亿农民是国民革命的重要力量,“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17]这一时期,党对农民的思想政治工作十分注意围绕中心任务对农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教育,启迪农民的民族意识与阶级意识,使广大农民认识到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压迫是其遭受苦难的根源,只有取得反帝反封建革命的胜利,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农民在政治、经济、社会上获得真正的平等.

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党的工作中心是经济建设,为此,党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就必须围绕经济工作开展.具体来说,就是思想政治工作者在工作中,要把如何发展农村经济、使农民发家致富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课题.

(二)坚持贯彻中心任务与解决农民的实际问题相结合

在大革命时期,党逐渐认识到农民的“倾向与要求也已日渐明显起来:废除苛捐杂税,打倒土豪劣绅,并且要求群众自己的革命政权之建立,要求彻底肃清中国封建制度的残余,改变旧的土地关系”,“要求取消一切债务,铲除一切豪绅地主的权力”[18].因此必须把反帝反封建这一中心任务与解决农民的实际问题即土地问题结合起来.1925年10月,扩大会议第一次在党内提出农民土地问题,把“满足农民土地要求,实行耕地农有”列入党的纲领.到1927年,湖南的长沙、衡山,湖北的阳新、黄冈以及鄂西山区,江西的赣西一带等,农民的斗争都进入了“耕地农有”解决土地问题的阶段,取得了重大进展.虽然随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失败,农民的土地问题也最终没有得到解决,然而这还是极大地动摇了农村原有的封建土地制度,也让农民看到了自身命运改变的前景,鼓舞了他们革命的斗志.

当前我国正在进行新农村建设,这正是党和国家基于对“三农”问题的关注和重视提出的.只有党和政府关注并帮助农民解决问题,才能更好地调动广大农民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

(三)重视对农民素质的培养

农民具有局限性的原因主要是自身素质不高,因此党在领导和教育农民的过程中,必须重视农民素质的提高.其中农民文化素质是其政治素质及其他素质提高的重要保证.大革命时期,党在各地组织了许多的农民夜校、识字班等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同时党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农民群众进行教育,要求“每一个党员不论他在什么地方,都应该宣传我们党的主义和口号,应在各种机会宣传党的主义和政策,使群众对本党有深刻的了解和认识”[19],从而提高农民的政治素养.

教育在提高人的素质的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当前工业社会逐渐过渡到知识社会的形势来说,关注农村教育、着力解决农村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成为党和国家工作的一项重要课题.党和国家应当继续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改善和提高农村学校硬件设施和师资水平,从而全面提高农民的素质水平.

(四)注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形式的灵活性

大革命时期,在对农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党特别注重采取农民喜闻乐见、丰富多样的形式展开宣传教育工作.1926年5月,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会议总报告指出:“我们(农民)运动的方法,不用呆板的,我们要随时随地规定我们的方法,也要按着当时的环境去定出相当的口号.”[20]1926年7月中国第三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通过《农动决议案》,在关于“宣传方法”问题上,提出“当注意利用画报、标语、歌谣、幻灯、小说式的文字等项,好能改变乡村传说神话而把我们的宣传附会上去,不要作毫无兴趣的机械式的讲义式的灌输”[21].实践证明,党的这些思想政治教育方式能较好地为农民群众接受,因此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今天我们在开展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时,也要注意工作方法和方式的多样性,注意结合新形势、新技术,切忌以枯燥、艰涩的理论或单一的形式对农民进行训导,应大胆创新,更多地利用农民容易接受的、喜闻乐见的形式,借助互联网、广播、影视等传媒平台,配合治工作人员有理有节的工作,多渠道对农民进行教育,从而将党的先进思想理念传输到农民脑中,提高农民的觉悟.

四、结语

大革命时期党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虽然不够成熟,但还是取得了较大成效.它不仅对掀起北伐战争时期的农动起了重要的指导和促进作用,也为后来形成系统的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奠定了基础.在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一定要继承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优良传统,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在农村建设中的强大威力,认真吸取党在这方面工作的经验和教训,并结合时代和形势的变化,创新出更为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式和途径.从而帮助农民克服固有的落后性和消除外界腐化思想的影响,保证农村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同时激发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提高他们的生产和创造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