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理、地理政治与大战略

摘 要 本文认为,当今大战略研究长期以来一直都深受结构理论的重大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当今大战略研究一般都是以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分布作为主要的自变量,尽管在具体研究中技术因素和地理因素都可以作为干扰性变量,但这些变量并不影响到结构理论的内在逻辑.本文指出,以结构理论为基础的当代大战略研究的主要弊病在于,忽视了技术因素与地理因素的相互作用对大战略运行环境的潜在含义,而对此种相互作用的探讨可在很大程度上向人们提示以其作为主要考察对象的地理政治视角对大战略研究具有的重要意义.

关 键 词 结构理论 地理政治 现实主义 大战略

中图分类号：D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812（2007）05-0022-27

“大战略”是指国际关系中国家对怎样综合运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及其它类型手段来实现国家（外部）安全目的而进行的筹划和指导.[1] 作为一个单独和自觉的战略研究领域,现代意义上的大战略研究长期以来一直都深受肯尼斯•,沃尔兹创立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当今的大战略研究一般都是以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分布作为主要的自变量,尽管在具体研究中技术因素和地理因素都可以作为干扰性变量而存在,但这些变量并不影响到结构理论的内在逻辑.对这类研究中出现的异常现象,研究者也往往都是从国内因素中来寻求解释,而这点正是新古典现实主义对大战略研究的首要贡献.[2]

以结构理论为思想基础的当代大战略研究的主要弊病,是忽视技术因素与地理因素的相互作用对国家大战略运行环境的潜在含义,而这点很大程度上恰恰提示了以技术因素和地理环境间的互动为主要考察对象的地理政治视角对现代意义上的大战略研究具有的重要意义.

“结构理论”与大战略研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意义上的大战略研究一直深受肯尼斯•,沃尔兹创立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影响.由于沃尔兹创立的实际上乃是一种国际政治的“结构理论”,因而这种影响在促进大战略研究不断发展的同时,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内在弊端也使得大战略研究普遍都带上了某些根深蒂固的缺陷――研究者往往忽视对国家大战略运作环境的考察.

沃尔兹最初力图创立的乃是一种国际政治的系统理论,这种理论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人们理解国际政治现实提供一种系统的分析框架.[3] 对沃尔兹来说,由于任何体系都包含一种结构和相互作用的单元,因而任何体系都包括两个层次,即体系层次和单元层次,前者指“体系构成单元的排列及这种排列依据的原则”,后者指“体系构成单元的属性及单元间的互动”.据此沃尔兹将国际政治理论划分为两种类型,即简化理论和系统理论,前者指那些将原因设想为完全是集中于单元层次上的国际政治理论,后者指那些将原因设想为同时也处于体系层次上的国际政治理论.[4] 对沃尔兹而言,由于简化理论只是一种通过了解整体各部分的性质及互动来理解整体的理论,因而这种理论的根本前提是检测设在国家的行为目标和行为结果间不存在任何其它的因果关系.国家行为动机很少同行为结果相一致的事实则表明,国际政治现实不仅受单元的属性及互动的影响,而且受体系层次变量的影响,因此简化理论无法对国际政治现实做出充分解释,只有系统理论才能使我们认清塑造国际政治现实的诸种力量.[5] 正因为两个层次的变量都会对国际政治产生影响,因而沃尔兹认为要构建一种国际政治系统理论,首先必须将两个层次的变量区分开,然后再考察这两种变量间是怎样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但由于沃尔兹将精力全部都集中在定义国际政治结构和考察这种结构产生的效应上,因而就构建国际政治的系统理论而言,沃尔兹仅仅完成了第一步工作,即他真正构建的乃是一种国际政治的结构理论,这种理论解释的只是“体系性结果”而不是“国家的行为”.[6] 沃尔兹理论的这一根本特征集中体现在其核心要素,即均势自动生成论中.

沃尔兹从他的理论构架中推导出的核心命题,就是国际无政府状态中的均势必然会反复和自动地生成,他认为,这个命题的成立只需要两个基本条件,即“秩序是处于无政府状态的,且这种秩序中生活着一群希望生存的单元”.[7] 这个命题的逻辑依据就是国际无政府状态对国家行为产生的两种限制作用：首先,由于主权国家间的无政府状态是一种缺乏公共权威的自助状态,因而国家为生存必然会模仿那些比自己更成功的国家以维持实力平衡；其次,由于任何模仿都会受单元自身条件的诸多限制,因而除模仿外无政府状态中的国家还会以对外结盟的方式来平衡那些在体系中占据优势地位的国家.沃尔兹阐述的这两种限制作用,实际上也就是无政府状态中的国家为生存而必然采取的两种手段,即“内部制衡”和“外部制衡”,这两种手段最终都指向同一种结果,即均势反复和自动地生成.[8] 沃尔兹阐述的国际无政府状态的限制作用真正揭示的乃是一种制约所有国家的力量,虽然对这种力量的认识有助于人们理解无政府状态中各国在面临他国权力增长或霸权企图时可能做出的反应,但他认为仅仅如此并不能够使人们准确预测各国最终的反应,因为各国最终将做出什么样的反应不仅取决于结构产生的约束力,同时也取决于单元自身的特点.沃尔兹的理论只表明为什么相似情形中的国家的行为必然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但如果要解释各国具体反应上的差别,就必须展示出各国的国内结构“是如何影响它们的对外政策和对外行动的”.[9] 沃尔兹做出的这个规定实际上也就是意味着,他的理论解释的对象只是“体系性结果”（即均势最终会生成）,而不是“国家的行为”（即国家总是会制衡那些构成霸权威胁的国家）.

作为现代国际关系研究“科学化进程”的主要成果,沃尔兹实际上建立的乃是一种不受时空限制且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理论,这种理论赖以构建的思想基础之一,是源自亚当•,斯密并经过保罗•,萨缪尔森等学者改造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沃尔兹理论中有关国际无政府状态之根本效应的界定和阐述,正是建立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与“市场”的类比基础上.然而,沃尔兹提出的这种类比根本无法成立,因为市场逻辑得以形成的诸种要素全都是流动性的,而作为国际政治体系基本构成单元的国家则根本不具备任何意义上的流动性,即任何国家的地理位置完全是固定不变的.因此,沃尔兹创立的结构理论不仅是“非历史的”,而且是“非空间的”.[10] 因此也就造成了那些以结构理论为研究指南的大战略研究在关注国际体系中权力分布状况的同时,普遍忽略了技术因素和地理因素及两者间的相互作用对国家大战略的潜在含义,而这些恰恰是构成国家大战略运行环境的核心成分.由于沃尔兹创立的结构理论解释的主要是体系性结果而不是国家的行为,因而以这种理论为思想基础的大战略研究对不同国家大战略环境上的差异一般都忽略不计,尽管在具体研究中技术因素和地理因素都能够作为干扰性变量而存在,但这类变量并不影响到结构理论的内在逻辑.对这类研究中出现的异常现象,研究者们一般都是从国内因素中来寻求解释.[11] 就当代大战略研究而言,这种缺陷集中地体现在当今美国国际关系学界有关冷战后美国大战略的讨论中.

“离岸平衡”与美国大战略

冷战结束以来,国际体系中的权势分布从两极结构转变为单极结构.与这种结构转变相对应,过去十多年中美国国际关系学界最关注的问题之一,就是有关冷战后美国大战略的讨论.尽管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都存在严重分歧,但参与这场讨论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者和防御性现实主义者都一致认为,随着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瓦解,美国将放弃以往的那种“绝对优势战略”（Preponderance）,转而追求某种“离岸平衡战略”（Off-Shore Balancing）――美国将摆脱冷战期间在欧亚大陆承担的主要义务.[12] 进攻性现实主义者得出这个结论的依据是：“水体阻碍力”使国际体系中任何大国都无法获得全球霸权,大国能希望的最好结果是成为区域霸权国,而区域霸权国则将会阻止其它地区的大国获得区域霸权,即区域霸权国相对于其它地区必然将充当起“离岸平衡者”的角色；防御性现实主义者认为：追求国际政治中的霸权实质上是一种自我毁灭性的战略,这不仅因为任何形式的霸权都将会导致某种程度的过度伸张,同时也因为国际体系中的其它国家（尤其是大国）迟早通过扩充实力或彼此结盟的手段挫败这种对霸权的追求.[13] “离岸平衡”实质上是一种“推卸责任”的战略,即首先由相关地区大国来承担起制衡潜在的区域霸权国的责任,只有当相关的地区大国无法凭自身力量有效承担起制衡责任时,另一个地区的“离岸平衡者”才会介入其中.据此,“离岸平衡”要求美国在冷战结束后及早退出欧亚大陆,以便使相关的地区大国自己承担维持本地区的稳定与和平的责任,只有当欧亚大陆再次出现霸权威胁且相关的地区大国无法进行有效制衡时,美国才有必要重返欧亚大陆；而一旦达到制衡目的,美国则将会选择再次退出.[14]

然而,离岸平衡战略在冷战结束后并没有得到美国决策者的遵从.冷战后美国虽然减少了自己在欧亚大陆的军事存在,但美国仍然在欧洲和东亚的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美国主导欧洲事务主要政策工具的北约不仅在持续得到巩固和扩大,而且冷战结束后美国一直在加强自己对东亚局势的控制力,冷战后的美国大战略已完全超出了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的理论预期.对这种以结构理论为基础的大战略研究出现的异常情况,结构现实主义者的典型做法就是从国内变异中寻求解释,而这点正是新古典现实主义的一大贡献.新古典现实主义在解释美国霸权大战略上的代表性成就,是美国学者克里斯托弗•,雷恩新近才提出的“区域外霸权理论”,这个理论同时兼容了体系层次和单元层次的变量,前者构成美国扩张的许可性条件,后者则解释了美国霸权的动机.这个理论的立论基础是美国修正派外交史学家提出的“门户开放学说”,即美国之所以要寻求区域外霸权并不是出于客观的安全需要,而是出于美国特有的门户开放式的经济及意识形态上的考虑.[15] 从严格意义上说,将单元层次因素纳入结构理论框架的做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结构理论的解释力,但这种做法并不能够根本弥补结构理论的内在缺陷,反而在理论上会造成许多原本没有的问题,因为这种形式的修正不仅损害了结构理论的简约性,而且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结构理论的内在逻辑,而后者也就意味着结构理论正在演变为一种“不断退化的研究纲领”.更值得注意的是,以美国的霸权动机来解释美国的霸权行为是一种循环式的论证,这种论证非但无法弥补结构理论的缺陷,反而有可能使最后的研究结论在理论上缺乏必要的说服力.[16]

作为从沃尔兹理论的框架中衍生出的结构理论,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对后冷战时代美国大战略的探讨虽然都考虑到技术因素（）和地理因素（美国是一个海洋国家）对大战略的潜在含义,但由于这两种因素在结构理论中都只能作为干扰性变量,因而 “离岸平衡”依赖的仍然是沃尔兹的“均势自动生成论”及由此推出的有关无政府状态中的国家制衡倾向的命题,即无政府状态中的国家（尤其是大国）在面临他国权力增长或霸权威胁时,其行为模式将会是“制衡”（Balancing）而不是“追随”（Bandwagoning）.[17] 沃尔兹阐述的“均势自动生成论”仅仅是表明“为什么我们能够预想处在相似情形中的国家的行为必然具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而如果我们要解释各国在它们对结构约束力的反应上存在的差别,那么我们就必须展示出“各国不同的国内结构是如何影响到它们的对外政策和对外行动的”.而这也就意味着,无政府状态中的国家最终究竟是否会采取制衡行动,不仅取决于体系层次的权力分布状况是否发生了严重失衡,同时还必须取决于单元层次的相关国家最终是不是决定对这种失衡做出必要的反应.[18] 沃尔兹对他的“均势自动生成论”做出的这个规定,实际上是使他有关无政府状态中的国家制衡倾向的命题成为一个无法证伪的检测设.因为一旦相关国家没有采取制衡行动,那么他总是可以将此归结为单元层次因素的作用.沃尔兹以后的结构理论家力图将单元层次因素纳入到均势理论的做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现有结构理论的缺憾,但这种形式的修正严格地说并没有多少实质性意义,因为将单元层次因素纳入到均势理论中的做法仍然无法从根本上来证明无政府状态中的国家在面临他国权力增长或霸权威胁时必然将采取制衡的行动.[19]

地理政治与“英国式战争方式”的终结

作为当今大战略研究的主要基础,沃尔兹创立的结构理论的根本性缺陷就在于缺少某种内在的时空维度,因此也造成了那些以结构理论为思想基础的大战略研究在关注国际体系权力分布状况的同时,普遍忽略了技术因素与地理因素间的相互作用对国家大战略的潜在含义,后者正是地理政治学关注的主题.[20] 作为一门专门研究地理环境与国际权势竞争间关系的科学,地理政治学的主要特征不仅在于它力求要达到一种对世界政治格局的总体认识,还在于它关注的主要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止的局势,即地理环境虽不会经常发生改变,但它们在政治和战略上的相关性却处于不断变动之中,而后者正是由技术因素与地理因素间的互动造成的.[21] 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推崇的“离岸平衡”虽然考虑到海洋国家的地理位置对美国大战略的潜在涵义,但都忽视了技术发展与地理环境的互动对大战略运行环境的影响,而正是这种影响导致“离岸平衡”对美国作为霸权国家而言并没有多少实际的相关性.

“离岸平衡”实际上是利德尔•,哈特界定的“英国式战争方式”的翻版.“英国式战争方式”就是指依靠海权,并同时使用海上封锁、财政资助和作战的手段,而不是凭借一支大规模的陆上远征军来战胜欧洲大陆上的敌人.它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英国为盟国提供的财政补贴和军事供应,二是英国针对敌人的脆弱部分进行的海上军事远征.[22] 哈特认为,这种大战略是节省、适度并且是有节制的.而这种大战略的关键就在于,英国享有的制海权足以确保其任何对手都无法通过入侵英国本土的方式从而将有限战争转变为无限战争,且英国的战争目的主要也不是彻底打败敌人,而是为获得某些实际利益,这些利益“一般是殖民地和海外领土”.[23] 结构理论推崇的“离岸平衡”同哈特主张的“英国式战争方式”两者间的共同之处在于：首先,两种大战略都主张,作为主导性海洋国家,美国或英国在平时应尽力避免卷入大陆事务,从而将维持区域性稳定与和平的责任推卸给相关地区大国,在战时应尽力避免大陆战争,而主要利用海权及与此相关的经济压力和作战方式来打击敌人；其次,两种大战略的成功实施都依赖两个前提,一是主导性海洋国家有充裕时间集结资源应对大陆事态的变化,二是主导性海洋国家可以在不承担任何实质性大陆义务的情况下彻底打败敌人.[24] 作为对英国传统大战略实践的总结,“离岸平衡”与“英国式战争方式”可能都不乏合理成分,但如果将这种由历史类比中得出的结论应用于解释和指导美国在二战后和冷战后实行的大战略,则根本忽略了技术因素与地理因素的互动对大战略的潜在含义.

在整个近现代历史上,英国在大部分和平时期确实一直尽力避免卷入大陆事务,以便将注意力集中在商业、贸易和殖民地事务上,而这点也正是历史上英国对欧洲大陆实行的光荣孤立政策的由来.然而,值得人们注意的是,英国之所以能够在18和19世纪绝大部分的和平时期中避免卷入欧洲大陆事务,不仅是由于岛国地理位置赋予英国得天独厚的战略优势,而且也在于技术因素决定了那个时代中的战争仅仅是克劳塞维茨所说的“有限战争”而不是“绝对战争”,而这种有限性“不仅是因为当时的技术和人力是有限的,也因为那些不断变化的战争目标同样是有限的”.[25] 但是,在进入20世纪后,主要由工业革命引发的技术进步及由此造成的其它变化使英国根本无法继续推行传统的光荣孤立政策,而这正是英国之所以在1904年和1907年分别同法国和俄国缔结协约的主要原因.英国在进入20世纪后放弃传统的光荣孤立政策转而置身于大陆事务,关键就在于技术进步及由此带来的变化与地理环境的互动作用彻底地改变了英国传统大战略的运行环境.首先,技术进步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岛国地理位置赋予英国安全上的传统优势,而这点实际上也就意味着,英国为自身安全所需要的防御范围已不再止于英吉利海峡而是必须向欧洲大陆纵深拓展；其次,技术进步使大陆国家的潜在优势进一步发挥出来,并因此造成了战争性质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生了根本变化,即从有限战争转变为某种意义上的绝对战争.[26] 这种由技术进步造成的大战略运行环境的变化对海洋国家的大战略的影响就在于,首先,海洋国家要维持优势地位就无法继续脱身于大陆事务,因为大陆均势同海洋国家自身安全间的联系已变得无法分离；其次,战争技术和战争规模的变化使海洋国家根本没有充裕时间来集结资源以应对大陆事态的不利变化,因而海洋国家在和平时期就必须干预大陆均势的发展.

“英国式战争方式”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某种对英国大战略实践的错误认识基础上的.作为主导性海洋强国,英国之所以在历次重大战争中最终取得胜利,不仅在于它掌握了制海权,而且也在于它愿意从事并实际主导了欧洲大陆上爆发的战争.由于自17世纪以来英国在欧洲大陆上的主要敌人都是自给自足的大陆强国,因而英国根本无法指望以海上战争来击败它们,尽管海权在20世纪以前的技术条件下确实可以保障英国的生存,但作为一种在欧洲大陆推行国家政策的工具,海军的价值是极为有限的.当英国仅仅将战争努力局限在只动用海军力量和小规模陆军时,它一般是不成功的,“只有当英国远征部队在战争期间转变成一支能够并愿意进行针对其欧洲大陆对手的重大战斗的大陆野战军时,英国的干预行动才会是决定性的”.[27] 与这种错误相类似,哈特提出的“英国式战争方式”必须要承担的另一种风险,是海洋国家一旦被迫暂时性地退出了大陆后,是否还有望重返欧亚大陆.尽管在拿破仑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海洋国家都是在暂时退出欧亚大陆后又再次成功地返回,但现代战争技术的迅速发展使类似“半岛战争”或“诺曼底登陆”那样的两栖作战几乎没有了成功可能,正如迈克尔•,霍华德所言,“承诺在距离最近的战区、以当时资源能够允许的最大规模来支持某个大陆盟国的义务,非但不是同英国传统战略相违背,反而恰恰是英国传统战略的核心.由海权提供的灵活性肯定也会使其它的行动成为可能,例如殖民征服、贸易战、对盟国的帮助、小规模两栖战役等等,但这些行动不过是陆上战役大决策的辅助手段,且这些行动在整个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一直是如此.其次,当我们确实要诉诸于某种纯粹的海洋战略时,这种做法并不是某种由自由选择或返祖智慧带来的结果,而恰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产物.这种做法是一种必须的战略而不是选择的战略,是一种生存的战略而不是胜利的战略.”[28]

注释：

[1] 周丕启：“国家大战略：概念与原则”,载《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7期,第59页.

[2] Gideon Rose, “Neoclassical Reali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 Vol. 51, No. 1, 1998, p. 157.

[3] 吴征宇：“‘结构理论’的结构”,载《国际论坛》2003年第2期,第43页.

[4] Ken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1979, pp. 40, 80.

[5] Barry Buzan & Charles Jones & Richard Little, The Logic of Anarch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53.

[6] Hans Mouritzen, Theory and Realit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ldershot: Ashgate, 1998, p.25.

[7] Ken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121.

[8] Stefano Guizzini, Reali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Routledge, 1998, p.130.

[9] Ken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125.

[10] Hans Mouritzen, Theory and Realit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998, p.27.

[11] Gideon Rose, “Neoclassical Reali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 p.157.

[12] Christopher Layne, The Peace of Illusions,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6, p.19.

[13] 关于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对美国大战略的主要观点,参见：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 W. Norton, 2001, Christopher Layne, “From Preponderance to Offshore Balanc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2, No. 1, 1997, Christopher Layne, “The Unipolar Illus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7, No. 4, 1993.

[14] Robert J. Art, A Grand Strategy for America,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3, p.176.

[15] Christopher Layne, The Peace of Illusions, p.37.

[16] Shibley Telhami, “Kenh Waltz, Neoreali and Foreign Policy”, Security Studies, Vol. 11, No. 3, 2002, p.159.

[17] Stefano Guizzini, Reali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p.131.

[18] 吴征宇：“论均势自动生成的逻辑机理及内在缺陷”,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8期,第9页.

[19] Michael W. Doyle, Ways of War and Peace,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1997, p.171.

[20] Saul B. Cohen, Geopolitics of the World System,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3, p. 12.

[21] Mackubin T. Owens, “In Defense of Classical Geopolitics”, Nal War College Review, Vol. 52, No. 4, 1999, p.60.

[22] B. H. Liddell Hart, When Britain Goes to War, London: Faber, 1935, pp.17-45.

[23] Julian Corbett, Some Principles of Maritime Strategy, Annapolis, Md.: Nal Institute Press, 1988, p.57.

[24] 关于进攻性现实主义与防御性现实主义推崇的“离岸平衡”的内涵与实质,参见：Robert J. Art, A Grand Strategy for America,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25] D. M. Schurman, The Education of a N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5, p.78.

[26] Paul Kennedy, “Mahan versus Mackinder: Two Interpretations of British Sea Power”, in Paul Kennedy ed., Strategy and Diplomacy, 1870-1945: Eight Studies, London: Gee Allen & Unwin, 1983, pp.41-63.

[27] Correlli Bart, Britain and her Army 1509-1970, London: Allen Lane, 1970, p.187.

[28] Michael Howard, The Causes of War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Temple Smith, 1983, p.180.

（作者简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副教授,博士,北京,100872）

收稿日期：2007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