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语境中的美国当代儿童文学批评

点赞:26490 浏览:120757 近期更新时间:2024-02-19 作者:网友分享原创网站原创

由于历史文化背景和文学批评传统等方面的原因,美国当代儿童文学界对自身内外的社会政治语境一向保持着比其他许多地域的同行更为敏感的参与意识.这其中,种族问题作为美国历史上一个受到普遍关注的政治话题,也自然成为美国儿童文学领域一个重要的批评议题.美国儿童文学种族批评的历史与现状为我们一窥政治语境下美国当代儿童文学的批评抉择及其批评展开方式提供了―个典型的样本,也为我们进一步思考儿童文学、儿童文学批评与政治现实、社会公平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种有益的参考.

一、“奥巴马童书”:儿童文学种族批评的一个样本

2008年11月4日,美国民众亲身参与和见证了一个非比寻常的无眠之夜.从全美各州选举陆续结束到最终公布开票结果,美国第56届总统大选以身兼非裔血统的党候选人巴拉克奥巴马的胜出而宣告结束.作为美国历史上首位非裔总统,在奥巴马还未及以总统的身份施展其政治谋略之前,他的形象已经成为一个意义重大的政治和文化符号,与罗莎帕克斯、马丁路德金的名字一道被划入美国种族平权事业进步的历史性标识之中.

这一政治事件所扬起的文化尘埃飘荡在空气中,播撒了某种引人遐想的文化信息.美国儿童文学界以自己的方式接收和解读了这一信息所可能含有的文学意指内容.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美国童书创作和出版界迅速推出了一批以新任总统为主角的“奥巴马童书”.据美国儿童文学学者菲利普尼尔统计,仅在奥巴马上任的第一年,美国国内出版的“奥巴马童书”数量便已超过前任总统小布什在其八年两届的任期内所“斩获”的同类童书.而事实上,还在奥巴马入主白宫之前,这一童书出版现象就已经开始了――在本届总统竞选活动期间出版的“奥巴马童书”在数量上比共和党候选人麦凯恩的多出近一倍,其中包括由纽约“西蒙与舒斯籽”(SimonandShustcr)和“柯林斯”(Collins)两大知名出版社推出的《巴拉克奥巴马:未来之子,希望之始》与《巴拉克》两本畅销童书.这里当然不乏人为的政治造势安排,然而对于一向敏感于种族话题的美国儿童文学界――尤其是近二十年来备受关注的美国黑人儿童文学(African American children’s literature)――来说,奥巴马的非裔血统的确为其写作提供了一个可以诸多生发的题材.

尼尔指出了这一创作现象对于美国儿童文学史的当代意义.在美国黑人的历史贡献仍然过多地在美国儿童书籍中缺席的今天.一批以图画书形式呈现的“奥巴马童书”参与了由《闪耀的北斗星:美国黑人插图史》(1947年)、《黑人字母书》(1970年)、《马丁的伟诺:马丁路德金传》(2001年)等童书接续而成的美国非裔题材儿童文学读物传统,也由此续写了美国儿童文学的一脉珍贵的人文精神传统.而它的某种有趣的开创性意义还在于,尽管自20世纪20年始,非裔题材儿童文学创作就在美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史上愈益受到关注,然而在尼尔看来,似乎一直要到2007年,关于一位非裔总统的想象才开始以一种变形的方式(比如班长选举等)进入到很少一些童书的想象世界中,比如凯瑟琳斯蒂尔(Cather-ineStier)与莉妮艾弗里(Lynne Avril)的《检测如让我参选总统》和凯莉迪普奇欧(Kelly DiPucchio)与莱温凡姆(LeUyen Pham)的《格蕾丝竞选班长》这样的图画书作品.尼尔因此认为,新出版的奥巴马童书不但是对于一种新的现实的回应,更是对于一个文学空白的填补――在奥巴马之前,儿童文学甚至不敢想象人们可以拥有一位“黑人总统”.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读物的出版代表了儿童文学在题材与思想格局方面的又一次新的创作探索.

但他同时也指出,这些传记性的儿童文学读物大多存在两个方面可以指责的缺陷.一方面,像传统的美国黑人儿童文学传记读物一样,许多“奥巴马童书”将奥巴马的形象塑造得过于“英雄化”,由此反而导致了其种族身份的模糊.在一些故事里,奥巴马“超越种族”的形象及其政治、文化隐喻得到了过分诗意的表现,而他作为一个非裔美国人的真实的身份记忆则在文学叙述中退到了历史帘幕之后.正如一些名人传记类童书不惜虚构华盛顿砍樱桃树之类的情节来编织美国价值观的神话那样,绝大多数“奥巴马童书”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奥巴马的生平经历处理成了一个似乎早已预先设定的美国民族神话的一部分.这样,一位非裔总统的成长故事所可能代表的文化意义在被完美化的过程中,也被浅表化了.另一方面,通过非裔总统奥巴马的成长故事,这些童书进一步参与渲染了这样一个关于现代美国的神话,即任何人,不论其种族身份、文化背景如何,都将在美国这片自由之土上获得最后的成功.显然,这样的神话制造了一种检测象,仿佛“混乱而又充满暴力的种族冲突史”在这个国家已经成为过去,尽管事实上它从未中断过.通过对这一检测象的揭示,尼尔提醒我们,政治神话并不会因为寻找到了儿童文学这样一片单纯的土壤而得以顺利地对现实施魅;相反,儿童文学倒有可能因为这样的政治神话的加入,而越来越变得不那么简单.

毫无疑问,这是对于儿童文学的传统教育学和美学批评模式的大胆偏离,它代表了美国当代儿童文学批评在政治语境下的某种抉择,即面对一些看似并不必然要由儿童文学与儿童文学批评来承担的真实且尖锐的现实问题,不是选择侧身避让,而是向现实迎面而上,展开反击.它让我们意识到,儿童文学批评可以如此切近地交手广义上的政治问题,从而直接参与到社会政治改良的文明进程中来.

二、批评的演进:美国儿童文学种族批评的历史发展

美国儿童文学界对种族话题的关注由来已久,而其中备受争议的又是非裔问题.早在20世纪20-30年代,在美国社会活动界、儿童文学界、出版界等领域就出现了对儿童文学作品中缺席或模式化的黑人形象的批判意识.例如,20世纪20年代,美国黑人协会的一批领导者表达了对儿童文学读物中传达的负面黑人形象与文化等的焦虑.美国早期黑人儿童文学运动倡导者C.H.罗琳丝在其《关于黑人生活与文学的阅读指导手册(供小学、中学使用)》一书的导言中表达了这样的不满:“适合少年读者阅读的关于黑人生活的真实故事太少了,它们应该既包括底层黑人,也容纳有文化的黑人等而许多白人作家却仅仅把黑人描写为小丑或恶人之类的角色.”从20年始,在一批作家、学者和出版人的努力下,以黑人为主角的故事、历史、传记、戏剧等开始被有意识地纳入到儿童读物的出版工程内.到了20世纪4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黑人儿童文学迎来了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先后出版了一批表现黑人儿童真实的生活,倡导种族和个体平等的儿童文学读物.并于1966年成立了“族际童书委员会”,着力推进非裔题材儿童读物的出版、教育与普及.

然而同一时期的美国儿童文学批评界并未能即 刻掌握深入评析这一现象的话语能力.20世纪70年代之前,美国儿童文学界并不存在纯粹意义上的文学学术批评,其时从事儿童文学批评者多为儿童教育实践者和图书馆员,针对儿童读物的批评活动也大多局限于儿童教育的视角.这一时期针对非裔儿童文学作晶的评论主要是从现实的教育需求与朴素的人文精神出发,就作品提出题材内容方面的意见,而很少进入到文学文本的内部,对其内在结构、表现方式等进行深入探析.当代美国儿童文学批评界对社会政治话题的剖析能力的精进,得益于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美国儿童文学专业学术批评事业的开拓和迅速发展.1972年,多娜蕾麦凯恩与格罗莉娅沃达德合作主编了由23篇批评文章构成的《童书中的美国黑人》一书;1973年,美国研究者多萝茜波洛德里克出版了《儿童小说中的黑人形象》一书.这两部著作都集中探讨美国童书中的黑人形象,意在揭示儿童书籍中黑人形象与生活表现的模式化问题,呼吁人们关注黑人与黑人儿童真实的生活、体验等等.不过这些研究总体上还停留在一种对文学与现实之间简单对应关系的理解上,其主要启蒙对象也大多是儿童文学作家、教师、图书馆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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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随着时间的推进和经验的累积,批评的力量也在逐渐跟进.1982年卢迪恩西蒙斯的《阴影与真实:当代儿童小说中的美国黑人经验》与1990年狄安娜约翰森的《讲述故事:美国黑人儿童文学的教育学与希望》两部著作的出版,在这一批评话题上作出了新的拓展.这两位研究者都敏感到了黑人儿童文学创作或批评中的隐含作者和隐含读者问题.《阴影与真实》一书指出,尽管20世纪60年代一部分所谓的“现实主义”儿童小说作品对于非裔美国儿童的着意呈现,响应了当时美国社会倡导理解和同情美国黑人的政治―文化呼吁,但这些小说文本中所隐含的作者与读者的白人身份,却使这些作品在追寻种族平等的路途上再度迷失在对于黑人形象的模式化呈现之中.约翰森的著作在西蒙斯的基础上,将这一由儿童文学作品考察引发的种族立场问题延伸到了儿童文学批评的自我反思中.该书在描述美国黑人儿童文学史和探讨儿童文学中黑人文化呈现方式的同时,更进一步反思了这种批评性描述的种族立场问题.与此前同类研究往往自觉不自觉地以白人读者为隐含读者的立场不同,约翰森在导言中明确提出,非裔美国成人(家长、教师、教育工作者等)是她的这部批评著作所面向的主要读者对象.显然,从批评对作品的反思到批评行为的自我反思,儿童文学的种族批评在思考的深度上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近十年间,儿童文学种族批评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20世纪80年代起文化研究方法在儿童文学批评中得到的持续探索.来自文化研究领域和批评领域的后殖民批评、意识形态批评等新的理论资源和批评方法,激发了儿童文学界的诸多批评灵感.以国际知名出版社罗德里奇(Routledge)近十年陆续出版的“儿童文学与文化研究系列”著作为例,其中由美国学者撰写的如多娜蕾麦凯恩的《儿童文学中的白人优势:美国黑人的特征化》(2000年)、尼尔A.莱斯特的《从前有个不一样的世界:美国黑人儿童文学的问题与思考》(2007年)、Y.A.曼迪与多娜蕾麦凯恩合作的《非洲题材儿童文学中的新殖义:当代小说研究》(2008年)等著作,借助于后殖义批评等理论资源,对儿童文学中的种族问题展开了更为成熟和深入的思考.从儿童文学期刊上发表的大量论文来看,美国当代儿童文学的种族批评也远不仅仅限于美国国家历史传统中最根深蒂固的非裔黑人问题,而是延伸至土著、西裔和亚裔等其他美国少数族裔.2001年,美国《狮子与独角兽》杂志第3期组织刊发了“儿童文学中的反”专栏,其中除导言外的四篇论文便分别涉及美国儿童文学作品中的印第安土著形象、黑人文化传统、帝国主义元素以及多元种族对话问题.


文学的批评反过来对文学产生着影响.当代美国儿童文学批评界对种族话题的持续关注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米雪儿马丁(Miehelle Martin)所说的美国黑人儿童文学的“黄金时期”.以儿童图画书为例,这一时期的许多作品不但肯定和突显了黑人身份的尊严,也开始更多地寻求族群之内以及不同族群之间更好地沟通.对于儿童文学批评界来说,能够目睹这样的创作回应,或许也是令批评家感到格外欣慰的事情.

三、批评之后:对美国儿童文学种族批评的反思

种族批评带着“公正”、“公平”、“均权”这样一些宏伟而又真切的政治与社会理想追求,进入原本看来格外逼仄狭小和一目了然的儿童文学的批评腹地,为这一批评事业增添了视野的广度与思想的重量,但它作为一种批评行为的命运却从来不像它的乌托邦理想所预示的那样风光无限.在为《狮子与独角兽》杂志2001年第3期“儿童文学中的反”专栏撰写的导言中,多娜蕾麦凯恩列举了儿童文学种族批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面临的诸多责难,其中首当其冲的“教化主义”和“简化主义”显然切中了种族批评作为一种文学批评行为的基本要害,那就是面对文学和审美元素的批评失语与分析上的无能为力.许多文学批评者认为,以种族批评的标准评定对一部儿童文学作品的取舍,是以先在的教化原则框定文学的自由创作,而以种族问题的天平称量一部儿童文学作品的优劣,则是以社会的道义规则简化文学的审美创造.例如1977年lO月的《号角》杂志上,时任主编的艾瑟海恩思指出,其实美国黑人儿童文学的种族批评“根本算不上文学批评”.麦凯恩也提到了刊载在《族际童书学刊》(Interracial Books for Children Bulletin)上,一则针对美国知名儿童文学作家、插画家玛夏布朗(Marcia Brown)插图的1983年凯迪克奖获奖图画书《影子》(shadow)的书评,她认为,这篇书评一方面敏锐地发现了图画书中深藏的种族文化呈现问题,另一方面也不甚恰当地将作品插图所使用的人物剪影手法过度解读成“未能表现出非洲人肤色的多层变化”,从而对艺术手法作了式的意义添加.麦凯恩指出,这正是以社会公义为旨归的文学批评容易滑入的尴尬境地.

事实上,这也是美国当代儿童文学学术批评毅然选择将社会政治话题纳入到儿童文学的言说和关怀领域内时,同时已经选择了的困境.

1979年和1983年,美国学者杰克齐普斯先后出版了题为《打破魔咒:关于民间故事与童话的激进理论》、《童话与颠覆的艺术:一种儿童文学经典文类与文明化进程》两本论文集.在这两本著作中,齐普斯借用主要来自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思想和方法资源,试图将长期以来被认作儿童文学经典的童话文类从一种玫瑰色的浪漫主义光环中剥离出来,揭示这一文类和人与社会的文明归化过程之间的深刻关联.在出版于1994年的论文集《作为神话的童话,作为童话的神话》中,他再次重申了这样的 观点,即对于童话的信仰“与正确的语言、价值观和权力的确立相连”,而他的大量研究则致力于对这一貌似正确的“信仰”展开驱魅,以使儿童文学及其批评承担迫击、反思乃至改变现实的责任.

作为较早将文化批评理论和方法带入美国儿童文学学术研究界的学者之一,齐普斯的研究在一个更为开阔的历史和文化语境中,以一种更为精细的专业文学批评方式,展示了儿童文学与现实之间远远超越“镜象-现实”关系的复杂“纠缠”,也展示了儿童文学批评介入这一现实的深厚潜力.美国儿童文学研究界很快意识到,这一文化研究方法为儿童文学切入社会政治话题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理论演习期,从90年始,大量集中谈论社会政治话题的儿童文学研究论文或著作出现在美国儿童文学批评界的成果目录上.至21世纪初.如M.达芙妮库兹勒的《帝国的孩子:经典不列颠童书中的帝国与帝国主义》(2000年)、哈米达波斯玛基的《饶恕孩子:儿童文学中关于纳粹主义与大屠杀的不可说之痛》(2001年)、维维安叶妮卡,艾格伯的《儿童文学中的非洲表征》(2007年)、琼拉姆佩特的《9.11儿童小说:种族、国家与英雄身份》(2009年)等研究成果的陆续问世,使得美国儿童文学批评介入社会政治话题的理论姿态显得愈益自如,而且逐渐发展出了一系列颇为称手的理论话语和批评方法.

问题在于,社会政治关怀本身并不必然能够保证一种文学批评行为的正当性.尽管当代儿童文学批评格外迫切地需要这样一份有所承担的公义责任感,而政治批评方式本身也不失为文学批评的其中一个合理的构成部件,然而当这类批评以政治的名义径直越过文学作品的审美篱墙,仅以“公义”审判文学时,它极易造成对作品审美形式的曲解和意义,从而既伤害了作品的文学尊严,也削弱了此类批评本身的力量.因此,诚如麦凯恩所说,对于社会公义的热情有必要与对儿童文学文本与图像艺术的形式、技巧等方面的认识相结合,以促使儿童文学的社会政治批评能够以一种更令人信服的方式实现其批评效用.同时,美国学者马克爱德蒙森针对理论批评所提出的下述批评也值得儿童文学批评界拿来时常提醒自己,即理论“常常使我们远离作品中的情感力量或对情感产生某种免疫力”,而如何使它回到文学作品生动的“语言和经验”里去,是所有关心政治话题的儿童文学批评所应当思考的问题.

这也是一向格外关心自己所身处其中的政治语境的美国儿童文学批评,在继续发挥这一批评长处的同时,需要反身自省的问题.在当代文化研究理论的推助下,美国儿童文学批评在一个不算太长的时间里幸运地领悟到了特里伊格尔顿所说的“解释艺术作品只有一种正确方法这种想法是错误的”、“除作者之外还有许多因素参与艺术品的创作”等文化批评的真知灼见,参与到了旨在以文学批评促进社会公平的文化事业中.但它对于社会公平的认识显然不应当仅仅停留在抽象的“平等”概念上,而应当更为关注这样一种公平在社会生活与文学创作中所分化出的无数具体、特殊的情形.诚如特里伊格尔顿所说,“平等待人”并不意味着把所有人“当作同样的人等来对待”,而是“对一个人的特殊性和另一个人的特殊性给予同样的重视”.那么,一向擅长处理“特殊性”的文学正可以为这样一种“平等”的表现提供足够宽裕的想象空间和足够丰饶的思想原野.这也是文学(包括儿童文学)与社会政治产生关联的独特方式.因此,对儿童文学的社会政治批评来说,探讨如何使文学更好地参与呈现和建构这样一种具有包容性和沟通性的“特殊性”,或许是比从文学的特殊性中抽绎出某种普遍规则更为要紧和有趣的事情.从本文第一部分谈到的关于“奥巴马童书”的批评中,我们既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将文学对象进行政治熨平的冲动,也能够发现作者试图冲破这一政治批评局限的明显痕迹.显然,这样的尝试不仅是政治语境中的当代美国儿童文学批评所面临的课题,也是旨在切入社会现实问题的全部儿童文学批评应当参与思考的话题.

除了处理与文学审美批评的矛盾外,美国当代儿童文学种族批评另一个亟待反思的问题在于其批评的过激现象.美国儿童文学种族批评在其最初兴起时,常常是以黑人族裔的政治与文化利益代言人的姿态出现的.它意在揭示儿童文学作品中非裔美国公民所遭受的政治压迫与文化殖民,批判儿童文学作品中有意无意流露出的白人优先意识,呼吁儿童文学尊重和关注黑人的身份、文化与生存环境.显然,它的本意是为了拆解种族之间的对立,尤其是美国自人种族对非裔种族的歧视成见.但悖谬的是,这一拆解的主张和努力稍一过火,就转变成了另一种同样坚固的对立,即从弱势种族立场产生的对于另一种族的敌意情绪,以及由此而生的一种难以消弭的历史仇隙感.我们看到,由于受到激进的文化研究和批评方式的影响,美国儿童文学界近三十年来出现的一些针对儿童文学作品的种族批评自觉不自觉地参与渲染着一种“政治和文化阴谋揭穿”式的批评氛围,主张一种无条件的和“真空”式的政治平权,甚至在白人作家、读者与少数族裔作家、读者之间划出难以逾越的立场界限.显然,这样过于偏激的批评在解构文本内的政治权力关系和批判政治现实的同时,并未能导向一种更为积极的文化建构.当批评开始成为一场硝烟弥漫的文化战事时,我们或有必要重提那容易被遮蔽和遗忘在批评行为背后的意义,即文化批评的终点不应是以一种新的文化对立替代现有对立,而是寻求对立双方更好的理解、交流与相互尊重的可能.关于这一点的认识将有助于把批评带向一个更具建构性的操作层面,与此同时,它也是儿童文学批评以自己的方式介入社会政治现实的意义旨归所在.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新世纪儿童文学艺术发展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llYJA751013.]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儿童文化研究院/浙江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