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礼政治2016年第2期

大清顺治时,有一位官任“给事中”的任克溥,曾精辟地总结当时的官场风气：十分精神,七分用于交结.何谓交结送礼之谓也.这连顺治皇帝也不得不承认,下级官员把精神都用到钻营送礼上,“大僚之好尚,唯在乎位高多金”.需要说明的是,顺治时代尚处清朝立国初期,政治还算比较“清明”,到了大清晚期,“送礼政治”日臻完善,更加成熟,官员的十分精神,已经只有一分办政事,九分用来送礼了.

上司必须送.无论哪一级官员,下属官员的命运都掌握在上司之手,下属除了送礼“培养”感情,别无他途.否则,就会像汪景祺于雍正二年在《读书堂西征随笔》中所阐述的那样：“不能保其位,且有破家亡身者.”所以,下属官员每逢端午节、中秋节、春节、上司生日、上司夫人生日这五个“节日”,都得呈上“节礼”,合称“三节两寿”.“节寿”以外,平时也要送.对于上司而言,几乎天天门庭若市,一年又何止“三节两寿”咸丰四年(1854年),四川学政何绍基在给皇帝的奏折中谈道：自己在地方上所接触的一些官员,都为给上司送“到任礼”和“节寿礼”而深感痛苦.一个州县官员,每年送给督、抚、藩、臬、道、府等各级上司的“三节两寿”及到任规礼,多者达一万几千两.而且,上送这些礼金甚至比起征缴朝廷-正式税收这一“正务”还要耽误不起.正因为如此大送特送,才,送出了“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京官也得送.京官身处皇城,信息灵通,且大多位高权重,而地方官员为获取信息和得到京官的照应,让自己的官路越走越顺畅,便得向京官送礼.夏天送钱物叫“冰敬”,冬天送钱财叫“炭敬”,离京时送叫“别敬”或“别仪”,年节时送叫“年敬”、“节敬”,时令季节送些水果叫“瓜敬”.有个名叫张集馨的官员,在其著作《道咸宦海见闻录》中谈道：“京官俸入甚微,专以咀嚼外官为事.每遇督抚司道进京,邀请宴会,迄无虚日.濒行时分其厚薄各家留别.予者力量已竭,受者冀期未餍,即十分周到,亦总有恶言.甚而漠不相识,绝不相关者,或具帖邀请,或上书乞帮.怒其无因,闵其无赖,未尝不小加点染.”张集馨曾多次外任大吏,光是送“别敬”就花了不少钱.他任陕西粮道出京前“别敬”一万七千余两,任四川臬司“别敬”一万三四千两,任贵州藩司“别敬”一万一千余两,调任河南藩司“别敬”一万二三千两.别说张集馨,就连大名鼎鼎的曾国藩也不能免俗.曾国藩任直隶总督时,在给儿子曾纪泽的一封信中,谈到他曾给原籍三江两湖5省的京官送过一万四千余两的“别敬”.

同僚还得送.即使没有上下级之分、没有京官地方官之别的同僚之间,为了关照,为了帮衬,为了共荣,还是要送送礼物,表表心意.翁同稣和左宗棠同为晚清重臣,且关系很好,互相敬重.但据翁同稣日记记载,光绪十年(1884年),左宗棠进京,翁氏拜会左宗棠,就带了礼品.翁同稣日记记载：“以陈绍一坛,白米百斤送左相.”又过一个月,左被任为钦差大臣,要去福建领兵打仗.翁氏又去送礼,其日记记载：“以蒸豚等送左侯.”两次送礼,虽然礼不“重”,仅意思意思而已,但足可印证,当时同僚之间送礼成风,翁、左同样深陷其中.

就这样,整个大清官场“礼”尚往来,蔚然成风.但各位官员送出的礼金从何而来它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无非通过以下三条路径：一日以礼养礼,即敞开大门收受下属的礼金,再将部分收受的礼金送给他人；二曰巧立名目向百姓多征钱粮,巧取豪夺；三日贪污国库银两.时至今日,官场送礼风气依然未绝.但不同的是,一些官员可以“名正言顺”地直接动用公帑,或送上司或送京官省官市官或送同僚,并美其名为“走访”、“接待”,这是否可算是送礼政治的一种与时俱进

【于昌伟／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