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落中的公民成长:社会转型期农民政治社会化现状与途径

摘　要：社会转型期我国农民的政治社会化面临时代挑战.农民政治社会化方式单一,村落公民建设滞后,农村生活的政治社会化元素稀薄,农民政治理性发育迟缓,农村政治社会化社会力量缺失.加强农村公民建设,重视农村地方性结社中的政治社会化资源,引领和塑造农民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培育农民的理性和科学精神,以利益激发农民的政治需求和热情是促进农民政治社会化,实现村落中的公民成长的重要途径.

关 键 词 ：农村公民建设； 政治社会化； 公民成长； 农民工； 村落

中图分类号： G４１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９７４９（２０12）０２－００７９－０５

一

在西方社会,古希腊的公民属于城邦,也只有居住在城邦才可能具有公民资格.今天中国公民居住于城市也居住于乡村,缺少城市生活滋润的村落中人的公民性成长更需要关注.农民习惯于基本的尊严状态,只要能够生存在社会承认的底线以上,他们很难自觉地去追求他们尚且不能透彻理解的平等权利、自由等现代性政治文明元素,而这恰恰是农民公民性成长的核心内容,农民工代表着一种现代化进程中村落人的对丰满公民身份的向往,也证实着农民经由城市生活走向成熟公民的艰辛.

对时代背景下农民政治社会化现状和途径的思考是回应我国农村思想政治工作时代要求的重要内容.社会转型农村经历着现代性的喜与忧,在这一时代遭遇中,农民的政治社会化正流露出它的焦虑和不安.农民的政治重要性的日趋提升,需要把对农民和农民工的认识纳入到工人阶级新力量的视野中,他们在中国社会转型中展现着“工农联盟”的新活力并悄然改变着这一基础的传统状态.

1.农民政治社会化方式单一,村落公民建设滞后

乡土建设滞后,已经成为今天我国农村文化和谐的障碍.乡土研究一直是农村研究的重要母题,农村在不自觉中也一直在进行着在家庭、村落、民族和国家的社会空间叠合之中,在翻身解放、建设和富裕等宏大叙事中建构适合农村生活的新时期的乡土.在农村的社会动员中,对农村建设引导时,强化的阶级性和社会形态等属性和区分的传统深厚,在新阶段缺乏深层次的引导,比如以公民身份为主题的农民道德教化在农村教育和宣传中就很薄弱.在“革命”话语打破乡土社会结构之后,新时期重建农村社会结构,包括现代乡土将贯穿“建设”在乡村铺展的全过程.在经济快速增长中,农民的财富状况有了很大变化,但是发家致富等物质性的生存仍是农民意识的支配性来源,他们的思考与行动仍较多具有传统的“农民立场”,守护家园的农民和怀揣梦想进城的农民工在对“富裕”的执着中拼搏,他们持续表达着对这一立场的认同.农民苦、农民累和农民不富裕等成为他们习惯性思考的逻辑起点.以参与公共领域,发出自己的声音等为追求的公民认识仍然很缺乏.

农村的宣传工作也出现了弱化趋势,以前农民的宣传工作一直是以“活生生”为追求的效果,正是由于此,农村的思想政治工作一直有很高的实效性,它适应了农村的群众文化程度不高、理论水平较低的实际情况.这种扑面而来的感性主导的思想政治工作实践,是党在农村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伟大经验总结,而在今天专门的思想政治工作队伍逐渐从农民生活中淡出.

新中国的政治观以一种化的方式进入群众观念中,“诉苦”等教化形式使群众在苦与甜的对比中对新政权产生认可,这一方面反映了旧社会型政治和传统政治心理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新政权对群众的政治教育的取向.群众对于政治的道德化的理解和认同使现代政治观念没有完全被群众理解,政治的合法性过于依赖道德教化途径,政治教育习惯做迎合百姓政治心理的道德化的释义,这可能会阻碍农民政治社会化的进程.

建国以来,文化教育的方式一直是以“人民”、“公民”为理想的农村居民教化的渠道,但是今天农民的文化教育出现弱化,农村文化供给除了稀缺的自给力量外是以非商品化的“下乡运动”来提供的,以电影、图书、科技和信息等为内容的下基层、下厂矿、下农村活动,以迥异于城市文化怎么写作体系的形态维系着农村的文化土壤不至于荒漠化,而且农村社会最重要的青壮年的逸出使大量漂浮于城市的农民工游离在这两种文化怎么写作模式之外.这种状态无法为漂泊的农民工提供足够的文化食粮.

在农村公共领域,一直过于依赖于“党的富民政策好”的思维路向和认同方式对农民进行政治教化,其所形成的是农民对党的政治性和道德性的基于利益机制的认同,这种认同还缺乏对农民的理性公民的政治社会化方向导引.

“党的好干部”的形象在农村的宣传,培养的更多是农民的性政治情感,好干部意识仅仅是现代政治所要追求的公民政治意识的一个方面内容.这样一种政治教育缺少培养农民的理性政治意识和政治信仰.革命时期和国家建设初期,农村的政治运动和动员更多是靠政治理想激发的进行的,而政治理想的“卡里斯玛”式的魅力型力量一旦消失,农村的政治动员机制就陷入乏力,这种靠炽烈热情推动的政治运动并不是农民政治社会化的常规途径,反而容易在热烈的政治兴奋之后陷入对政治的情感低落或者排斥之中.利用宣传媒介与教育制度完成政治社会化的机制在农村没有建立起来.

2.乡土生活的政治社会化元素稀薄

现代性扰乱了农村传统的文化生态平衡,包括稀薄的政治文化,却没有形成强大的建构力量,农村社会在现代性的向往中缺少与现代政治对接的元素和动力,政治社会化进程缓慢.解放初期农村是一种“由国家支配与规划的村庄生活模式”［１］,村民的生活是政治化的,随着政治动员在农村的变弱,革命消退之后尤其是市场经济实施以来,农民的政治参与热情减退.现代性话语排斥农民文化和乡土空间,乡土社会的模式被符号化为前现代和落后的,甚至需要被遗弃的.

农民的持续几十年的政治化过程并没有完成农民的政治社会化任务,农民翻身做了主人,“主人翁意识”的灌输没有换来公民意识的成熟.革命叙事退场,农民的生活趋于平静,政治由状态转向平和,“依靠革命而进入村庄的政治化的时空设置基本上退出了村落场域”［2］,在现代化过程中,国家建设重塑了农民的生活状态,但是这一工业化力量装备起来的现代生活方式的农民公民化功能不强. 农民对于公与私的观念缺少抽象的理性认识,对农村公与私的分析是学者研究农村时重要的理论分析框架,农民的公与私的理解更多是基于道德和谐而在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实践倾向,缺少公私观念.新中国成立以来处理公私关系的集中原则之一就是集体主义,但是以集体主义作为政治理想的社会现实制度在社会改革过程中的许多环节已经被取代,很多新的制度缺少集体主义关照,农村集体这一村落社会形式的低落使村民之间的社会性合作和友爱倾向减少.

公民教育是以城市为主导的,农村缺少公民教育的政治和社会力量,学术界也缺少对于农村公民教育的理解和同情,农村的公民教育多停留于党和国家的政策传播上,以及“农民幸福不忘国家”的政治心理培育上.“中国近代公民思想的倡导者仅仅是一些自由知识分子,民间缺少一个支持公民思想体系的强有力的中产阶级”,［３］这一状况近几十年在城市中已有改观,公民教育在快速成长,但是在农村这一状况缺少实质性改观.

民间信仰是农村重要的文化力量,农民情愿依附于这种权力的影响,农村的文化资本格局是这种信仰的折射.农村社会对政治信仰的态度直接决定了政治在农村的影响力,而政治信仰力量的弱化是农民政治社会化不足的重要原因.

步入现代社会,教育的启蒙是重要一步,尤其是科学精神的教育.而在农村科学精神的缺失使农民在做理性判断时缺少推理材料,于是“乡理”和民间信仰等传统资源就成为支配农民判断的材料,这阻碍农民的公民意识发育.科学意识是公民意识的重要部分,农村科技下乡的宣传和学科学的动员机制总体上不曾断裂,但是农民接受的科学更多是基于纯粹功利性的作物栽培和家畜养殖等生产性技术知识,现代科学精神的启蒙教育效果在农民身上没有很好实现.

3.农民政治理性发育迟缓,农村政治社会化社会力量缺失

农村政治权威等公共权威的建立一直主要依赖物质力量等经济性元素,随着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代表的一系列农村改革带来的农村集体经济的转型,在农村没有完全树立起集体认同的公共权威.市场经济以来的现代农村工商业并没有坚定地建立起农村经济结构的集体性.公共权威的存在是推进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因素,政治权威在农村的弱化会削弱其在乡土社会的资源配置、秩序维护和政策生成等一系列政治功能.一个理性权威结构在农村尚未建构起来.农村公共权威建构的方向应当是以政治权威、法理权威和道德权威为支撑的现写作技巧性权威结构,这也是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农村的吸引力和影响力的重要途径.理性是一种人性,但是理性也需要培育,农民生活在政治之中,但是政治理性发育迟缓,因为他们并没有掌握生存其中的政治逻辑.这一方面源于他们政治参与的不足,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其政治价值观中积滞了过多的政治主观认识,受政治惯性影响过大.

农村在20世纪经历了几次革命式的政治塑造和长时期的政治观念教化,但是当政治中心转移到城市之后,农村的集体记忆被刻印下来,时局和工作中心的变化和农村政治生活的减弱使农民政治社会化在农村失去了重要载体.农民工这一超大规模社会群体的诞生更是使农村的日常生活中失去了一大批头脑活、观念新的青壮年群体,这使农村人口结构严重失衡,年老的村民向年幼的孩子诉说着半个世纪前的乡村记忆,对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发展的年龄特征的研究证实,“青少年是个体思想道德发展的敏感年龄”［４］,而生于乡村的新一代在这一关键时期缺少足够的源于家庭和社区的政治社会化支持,农村正常的代际政治社会化进程被打乱.这一事件将在中国政治和教育等各个领域留下历史的印迹.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对农村的整合曾经是以国家全面接管和整合农村社会的方式进行的,把农村生产和农民的生活都纳入政治的布局中,村落生活政治化.这一路径是对农村自觉的政治社会化的压抑为代价的,因为国家与社会是存在张力的系统间的互动,国家力量不适宜的铺展会带来社会空间的萎缩.生活的政治化无法代替人的政治社会化,农村结构的政治化和以斗争、革命为主要方式的政治动员可能带来农民的政治惧怕感,进而随着政治中心的转移农村出现了政治冷淡感,农民政治参与率下滑.农村社会格局中除了传统的因血缘等形成的社会格局外,知识和权威等不断产生的社会资本逐渐成为农村社会秩序中重要的影响力量,而在社会资本积累中,政治观念所占比重不够.

依阿尔蒙德对政治文化的分析,［５］政治文化可分为体系文化、过程文化和政策文化.政治文化的传播和接受需要将政治文化渗透融合到政治体系、政治过程和政策宣传之中,而我国农村政治社会化程度低的现状,使农村政治生活萎缩,对村民自治的认识和制度建制不成熟.

在农村政治社会化工作弱化的情况下,农村政治宣传教育也出现了松懈,政治文化在农村扎根缺少力量促动,进而难以为政治社会化提供足够资源支持.认为,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但是政府在农村工作过程中,重视对这种积极性的政治化动员,却忽视其社会潜力,群众不仅具有政治积极性而且具有社会积极性,这种积极性是农民政治社会化的重要资源.

社会即教育,社会生活具有重要的教育影响.制度的运转就是一种教育,一种具有公民精神的农村制度会促进农民的公民教育.农村的基层政治自治制度表面上看比城市更具有公民精神,但是农村缺少一个公民性的启蒙过程,农村基层政治较多地受传统社会村落文化的影响,农村公共生活的公民教育效果没有发挥出来.教育即生活,“‘生活’包括习惯、制度、信仰、胜利和失败、休闲和工作”［６］,对农民的教育尤其如此.中国近代乡村建设运动都把教育作为重要力量,义务教育的实施开启了农村现代社会改造的一个进程,但是义务教育对公民的培育侧重于知识教育和政治信仰灌输,理应侧重公共性的义务教育效果并没有在农村实现从农民到公民的转换.农民对义务教育的期盼是后代由此脱离农村进入城市,一代代农民工期盼走向市民,失去因教育实现社会流动机会的农民则依旧停留在原来的状态中,教育途径的政治社会化效力在农村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

二

农民政治社会化的不足会带来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和传播工作在农村领域的薄弱化,意识形态在农村的弱化会使农村消极舆论被放大,影响农村社会心态的稳定,所以必须探索如何创新农民政治社会化的途径,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力占领农村阵地.农村经济的发展是农村政治社会化的最重要的社会条件,农业和农村工业等农村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农村社区结构的变化为农村政治社会化提供了重要的契机.农村政治社会化是农村政治文化生产和传承的重要条件,在革命过程中农村被灌输了新的政治信仰,但是从政治观念上升到价值认同、政治心理和政治情感等内心的层面需要一个漫长的政治社会化的过程.社会转型期农民政治社会化的加强依赖于新的社会背景下的途径创新,具体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加强农村公民建设

农村公民建设并不是要刻意强调农村与城市的异质性,而是重视对农村独特性的认识,注重发掘乡土社会空间的精神资源,使农村在吸收中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成果的同时实现乡土社会本土文化的更新,保持与城市的生态式和谐.缺少外在力量,农村难以在短时期内自发地实现政治文化传播、更新和农村公民的建立,因为农村传统和知识资本形式等文化生态主导着农村的精神领域,而外部力量要对农村社会产生影响必须借助于对农村经济等社会结构的再造,单纯依靠政治文化灌输是无力实现现代农村社会的转型的.在熟人社区内互助行为维持了道德生态,人与人之间的友爱行动保持着平衡,农民之间的互助行为是借助生活熟人关系以及农村成熟的社会建制进行的,比如通婚方式等,通婚会带来不同村落间更大范围的互动和熟人化,可以带来更多社会互助力量,但是总体上农村互助仍被限制于村落及村落间的场域内,农村这种道德性社会交往无法作为现代政治的道德要求,比如平等的陌生人之间的友爱互助、公民合作等,所以农村乡土道德资源的现代性扬弃,建构适应现代农村生活现实和现代农民意识状况的公民,是农民政治社会化的关键一步.

农村村民之间传统的互助合作形式在现代社会正出现革新的机遇.农村社会流动性的增强使传统互助的平衡机制出现了危机,“因为现代性的进入,由地方性共识所论证维系的先赋性关系及其中的应有之情和义务互助正变得弱小”［７］.市场化的农村劳动力交换例如雇佣现象等在农村的出现.农民正以向农民工和新市民演化、对农业的农村现代农业气质塑造被全面布局到市场经济时代的工商业经济之中接受着市场的洗礼.市场方式的增多使农村市场意识逐渐增强,而市场观念是公民意识的一个重要方面,农村市场的发育为乡村的传统走向现代提供了条件.而农民工作为沟通城乡经济、和教育的桥梁正在为农村带去一股清新的空气和强劲的文化、经济等外在力量,而这将是农村现育的历史契机.

集体生活是社会主义公民的重要生活方式,但是集体这一农村强大的价值观传统在现代性冲击下出现了严重萎缩,以农村新型社区建设、农业产业化等现代化方式重塑农村集体的影响也是实现农民公民意识发展的重要途径.人才是农村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新农村精英是农民经由“带动”、“启发”获取新的识见和政治觉悟的重要来源.以大学生村官工程等农村精英反哺实践开启着重塑农村的新精英文化,培育扎根农村的精英,为农村事业配备永久工作队的新实践,它不仅是农村经济建设的制度性需要也是农民启蒙和发展的重要条件.

2.重视村落地方性结社中的政治社会化资源

民间组织是社会的一种重要元素,它们在稳定的社会形态之下都是以娱乐休闲性、文化性为主导的,在商业经济兴盛之后,特别是现代社会以来商业性民间组织力量逐渐强大.民间组织是社会人形成自我意识的重要载体,民间组织是现代社会公民意识培育的重要场域.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以王斯福等为代表的一批西方学者在陆续对中国农村做社会人类学考察时,提出了中国是否存在农民的传统,中国农村庙会制度是否具有公民社会性质这一系列问题.现实的情况是在农村现代性的实现进程中,农村的庙会等公共空间建制存在衰落倾向,这种公共活动无法为农村提供百姓由农民走向公民的现实路径,所以重视农村社区中公共空间的建制是重建和修复农村公共生活的重要任务.

除了政治上对农村的建构外,农村自身也在进行着社会性发育,要重视农村的组织化力量和农村社会的制度创新.农村现代政治的发展需要培育农村的公民文化,农民在经济专业合作组织等民间组织中政治观念正在受到教化,农村的社会组织发展将促进农村公民文化的成长.农村公民文化建设还需要加强农村法制意识培育,没有法制观念农村乡土中难以产生公民道德,农村的政治教育中要不断充实公民教育内容.

3.引领和塑造农民现代化的生活方式

现代性因素切入中国农村社会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但是支配农村演进的因素转向现代性则是解放后的事情,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生活塑造人的意识,农村公民意识的培育首先需要引领和塑造农民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民生活方式仍较多地受地域、血缘关系等的限制,所以由农民到公民的转变需要社会领域的全面配合,村民现代生活方式拓展了村民生活实践活动的范围,他们自身在自觉萌发着现代性的想象,农民工正以错落中见多识广的先锋者姿态与市场和政治的力量一起源源不断地以技术、观念的方式向农村输入现代生活元素.农村经济的发展是农村政治社会化的最重要的背景条件,农业等农村经济发展带来农村社区结构的变动是农村政治社会化的重要契机,农村集体记忆的断裂使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出现了暂时性弱化,同时它也为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转型提供了条件.

大众文化、电子媒介等现代性要素没有成功地找到在农村社会的理想结合点,因为现代性与村落文化之间气质相异,农村的生活和消费方式与现代性还存在着大量隔阂,现代性暂时更多地是以工业的物质化形式侵入农村生活,新型的源于城市的主流与非主流的意识形态影响力与农村存在很大距离.农村处于现代性积极想象和实现过程之中,但是相对于城市农村的现代性成分还比较稀缺,缺乏自主的现代性追求勇气.

4.培育农民的政治理性和科学精神

在以“富裕”为目标的政治宣传和动员中,农民的经济理性正快速成长,但是政治参与等公民技能培养滞后.乡村的逻辑仍然是农民思考自身和社会的重要倾向.农民理性的培育已经成为农村政治发展和农民公民性发育的重要诉求.革命和解放话语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在农村存在减弱倾向,科技正在充当意识形态的载体和新的主流意识形态内容.加强农村主流意识形态有效传播、认同和接受等作用机制的建设,创新农村思想政治工作是农民公民性成长等农村工作的重要任务.

科学进入农村,对农民的生活产生影响首先更多地是以信仰的方式进行的,“相信科学”是流行于那个年代的宣传话语,这一方面从一个侧面显示出了现代性大举进入之时农村的精神意识的状况,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一种新的意识想要产生效力必须与原有的意识接受机制实现对接.科学精神下乡采取了农民的“信”的心理机制来影响农民的意识与行为. “送科学下乡”在我国本身就是一种具有政治性的实践,这显示出国家对于科学技术的政治社会化功能的认识,科技入乡是一种生产性行动,同时也是一种政治动员.以“生活水平提高”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关 键 词 的政治动员,决定了科技必将走入这一动员体制中,因为现代社会财富紧紧地与科技结合在一起,获取财富的能力依赖于对于科技的认识与掌握上.文化生活的丰富正成为农民和农民工富裕理想追求的新内容,在以城市和乡村公共文化怎么写作体系建设等泽被城乡的文化建设行动中,以文化、科学为内容的教化和休闲生活将描画出中国社会主义农村的公民新形象.

5.以利益激发农民的政治需求和热情

农民政治热情度的降低一方面是农民教育的不足,农民无法把近身的利益与“遥远的”政治观念联系起来,农民对政治观的认识需要身边的微观政治的相似度检测,比如在解放之初的土地改革和人民公社等一系列农村革命运动就是借助分田地、吃食堂而使农民感受深刻.解放以来对农民土地需求的满足,农村政策对农村生产力的解放和农民生产活力的促动,几乎以经济需求的方式代替了农民心理中的全部需求,比如子女更优质和平等的接受教育权利等.稳定的土地政策有力促进了农村平和稳定的社会状态,但是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农村依赖农民政治需求驱动的政治活力.

经济建设几十年已经培育起了农民相对成熟的经济意识,这一过程是借助日益得到解放的活跃的农村生产力和悄然形成的以农民工身份支持乡镇企业和城市大工业的农村产业工人队伍来实现的.经济意识对于理解政治具有重要作用,农民这种经济素养的培育是政治社会化的重要基础.新农村建设事业规划要继续加强农民的市场意识等经济意识的培养,在参与经济建设中参与政治,以经济理性带动政治理性发展,在对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思虑与关怀中不断促进农民的政治社会化.

农村经济建设和农民的富裕带来了农民对利益的更丰富的真切感受,这种感受正以“民生”等政治话语塑造着农村的政治文化和农民群体的政治心理.马克思认为,利益是道德的基础,中国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执政姿态既是一种政治信念,同时也是一种道德表达,表现出党的崇高道德风尚.以利益培养农民的政治理性,激发农民的政治热情是农民实现政治社会化,由农民走向公民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