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折年代的文学与政治

一、“转折年代”概念的解释

研究当代文学史的学者,通常承接着党史的一个概念,把1976年粉碎“”以后的历史,尤其是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历史,称之为新时期,惯用“新时期文学”的提法.但是,细细地推究起来,这个概念很成问题：第一,历史是有连续性的,对于一个时期的命名,要与此前或此后的历史相对应,不能孤立地乱命名.按照通常的说法,1976年或者说1978年开始是新时期,那么,相对来说,从1949年至1976年时代就是“旧时期”了；再往前推,1949年以前就是“旧旧时期”了.我想,搞党史的人也不会同意这样的划分法的.因为谁也不会说时代是“旧时期”,1949年以前是“旧旧时期”.当年等领导在讲话中用“新时期”这个概念时,恐怕也没有考虑到历史的连续性这一点.可是,后来搞党史研究的人也继续用这个概念,也不考虑历史的前后对应.第二,单纯地分析“新时期”这个概念,也讲不通.所谓“新”,是相对于以往的“旧”而言的.那么,这个“新”字,就是说,相对于1976年以前,从1976年或者说1978年以后,我们全部改弦更张、大道维新了,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了.事实上并不如此.我们在经济上是彻底抛弃了体制下的那一套,这应该没有问题,但在思想意识形态的管理上,并没有大的突破.单就文学的管理方式而言,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依然还是一个挥之不去的话题.如果是全新了,文学与政治的话题就没有了.所以,通常意义上说的“新时期”,只能是局部的“新”而不是全体的“新”.既然是局部的而不是全体的“新”,怎么能统称之为“新时期”呢?第三,新时期的开始时间是1976年或者说1978年,但截至时间呢?90年代以后是不是“新时期”?新世纪以来一直到今天,还是不是“新时期”?一个历史时期总有个截至时间呀,但目前好像没有定论.也就是说,好像没有人明确地说,“新时期”到什么时候就结束了.在当代文学界,有的研究者对90年代的文学不以“新时期”来命名,而是用诸如“九十年作”或者“九十年代文学”之类的概念；而对于新世纪以来的文学,则用“80后”这样一个概念.这些概念的出现,说明人们觉得用“新时期”这个概念不能说明问题.

我认为,对于粉碎“”以后的这段历史,与其用“新时期”,不如用“转折年代”这个词更能说明问题.“转折年代”,只是说明我们历史在转型.既然是转折,那就有个新旧交替的过程,同时也是新旧体制冲突的过程.从1976年或者1978年以后直到今天,我们都一直处于这样一个过程,这样一个新旧体制时常发生碰撞的过程.我们不管从党史上还是单纯从文学史上,都能明显地看出这一点,政治与文学的关系最能说明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的“转折年代”不仅到今天还没有结束,甚至还任重而道远,要延续很长一段时间.

二、建国后文艺界政治运动回眸

从现在的非主流文学形态来看,文学与政治好像不沾边,各种各样的文学作品,只要你不沾主流意识形态的边,都可以出版,比方说像《上海宝贝》,甚至像木子美的日记都可以出版.这也是“转折年代”中新体制对旧体制有效冲击的结果.可是,在“转折年代”没有开启之前,确切地说,在1976年以前,文学却被赋予了很重要的使命.从延安整风开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前后,文艺被高度政治化,高度意识形态化了.当时文艺界的巨头周扬曾经有一句话来形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这句话说：“文艺是政治的晴雨表.”这就是说,就像地震发生前有预兆一样,中国的政治发生的每一次变化,基本上文艺都是先兆.当年的部长陆定一也有一句话讲到这个问题.他说：“文艺多了要亡国.”陆定一为什么这么讲?这是因为,在他看来,文艺作品的导向如果不正确,就会颠覆政权,导致领导下国家消亡.把文艺提高到这样的高度,也正说明了文艺与政治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为什么会如此?当代文学研究者给予了很多的答案,除了众所周知的苏联的影响和的意识形态管理等原因外,我还想特别强调一点的是,对文艺的重视.是把文艺学术看成一种为政权怎么写作的工具的.这是从维护政权的角度来说的,还有另一个角度就是,他的这种看法,与他本身就是一个文学艺术家有很大关系.

在去世以后,被赋予了政治家、军事家、理论家等等称号,但没有人想到要给他加一个文学家的头衔.其实,读一读的著作就可以知道,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文艺家,他的政论性文章可以说开创了一代文风；而他所写的诗词,具有高度的浪漫主义色彩.他三十二岁（1925年）,写下了“粪土当年万户侯”诗句,那些“万户侯”,他视之如粪土.既然这些万户侯都是粪土,那么他就问：“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在他四十三岁的时候（1936年）,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都不在他眼里,什么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不是“略输文采”,就是“稍逊”,连把中国疆域面积扩大到欧洲的成吉思汗,在他眼里也只是“只识挽弓射大雕”的武夫.剩下的还有谁?那就是我了,“舍我其谁也”?“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嘛.中国是我的了.到了他七十岁的时候（1963年）,世界也不在话下了,“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我可以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这样的浪漫主义情怀,这样气势磅礴的诗句,历数一下我们的著名诗人,有哪个能超过他?

所以,我说,是文学家,他是懂文学的；但他又是政治家,政治家与文学家的双重身份,使他在建立政权的过程中,一直把文学艺术作为为自己政权怎么写作的工具.在延安,有他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文学艺术家划定了只能“歌颂光明”不能“暴露黑暗”的框架,建立了为我所用的文学体制.1949年建国以后,他对文艺体制的建构更是不遗余力.为了建构他认为可以为政权怎么写作的文艺体制,他发动了一场又一场的文艺批判运动.先是局部地批判,到后来是整体地否定.

先说局部地批判.这些局部批判就是由一系列的运动串成的：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1952年文艺界整风,1954年以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为开端,批判胡适的唯心主义,1955年揪出一个“胡风反革命大集团”,揪出一个“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1957年反运动,文艺界也有一大批有才华的人落马,像王蒙、吴祖光、聂绀弩等等.这一系列运动的背后,就是整肃那些对文艺为政治怎么写作有过怀疑的,或者说在创作上有意识或无意识游离这个主题的作家.为什么要整肃,是因为要建立自己的文艺体制.

局部批判觉得还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就另起炉灶.要另起炉灶,就要对建国后的文艺界采取整体地否定.这个整体否定,以在1963年和1964年所发出的关于文艺的“两个批示”为标志.

这两个批示发出的背景是这样的：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后,又开始抓阶级斗争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天天讲、月月讲”,全国都绷紧了阶级斗争这根弦,文艺界更是首当其冲.1963年12月12日,写了第一个批示.他首先断定：他孜孜以求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在全国搞得不错,但在文艺界的许多部门中,却“至今收效甚微”；因为“收效甚微”,所以,文艺界的各部门“还是死人统治着”.

爱用“死人”这个词,凡是让他觉得不满意的单位,都被冠之于“死人统治着”.1957年反右前后,邓拓主持的《人民日报》,就被称之为“死人办报”,结果邓拓只好灰溜溜请求离开《人民日报》.

面对着这样严厉的批示,主持文艺界工作的周扬,没有像邓拓那样辞职,而是卖力地要把在各部门统治的“死人”揪出来.周扬的可悲在于,各部门是“死人”统治着,那么你这个各部门的总管更是一个大“死人”.可是周扬不承认这一点.周扬的做法是文艺界整风,把以前与自己并肩战斗的朋友一个个推上挨整的舞台上.鲁迅曾经把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称之为“四条汉子”,周扬与另外三条汉子都是在血与火中并肩战斗过的战友,建国后这三条汉子都在文艺界担任领导.周扬就把他们一个个作为“死人”揪出来.所以,有人说,文艺整风是“一条汉子整三条汉子”.

周扬这样地卖力,也不满意.到了1964年的6月,就半年来文艺界整风的情况,起草了给的报告,实质上就是一份检讨.本来,这个报告还是个未定稿,但是,想在文艺界大有作为的却急忙将这个草稿交给了.6月27日,又在上面作了批示.与上一个批示比较,这个批示更严厉,文艺界各协会“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果再不进行改造,就会成为“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这两个批示,实际上给文艺界判了死缓.

按照的逻辑,要建设一个新世界,首先要砸烂一个旧世界,要重新建立适合为自己政权怎么写作的文艺体制,光给文艺界判死缓还不行,还得判死刑.

到了1966年2月,在的授意下,直接走到前台了,从上海跑到苏州找林彪密商,达成一笔政治上的交易：利用林彪的显赫地位,林彪利用的特殊身份,共同跻身政坛,炮制了一个《林彪同志委托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个《纪要》,做了多处的修改.4月10日,将这个文件转发全党.

这个《纪要》所提出的“文艺黑线论”,就给文艺界判了死刑.“文艺黑线”的头子是周扬,领导文艺的部门成了“阎王殿”.文艺界就给一锅端了.大批文艺工作者饱受迫害,文艺界百花凋落,全国只剩下八个样板戏了.

在文艺界从局部到整体的逐渐覆灭的过程中,文学就成为政治的仆从,政治对文学的严密控制逐渐地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这就形成了两种现象：第一种现象是：政治干预文学家的创作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你写的出了圈,把你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甚至是反革命,是没有商量的事情.因为有了第一种现象的存在,就产生了第二种现象：就是作家在从事文学创作的时候,也给自己划了一个圈,我不想让你把我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或者反革命分子,所以,我对来自政治的干预就格外警惕.这样,对于作家来说,这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我什么都不写,你还能抓住什么?像建国前文学创作成就很高的沈从文,封笔,去当历史博物馆的解说员,再后来我搞与政治不沾边的中国古代服饰的研究；像著名诗人陈梦家,建国以前他的诗作在文学圈相当有名的,但建国后也不搞了,去研究“死人”去了,搞考古了.即使像巴金、茅盾等等这些在建国前文学成就很高的人,虽然他们没有像沈从文、陈梦家一样去搞与政治不沾边的东西,但也基本上再也没有写出来什么值得人称道的东西来.还有一种选择,就是心甘情愿地作政治的附庸,政治上在搞什么,我就去歌颂什么,最典型的就是浩然在“”中创作的一系列作品,像《艳阳天》、《金光大道》之类的.

三、两种政治选择的较量,给文学干预政治留下了空间

转折年启的日子从什么时候开始呢?1976年9月9日,逝世,10月6日,“”的命运有了戏剧性的终结.转折年代的日子开启了.

(一)两种政治选择的较量

从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说,每当国家的君王离开之后,事实上面临着三种政治选择：一是萧规曹随,延续前君王的政策不变.被历史学家所至今称道的汉代“文景之治”,实际上就如此,文帝之治,景帝延续；一种是承继与扬弃,继承前代好的东西,扬弃不好的东西,在此基础上推行新的治国方略.历史上唐玄宗李隆基所开创的“开元之治”,就是在其祖宗唐太宗“贞观之治”的基础上来的；一种是大道维新,彻底改弦更张,推行新的政策.宋神宗时代的王安石变法新政就是如此.

1976年10月,中国人民也面临着这样的政治选择.我们可以用一个不甚恰当的比喻来说明这一点：把的遗产比作一间房子.一部分人瞻仰房子时说：这房子很好,我们要供起来,不但什么也不要动,而且以后盖房子的时候必须原封不动地照这样来.于是就有了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社论所提出的：“凡是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第二部分人来这里瞻仰这所房子,说这个房子是好的,就是太破了,而且屋子里的摆设也太乱了,应该把房子修好,把屋子里的家具规制一下,房子前边或者两侧还可以盖和这个房子式样不一致的房子,但这所房子要保留下来.这就是以、陈云为首的老一辈革命家的看法.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我们应当世世代代地完整、准确地继承思想.什么叫完整、准确?那就是在看来,思想有不那么准确的东西.这些不准确的东西,我们就不要了,要扬弃掉.于是就有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第三部分人来这里瞻仰这所房子,说这样的房子还能作为标本留下?不能留,全部拆掉,重新盖.这一派人以当年的主义者为代表,他们发表自己观点的阵地是“西单墙”,为首的人物是魏京生等人,当年魏京生在一篇《第五个现代化》的文章中,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粉碎“”以后关于中国向何处去的三种政治主张,其实主要是前两种.双方的较量开始是不动声色地进行.有“两个凡是”,有“完整、准确”.那一派的重要人员,副主席汪东兴,在小范围的会上说,那两下子不行,试过.在私下里对邓力群、王震和于光远等人的谈话中说：“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天件就不能平反,我出来工作也说不通.”双方就这样僵持着.党校副校长用一篇文章打开了僵局.这篇文章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篇文章,是对“两个凡是”批判的理论基石.你说对要“两个凡是”,我们不直接批判你,我们提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说的,按照你们的说法,也应该坚决照办,始终不渝地执行.问题是怎么执行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指示?、认为,那就应该把建国以来的所有的事情放在这个标准下来照照,看看是不是都正确,有没有错误.可是,建国以来的所有决策,基本上是作出的,这一照,实际上就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正确的东西反对错误的东西.也就是“拨乱反正”.有了这个理论武器,“两个凡是”这一派自然而言地就要败下阵来的.

双方较量的决战,应该是在1978年11月召开的工作会议和接下来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具有历史转折的会议,彻底宣告了凡是派的失败.

(二)脱离政治干预的文学创作

在两种政治力量为中国的政治选择忙活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政治上对于文学的干预,突然出现了一个“真空”.换句话说,因为忙着为中国政治命运的较量,上面所讲的两种政治力量都没有精力和能力来顾及文学创作的事情了.政治对文学的干预,突然出现了一个“大撒把”不管了的局面.

我说这种不管了的局面,准确地说,应该加上个限制词：“基本上”不管了,或者说管不了了.到了1977年,管理作家进行文学创作的体制已经恢复了,存在了.像,张平化当部长；,黄镇当部长.这两个部门,就是管理文学创作的职能部门,至今也是.但是,这两个部门虽然存在了,但是两个部门的领导人还顾不上来管理文学.这里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们本身就不懂文学.张平化为什么能当上部长,也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以陆定一、周扬为首的和,被当成“死人部”、“阎王殿”而一锅端了.任命陶铸为部长,张平化成为副部长,不久之后,陶铸也被打倒了,这个也在文化大革命的轰轰烈火中被烧掉了,张平化也就失去了这个副部长的位置.粉碎“”以后重新恢复,陆定一和周扬虽然被放出来了,但还都是作为被批判的对象,张平化就成为了合理的人选,因为他干过嘛.第二个原因是,张平化与关系很好的,他们一同在湖南当过省里的领导,是同事.而张平化从来就没有从事过意识形态的管理工作,从根本上来说,对文学是外行.大约也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在与两派政治力量的较量中,他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了的“凡是派”这一边.而长黄镇呢?与文学艺术倒也沾点边,他会画画,在长征的时候,他创作了一些表现长征的作品.在粉碎“”以前,他一直在外交部门工作,当过驻外使节.他也像张平化一样,从来没有管理意识形态的经验.在当时两派的政治选择中,他与张平化一样,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了“两个凡是”这一边的.

张平化和黄镇不懂文学艺术,在当时情况下,他们也顾不上对文学艺术的管理,而是忙着“站队”去了.这样,文学艺术的管理,就突然出现了“真空”.这个“真空”的时间,大致可以说是从1976年到1979年3月底理论务虚会开完以前.

这两年多时间的“真空”时期,文学艺术创作突然没有政治的高压和羁绊,作家们可以根据自己对政治的理解,对生活的理解,自己进行创作了.被称之为“伤痕文学”文学作品横空出世了.

“伤痕文学”的代表作品,以刘心武的《班主任》为发端,以卢新华的小说《伤痕》来命名.对于“伤痕文学”文本如何解读?读一读这些作品就知道,“伤痕文学”的意义不是在文学创作的范畴,而是政治上的.这些作品,主要是揭露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对人民所造成的灾难的作品,从艺术角度来说,我们还真不能说它们的价值有多大.应该说,“伤痕文学”是基本意义上的政治小说.而且“伤痕文学”本身这个名词的命名,也是后来保守派对这些作品具有强烈讽刺意味的命名.所以,“伤痕文学”的意义,不在于这些作品艺术成就有多大,而在于,这些作品第一次突破了政治的强烈干预,并反过来干预了政治.第二,“伤痕文学”第一次突破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中所框定的“歌颂”与“暴露”的政治分界线.“伤痕文学”是纯粹意义上的“暴露”文学,这些作品能够出版、存在,并引发了新时期的文学潮流,重要意义就在于冲破了的这一标准.这一标准一旦冲破,再想回复到这一标准,就根本不可能了.

(三)文学干预政治的一个标本：天件的平反

我们可以以1976年天件的平反,来阐述失去政治干预的文学反过来干预政治的现象.

“天件”发生在1976年4月清明节前后,这是人们为了悼念周恩来总理的一次活动.悼念周恩来的活动为什么成为大的历史事件?原因非常复杂.简单地说：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的胡作非为,波及到中国几亿人,从上到下,不管是高级干部还是平头百姓,对这场运动厌倦了,对所搞的那一套怀疑了,愤怒了.而在1976年的2月,在“”的控制下,全国又掀起了批判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又被迫离开了政坛,人们感到中国没有什么希望了.有了这样的情绪,就得发泄,就得有一个由头.所以,悼念周总理就成为一个由头了.第二条,在当时人们心目中,周恩来总理的确是崇高的,与周恩来总理的崇高相比,在政治舞台上横行霸道的“”简直就是粪土.因此,借着悼念周恩来,就可以发泄对“”的不满.“”当然也不是吃素的,他们再蠢也能看出悼念活动的矛头所向,于是就向汇报,得到了这是“一场反革命事件”的定性.最后,这场表达人民愿望的革命运动被镇压了.

天件导致的对的定性,说他是黑后台,是他亲自指挥的,所以因为这个事件被彻底打倒.因此,在为首的这一派看来,这一事件不平反,自己就说,我出来工作就说不通.而在、汪东兴这一派来看,这一事件是伟大领袖亲自钦定的,那哪能动呀.双方在这个事情上的较量也比较尖锐,处于僵持状态.

天件中,人们采取的是什么样的手段来表达自己的愤懑与不满呢?采取的是文学的手段,也就是以文学作品,主要是以诗歌的形式来表达的.当年天安门广场的情景,后来有人描述说,“是诗的海洋,花的海洋”.匈牙利诗人裴多菲说过一句话：“检测如人民在诗歌当中起着统治的作用,那么人民在政治方面取得统治的日子就也更加靠近了.”用在这里是最贴切了.当年,人们的确是以诗歌这种文学形式作为武器向取得统治的日子靠近的.

天安门的活动被镇压,人们将抄下来的大量的诗歌汇集起来,秘密地油印流传.到了1978年9月,《中国青年》复刊后,第一期就刊登一组天安门诗抄,而且还发表了对天件的英雄韩志雄的一个专访.杂志出来后,汪东兴把共青团和杂志社有关负责人召到人民大会堂,质问他们：天件是定性为“反革命事件”的,你们这样做是干什么?为什么发表前不送给我这个主管宣传和意识形态的副主席审查?他的结论是：收回这一期杂志,重新印刷发行.

而恰恰在这个时候,文艺界给打破了僵局.上海热处理厂的一位业余作者宗福先,写出了一部以天件为背景的话剧《于无声处》.剧本以轰动全国的天件为背景,整个故事情节均发生在24小时之内,把一个大的历史事件浓缩在一场家庭危机之中.

这部话剧先在上海排演.在北京两派交锋非常激烈的时候,这部话剧的政治意义就凸现出来了.它告诉以为首的一派,民心所向是什么.而对于这一派来说,这部话剧的出现,正好回应了他们的政治诉求.于是,拥护这一派的人――这一派人是自上而下的一股大的力量,不管是平头百姓还是在各个部门负责人的大多数人,都是拥护这一派的,就抓住了这部话剧进行宣传.先是上海的《文汇报》连载了剧本,在上海大力宣传这部话剧；接着,北京又出面把话剧的全班人马请到北京演出.北京不但演出,而且召开大型的座谈会,文艺界、话剧界的巨头像曹禺、金山、艾青等人都参加了座谈会.《人民日报》不但发表了座谈会的报道,而且发表了一些人的讲话,还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对这部话剧的推崇,简直让宗福先这位文学新人受宠若惊了.

受《于无声处》的勇气的感染,北京的作家苏叔阳也写出了话剧《丹心谱》.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也早已编辑了《天安门诗抄》.《于无声处》可以在北京上演,那么《天安门诗抄》当然也可以出版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想出了一个招数,把这本书送给最高领导人,请求为这部书题写书名.这实质上是将一军,让对天件的定性表态.但是,在表面上看,我们还是很遵守组织纪律的,我们上报给你,你看着办吧.

这个时候,两派展开针锋相对较量的工作会议正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和接着召开的三中全会,被称之为“改变中国命运”的会议.其实,会议原定的议题是讨论农业问题,还是一派的来主持会议.想来这一派对《于无声处》的上演当然知道,但是汪东兴再也没有以消防员的身份出来救火,为什么呢?当时的正义之火,不再是星星之火,而是成为燎原的态势了,救也救不了.那就沉默吧,那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讨论农业问题吧.

可是这一派则认为,农业问题并不是那样重要,重要的是国家的政治选择,重要的是对遗留下来的政治遗产采取如何的态度,重要的是像代表广大人民意愿的天件是否能够平反.所以,在工作会议上,大批的与会者对农业问题不感兴趣,感兴趣的是如何对待一些冤检测错案的问题,感兴趣的事情是天件何时平反的问题.会议的第二天,老资格的领导人陈云直言不讳地讲到了天件应该平反的问题,他的话题就是从《于无声处》开始谈起的.

陈云的讲话反响很大,引起了众多人的拥护,这次会议的议题就转向了,变成了一个怎样对待遗产的讨论会议,换句话说,就是怎么来确定中国的政治前途的会议.

这次高层会议上对《于无声处》的态度,对天件的态度,促使正在召开的北京市委扩大会议在1978年的11月14日,宣布天件是革命的行动.16日,新华社发表了电讯稿,宣布天件平反了.

一直在等待题词的人民文学出版社,觉得不能再等了,就把书发排了,可是到了11月18日,题写的书名也送来了.按照惯例,现在也是这样,你出一本书让人给你题写书名,总要在前言或自序中说句感谢的话吧,对于最高领导的题词,更应该表示感谢,可是这本书的前言中却连一句感谢的话也没有.为什么,序言已经印出来了,不能再改了.只能在书的扉页的背面上写上“本书承华主席题签”,忙乱中连当时通用的“英明领袖”都没有写上,也算是对英明领袖的不敬了.

天件的平反,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次值得大书而特书的一段,可惜的是,在我们现在出版的文学史书中,对这一段提得都很少.为什么说是值得大书而特书,是因为这是这么多年来,文学对政治干预最无顾忌,也是最成功的一次.

这一事件的意义还在于,在文学史上,在《于无声处》这部作品被推崇到登峰造极的时候,文学创作远离了政治干预的时代也结束了.文学与政治在其后也开始了新的碰撞.

四、文学与政治的碰撞

1978年底十一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新的时始了,恢复建立各个部门的政治领导范式也开始了.

从文学界来看,主管的最高部门领导人换了,换成了.虽然没有换人,但从文学界本身的组织来说,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也逐渐恢复起来,“”以前的领导们,大都官复原职了.周扬、林默涵、巴金、刘白羽、陈荒煤等等这些老人,又陆续恢复了领导岗位.文学领导的机制开始逐渐恢复起来了.原来四散在各地的作家,也开始归队了.

而各项秩序的建立,政治对文学的影响,或者说干预,也在逐渐地恢复起来了.而在前两年政治真空期文学的发展势头,仿佛看不到政治这只无形的手,依然在向前发展着.文学与政治的碰撞时期就开始了.

政治嗅觉意识的恢复：拨乱反正,“正”在哪里?

当年,“拨乱反正”是一个在政治上使用频率很高的词.可是,拨乱反正,“正”在哪里?留下的这座房子,是需要修补,但是哪些地方需要修补,需要修补的地方怎么修补?是大修还是小补?意见和观点是不一致的.

在高层,对于经济上的改革开放,意见是一致的,但是对于关于政治的意识形态是不是改革,如何改革?并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在三中全会前后,对于政治上的改革呼声是很高的,在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中就有“是思想解放的重要条件”的话.文学界的“伤痕文学”作品的涌出,事实上也包含着对既往政治范式的冲击和否定.

在这种情况下,高层的一些人认为,解放思想有些过头了,要冲击到意识形态了,有必要从政治上对拨乱反正的“正”进行界定.于是,1979年3月30日,在北京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代表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这就划定了一个范围.这个大范围的框定,对文艺界来说,却让人陷入了迷惑的状态.为什么呢?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拨乱反正的意思是把搞乱的情况重新纠正过来,那么“正”就是一个坐标了.这个坐标从小的方面来说,应该是指1949年至1976年以前；从大的方面来说,应该是指从建立文艺体制开始的延安时期.建国后的17年,文艺界是一个从局部否定到整体判死缓再判死刑的阶段,为构建文艺体制所搞的历次政治运动都被历史证明是错了,都在新时期以来被否定了,这还怎么能成为拨乱反正这个“正”的坐标呢?从大的方面来说,从延安时期构建的文艺体制,基本上可以用两句人们耳熟能详的口号来概括,那就是“文艺为政治怎么写作,文艺为工农兵怎么写作”.可是,蓬勃兴起的“伤痕文学”则恰恰把这个体制,或者说代表这个体制的精髓的两句口号给冲得稀里哗啦,这种体制怎么还能成为拨乱反正的“正”的坐标呢?因此,文艺界的拨乱反正,除了放开了一些禁书,平反了一些冤检测错案,关于文艺体制的构建方面,单靠四项基本原则的框定,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上至文艺界领导,下至一般作家都陷入到迷惑的,或者说是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

第二,对于文学创作来说,创作是最自由的一种形式,作家们要写一部作品,怎样体现自己的主人公是在这四项基本原则中来活动的?或者说,对于一部作品的判定,你说他是违反了四项基本原则,你说他是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标准是什么?这是非常难以断定的.因此,从文艺界人士的认识来说,普遍感觉到一点的是,四项基本原则体现了一种政治上的干预.因而在他们的日记当中,大多数人都用“倒春寒”来描述,文艺创作也出现了比较大的争论.

第三,从文艺界领导人的层面来说,对于四项基本原则的理解也产生了比较大的分歧,出现了所谓的“三四左右”的争论.有的人认为,三中全会的精神是反左的,而四项基本原则是反右的；有的人坚持侧重于三中全会路线,认为文艺界还应该继续反左；而有的人坚持侧重于四项基本原则,认为文艺界应该反右,出现了那么多哭哭啼啼的作品,应该刹车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这个老问题,仍是一个持久的、挥之不去、摆脱不开的问题.就文学工作者而言,不同文学主张的作家之间的分歧逐渐暴露,甚至相互攻击；而就文艺界领导人来说,也因为对这个问题的迥然不同的认识,导致了严重的分歧,形成了两个派别：以周扬为首的思想解放派,以胡乔木、林默涵、刘白羽的保守派.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者丁帆用“惜春派”和“偏左派”来命名.我觉得这样的命名很到位.

“惜春派”和“偏左派”之间拉锯式的较量,贯穿了整个80年代.这种较量的大的背景,来自于高层.一位高层领导人在总结80年代的历史说：就意识形态领域来说,是单年反右,双年反左.这也是文艺界在80年代的总体表现.一般说来,高层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收紧,“偏左派”就占上风；反之,则“惜春派”就占上风.因此,80年代文学与政治的特征就是：收与放,循环往复.

1979年：从决策来说,四项基本原则提出来以后,文艺界由于存在迷惑,一些作家又感到,在意识形态上要收紧了,政治干预文学的时代又要开始了.有的担心严重的人士还认为,1957年反右的形势又来了,文艺上出现了被文艺家们所称之为“倒春寒”的季节.文艺家的这种种感受,在当年他们留下的文集中都能找到,《冯牧文集》、《陈登科文集》、《张光年文集》,《巴金文集》都有这样的描述.

在这种情况下,文艺界的“偏左派”开始逐渐形成了.对于1978年或1979年发表的“伤痕文学”作品开始了一系列的争论.最有代表的声音是李剑的《歌德与缺德》一文.此外对于话剧《检测如我是真的》、电影剧本《女贼》和《在社会的档案里》等三个反官僚特权以及反映“”的剧本,争论空前激烈,甚至给作者又戴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帽子.

此外,在这一年十一月召开的第四次文代会,虽然被称之为文艺界拨乱反正的一次盛会,但在会上也充满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之一是,对以往历次政治运动中自己所扮演的角色的态度.前面说过,历次政治运动中,伤害了诸多的作家和知识分子,而现在复出的文艺界领导基本上都是此前历次运动的领导者,总的说来,他们在构建文艺体制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是在前面冲锋陷阵的,是打手.以周扬、陈荒煤、冯牧等人为首的“惜春派”,对历次政治运动反思比较深刻,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而以林默涵、刘白羽为首的另一派则认为,历次政治运动我们是参与了,但我们是执行的或者说是指示的,我们没有什么错误.争论的焦点之二是,对待“伤痕文学”的态度.“惜春派”对“伤痕文学”大唱赞歌,而“偏左派”则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度,对“伤痕文学”进行抵制.

1980年：经历了1979年的“倒春寒”,中国的政治到了这一年出现了开明的形象.这年的2月,被选为总书记.实际上代表了中国政坛的开明派形象,文艺上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也是相当地开明.为了解决在1979年《检测如我是真的》等剧本所引起的争论,建议召开“剧本座谈会”,解决对待这三个剧本的不同看法,让大家畅所欲言,最后达到一致的认识.这种方法,相对于那种“打棍子、扣帽子”的方法来说,是相当柔性的政策.这一年,在、周扬等人的努力下,把以往“文艺为政治怎么写作,文艺为工农兵怎么写作”的文艺口号彻底抛弃,改为“文艺为人民怎么写作,为社会主义怎么写作”的口号.这一系列柔性的政策,扭转了1979年“倒春寒”的局面,“偏左派”基本上失去了市场.

1981年：经历了1980年的开明,到这一年,政治上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又开始收紧.1980年12月召开经济工作会议,讨论如何稳定经济的发展,和与此有关的政治思想问题.当时,由于对经济的调整,一些地方出现了闹事的现象；而在国际上,出现了波兰团结工会上台的事件.作为老资格的领导人陈云提出警告说：一个经济,一个宣传,搞不好,社会主义就会翻船.“偏左派”的代表人物胡乔木则严厉地批评宣传工作有严重缺点,对“四项基本原则”宣传不够.这就在政治领域上提出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口号.部长王任重批评“文艺界某些人自由化倾向严重”.王任重所说的“某些人”,就是指担任副部长的周扬.在上一年关于《检测如我是真的》的争论中,周扬曾经说过,这个剧本台湾准备拍成电影,有些人抓着不放,其实这有什么呢?有什么了不起?现在王任重说：我们过去的进步作家因为一部作品,就被国民党抓起来坐牢、杀头,而我们现在的作品却受到国民党的欢迎,这究竟是什么性质?他的潜台词当然是说,客观上帮助了国民党.王任重还说：文艺作品中写反映反,反右倾搞错了,反映冤检测错案的内容,前一段写一些可以理解,但今后不能这样写了.王任重的理由是：党是妈妈,不能因为妈妈打了你一巴掌你就怨恨党.刘白羽则明确地表示：第四次文代会后,文艺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林默涵则说：现在是经济上要反左,文艺上要反右.

这一年中,“惜春派”和“偏左派”的较量很激烈.在1981年2月召开的文艺骨干座谈会上,双方你来我往,互不相让,使一个座谈会开了三个多月,也达不成一致的意见.总的来说是,“偏左派”占了上风.偏左派占了上风以后,就开始对前两年的文艺作品进行批判.这里,白桦写的电影剧本《苦恋》就成为批判的靶子.到了这一年八月,在胡乔木的主持下,召开思想战线座谈会.胡乔木在讲话中,明确地要求,不能再写有关“”的作品了,并且提出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但对《苦恋》,对前两年赞扬有加的刘宾雁、叶文福等人的作品也进行批判.

1982年：这一年,高层一件大事就是酝酿十二大的召开.在这个酝酿的过程中,一些“凡是派”人物逐渐失去了位置,一批坚持改革的人进入.在这个过程中,政治上出现了比较宽松的气氛.到9月十二大召开,确立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国策后,政治上的一些保守派就基本上很少说话了.对于1981年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口号不大提了,从文艺界来说,去年的批判运动也刹车了,“偏左派”虽然仍然在叽叽喳喳,但不是这一年主流的声音了.探讨人性、人道主义的作品在全国相当风行.礼平写的《晚霞消失的时候》、戴厚英《人啊,人》等作品,在文艺界、知识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83年：进入这一年,“偏左派”和“惜春派”的代表人物胡乔木和周扬开始面对面地较量.前几年的较量,虽然你来我往,但双方并没有发生面对面的冲突,但较量积累下来,量变就要有质变.较量的导火线是这一年纪念马克思诞辰100周年的学术报告会上周扬的一篇讲话稿.周扬讲话的题目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这篇讲话的第四部分讲到了“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探讨了人道主义与异化的问题.胡乔木认为,周扬所讲的人道主义,背离了马克思的原意,或者说是歪曲了马克思主义；而他所讲到的异化,则是典型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胡乔木与他所领导的部长邓力群一起,开始谋划对周扬的批判.一方面,邓力群所负责的书记处研究室编印了大量的简报和材料,反对周扬的观点,往上送,游说高层领导,也就是等人认同他们的定性；另一方面,胡乔木集合了好几个单位的人,聚集在玉泉山,四易其稿,耗时两个多月,写出了批判周扬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批示说,要把这篇文章作为大学生必读的材料.

在这场较量中,发起了一场“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不叫运动的运动.前几年的文艺作品,都被指责为有精神污染.在这场“偏左派”与“惜春派”的较量中,周扬彻底垮下来了.这一年,是“偏左派”最得意的一年.

1984年：进入到1984年,形势开始明显好转了.虽然胡乔木的文章在全国学习着,但在1983年底到这一年春天,在等人的努力下,清除精神污染刹车了,一般说来是,搞了28天.这年春节视察深圳、珠海特区,提出“不是收,而是放”的指导思想.在文艺界,开始酝酿对“偏左派”的清算.周扬垮下来了,但张光年、陈荒煤等人冲锋陷阵.胡乔木、邓力群等人败下阵来.在这一年年底到1985年初召开的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在清除精神污染中受到批判的刘宾雁、吴祖光等人,对清除精神污染的举动进行了清算.参加大会的代表们,签名向住在医院里的周扬表示慰问,这实际上是对胡乔木等人的.胡启立代表所作的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不加干涉的“创作自由”,张光年代表所作的报告,根本不提去年的“清除精神污染”,也根本不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中国作协的领导人第一次实行普选,上一年受到批判的刘宾雁,当选为中国作协副主席.这一年,“惜春派”扬眉吐气.

此后的几年中,都呈现着这样的形势.

从以上所描述的这个冲突的过程,我们可以领略到,在“转折年代”的日子开启后,新旧体制的相互交锋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也逐渐发生了变化：从原来的“主仆”关系发展到“孪生兄弟”、“叔伯兄弟”,再到出了“五服”的兄弟,血缘关系在一步一步地淡化,但并没有脱离这个宗族,还是用同一个姓.也就是说,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脱离关系.政治与文学的关系,一直到今天,都是一个不能被人们忽略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