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视域下党派的利益表达功能

中图分类号：D6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496（2013）02―013―08

[内容提要]在考察中外学者有关政党利益表达功能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近5年辽宁省致公党提交的政协提案统计分析为依据,总结出党派利益代表性的特点,以及党派利益表达的功能优势.通过对沈阳某高校研究生的党派认知度调查及2012年8月初沈阳闭店事件的网络舆情分析,指出党派利益表达功能面临的挑战.有针对性地提出优化党派利益表达功能的路径,着重指出以制度建设为基础,以机制建设为保证,在回顾历史的基础上,建议创造性应用最高国务会议、双周座谈会、政协常委会与人大常委会联席会议等形式,以有利于党派利益表达功能的进一步发挥.

[关 键 词]党派；利益表达；功能

当前,我国正处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的急剧转型期.随着社会的转型,中国社会阶层发生了结构性的改变.各阶层之间的社会、经济、生活方式差异,导致利益认同的差异性,进而产生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当下,在中国政党制度框架下,发挥党派的利益表达功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中国传统社会独尊士人,时至今日,作为知识精英集聚的党派,在发挥利益表达功能时充分体现着书生报国、知识济世的理想.

一、政党利益表达研究的理论基础

（一）利益表达的内涵解析.利益是人们通过一定的社会关系表现出来的需要.利益在本质上属于社会关系范畴.利益表达是政治系统论中的术语,指社会个人或集团向政治系统输入政治要求,系统以一定方式对要求予以转换为政策的过程,是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步骤之一,其实质是将利益主体的态度、意见传递给政治系统.

阿尔蒙德等行为主义政治学家的研究指出,在政策过程诸阶段中,利益的表达与综合,即政策输入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因为如果一项利益要求不能顺利通过政策输入途径到达政策制定系统,那么它们永远也不可能得到满足.

（二）中西视域中的政党利益表达.政党正是一个汇集利益、表达要求的管道.政党充当着公共政策决策过程中的利益表达和聚合者,这与政党功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虽然中外研究视角不同,学者们对政党功能的概括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但诸如伊斯顿、冯贝米、冈泽宪芙、瓦坦伯格、萨托利、王长江、王韶兴、周淑真等学者都不约而同地把“利益表达”作为政党的一项基本功能.

一般西方观点认为政党的产生就是适应公民日益扩大的利益表达需要,作为公众与政府之间的联系相似度检测,政党提供了一种能将公众的利益要求与偏好信息传递给公共政策制定者,从而影响公共政策的稳定的组织机制.因此,在西方学者看来,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是政党的本质功能.诚如迪韦尔热指出政党是“把公众偏好变成公共政策的基本制度形式”,政党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把公众的意志带到政府系统中去.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主要采用定性分析方法,把政党与阶级利益紧密结合起来,科学地抽象出了政党的阶级实质,指出政党是代表一定阶级根本利益的政治集团.高放、王浦劬等学者在指出近代以来西方诸多政治学家给政党所下定义的不足后,强调政党本质上是特定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者,是特定阶级政治力量中的领导力量,是由各阶级的政治中坚分子为夺取或巩固国家政治权力而组成的政治组织.当代无产阶级政党再三强调“密切党同人民的关系”,强调走“群众路线”,实质上就是希望能更好的表达民意、反映民意.

二、党派利益表达在中国政治发展中的系统呈现

政治发展作为政治学的一个范畴是20世纪50年代首先在美国政治学界开始使用的,其后逐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政治发展理论.20世纪80年代中期,政治发展理论被介绍到中国大陆.我国政治学界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发展理论中国化的基础上,大胆借鉴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合理要素,对新世纪中国政治发展问题进行了一些有益探索,形成了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基本框架,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高度认识,提出了“没有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论断.

在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中,需要实现经济、社会、政治各方面的协调持续发展.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利益诉求的表达、利益关系的协调与中国和各党派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因而必然需要强化各政党的利益表达功能,而政治发展理论恰恰为研究党派利益表达功能提供了开阔的理论视野.但必须看到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路径不同于政治发展的理论路径,因此本文在考察政治发展理论的基础上,主要从中国政治发展现实的角度出发分析党派利益表达功能.

（一）中国政治发展中党派利益代表性的变化.利益表达是利益整合的基础,也是形成公共决策的重要依据,利益表达是否完整、客观,取决于利益代表性,在中国的政治发展中,中国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党派的代表性则发生了巨大变化.

现代中国政治发展中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莫过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建国前各党派,是以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同这些阶级相联系的知识分子组成的具有阶级联盟性质的政党,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这种代表性反映在政治利益诉求上,表现为反帝、爱国,追求,在经济利益上则要求发展民族工业与民族经济.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中国的政治发展正式进入社会主义阶段,资产阶级不复存在,其成员已变成社会主义劳动者的一部分,由此各党派也就变成了这部分劳动者的政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发展进入平稳、健康的新阶段,各党派已发展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的政治联盟,在中国的政治发展中,党派的代表性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 本文以辽宁省致公党为例分析党派的利益代表性.致公党辽宁省委通过政协提案、政协会议发言、调查研究等制度化路径发挥着利益表达功能.根据2008年-2012年辽宁省省致公党政协提案、发言、调研数据情况,本文统计了其利益表达主题的分布,见下表：

依据不同的划分原则,利益表达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型.本文依据政党利益表达的内容,按照政治、经济、社会的标准,对致公党利益表达的内容进行了初步梳理,各类型的统计结果显示,其政治类的利益表达为11项,经济类利益表达为65项,社会类利益表达为51项.在127项利益表达中,政治类占9%,经济类占51%,社会类占40%.这一利益表达比例分布,昭示了在中国政党制度框架内以致公党为代表的参政党充分履行了自己的职能,发挥出了制度内蕴的利益表达功能.

中国的各党派都有各自特殊的社会基础.其中致公党以海外归侨和海外留学人员等为主.虽然各党派的社会基础可以区分为不同的职业和人群归属,但是从总体上来看各党派都是以知识分子为构成主体.如果仅依据各党派成员的来源进行判断,各党派应该更多地为自己的社会基础进行利益表达,这虽然在致公党的部分提案中有所体现,但却决然没有呈现出提案和社会基础相关性的绝对正向关系,其原因何在?依据传统理论,政党与社会基础间的关系应该是正向互动,即社会提出诉求――政党收集后形成利益表达――利益表达影响政府决策――决策满足社会诉求.致公党的利益表达反映了作为参政党其并没有仅局限于自身的狭小社会基础,而是以政府的整体发展、社会共同利益、弱势群体关怀为着眼点.这就淡化了参政党的有限社会角色代表性,突出了参政党的广博视角和社会关怀,这既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天下情怀一脉相承,又与政治发展进程中的挑战密不可分.

（二）党派利益表达功能的理论评估.具体研究党派利益表达对政治系统的影响,涉及到一个重要问题,即利益表达的“有效性”.对利益表达有效性的分析有助于理解当代中国政治体制结构的基本特性,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判断预测利益表达的未来前景.党派利益表达的“有效性”,是指党派表达的内容是否以及在什么样的程度上为政治系统所吸纳并在政策中得到体现；如果利益要求的主要、核心部分被政治系统吸纳并体现在政策中,即被视为“有效”；如果利益表达之后的政策根本不涉及或仅涉及与利益要求无关紧要的部分,则被视为“无效”.

在中国的政治生态环境中,影响利益表达有效性的因素极为复杂.在众多的影响因素中析出两个主要变量加以重点考察,并以此构建党派利益表达的理论模式.第一个变量是“组织性”,指表达主体――党派的“自组织性”.它包括两方面：一是表达的内容在多大程度上被表达主体提取过滤、整合组织成为连贯一致的系统表述.显然,有组织的表达内容通常比无组织的、零散杂乱的表达更易于理解和把握,从而更富有效性.二是表达内容的组织性.表达内容的组织化程度则主要受到表达主体的受教育水平,尤其是对中国政治的知识和实践掌握程度的影响,党派以知识精英汇集为特点,其成员的内部整合和组织化程度较高,而且还包含有专门的政治人才,因而党派的利益表达内容的组织化程度较高,从而提升了对政治系统影响的有效性.

党派“利益表达”有效性的第二个分析变量是“结构性”,它涉及到利益表达与政治系统的关系,主要指在现存的正式、公开、制度化的程序和专门机构的架构里,特定的利益表达内容及方式是否能为政治系统的既定结构所接纳,转化为政策议题并形成相应的政策.在中国政党制度框架内,为党派提供了参政议政、政治协商、监督的利益表达机制和以人民政协、人民代表大会为主的利益表达机构,这些机制和机构为党派的利益表达提供了完整的结构性.

从理论上看,“有结构”的表达不仅指在制度框架内表达,而且制度保证了政治系统有相应反应机制,它通常会降低表达主体的表达成本和系统的接受成本.如果表达内容是有组织的,当然有利于影响公共政策的形成,从而获得更高的政治效用；而“无结构的”表达则因为缺乏既定的接受机制,表达主体不得不寻找其他的表达途径,表达的后果也具有不可预测性,从而大大增加了利益表达的成本及政治风险,其表达有效性自然也比较低,政治系统本身也将因缺少接受结构而无法对利益表达做出回应,从而增加了系统自身的风险.因此,“有结构”对于利益表达的成本和有效性是个极为关键的影响变量.

综合考虑表达主体的“组织化”变量以及政治系统接受情形的“结构性”变量,当代中国政治利益表达的类型可简化为4大类：有组织、有结构的表达；有组织、无结构的表达；无组织、有结构的表达；无组织、无结构的表达.党派的利益表达属于有组织、有结构型,党派以社会“有机团结”的方式,整合利益和要求并进行集体表达,而政治系统有对应的结构接受党派的利益表达.

通过“组织性”、“结构性”两个变量对表达成本和有效性的影响状况建构简化的评估模型.设定简单的评估规则,即：“有组织”的表达会增加表达成本,计为“-1”,但它能提升表达有效性,计为“+1”；“无组织”的表达会降低表达成本,计为“+1”,但却降低表达有效性,计为“-1”；“有结构”的表达会降低表达成本,计为“+1”,同时提升表达有效性,计为“+1”；“无结构”的表达会增加表达成本,计为“-1”,同时降低表达有效性,计为“-1”.党派的利益表达功能评估结果如下：

由此可见,从理论分析的角度可以认定党派的利益表达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利益表达方式.各党派作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群体的利益代表,可以将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诉求反映到政治系统之中,从而实现有效的利益表达功能.

（三）党派利益表达功能的优势.当前我国的利益表达渠道有执政党、政府各级组织、信访部门、人民代表大会、政协、社会团体、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微博等新媒体,还有群众自治组织及党派.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原有的经济和利益分配格局被打破,如何充分发挥领导的合作制度的政治优势,对社会发展中的不同利益诉求进行回应,将利益表达输送入政治系统,是和党派都必须认真思考和研究的问题.面对复杂的社会环境,充分发挥党派的利益表达功能,既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需要,而且也契合党派利益表达方面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