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化传统与印度外交思想的二元性

【内容提要】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印度外交思想的雏形在其传统政治文化中就能找到渊源.印度政治文化不仅囊括具有现实主义取向的“考底利耶主义”与激进的“斯瓦拉吉”思想,也包含具有崇高道义法则的“法胜”思想与“非暴力”思想.本文从历史、地理、宗教精神及广义的文化等五个方面探讨印度二元性政治文化的来源,并阐述这种政治文化的特征.在政治文化传统的影响下,印度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外交思想.

【关 键 词 】印度 政治文化传统 外交思想

在对外交往中,国家外交政策以本国利益作为基点.虽然作为整体的国家利益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在国家生存和发展受到直接威胁时,如何定义国家利益,主要取决于决策者的主观判断.决策者由国家精英阶层组成,而精英阶层的外交思想不仅是在外部环境长期刺激下形成的,也包含了该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内容.因此研究一国特别是大国的外交政策,必须联系该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历史进程、价值观念,以及更宽泛的文化加以考察.

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传承和正在崛起的大国,印度外交思想深受其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政治文化中蕴含的二元性特性深刻地影响着独立后印度的外交思想.印度政治文化传统既有从“法胜”思想到“非暴力”主义的道义观念,也有从“考底利耶主义”到激进的“斯瓦拉吉”主义的现实价值取向.独立以来,印度在批判和继承政治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外交思想.

一、具有二元特性的传统政治文化

印度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璀璨文明的大国.古印度诞生了许多贤哲,这些贤哲的思想是印度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印度古代文明并没有因历史的发展而泯灭,而是深深地镌刻在印度人民的心灵深处.这些思想对当今印度的外交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在公元前3000年以前,古代印度人就创造了源于印度河的以哈拉帕文化和摩亨佐达罗文化为代表的印度河文明.公元前2000年左右,雅利安人凭借武力进入南亚次大陆,与当地人一起创造了丰富灿烂的印度文化.公元前六世纪至公元前五世纪,古代印度社会曾出现过如同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景象.这些都为后来印度强大帝国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也对印度博大精深的思想和文化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考底利耶主义

在历史长河中,次大陆小国林立,各国征伐不断.因此,各国对其周边的事态表现出极大的担忧.为了改变这种局势,有实力的王国进行了诸多努力,但都无果而终.直到公元前4世纪旃陀罗笈多的出现才打破这样的局面.孔雀王朝的武力征伐使得周边众多的小国和王朝臣服,而此时孔雀王朝出了位贤能的大臣,名叫考底利耶.为了维护王国地位,他提到“国家的安全对其他社会体和个体公民的安全而言是必要的条件”.他检测定,未来征服者即国王的终极目标是征服整个印度次大陆（Bharatarsha）,然后依据“达摩”（教法）来施行统治.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致力于扩张的国家与自卫的国家之间会不断发生纷争,没有中间道路可走,也很难维持现状,因此战争与征服便成为家常便饭.为了巩固王国的地位,在对外方面,他提出了“曼荼罗”（类似中国的“远交近攻”）地缘政治思想.

这位被后人称之为“印度的马基雅维利”的彻底的现实主义者,在其著作《治国安邦术》（又称《政事论》）中的治国要义包括内政、外交、民政、军事、经济、法律等内容.考底利耶认为在对外关系中国家与国王可以遵循欺骗法则,提出国家可以采取非的方式和伎俩行使其外交,而一国的国王要求得生存,唯一的途径就是欲图成为一个无上权势的征服者,只有规模和权势庞大且国内不存在任何不稳定情形的因素,才能遏制外来入侵者.考底利耶的著作及其指导思想成为旃陀罗笈多一世及其后继者的从政指南,成为古代印度政治、外交和治国的重要文献.《政事论》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套“法令森严”的政治制度.“皇帝,他的军队、他的官吏,出色的各部的组织,在边远省区内拥有副王身份的皇亲,组织良好的侦探制度——所有这些在我们面前显露出一副十分周密而雷厉风行的画面.关于这一切,有一种坦率的现实主义看法.”

(二)“法胜”思想

公元前261年阿育王在征服羯陵伽的战役中,看到了自己在试图扩大帝国疆域、寻求更多财富、贪图更大的权力之时,所造成的杀戮增加了人们的困苦.阿育王为此感到非常悲痛,他断然提出放弃自己所主张的“赢得正义”的想法.阿育王认为正义是一切胜利中最伟大的胜利,人民需要唤醒从小隐藏在心中的“佛”,即正义.在与佛教高僧长谈后,阿育王认识到佛教所提倡的正义、赞扬正义和维护正义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性.这就是阿育王倡导的“法胜”思想.

在倡导“法胜”思想之后,阿育王宣布帝国将不再主动发动战争,即使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发动战争也要尽量减少不必要的伤亡.他把佛教的教义落实到治国理念中来,下令将他的诏令和“正法”的精神刻在崖壁和石柱上.他倡导的正法,包括以下内容：对人要仁爱慈悲,包括孝敬父母,善待亲戚朋友和其他人,也要尊重动物的生命,因为它们也是众生平等的一部分；要多做有助于公众的好事,如修桥造路、种树建亭等；要对其他宗教宽容,给予耆那教、婆罗门教、阿耆昆伽教应有的地位,禁止不同教派之间的互相攻讦和冲突.阿育王认为“达摩”（虔诚法）之热心遵行极为重要.他对“达摩”的解释是：“父母必须服从；对众生一视同仁予以尊重,此点必须坚持；必须说真话.这些就是本分‘法’的美德.”阿育王提倡“每个人都应当在所有场合,并以一切方式对别的教派给予充分的尊重.”为了向民众贯彻自己的政治理想,他在所统治范围内各地树起许多石柱,刻上诏文,表明自己的决心,希望获得大众的支持.这些诏文是用多种文字写成的,被称为“阿育王诏谕”.他的思想经整理,最终写成《论事》.

阿育王创造了与前代君主不同的治国理念.他提倡非暴力,建立正义的帝制机构,宣称对人民的热爱,使用朝觐的方式令天下臣服.

二、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的二元政治文化

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随着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以提拉克和甘地为首的精英阶层提出了关于民族独立的思想主张.这些思想不仅对印度的独立起着指导作用,也深刻地影响着独立后印度的外交思想. （一）提拉克的“斯瓦拉吉主义”

提拉克是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卓越领导人,他不仅深谙印度古代的传统思想,而且对西方的政治理念也相当熟悉.他主张对印度传统文化进行革新以适应印度独立运动的需要.在实践方面,英国学者伊恩提到,“提拉克通过言语和文章来促进印度‘复兴主义’（revivali）”.

在民族独立问题上,提拉克于1895年4月在《狮报》上发表文章来纪念17世纪的民族英雄希瓦吉（Shivaji）,并为修复希瓦吉墓进行募捐.同年6月,提拉克在《狮报》上发表文章,号召人们要像希瓦吉那样来争取印度的自治.提拉克提出,“斯瓦拉吉（Swaraj,即‘自治’）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权利,我们将拥有它”.提拉克的这一口号迅速在印度次大陆传播开来.从此印度各地的激进派就有了斗争目标,开始在斯瓦拉吉旗帜下,携起手来共同战斗.

提拉克认为在争取民族独立的道路上,仅仅靠说服是不能成功的.应当用战斗的方式.提拉克说：“没有一个人靠乞求能得到什么东西等当鼻子没有被捏住的时候,嘴巴是不会张开的等温和派认为,政治权力可以靠说服赢得.我们认为‘斯瓦拉吉’只是通过强大的压力获得.”提拉克一方面利用国大党来进行合法的斗争；另一方面,为了争取民族独立,主张广泛发动群众,建立革命组织,准备武装斗争.

提拉克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也为了能吸引广大人民群众,积极从印度古典文献中寻求依据.他用《薄伽梵歌》中克里希那的教导宣传武装斗争的思想,号召人们准备积极的斗争.1897年,提拉克发动了纪念甘奈希（Ganesh）节的活动.在此之后,秘密革命组织都很尊崇提拉克,并希望提拉克能指导他们的武装斗争.

(二)甘地的“非暴力主义”

作为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另一位伟大的领导人,莫罕达斯·甘地是一位具有浓郁宗教色彩的政治活动家.他注重寻求政治与宗教的结合,并提出了“神即真理”、“真理即神”的论断.甘地认为“好男人或好女人首先要值得信赖”.他同时写道：“我把信神作为唯一真理”.甘地在1909年出版的《印度自治》一书中勾画了自己的理想蓝图.如何才能实现真理呢?甘地提出了非暴力学说.

甘地从人性和印度教本身的特性来阐述他的非暴力主张.他指出,“非暴力（即爱）是人的本性,是人类的法则；非暴力是印度教的特性,是印度文明的传统.”在英国的殖民统治问题上,甘地指出,“没有自身完善,即使把政权夺回来,也不会改变现行社会状况.而印度实现了精神完善,英国就统治不下去了,就会归还印度的政治自主权.”甘地希望通过印度自身的完善来感化英国殖民统治者.1918年,当获悉罗拉特委员会报告书后,甘地认为：“有自尊心的人决不能屈从这些建议等如果当局不顾人民反对,把这些建议变成法律,就应当马上进行非暴力抵抗.”1919年3月,当罗拉特法被通过后,甘地号召群众进行罢工,停止工作.但是,这场活动最终还是演变成了暴力冲突,酿成了骇人听闻的阿姆利则惨案.甘地不仅对英国殖民当局的行为表示愤慨,也对人民的暴力斗争表示不安.甘地说：“在人民还没有取得这样的资格以前,我便号召他们发动文明的不服从运动,这个错误在我看来,就像喜马拉雅山那么大.”此后,甘地领导了多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甘地的思想不仅影响着独立运动,而且也对独立后印度的内外政策有相当深刻的影响.尼赫鲁对甘地评价道：“他像一股强有力的新鲜气流,使我们振作起来,深长地松了口气；他像一道亮光,穿透黑暗,并拔去了我们眼睛上的翳障；他像一阵旋风等最重要的是激起了人用思想.等甘地总是在那里,象征着不妥协的真理等影响着印度千百万人民.”

三、印度政治文化传统“二元性”存在的原因及其特点

独特的地理特征和历史传承使得印度政治文化既充满自由感又怀有不安全感.种姓制度的等级分层维持了次大陆的稳定.印度与其他大国相比,其政治文化与独立后的外交思想结合并受制于国内政治文化的影响更加明显.是什么原因造成印度政治文化呈现出二元特性,本文将给出以下几种解释.

第一,印度独特的地理特征与悠久的历史传承,使其政治文化中既充满了自豪感,也蕴藏着危机感和不安全感.南亚次大陆位于亚洲的南部边缘地带,东、西、南三面环海,北部有喜马拉雅山屏障,把南亚次大陆与外界隔开.这种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使得印度政治文化的发展不易受到外来文化的侵袭.在历史上,在次大陆内部,王国之间的征伐不断.在征伐中,孔雀王朝战胜列国,形成了印度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国家.在阿育王时代,孔雀王朝的文化高度繁荣,而孔雀王的“法胜”思想更是表明了印度人的自信和自豪.然而,次大陆也在不断遭受外来势力侵袭.从最早的雅利安人入侵后,印度不断地被外来势力征服.特别是英国殖民者的入侵,对印度的传统文化形成了极大冲击,使得印度政治文化笼罩着危机感和不安全感.印度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可以安详地发展,虽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但其独特性仍相当明显,使印度人充满了自信.印度不断被征服的历史也使得印度人怀有危机感和不安全感.

第二,作为有悠久政治文化传承的国家,种姓制度对印度政治文化“二元性”的产生有相当的影响,也对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雷启淮先生指出：“最重要的变化表现在社会生活中,它就是种姓制度的建立.等依社会地位高低是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等种姓制此后经历了发展、深化,存在了相当长的时期,对印度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由于种姓制度的存在且影响之深,印度的政治文化传统也就深深镌刻上了种姓制度的烙印.孙士海先生指出：“由于种姓制度规定婆罗门、刹帝利和吠舍可以在举行人教礼仪后获得‘再生’,即精神上的再生和血统、宗教上的承认,从而成为‘再生’者.首陀罗则没有这种资格”.这样就造成了印度社会的二元对立.“按世袭职业分划等级和强调各自特定社会角色的种姓制度如同一张深不可测、巨大无比的网络,将每一位社会成员包纳在内,无力自拔等这种趋势的不断强化导致整个社会越来越僵化、封闭和停滞.”这种有严格规定且长期存在的种姓制度,维系着印度政治文化的“二元性”. 第三,执政者出于维持统治的需要,催生了印度“二元性”政治文化的诞生.执政者一方面需要建立一支庞大的暴力机器并实施权术来维护统治,另一方面,又认识到了思想统治的重要性.从考底利耶的《政事论》在政治文化上体现的现实主义倾向到阿育王理想主义——“法胜”思想的诞生,是印度政治文化“二元性”特征最明显的例证.宋德星先生指出,“这源于考底利耶主义与阿育王思想传统之间明显的价值分野”.

第四,作为思想文化基础的“超自然中心主义”的存在,使得印度教的信徒缺乏对君主的忠诚和拥戴.由于婆罗门教的发展,印度民众开始对超自然神的崇拜.赵建国先生在阐述其影响时指出：“这导致个别神如因陀罗脱开其自然的属性转向了人格化的超自然的性质方面,而个别超自然的神就成了民族宗教最受崇拜的神等”民众对超自然神的崇拜,使得“超自然中心主义”成为印度民众思想文化的基础；民众对超自然神的崇拜,又使得民众缺乏对君主的拥护和爱戴.这种局面的存在导致了执政者在考虑集权的同时,也必须兼顾民众对宗教崇拜的需要.这也是导致印度政治文化“二元性”存在的一个因素.

第五,就政治文化传统而言,印度在历史上并没有完全形成统一的国家,使得民众缺乏对国家整体的认同.这样,印度本身的分裂性和多元性就相当明显.即使是后来的英国殖民者的入侵也没有完全改变次大陆的这种局面,从而使得权威中心与普通民众的间隙始终存在,这种二元化的社会结构使得印度的政治文化也呈现出明显的“二元性”特征.

在上述五种原因影响下形成的二元性政治文化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印度政治文化“二元性”特征跨时长、连续性强.从“考底利耶主义”到“斯瓦拉吉主义”,体现了印度现实主义取向的政治文化；从“法胜”思想到“非暴力主义”,体现了印度道义观念的政治文化.印度二元性政治文化的连续性跨越两千余年,即使在穆斯林进入次大陆和英国殖民者确立在次大陆的统治地位时期,都没有中断印度政治文化的二元特性.

第二,包容性强,与宗教难以割舍.“印度政治文化的形成源于宗教因素.印度人认为,人的一切活动,最终目的是宗教职责的积累.”印度人非常注重宗教、道德等精神领域的积累.由于这种具有理想主义精神实质的存在,印度为了追求完美的精神目标,对外来思想的吸收很强,也极具包容性,整体性特征明显.阿育王对各宗教采取宽容政策,独立后印度也实施宗教宽容政策,都体现其包容性.甘地的非暴力主义也是在继承和吸收“法胜”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从“考底利耶主义”到“斯瓦拉吉主义”,既有对传统政治文化的继承,也吸收了西方思想.与此同时,印度政治文化二元特性的宗教烙印也比较明显,并塑造了印度中心观.马利克（J.Mohan Malik）指出：“印度人相信,在一个以财富和权势为基础的等级制国家阶梯结构中,印度应居于世界等级结构的最高层——一种婆罗门世界观.”

第三,自豪感与不安全感对立特征明显.南亚次大陆的地理特征与印度独特的文化使得外来的征服者都融入了印度文化之中,使印度产生了强烈的自豪感.但是,来自西北边境的入侵与英国殖民者的海上侵略的历史,使得印度的文明受到极大冲击,导致印度产生明显的不安全感.

第四,融合性强,影响深远.印度政治文化在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对其他文化和民族进行融合.当亚历山大的希腊军队进入次大陆后,经过长期的交流与融合,“这些希腊人在著名的佛教学者龙树的影响下,先后皈依了佛教,被印度完全同化.”后来的贵霜王朝的贵霜族人和匈奴人也被同化,成为印度人.即使是后来进入次大陆的穆斯林,也没有从根本上撼动印度既有的政治文化.英国殖民者的入侵也没能改变印度传统的政治文化特性,反而是印度吸收了英国的政治文化思想,并把它融合到印度的现实政治需要中.印度传统政治文化极强的融合性,为其保持政治文化的“二元性”创造了条件.其影响的扩散效应时至今日也相当深远.

四、政治文化传统在印度外交思想中的体现

作为有悠久历史传承的文明古国,印度的政治文化传统深刻地影响着其独立后外交政策的形成,并因此而产生独特的外交思想.

(一)坚持“印度中心观”不动摇

印度从独立以来就矢志不移地为成为世界大国而奋斗.尼赫鲁曾提出,“印度以它现在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销声匿迹,中间地位不能引动我,我也不相信中间地位是可能的”.而印度的大国抱负的思想源于政治文化传统.早在孔雀王朝时代,考底利耶就认为在一个无序的社会中,实力强弱对于处理国与国的关系十分重要,而要处理好这种关系就得坚持“实力至上”的理念.考底利耶提出,只有自身的强大才能抵挡任何侵略者,主张用武力征服来实现国家的目标.考底利耶《政事论》提出的六原则,其中一条就是“国王应该发展国家,增加实力和资源,一边进行征服战争（不这样做,就是等着被别人征服）”.在考底利耶看来,国力强大的孔雀王朝居于他所描绘的地缘政治版图的中心地带.这对后来次大陆的统治者产生了巨大影响.美国学者斯蒂芬·科恩就指出：“即使是来自次大陆外部的征服者后来也都以印度中心观来看世界.”与此同时,印度对传统文化的自信与自豪也为其努力成为世界大国奠定了文化基础.这种观点就其思想渊源而言,它来自印度政治文化传统中的“印度应居于世界等级结构的最高层——一种婆罗门的世界观”.印度认为：“自己代表的不仅是一个国家,还是一种文明,可以有重要的东西提供给其他国家,等因而独立后的印度在新兴民族国家中应该具有特殊的地位.”这种对文化的自信与自豪,尤其是对自身文明的深刻内省,孕育了印度的大国观.

在争取民族独立运动的过程中,领袖人物之一的提拉克就以恢复印度昔日的荣光为号召,提出“斯瓦拉吉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权利,我将拥有它”.而甘地主张“罗摩统治”,用罗摩规则唤起人们对印度辉煌历史的尊崇.

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大国观对印度外交影响颇深.尼赫鲁总理指出,“除了美国、苏联和中国之外,世界上还有许多先进的、高度文明的国家.但是如果你窥测未来,检测如一切正常,没有战争之类的事情发生,第四个国家显然是印度.”印度谋求成为世界大国,进行了诸多努力和尝试.印度认为,成为大国的条件之一就是成为名副其实的核大国.为此,印度继1974年进行核试验后,于1998年进行了五次核试爆,成为正式的核国家.获得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也是成为大国的标志,印度为此正在进行不懈的努力.达特（V.P.DUR）在阐述政治文化传统与印度大国抱负的关系时指出：“争取印度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被看作是一场持续的斗争,其重要性不可低估.”印度欲图成为世界大国的外交实践与其政治文化传统中的“印度中心观”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二）视南亚次大陆为外交关键、不容他国染指的地区外交思想

视南亚为印度化世界的重点是印度精英阶层的共识,他们认为次大陆无论在地理上还是文化上都是一个整体.早在印度独立以前,尼赫鲁就拟建立一个“大印度联邦”.当然,这种思想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英殖民统治时期“英国治下的次大陆”观念影响,但更能在印度文化传承中找到思想渊源.印度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承的国度,外交思想的形成不能脱离南亚的地理环境.科恩指出：“南亚作为一个独特的地缘政治区域,在自然地理、文化、社会、政治以及（在一定程度上还有）宗教信仰方面都与周边区域相隔离.”在阿育王时代,考底利耶把孔雀王朝和受其影响的周边国家看成是一个松散的政治文化整体.我们可以称之为印度化的世界.考底利耶在描绘这个印度化世界的区域范围时指出,“印度化世界的地理范围是从北方的喜马拉雅山脉一直延伸到南部海域,从东到西的距离有上千瑜伽纳斯（yojanas,一种距离测量单位）.”印度古代统治者认为只要确立在南亚的统治即可,到次大陆以外去征服是不可能的,也没有必要.

独立后,印度把南亚其他国家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不容其他国家染指,而视阿富汗和中国西藏为缓冲区,从而保证印度的安全.中国于1950年解放西藏后,印度表现出极大的不安,积极拉拢周边小国,试图把邻国的外交政策纳入自己的外交需要中.尼赫鲁对小国的看法是,“小的民族国家是注定要灭亡的,它可能成为一个文化上的自治地区而苟延残喘,但是不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单位.”英·甘地指出：“印度将不干涉此地区任何国家的内政,除非被要求这样做,但同时也不能容忍外部大国进行干涉；如果有的国家需要外部的帮助对付内部的危机,则应首先在区内（即向印度）寻求帮助.”印度积极发展与周边小国的友好关系,难以容忍地区内国家的挑战,谋求对巴基斯坦的军事优势,维持印度在南亚地区的中心地位.同时,防止他国干涉南亚地区事务,从而实现南亚地区是“印度化的世界”.古杰拉尔指出：“印度的力量和规模会被南亚其他国家积极地视为一种财富.”独立以来,印度历届政府的地区政策表明南亚地区仍是印度外交的关键.

(三)形成以防御而非扩张为重点的国家安全外交理念

在孔雀王朝诞生以前,次大陆呈现出的是诸多王朝并立的局面.在阿育王的统治下,次大陆几乎被囊括进了一个统一的帝国中.在考底利耶看来,孔雀王朝要维护现有的权势就必须增强实力去征服别国,但是他也仅仅限于次大陆的征服,没有制定更宏伟的目标去实现区域外的征服.他提出一国要“始终采取谨慎路线,宁要和平不要战争.”孔雀王朝没有制定出征服更远、更辽阔土地的大战略而是采取防御为主,当阿育王提出以“达摩”思想来维持孔雀王朝的秩序时,这种防御而非扩张的思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即文化的辐射.

纵观印度古代时期的历史,各国间的征战从未停止过,即便像孔雀王朝这样的大帝国,其权力也没有触及整个次大陆.印度绝大多数时间都处在分裂和诸国并立的情势之中.“印度与中国不同,在中国,是长期的帝国统一间隔以短暂的分裂；而在印度,则恰恰相反,是短暂的统一和长期的分裂”.次大陆的分裂也是导致其采取防御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当异族侵入次大陆时,出现了两种情形：一种以争夺土地、掠夺财富为主,使得掠夺和被掠夺的国家都消耗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难以采取有效措施实施扩张政策,转而采取防御政策；另一种情况是侵略者欲图在次大陆建立权势,一旦权势确立后就必须与次大陆的社会文化相融合,最终也被“印度化”了,进而亦采取防御措施来阻止外来征服,而不是积极向外扩张.阿育王提倡向外宣扬“正法”,使南亚国家和周边地区都深受其影响,但这仅仅是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影响,而非国家政权的延伸以及国家层面的扩张战略.有印度学者指出：“由于地理、文化、宗教与政务管理的原因,历史上几个具有泛印度特征的帝国从来没有对南亚次大陆以外的地区进行过领土征服.他们甚至没有跨越分隔南亚与中亚的兴都库什山脉的意图.次大陆土地的肥沃和物产的丰富使得中亚人到来之后没有理由再去征服其他地区等印度战略思想也基本上是内向型的.”

独立以来,印度在国家安全观上采取的是防御战略.尼赫鲁指出：“我们不需要什么国防等我们没有看到什么军事威胁,军队应该放弃,已经足够满足我们的安全需要.”随着情势的变迁,印度外交安全观也在适时而变,但是防御性安全理念仍然发挥着重大作用.

(四)坚持“不结盟”外交思想

印度政治文化传统方面关于道德、平等的认识以及强调和谐与非暴力的思想使得印度外交思想具有和平、和谐和道义的特征.独立后,印度提出的“不结盟”政策就源于印度政治文化传统中道义观的和谐、非暴力、平等、正义等理念.尼赫鲁曾指出,“我认为我们从阿育王、甘地和其他思想家与政治家那里继承下来的方法和哲学——即‘自己生存,也要别人生存’、非暴力、宽容、共存的哲学是解决我们现时代各种问题惟一可行的办法.”在探究“不结盟”思想渊源时,中国学者马孆指出：“印度哲学和文化传统的基础是宽容,并坚信无人能独占真理,强调用法（达摩）创造和维护和谐,用非暴力求和平.”有学者指出,“就政治层面来讲,不结盟是对印度这一哲学和文化传统的解读.”

印度在独立运动的过程中,高举甘地提出的“非暴力”旗帜,与英国殖民者抗争来实现印度民族独立.独立后,印度坚信“非暴力”思想也能在国际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尼赫鲁认为不结盟植根于印度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中的道义法则,主张反对殖义和,反对战争,争取各国间的谅解,增进各国间的团结与友谊,维护世界和平.

为了能使不结盟的思想深入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印度等国组织并召开了第一次亚非关系会议.正如英国学者指出,第一次亚非会议是印度“对这种自我理解角色的彩排,其载体是反对殖义斗争的承诺和对日益受冷战支配的世界中不结盟概念的依恋”.无论是尼赫鲁的“不结盟”,还是英·甘地政府提出“积极不结盟”,都表明印度秉持个性、坚持和平的理念.时至今天,具有和谐统一、主张用非暴力求和平的“不结盟”思想仍然指导着印度的外交实践.

结语

概而言之,作为拥有深厚历史积淀的文明古国,印度的政治文化传统具有相当明显的二元特征：既包含具有道义色彩的“法胜”思想和“非暴力”主义,囊括具有现实主义价值取向的“考底利耶主义”与“斯瓦拉吉主义”.而这两种特征并非彼此分离,而是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印度精英阶层的价值观会在传统政治文化与现实需要的撞击中形成,从而使得印度的外交思想深受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作为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承的国度,印度的外交思想也会在批判和继承传统政治文化中继续发展.印度未来的外交思想会在“扬弃”与发展传统政治文化的同时,结合印度的现实需要,在现实主义价值取向和道义法则之间抉择.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外交实践,在政治文化传统的影响下,印度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四种外交思想与理念：坚持“印度中心观”不动摇；视南亚次大陆为外交关键、不容他国染指的地区外交思想；以防御而非扩张为重点的国家安全外交理念；“不结盟”外交思想.印度未来的外交思想与实践,会潜移默化地受到传统政治文化的熏陶与影响.厘清印度政治文化传统与外交思想的关系,能为我们发展中印关系找到更好的契合点.

（编辑 吴兆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