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位置”与身份/认同政治

摘 要 ：“主体位置”是身份/认同政治的一个核心问题.以“主体位置”取代“主体”,是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哲学的一项重要议题.福柯的主体位置理论提供了两点启示：一是揭示建构主体位置的话语权力机制；二是确立反本质主义的身份政治观.后殖义、女性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流派践行了这两条路线.其中,“去除认同”已经成为新的发展趋向.身份/认同政治应当注意吸收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不仅要关注人们在话语系统、意义系统中的位置,也要关注其在经济系统、国家政治系统中的位置.

关 键 词 ：主体位置；身份/认同政治；福柯

中图分类号：C9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074(2013)01－0098－05

“identity”一般译为“身份”或“认同”.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认为,identity涉及到的问题是：“我是谁?”、“我立于何处?”,即个体处于什么“位置”[1]24.简言之,身份/认同政治（politics of identity）就是关于“主体位置”（subject positions）之争的政治活动.身份/认同政治与“新社会运动”的兴起直接相关,诸如妇女解放运动、反运动、同性恋解放运动,实际上都要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在特定的政治、社会、文化网络之中,争取合法或合理的主体位置.可见,身份/认同政治的核心问题就是“主体位置”.值得追问的是,“主体位置”为什么能够取代“主体”而成为后现代政治的一项重要议题?它对于身份/认同政治理论的变革性意义何在?围绕“主体位置”问题,文化研究又是如何切入当代政治批评的?还有没有需要完善之处?

一、从“主体”到“主体位置”

以“主体位置”取代“主体”,是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哲学的一项重要议题.马丹萨拉普（Madan Sarup）指出,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共同点之一便是对人类主体的批判.结构主义的领路人列维－施特劳斯认为,人文科学的目标不是去建构“人”,而是去解构“人”.这早已成为结构主义的口号[2]1.自此以往,文艺复兴运动树立起来的战胜了“神”的人类主体,康德确立的能够为自然立法的先验主体,浪漫主义运动鼓吹的狂飙突进式的“天才”,乃至海德格尔和萨特设定的“存在先于本质”的生存论主体,无不面临被解构、被颠覆的命运.那么,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是如何解构“主体”的呢?

斯图亚特霍尔区分出三种“表征”（即运用语言有意义地表述这个世界）模式：语言单纯反映已经存在于那里的关于物、人和事的世界的一个意义（reflective,反映论的）；语言仅仅表达说者或作者或画家想说的,表达他或她个人意向的意义（intentional,意向性的）；或者意义是在语言中或通过语言而被建构的（constructionist,建构主义的）[3]24－25.而索绪尔正是“建构主义”表征模式的始创者,他认为,“意义”是在语言或符号系统内部建构出来的,与现实世界中的“指涉物”无关.现在看来,索绪尔的这一观点意义重大,实现了从“给定实在论”到“意义建构论”的本体论转换,即是说,任何事物都没有内在的、固定的、事先给定了的意义,事物的意义是由语言或文化的符号系统赋予和建构的（这一观点实际上为后现代哲学的反本质主义、建构主义、关系主义、生成主义进路打开了通道）.照此推论,“人”的意义不能到符号系统之外的“现实”或“内心世界”中寻找,而只存在于符号系统之中.所以,霍尔指出,索绪尔在表征中废除了作为意义来源的、有完整意识的传统主体,主体应当隶属于语言,是“语言”言说了我们[3]55.进言之,主体或自我的身份,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往往只是一个“在语言中的位置”,一个“话语的效果”[1]188.

具体而言,将“主体”转换为“主体位置”,并使之成为身份/认同政治的一个核心问题,这一工作是由拉康、阿尔都塞和福柯等人完成的.

拉康用结构主义语言学方法重新解读了弗洛伊德的理论,“使精神分析学说牢固地根植于文化而非生物学之中”[4]123.他颠覆了弗洛伊德以本我为底座的人格结构说,突出了主体的分裂性,将主体从生物性存在转化为社会性存在.在拉康看来,主体的身份获取实际上是“误认”或“异化”的结果.第一次误认发生于镜像阶段,是想象性认同；第二次误认来自“象征界”的语言切割,主体被抛入广阔的文化、社会网络,只有在与他者的复杂联系中才能建构自己的身份.“对拉康来说,象征秩序是语言与被承认的社会意义的支配结构.人类的法律与文化,以语言的形式进行结合后而被具体化,靠著语言的结构形成主体位置,人并依著这主体位置来发言.”[5]107

阿尔都塞在1964年写的《弗洛伊德与拉康》即阐明了拉康对精神分析学的根本性变革,并拟将其带入意识形态和主体性的研究.在《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他借鉴了拉康的身份认同理论,将“象征界”替换为“意识形态”,个人沦为被意识形态建构而成的“主体位置”.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意识形态塑造出一个“绝对主体”（实即拉康所说的“大他者”）作为个人的“镜像”,以便其获取身份认同,且个人又别无选择,乃因为意识形态结构就是一个只提供个人与其实在生存条件的“想象关系”的“镜像结”[6]180.

但是,拉康和阿尔都塞的“主体位置”理论远没有福柯的精细,况且,拉康的理论重点落脚于主体的身份分裂之苦,阿尔都塞也还守护着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最后底线,所以,福柯创构的话语理论视域中的“主体位置”学说才最符合后现代身份/认同政治的需求.

二、福柯论“主体位置”

克里斯巴克（Chris Barker）指出,福柯所说的“主体位置”（subject positions）,指的是话语中的空间或作用,“说话的主体是先前话语位置的存在,话语透过表意的过程建构了‘我’”[5]487.要想了解福柯的“主体位置”概念,必须从他的“话语”理论入手. 福柯的“话语”理论实际上承接了索绪尔的意义建构论,简单地说,“话语”就是赋予现实世界以秩序和规则的意义系统或“表征体系”.“对福柯来说,一个‘话语’就是我们可称之为‘一个为知识确定可能性的系统’或‘一个用来理解世界的框架’或‘一个知识领域’的东西”,一套话语作为一系列的“规则”而存在,这些规则决定了陈述的类型,决定了真理的标准,决定了谈论的范围和话题[7]32.因此,话语本身即具有一种意义建构“权力”.福柯指出,“话语形构”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对象的形成、主体位置的形成、概念的形成、策略选择的形成.”[8]128在此,我们要追问的是,话语是如何建构“主体位置”的?

我们以医生“主体位置”的话语建构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由于话语是一个在背后起作用的比较抽象的关系网络,所以,福柯将话语分析落实于对“陈述”的分析,因为陈述是话语的基本单位,陈述比话语更容易加以描述和把握.福柯说：“质的描述、自传叙事、测定、解释和符号聚合、类比推理、演绎、统计估计、试验证明、还有更多的其他陈述形式,都是我们在19世纪医生的话语中可以找到的陈述形式.”[8]54显然,陈述不是一般的句子或命题,而是指一定知识领域中所运用的具体的理论方法和规则,它们受控于在“陈述群”背后起支配作用的话语网络.在临床话语中,“医生依次成为最高和直接的提问者,观察的眼睛,触摸的手指,符号的辨读器官,已经完成的描述的融入点,实验室的技术员,这是因为这个关系网络在起作用”[8]57.可见,医生并不是这一套陈述的主体,医生只是陈述的执行者,是让陈述发挥效用的功能者,至于具体是哪个医生并不重要,所以说,“陈述过程的各种不同形态不归结于某个主体的综合或统一的功能,而表现了主体的扩散.当主体使用某一种话语时,这些各不相同的形态则归结为不同的身份、位置,主体能占据或接受的立场,归结为主体言及领域的不连续性”[8]59.

在福柯看来,正是话语建构了专门为主体而设的位置,特定时期的人们必须进入此“主体位置”,通过被主宰于话语的意义、权力和规则而成为主体.霍尔阐释说,个人“只有认同话语所建构的那些位置,使他们自己受制于其规则,并因而成为其权力/知识的主体,才会取得意义”[3]57.

不过,从《话语的秩序》开始,福柯转而关注社会、历史、文化网络对话语实施的外部控制,“在每个社会,话语的制造是同时受一定数量程序的控制、选择、组织和重新分配的”,如“禁律”、“区别和歧视”、“真理和谬误之分”,等等[9]788－792.也就是说,到系谱学阶段,福柯的关注焦点转向了“话语构成”背后的权力运作机制.哈贝马斯即指出：“谱系学研究的是：话语是如何形成的,话语为何会出现,又为何会消失,为此,谱系学一直在寻找随着历史而不断变化的有效性条件发生的制度根源.”[10]262这样,对于“主体位置”建构而言,不仅要受制于以陈述为基本单位的话语系统本身的操控,还要受制于社会、历史、文化网络等外部权力的塑形,如福柯所言：“我的目的是要创立一种据以在我们的文化中把人变为主体的各种方式的历史.等人类主体被置于生产关系与意义关系中的同时,他同样也被置于极为复杂的权力关系中.”[11]271－272

三、揭露“主体位置”的建构机制

很多学者批评拉康、阿尔都塞、福柯等人的主体位置理论会给身份/认同政治学带来负面影响,因其过于僵化,过于悲观.但是,毫无疑问,特别是福柯的主体位置理论,做出了两点重要贡献：一是为我们揭示出主体位置形成背后的话语和权力的建构机制；二是启示我们,实际上并不存在本质主义的身份,身份是可建构的,当然也是可改变的.如霍尔所认识到的：“与‘自然主义’这个定义形成对比,散发性态度把身份认同看做是一种建构,一个永远未完成的过程——总是在建构中.”[12]3这两点对于后殖义、女性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同性恋乃至流散理论的身份/认同政治批评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我们先以萨义德和斯皮瓦克为例,看他们是如何揭示“东方”或“第三世界妇女”主体位置的话语建构机制的.

萨义德的《东方学》明显地借鉴了福柯的话语分析方法.他说：“如果不将东方学作为一种话语来考察的话,我们就不可能很好地理解这一具有庞大体系的学科,而在后启蒙时期,欧洲文化正是通过这一学科以政治的、社会学的、军事的、意识形态的、科学的以及想象的方式来处理——甚至创造——东方的.”[13]4－5这句话试图说明,东方学作为一种以知识或真理的名义出现的话语方式,实际上是与帝国主义的殖民政治勾结在一起的,其目的就是要建构出一个“东方”主体位置.萨义德认为,“东方”并非一种自然的存在,也不是一个地理的、文化的或者历史的实体,而是话语和权力的构造物.一方面,东方是西方话语表述系统的产物.“东方学的意义更多地依赖于西方而不是东方,这一意义直接来源于西方的许多表述技巧,正是这些技巧使东方可见、可感,使东方在关于东方的话语中‘存在’.而这些表述依赖的是公共机构、传统、习俗、为了达到某种理解效果而普遍认同的理解代码,而不是一个遥远的、面目不清的东方.”[13]29西方对东方的表述是建立在前者对后者的权力关系、支配关系、霸权关系之上的,涉及到东方学的文学作品、历史著作、语言分析、政治论文等各种文本,无不成为此话语系统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东方也处于西方物质层面的话语－权力掌控之下.根据福柯的观点,话语不仅是语言表述,它还是文化和社会机构的工具,是物质实践.话语表述机制实际上已经渗透并且依赖于政治、经济、宗教、管理、甚至军事等各个方面的物质层面的运作.因此,萨义德又指出：“东方学不是欧洲对东方的纯粹虚构或奇想,而是一套被人为创造出来的理论和实践体系,蕴含着几个世代沉积下来的物质层面的内容.这一物质层面的积淀使作为与东方有关的知识体系的东方学成为一种得到普遍接受的过滤框架,东方即通过此框架进入西方的意识之中,正如同样的物质积淀使源自东方学的观念不断扩散到一般的文化之中并且不断从中生成新的观念一样.”[13]9 与萨义德运用同样的策略,斯皮瓦克则对“国际女性主义”的话语体系进行了批判,以便为第三世界妇女争取合法的主体位置.她指出,广大第三世界妇女的身份事实上已经被一张西方“白人女性主义”（white femini）的渗透着欧洲中心主义价值观的“信息网”（a web of information）所阻隔.“‘国际女性主义’实际上首先主要是一种发达的西方话语,它对第三世界妇女的做法为一种代表其‘不利地位的姐妹’经常显示其优越性的干预使命披上了伪装.”[14]82以克里斯蒂娃为例,她在《关于中国妇女》一书中表达了对中国底层妇女的关注,但在斯皮瓦克看来,克里斯蒂娃所描绘的实际上只是一个自我身份建构的过程,因为,面对那些沉默的妇女,她所感兴趣的“是她的身份而不是她们的身份”[15]137.所以,斯皮瓦克呼吁：“（西方）学院派的女性主义者必须学会向她们学习,与她们交谈,应该设问她们与政治和性的接触不会只为我们高级的理论和启蒙的同情所‘纠正’.”[15]135西方女性主义者应该多加考虑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妇女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弃却”（unlearning）自己白人的、中产阶级的、受过良好教育的种种特权,积极开展与第三世界妇女的协商和对话.

四、“去除认同”：一项未竟的事业

福柯的主体位置理论提供给后人的第二点启示就是,应该采取反本质主义的态度对待主体位置或身份问题.进一步说,在身份/认同政治斗争中,我们不仅要善于揭露主体位置背后的话语和权力的运作机制,还应该有针对性地提出“对抗话语”（counter discourse）、“颠覆话语”（reverse discourse）,从而实现“反认同”（counter￣identification）的政治目的.这就涉及到迪安麦克唐纳（Diane Macdonell）所强调的“去除认同”（disidentification）问题.所谓“去除认同”就是对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或话语所建构出来的主体位置的批判和反抗.“在思想层面这是一个关于变革的问题,而不是从占主导的方面强压下来的意义和认同的重复.”麦克唐纳进而指出：“在我们的时代,去除认同在意义的建构、一种双重过程的建构方面,是有可能作为连续不断的有待完成的成果.”[16]164－165显然,“去除认同”的主张是对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主体位置”理论的重要突破,由此可以打破拉康、阿尔都塞乃至福柯的过于僵化和悲观的身份学说,为身份/认同政治学开启了一个新的思考方向.

多露西史密斯（Dorothy Smith）便提出了“女性气质话语”（discourse of femininity）这一新概念,旨在改变将女性主体视为被动的社会建构物的观点.她认为,“话语”不是女性被动屈从的东西,而是女性主动设定之物.女人不能成为意识形态任意拨弄的傻瓜,而应该主动参与话语建构,积极地为自己争取合理的主体位置[17]79－82.乔安娜桑恩保罗（Joanna Thornborrow）针对受到意识形态和话语－权力严密控制的“机制位置”（institutional status）,而提出了“局部位置”（local status）概念,即个人可以通过说话技巧、知识、同情和友善来为自己谋取一个有协商余地的“位置”,由此可以部分地摆脱机制权力的控制.萨拉米尔斯（Sara Mills）加以发挥说,女性主义者应该关注多元话语（discourses）,而不是单一话语,这样才可以反抗主导话语,进而建构自我感[17]84.

与萨义德相异,罗伯特杨、霍米巴巴等人以精神分析学为理论框架,剖析了殖民话语体系的不稳定性,以及被殖民者对于殖民话语的扭曲和篡改.例如,巴巴有一篇文章专门从作为殖民话语系统的“殖民类型”（stereotype）入手,来解构殖体位置的稳固性.他借助拉康的想象界和弗洛伊德的拜物主义理论,剖析了殖民类型的内部矛盾.拉康认为,在镜像阶段,幼儿会与镜子中的影像进行想象性认同,但是,影像实际上是对原初主体的一次异化,两者之间就会产生一种对立关系,此即“自恋－侵凌”关系；弗洛伊德的“拜物主义”指小孩以为妇女没有是遭到阉割的结果,便建立一个“崇拜物”作为对的替代,从而掩盖了“不在场”的事实.所以,拜物主义中也存在着一种矛盾心理：既有对崇拜物的喜爱,又有对实际物体不存在的缺憾或怨恨,构成了“隐喻－转喻”关系.巴巴认为,“殖民类型”可以类比为镜子中的“影像”或拜物主义中的“崇拜物”,因此,其中必然会含有“自恋－侵凌”、“隐喻－转喻”这两组对立关系,所以,他指出,“殖民类型是一套复杂的、矛盾的、冲突的再现模式”[18]70,进而推断整体殖民话语都是不稳定的.由于包括殖民类型在内的整套殖民话语是不稳定的,所以,受它们界定的殖体（包括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身份自然也就是充满矛盾的、无法定型的了.

可见,发展一套“对抗话语”或“颠覆话语”,以达到“去除认同”目的,正在成为后现代身份/认同政治抗争的一个新趋势.但是,在我们看来,围绕“主体位置”而进行的一切“认同”和“反认同”的政治斗争总体上存在一个缺陷,即过分局限于话语、意义、文化层面的所谓“表征的政治学”（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而忽略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进而失却其应有的深度和力度.尼古拉斯加恩海姆（Nicholas Garnham）指出：“如果没有对构成性别与种族斗争的文化实践的政治经济基础及语境的分析,就不能够理解围绕着性别、种族所进行的斗争的起源、形式和利害关系.”[19]216我们认为,身体/认同政治应该认真吸取建基于经济基础和生产方式分析之上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有益成分,不仅要关注我们在话语系统、意义系统中的位置,也要关注我们在经济系统、国家政治系统中的位置,只有将两者有机结合,才能更加有效地解除主导意识形态强加给我们的身份“盔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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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粟世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