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新左翼与极右翼的政党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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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按照意识形态的分野,新左翼政党和极右翼政党是两类完全不同的政党,但两者却具有反政党体制、体制外动员、缺乏正式组织建设、成员边界模糊和意识形态的极端性等诸多相似性.基于这两类政党的相似性,美国著名学者基茨凯尔特提出运动型政党的理论.基茨凯尔特的运动型政党理论的意义主要在于,它揭示了新左翼政党和极右翼政党产生后共同面临的存在困境,即保持运动型政党特征还是向传统政党转型的两难选择.

[关 键 词 ]新左翼政党 极右翼政党 运动型政党 社会运动

中图分类号:D75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9)2-0051-05

欧洲新左翼政党与极右翼政党

新左翼政党是相对于传统左翼政党而言的.欧洲传统左翼政党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主张议会道路和温和改良资本主义的社会党,在欧洲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着强大的政治影响;另一部分是主张社会革命和建立无产阶级的,主要在欧洲的相对不发达国家进行政治活动.新左翼政党则是指以生态运动、女权运动、和平运动和民权运动等新社会运动为社会基础的新型左翼政党形态.等其中,生态主义政党即绿党是新左翼政党中最重要的力量.

新左翼政党同传统左翼政党的区别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第一,社会基础不同.传统左翼的社会基础是工人阶级,从事的斗争是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阶级斗争.新左翼的社会基础是新中产阶级,其间成分复杂,包括和平主义者、生态主义者、青年学生、女权主义者、民权主义者等各类人群,从事的斗争是一种针对现代性和工具理性的批判运动,一种与以“科学”为中心的科技知识、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知识和以“利益”为中心的经济知识相对立的知识反抗运动.第二,组织形式不同.传统左翼政党强调科层制的正式组织的建设,政党组织结构呈现出明显的等级化、官僚化和金字塔式的特点,权力相对集中于领导机构和上层组织.新左翼政党则追求一种扁平化的组织结构,以相对独立和平等的基层组织为中心形成组织网络,通过自下而上的基层授权制、干部轮换和任期制、集体领导制度来实现以基层为中心的党内权力分配体制.第三,价值信仰不同.传统左翼政党信奉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把物质利益看作一切问题的本质和核心,追求经济生活的公正和安全,强调“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战胜饥饿和抛弃压迫,斗争矛头指向生产资料占有者.新左翼政党信奉价值观念的多元主义,把现代化的拥堵生活方式作为一切问题的根源,追求生态环境的正义和和谐,强调“全世界(现代化的)受害者联合起来”,战胜贪婪和抛弃主导,将矛头对准现代化的受益者.

从政治绩效来看,新左翼政党是欧洲政坛上新崛起的一股力量,这主要体现在绿党在国家层面的广泛参政和地区层面的力量整合上.在国家层面,20世纪80年代,瑞士、比利时和西德等国绿党先后进入国会.90年代,芬兰、意大利、德国、法国和比利时的绿党先后进入国家政府.1994年,德国绿党成为德国第三大党.1998年起,绿党和德国社民党结盟成为德国执政党,开辟欧洲绿党执政新时代.在地区层面,1993年,欧洲绿党联合会成立.到本世纪初,由欧洲各国绿党组成的欧洲议会党团“欧洲绿党联盟”成为欧盟议会中最具跨国联动性的欧洲政党.2004年,统一的欧洲绿党在罗马成立.

极右翼政党则是相对中右翼政党而言的.中右翼也称为温和右翼,主要由人民党、基督教政党、保守党等政治力量构成,是二战后与社民党等左翼主流政党交替执掌西欧国家政权的政党力量.极右翼政党是相对温和右翼更为激进的政治派别,在政治治理模式、社会排斥性、民族主义、道德传统主义和经济分配方式等主张上持非常激进的态度.

极右翼政党与中右翼政党的区别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第一,支持结构不同.中右翼政党的支持结构是中上阶层,凝聚他们的是共同的社会地位和利益选择.极右翼政党的支持结构是部分弱势群体、下层选民和极端主义团体,凝聚他们的则是对主流政党日益中间化和意识形态模糊的反叛情绪,他们更多是通过性表达自己的沮丧和不满.第二,动员构架不同.中右翼政党属于传统政党,以竞选和执政为导向,拥有职业的党务队伍和庞大的政党组织,采取的动员方式主要是体制内的选举动员和议会动员.极右翼政党这类政党的组织结构很少依赖正式组织、等级结构和控制,而主要依靠在魅力型领袖基础上的网络性社会动员.第三,纲领主张不同.中右翼政党的主张越来越倾向改良主义的中间路线,在维护传统价值观和社会秩序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欧洲社会模式.极右翼政党则在经济全球化、欧洲一体化和外来移民等问题上采取激烈的反对态度,极其强调秩序、传统、认同和安全在社会构建中的作用.

极右翼政党是目前西欧政坛中最活跃的力量.1999年,海德尔领导的奥地利自由党与中右翼的人民党联合组阁,这时极右翼政党参与执政的开端.2001年,意大利的极右翼政党北方联盟、民族联盟与中右翼的力量党组成“自由之家”,赢得选举上台执政.2002年,极右翼“国民阵线”主席勒庞在总统选举中击败社会党候选人若斯潘,进入与希拉克的较量,震撼欧洲政坛.在荷兰,组建仅3个月的极右翼政党“富图恩名单党”在2002年议会选举中,一举成为荷兰第二大党,并与基督教党和人民党组成联合政府.极右翼的崛起不仅体现在其对左翼力量的削弱,还表现为多次给中右翼政党的执政提供了参与的机会.

运动型政党模式的分析框架

尽管按照意识形态的分野新左翼和极右翼政党是两类完全不同的政党,但这两类政党诸多相似之处,具体如下:第一,两类政党在产生之初有强烈的反体制特征.譬如,德国绿党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明确表示其是“在基层和非集中化基础上建立的一种新型的政党机构”,突出了绿党的“反政党的党”的鲜明特征,对其它一切传统政党都采取怀疑、排斥和不合作的态度.而多数极右翼政党也是“反体制政党”(anti-system parties),虽然在表面上接受了政党体制并参与政党竞争,但从深层次缺乏对体制的认同感,上台执政后的很多政策都损害了政党体制的合法性.第二,两类政党都青睐体制外动员的方式.新左翼政党经常利用生态主义运动、女权运动和和平反战运动来证明其强大的群众动员能力,并影响民众的态度和政治的结果.极右翼政党也热衷于启动一些针对经济全球化、欧洲一体化和外来移民的社会运动,来增强其对公众认知和国家决策的影响力.第三,两类政党在正式组织建设方面都缺乏建树.绿党采取扁平式的网络动员结构,而反对金字塔式的科层制结构,这本身就是去组织化的努力.而极右翼政党同样不依赖控制和等级结构,而借助政党领袖的魅力型权威来整合和动员民众.第四,两类政党都缺乏成员边界的明确界定. 参与这两类政党的成员是没有边界的,只要是希望参加的都可以加入,这使得两党的社会基础变得极为宽泛且相互交叉.工人阶级可以加入极右翼反对全球化的扩张,而富裕阶层也可以加入新左翼反对现代化下人类生活方式的异化.第五,两类政党都具有意识形态的极端性.两类政党分别处于政党意识形态谱系的两端,一个为,一个为极右,两者也可以被称为激进左派和激进.另一种更为学理的称法是左派自由主义政党(Left-libertarian parties)和权威主义政党(rightauthoritarian parties).


观察新左翼政党和极右翼政党的这些相似性,可以发现这两类政党都带有强烈的社会运动的特征.换言之,这两类政党都几乎是社会运动与政党的结合.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美国学者赫伯特基茨凯尔特(Herbert Kitscheh)提出运动型政党模式的理论.基茨凯尔特是近年来在政党类型学和政党变迁理论方面颇有建树的学者.基茨凯尔特在其1989年著作《政党形成的逻辑》一书中,首次提出运动型政党(movement party)的概念,并主要以生态主义政党为例对运动型政党与传统政党的特征进行了比较.基茨凯尔特在2006年发表《运动型政党》一文,对社会运动同政党的比较、运动型政党的特征、运动型政党产生的原因、运动型政党向其它政党转化的可能以及运动型政党的两种主要类型都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分析.

为了更加清楚地界定运动型政党在政治谱系中的位置,基茨凯尔特首先对社会运动、利益集团和政党这三种利益表达工具的功能特点进行了区分.基茨凯尔特认为,三者最根本性的区别在于对待集体行动问题和社会选择问题时的取向.在解决集体行动的问题上,社会运动定位于消解性的行为,仅需要在较短的时间内进行社会动员,这较少依赖正式的组织结构.而利益集团和政党则需要长时间存在,持久地表达某些政治利益,往往会清晰地界定会员的职责与功能,稳固地维持组织活动所需的结构和资源.在解决社会选择的问题上,社会运动和利益集团通过仅关注单一或少数议题领域,简化了社会选择的问题,从而减少了这一过程的交易成本.相比而言,政党则需要凝聚和整合相互依赖的不同议题领域,把这些同该政党的意识形态或历史上的政策倾向结合起来,通过复杂和高成本的社会选择过程来进行持久地进行社会动员.

在对社会运动、利益集团和政党进行比较之后,基茨凯尔特提出了运动型政党的概念和特征.基茨凯尔特认为,运动型政党是那些出身于社会运动但之后致力于选举政治的活动家的联盟.运动型政党存在以下特征:运动型政党往往在正式的政党组织建设方面缺乏建树.这类政党不会清楚地界定其党员的地位和功能.从参与赋权的角度来看,任何参加该政党的某次会议或者赞成其某一动议的参与者都会被认为是该党的成员.运动型政党经常会由一位魅力型人物来担任领袖,党的组织成员则由世代跟随精神领袖的一批追随者组成.运动型政党通常仅关注非常有限的议题,这导致它们在整合社会选择方面的能力有限.这一政党关注的议题往往是其领导人在领导社会运动时长期致力于解决的问题.在一些情况下,它们会把政治表达的议题范围略微扩展到一些较为相关的领域,但这一扩展是非常有限的.运动型政党积极参与选举政治,这是运动型政党与社会运动的截然区别.运动型政党参与选举政治的方式与其它政党也有显著不同.运动型政党往往采取体制内选举参与和体制外运动参与并行的双轨战略.

运动型政党的存在困境

基茨凯尔特的运动型政党理论的意义主要在于,它揭示了新左翼政党和极右翼政党产生后共同面临的存在困境.因为运动型政党是社会运动和政党的结合,那么运动型政党在产生后会面临一种未来发展方向的选择,即一种保持运动型政党特征还是向传统政党转型的选择.

如果要保持运动型政党的特征,那就意味着要更多体现社会运动的特征,即仍用扁平式的网络动员方式来解决集体行动问题,且仅关注有限议题来解决社会选择问题,而长期坚持这两点特征则会使政党的选举能量和执政绩效大打折扣.从选举能量来看,如果在民众对政党长期中间化的趋势产生厌恶的情况下,强调其在有限议题上的偏激立场可以在短期内吸引大量选民.而且,扁平式的网络动员在少量次数的动员中成本是非常低的.这两点可以解释新左翼政党和极右翼政党近年来迅速崛起的原因.然而,从长期参与选举政治来看,在当前非常普遍的选区性而非功能性的代议系统中,任何一个显著的议题都可能成为代议者进行动员的领域,倾向于单一议题的运动型政党很难在多元竞争的环境下存活.同时,仅仅扩展议题也是不够的,还需要将该政党在多个议题中的立场整合为其政治纲领.因为很多理性的选民并不一定会去了解某一政党的具体政策和主张,而会关注这一政党在左与右、自由与保守等政治分野中的位置,政治纲领和政党意识可以帮助这些选民判断未来该政党政策变化的可能.从执政绩效来看,社会运动的特征会给运动型政党带来不负责任的形象,而在现代政党体系中,负责任的政党才可能在政党体系中较为长久地存在.政党的责任性主要体现在要兑现其选举承诺和更加理性地参与国家治理.这意味着运动型政党需要弱化其消解性的体制外活动的一面,而凸显其在立法、选举和执政中理性行为的形象.同时,参与国家治理也需要更高程度的组织化,因为只有组织化才可以更多地招募和网罗到治理国家的优秀专业人才.

如果要向传统政党转型,那就意味着运动型政党会更多体现政党的特征,即更多地致力于正式组织的建设并将各个单一议题整合为一致的政党纲领.从现实来看,新左翼政党正在通过参与选举政治逐渐抛弃其传统的基层的组织结构,政党公职人员也变得相对稳定并采取较长的任期,政党内部则更加注重正式代议渠道的建设.这种转型使得选民对新左翼政党的利益表达和利益实现更为信任.新左翼政党还致力于政党纲领的系统构建,尽管从环境保护到女权主义、然后再到和平和安全,这一系列观念的整合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些主张之间的联系并不是经过逻辑推理之后的规范性理论演绎.极右翼政党也面临同样的政党转型的问题.奥地利、荷兰、意大利的那些执政或参与执政的极右翼政党在广泛的政策议题上逐渐采取更为负责的态度,以及同那些政策立场迥然相异的政治联盟者进行合作.同样,极右翼政党也面临如何在维持单一议题吸引力的基础上扩展议题进而构建更为宽泛的政治纲领的问题.急速且无序地扩展议题可能会导致该政党的混乱甚至衰败,而长期维持单一议题而不去整合和创新则可能会导致该政党的选举绩效停滞不前.上世纪70年代初的丹麦和挪威进步党便是急速扩展议题而陷入窘境的例子.而上世纪90年代初的瑞典新党和德国共和党以及本世纪初的荷兰富图恩名单党则是不去扩展议题而固步自封的例证.

虽然政党转型会解决运动型政党的存续问题,但转型同样意味着传统政治资源的流失.因为组织建设和扩展议题同样意味着选举政治的程式化和意识形态的中间化,那这样的政党转型无疑失去了民众当初选择他们的根本原因.因此,对于新左翼政党和极右翼政党而言,保持社会运动特色还是向传统政党模式转型会始终成为它们在政党发展过程中的存在困境和选择难题.

结语

基茨凯尔特的运动型政党理论更多描述了新左翼政党和极右翼政党的共性,但事实上,即使在运动型政党模型下,两者的差异性也是不能忽视的.新左翼政党和极右翼政党的差异具体如下:第一,两者在意识形态上具有不可化约性.两者分别处于政党意识形态谱系的两端,这是一个革命性的分野.一个更多反映了时代进步和发展的特征,另一个则更多体现了社会保守和传统的态质.第二,两者同社会运动的关系具有逆势性.新左翼政党是那些强大的生态主义运动的产物,而极右翼政党则本身便是那些针对移民、欧洲一体化和高税收等暴力运动的启动者.新左翼政党与社会运动的关系是自下而上的,而极右翼政党与社会运动的关系正好相反.第三,两者在组织结构上具有相异性.新左翼政党经常利用基层的松散支持网络来进行政治动员.对直接参与的强调导致其组织和政党领袖的虚弱,有时甚至还会出现混乱的党员大会决策模式.而极右翼政党则基于魅力型领袖对该党进行支配性治理.一旦魅力型领袖的地位发生动摇或者对该领袖的政治继承出现问题,那么这类政党就可能出现分裂或者危机.第四,两者同现代性的关系具有反向性.新左翼政党是新社会运动的产物,而新社会运动本身便是对现代性的知识反叛运动.而极右翼政党则是对新社会运动的批判性反映,其本身是对后现代解构的重构.所以,新左翼政党体现了一种对现代性的反叛,而新右翼政党则体现了一种对现代性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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