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战与政治派对

当美国人得知我来他们的国家旅行一个月,是为了采访大选,通常的反应是：“你会被美国政治无聊坏的.”大概为了解闷,美国人遵从造词者的授意,党（party）即派对（party）,于是就把大选办成了全国上下的政治派对.

纽约党人聚在时代广场的露天酒吧里基层动员,杯酒论国事；共和党人跑到佛罗里达的海边开全代会,会外,则是音乐会、舞会、晚宴、派对,但“非请莫入”；奥巴马和罗姆尼则奔走在全国各州与上流社会共进募款晚宴,菜单从2万到3.5万美元都有.只有华盛顿的智库和技术官僚在一本正经的政策论坛中讨论概念.你若说去参会,两党人都定会送你一句“玩得开心”.人既是政治动物,又是派对动物,但当我混迹于驴群（党的标志是驴）与象群（共和党的标志是象）中,端着免费葡萄酒,吃着现烤小点心,心里就禁不住想,谁在给我写单?

在美国,金钱是思想与言论传播的媒介,因为承载话语的空间,从波段到频道,统统商品化.阿甘若写下麦克使用的时段,他就有不可剥夺的发言权.美国人为大选捐款,是为了自己支持的一方能在媒体争夺战中获胜,虽然大多数情况下,价值观不过是利益的包装.最高法院以此裁定,资金捐献等于,超级竞选委员会的资金捐赠不受限制.金钱最初见于国务,是商人阶层打破贵族堡垒的曙光,而今天美国的危险,也在金钱与权力的结合.

人们向什么?答案是,价值观.富裕的金融家会在筹款晚宴上问奥巴马：“走出纽约地铁站口的中产阶级,真的觉得税负减轻了吗?”尽管奥巴马的金融监管正让他失去上百万的衍生品利润.一个正享受着低首付低房贷利率的纽约布鲁克林知识分子,会支持提高利率,支持对自己的收入阶层增税,因为他相信这是公益所在,是美国经济健康恢复的良方.而一个威斯康星州的农民尽管不富,他会支持富商罗姆尼,因为他觉得堕胎与同性恋简直离经叛道.不少人有点分裂：华盛顿的国防部官员希望能再造几艘航母,却又觉得共和党的生活方式与自己太脱节；华尔街的银行是自由放任主义的天然盟友,反对增税可援引联邦政府权力对个人自由的侵犯,全民医保冒着被指为社会主义的风险；扩张财政赤字在经济学上是经济刺激,在政治学上是政府咄咄逼人.而几乎每个人都相信,政治家爱说谎.但他们还是禁不住为他们的演说欢呼,忍不住倾囊相助.

透过美国大选,你会看到无所不在的矛盾,包括两位总统候选人.奥巴马与罗姆尼都不是意识形态狂,相反,两人都节制,理性,经验主义,更喜欢沉浸在数据表中,而不是面对振臂高呼的人群.奥巴马的全民医保继承了罗姆尼的衣钵,而罗姆尼在任州长时也与奥巴马一样是个半凯恩斯主义者.但在大选里,两人针锋相对、泾渭分明.罗姆尼的财政预算计划将颠覆奥巴马的执政合法性,而奥巴马以“蒙着薄纱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作为反击.近几年来,共和党与党不断极化的政治潮流裹挟着二人,让10年前相似点颇多的两位务实派政治家丧失了内在本能的直觉,成为观念的代言人.

选民难以治愈自身的精神分裂症,就像共和党与党难以治愈他们的两极化一样.无论是罗姆尼,还是奥巴马当选,他们都必须调整竞选中看似不可妥协的立场,才能应对执政.

而正是在这选择的矛盾与烦恼中,美国人获得选择的自由,成为美国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