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美国新教福音派的政治大动员

摘 要 ：美国新教福音派长期以来一直以相当积极的姿态介入美国政治,对美国历史上的诸多社会改革运动曾起过重要的推动作用.在20世纪20至40年代沉寂了短暂时间之后,新教福音派于上世纪70、80年代重新崛起.成为当代美国新保守主义运动的一支主力军.福音派重振雄威,除了人数多、基础广、资源丰富和社会价值观冲突尖锐等客观因素外,它的积极动员和有效组织起了关键的作用.与世俗保守派携手联合后,占白人新教徒四分之一强的福音派叱咤美国政坛,为保守派重返政治权力中心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关 键 词 ：新教福音派　美国政治　政治动员　保守主义　跛教分离

中图分类号：D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1)01－0036－43

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对美国宗教与政治之间关系的论著寥寥无几,对宗教如何影响和左右美国政治的论著更是凤毛麟角.本人曾撰写过一篇有关美国新宗教右翼的论文,但其主旨是探讨和论述新宗教右翼的成因、崛起和政治行动,没有就宗教如何形成一种政治力量以及为实现这一目的而开展政治大动员进行论述.本文旨在通过对美国新教福音派这一当今美国最大新教派别、最具政治影响力和最深卷入政治事务的宗教组织之案例考察和剖析,来折射和榻橥美国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尤其重在分析和阐述新教福音派如何通过政治大动员实现从宗教力量转变成政治力量的过程.

一、新教福音派的政治历史背景

提起新教福音派(Evangelical Protestants),人们也许因为其近来活跃于美国政界而以为它是近三四十年里才活跃于美国政坛的.其实不然.从历史上看,作为对当代美国政治产生重大影响的新教福音派确实始于20世纪70、80年代.但作为一种宗教组织,新教福音派自18世纪出现起一直以不同的形式与美国政治结缘.早期阶段,福音派支持反奴隶运动,对南方奴隶制口诛笔伐；19世纪下半期,福音派支持“直接”,对妇女争取选举权运动表示同情；20世纪初,福音派主张限制公司权力,保护农民等普通民众的权利和利益；20世纪下半叶,福音派认为美国社会环境日益恶化,社会风气不断堕落,这些都对美国这样一个具有悠久基督教传统的文化价值观构成了重大威胁,因而有必要进行反击.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美国宪法明文规定政教分离,但从政治和宗教的实际操作层面来看,两者并不处于“井水不犯河水”的状态,与托马斯杰斐逊所比喻的“在政治与教会之间用一堵墙隔开”之说(“a wall of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相距更加遥远.

从价值观来说,新教福音派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基督教传统教派.从词源上看,福音派一词源自希腊文ευαγγελτον,意为好消息,即给世界带来福祉福音.当然,接受和分享福音福祉的先决条件是敬畏上帝和遵守基督教教义.在福音派看来,这个世界上存在着太多的不敬畏甚至亵渎上帝的行为以及不遵守甚至违背基督教教义的做法,所以,作为上帝的子民,福音派有义务向人们宣传上帝的旨意,为人们传播耶稣基督的福音.为此,福音派在内战废除奴隶制前积极支持废奴主义运动,为北方反奴思想作出了重要贡献.Ⅲ同样,在美国南方,福音派与“旧南方”张扬的“奢侈和暴力文化背道而驰”,提出“谦恭精神和自我约束”应成为每个人的基本准则.由于坚信基督教基本教义,福音派珍视传统家庭价值观,主张女性主事家务.有责任把家庭建设成一个远离社会纷争、净化社会污浊的精神港湾.同样出于对基督教教义的笃信,福音派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自我放肆和行为不端现象,如酗酒、和狂欢等.内战结束后,福音派仍然以新教传统社会经济观念和利益为准则,积极参加和推动进步主义运动.赞同政府约束大公司自私自利行为,要求民众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拥有更多的发言权.总之,美国历史上的福音派恪守基督教传统教义,重视《圣经》的权威,强调家庭价值.但作为一种宗教力量,福音派并非一味“出世”,而是积极“人世”.可以这么说,“20世纪20年代之前,福音派便是美国政治生活中的一支推动力量”,“不断地推动美国的社会变革”.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福音派作为美国的一支文化力量受到重创,并在一系列重大社会变革的冲击下逐渐失却其政治和社会影响力.据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勒克特恩伯格(Leuchtenburg)分析,1920年代,美国传统价值在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等世俗力量的冲击下分崩离析,教会势力随之严重削弱；人们在疯狂追求物质的狂热中把上帝置之度外,家庭维系力量也在光怪陆离的城市生活影响下逐渐松垮下来.正是在这股强大而又迅猛的现代化和城市化力量的双重打击下,原先在传统社会里具有相当号召力的新教组织(包括福音派)开始失去吸引力.不仅普通民众不再对上帝敬畏,而且一部分新教徒们也开始怀疑起《圣经》在技术和物质面前的威力.福音派中的坚定分子认为此事关乎重大,不可退缩.更不应该轻言放弃.于是,福音派集结起自己的力量,舞出两把利剑,直刺两个最具世俗象征意义的现象：酒精饮料的销售和公立学校讲授进化论.前者属放纵享乐行为,后者为不敬亵渎上帝之举,两者都与新教福音派的宗教信念格格不入,背道而驰,有必要对它们痛加打击.借助其在20世纪20年代时期的余威,福音派短期内在与它们的斗争中一一取胜,显示出了强大的政治影响力.然而,其时的美国世俗化步伐已日益加快,整体宗教势力日渐式微.除了在乡村和小城镇仍可发挥影响之外,大多数美国宗教此时都逐渐被世俗力量边缘化,成为一种彭纳所称作的“步步退守、处处受困的小乡镇文化”.

面对这些变化,尤其是面对宗教日益被边缘化的局面,美国福音派内部出现了以地区划分的分歧和裂痕.北方福音派指出,在社会形势巨变之下,福音派也应思变,人类拯救不独靠虔诚的信仰,同时还需要参与社会,多多行善.南方福音派不相信人类可以通过社会改革来寻求拯救,认为“拯救完全是信徒个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那些获得再生的教徒将以基督教道德行事,一方面严格遵守教义生活,另一方面为他人皈依祈祷祝福.但他们没有任何道德律令以基督的名义去改变社会道德风尚”.由于福音派力量主要集聚在美国南方,所以那里的福音派后来主导了美国福音派的基本发展方向：远离政治,独善其身.当然,这种自我“政教分离”与其说是理智性的抉择,不如说是无奈之举,因为不管是20年代来势凶猛的物质主义浪潮,还是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抑或是二战期间的全民参战,福音派都难以找到一个介入政治的契机,更无法寻觅到一个大力施展其政治拳脚的平台.

福音派在政治上的“复苏”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其时,先是一位天主教徒作为党候选人竞选总统,导致长期支持党的南方新教福音派坐立不安,直至最终决定大批倒戈,扑进共和党的怀抱.四年之后,南方原先的那些党铁杆支持者无法认同党总统候选人林登约翰逊,但对共和党保守派白瑞戈德华特充满好感,于是便一并把手中的选票毫不犹豫地投给了后者.历史学家认为,戈德华特之所以跨党派地赢得新教福音派的 支持,关键在于他在福利、、性放纵和毒品等问题上所强调的社会价值观说到了福音派的心坎上,导致他们背弃党,成为至今为止的共和党支持力量.更为重要的是,戈德华特在社会文化问题上的传统保守观念像一支催醒剂,使已远离政治的南方新教福音派重新振奋起精神,看到了发挥其政治影响力的新的曙光.1968年总统竞选时,南方新教福音派几乎一边倒地支持与他们观念相同、政治思想保守的独立党竞选人乔治华莱十.时至60年代末,南方包括新教福音派在内的大多数白人改门换庭,加入到价值观更传统保守的共和党阵营；甚至当自称再生基督徒的杰米卡特于1976年代表党竞选总统时,大多数南方白人因其温和偏自由派的政治社会立场而投共和党候选人的票.至此,新教福音派基本上做好了在政治上走向右翼的思想准备,只等礼会政治条件成熟便卷土重来,再现昔日雄风.

二、新教福音派政治力量的动员和组织

众所周知,任何一种政治力量的形成必须具备三大条件,即领袖人物、群众基础、组织机构.但任何政治力量的形成除了这三大条件外,还需要有三者能够围绕展开的问题,使这三大因素聚结成一股力量,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奋斗.从20世纪70年代新教福音派的情况来看,领袖人物、群众基础和组织机构不仅都已现存,而且处于运作状态,缺少的是把这三者聚合和激活起来的问题.一旦这些问题在广大新教福音派教徒中产生极大影响,那么,福音派领袖和教会就可以顺当地把他们动员和组织起来,领导和掀起一场政治运动.

相当程度上讲,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新教福音派就是在几个在他们看来至关重要的问题之激活和唤醒下重返美国政治舞台的.

美国右翼记者艾伦克劳福特在《右翼的吼声》一书中指出.70年代末发生在美国地方基层的三个关乎新教福音派核心价值观的问题在普通福音派教徒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促使他们为捍卫自己的价值和信念而“揭竿而起”,从而有意或无意地介入到这些与政府决策密切相关的政治活动之中.具体而言,这三个问题分别为(1)70年代中期,两弗吉尼亚卡纳瓦县(Kanawha Counry)英语教科书的问题；(2)1977年佛罗里达州戴德县(Dade County)有关同性恋法令公民问题；(3)保守派70年代后期在美国诸州展开的“制止《平等权利修正案》”(Stop-ERA)运动.第一个问题涉及公立中小学英语课本问题.卡纳瓦县一个基要主义(fundamentalist)牧师的妻子指责说,大多数英语课本充斥着“对权威和宗教不尊、对社会和文化价值观有损、缺乏爱国主义、诲淫、有违个人和家庭私域权利的内容”.在她的领导下,卡纳瓦县的家长们对该县公立学校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抵制活动,学校教师和当地居民也加入其中,用和罢工的方式声援家长们的抵制活动.最后,尽管课本没有即刻拆下,但县教委负责人被逼迫,而且新的条文规定,今后使用的教科书,家长有权要求删除不健康内容.毋庸置疑,普通家长对此结局颇感满意,但对新教福音派来说,这场“教科书之战”使他们倍受启发和鼓舞,从中看到了福音派动员和组织起来后抵制伤风败俗行为、捍卫传统价值的希望和可能.事实上,卡纳瓦县“教科书之战”之后,全美各地纷纷打起各自的“教科书之战”,为福音派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保守主义运动燃起了“星星之火”.

第二个为福音派重返政治角斗场的事件涉及到一个当时和现在都颇具争议的问题,即同性恋问题.70年代末,同性恋者在全美展开了一场争取法律保护权的活动,以免遭社会对他们形形式式的歧视.佛罗里达州戴德县的同性恋组织成功地说服了县委员会通过了一项禁止在住房和公共场所歧视同性恋的法令.此举即刻引起福音派和其他保守力量的反对和谴责.他们迅速组织起来,要求县政府举行一次公民来决定该法令是否有效.在福音派等宗教组织高效运作之下,一支反对同性恋的力量很快形成,并最终以2:1的悬殊票数使县政府的那条法令无效.受此胜利的鼓舞,美国其他地方的宗教保守派(其中包括福音派)纷纷仿效戴德县的做法,以公民表决的方式使自己地方的类似法令相继被废除.如同“教科书之战”一样,福音派在各地方展开的同性恋问题战役不仅使他们觉得有必要“该出手时就出手”,而且对自己在政治上取胜的信心不断增强.

新教福音派政治上的动员和组织能力在第三个问题上经受了更大的挑战和更严峻的考验.《平等权利修正案》是女权主义者和自由派提出和支持的法案,借助妇女运动和自由主义思想的东风.它在70年代末时不仅获得了国会的通过,而且得到了大多数州的批准.历来主张“男主外、女主内”的新教福音派对此忧心忡忡,焦躁不安,意欲制止该修正案在剩余几个州获得通过.在保守派女将费丽斯施拉弗莱(Phyllis schlafly)的精心组织和有效领导下,《平等权利修正案》在剩余各州的批准进程很快得到遏制,不久便因反对势力不断强大而“胎死腹中”.据学者们分析,在所有那些没批准该修正案的州里,宗教组织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其中摩门教和新教福音派尤为显著.这些宗教组织在制止《平等权利修正案》的运动中不仅负责提供人力资源上的支持,而且担当着领导指挥的角色.大多数在修正案问题上持反对意见的人不是属于基要主义教会的教徒,就是经常上教堂做礼拜的人.福音派与其他保守力量在反击《平等权利修正案》上的成功,一方面极大地提高了他们重返政治舞台的信念,另一方面也为他们重建一支政治力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一旦时机成熟,这些已经动员和组织起来的大军就是既存的人力资源.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上述三个问题不尽一致,但它们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点,即三者都不把上帝看在眼里,大有与上帝对着干的架势.在笃信上帝道德精神的新教福音派看来,“不健康教科书”“同性恋法律保护”和《平等权利修正案》都旨在用相对主义思想体系来替代神圣而又坚固的基督教道德准则,最终创造出一个没有上帝的社会.从理性角度来分析,宗教保守派指出,“不健康教科书”“同性恋法律保护”和《平等权利修正案》三个问题貌似没有关联,实际上包含着一个共同的思想价值观,即挑战正宗基督教价值观,试图用所谓的“世俗人文主义”精神替代神圣的上帝精神,把人类需求凌驾于上帝旨意之上.主张和坚守基督教传统价值观的保守派认为,伴随着六七十年代的民权运动、嬉皮士运动、性解放运动和女权主义运动,“世俗人文主义”思想已牢牢地根植于美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包括政府机构、大众媒体和大中学校.这些“世俗人文主义”思想不仅指导着政策的制定过程,而且影响和塑造着社会的价值观.保守主义主导力量对这种发展趋势感到难以容忍,于是便决定出手反击,在上述三个问题上寸步不让地展开顽强的“反击战”,以制止“世俗人文主义”思想的蔓延.由于新教福音派与保守主义的这些看法认识一致,所以他们一马当先地积极参与这些“反击战”,几乎把每一场战斗看作是捍卫传统基督教价值观的“圣战”.他们在州和地方基层上的草根性政治行动一方面使他们看到了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另一方面又帮助他们认识到了组织起来共同战斗的可能性和重要性.总之,经过这些地方上的政治动员和 组织活动.新教福音派已经开始从他们二十至六十年代的政治不介入转变为政治上积极介入.促使这种转变的最根本原因有两条：一是美国六七十年代兴起的一系列社会思潮和运动严重破坏和颠覆了福音派坚信的传统基督教价值观,迫使他们认识到.在当今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类活动领域,包括法律和政治,处于上帝管辖范围之外”.“现在的任务不是躲避这个世界,而是宣布在这个世界里建立一个上帝之国”.二是新教福音派本身通过多次的政治动员和组织活动之后看到了自己的力量,并从几次地方上的政治胜利中一步一步地建立起参与政治和介入政治的信心.毕竟,白人新教徒中,福音派占四分之一.一旦有效地组织起来,他们的政治力量不说无可估量、所向披靡,至少可说不可忽略、令人生畏.

三、新教福音派全国政治大动员

然而,尽管福音派人数多,势力强,政治上可大干一番,但根据美国宪法第一条修正案.政府和教会各自相互独立,两者之间不允许互相干涉.这意味着,教会不可以成为政治组织,教会也不可以直接干涉政府决策.当然,教会更不可以任命自己的领袖担任政府公职.但所有这些限制并不等于教会或者宗教势力不可以通过参与政治活动来影响和左有政治进程和政策制定,更不意味着教会的教徒不可以表达他们的政治意愿和参与相关的政治活动.只要处理得当,教会或者说宗教完全是可以产生重大政治影响力的.此外,既然福音派与美国其他保守势力价值观相同、利益相似,作为一种宗教力量,它除了自己介入政治发挥作用之外,还可以通过与其他保守力量结盟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这样做一来可以避开教会干涉政治之嫌,二来可以增加自己的政治力量,以便更有效地实现自己的政治意图.更重要的是,如同福音派需要寻找政治同盟军一样,“世俗”保守势力也同样需要政治联盟军,以增强自己与自由派的抗衡力量.毕竟,60年代至70年代时,代表保守派的共和党在两党争斗中一直处于劣势.他们在等待时机,意欲适时夺回美国政治的主导权.眼见新教福音派70年代末在地方政治上活跃起来,且又显示出了惊人的政治影响力,“世俗”保守派发现了政治上的“知音”,在福音派身上找到了天然盟友.于是乎,这些以政治游戏为“天职”的“世俗”保守派决定利用这一天然盟友的潜在力量,在全国范围内动员和组织福音派教徒,以构筑起一支强大的新保守派队伍,并借助他们的支持使自己重返美国政治权力中心.显然,要把“世俗”和宗教的两股保守力量粘合起来需要一种新的机制和新的领袖人物,因为他们毕竟不能以教会的名义参与政治,也不能在宗教领袖的带领下“杀进”政治角斗场.

真所谓“时事造英雄”.正当“世俗”和宗教保守派“情投意合”,互相需要对方之际,四位没有福音派背景的人物“应运而生”,承担起融合两股力量的重大使命.他们分别为霍华德菲利普斯(HowardPhillips)、约翰多兰(JohnDolan)、保罗威利克(PaulWeyrich)和理查德维古利尔(RichardViguerie).这四员大将原先就是美国政治保守组织的骨干分子,率领着各自的世俗保守主义追随者积极行动.怎奈人数有限,他们的政治活动成效不大.目睹福音派人数庞大,潜藏着巨大的政治资源,这些世俗保守派骨干分子不仅主动向福音派领袖积极示好,而且鼓动他们与世俗保守派力量联合起来,共同抵制自由派在诸如大政府、控制、堕胎、同性恋和军控等问题上的政策立场,恢复美国在这些问题上的传统做法.总之,世俗保守派利用自己手中的一切资源,想方设法与福音派等宗教力量套近乎,寻求政治观念和文化价值观的共同点,以达到把福音派拉上他们与自由派争斗的“保守主义战车”上.鉴于福音派也在寻觅政治同盟,需要借助世俗政治保守派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宗教关怀和道德意志.所以,当后者伸手相邀时,前者便毫不犹豫地与其“牵起手来”,共同检测借对方的资源来实现自己原本难以实现的目标―世俗保守派需要福音派为其提供人力资源,福音派需要世俗保守派为其提供政治代言人.既然双方互有需求,两者不仅有合作的基础,而且几乎是一拍即合.

在推进世俗和宗教保守势力携手合作方面,四个全国性的群众性组织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它们分别为：“道德大多数”(Moral Majority)、“宗教大圆桌”(Religious Roundtable)、“基督教之声”(Christian Voice)和“全国基督教行动联盟”(National Christian ActionCoalition).这些主要由福音派教徒组成,但又包括其他保守分子的组织散布于美国各个地方,在草根层面动员和组织福音派教徒加入到它们组织的政治活动中去,指导他们如何根据相关的提示去影响和左右地方及全国的政治进程.譬如,成立于1979年的“道德大多数”集中在美国东南部地区,它在那些州的政治活动主要是动员和鼓励教徒们积极参与州和联邦的政治选举,确保选出的政府官员同情和支持保守主义思想.再譬如,同样成立于1979年的“基督教之声”,主要活动于美国西部和西南部,其政治动员对象是那里的福音派教徒,其政治活动内容主要是动员和组织他们反对和阻止任何旨在庇护同性恋的法案.此外,“基督教之声”还在那些地区积极介入政治选举过程,收集参与各级政府职位竞选人的资讯,然后向福音派教徒们提供相关信息,告诉他们投谁赞同票,投谁反对票.还有,成立于1977年的“全国基督教行动联盟”为了确保基督教学校免受政府干预在国会上大肆展开游说活动,不仅为支持它的候选人提供竞选资金,而且编写国会议员在“家庭问题”上情况的记录表.让关注这些问题的福音派教徒选举议员们心中有数.总之,上述四个70年代末期建立起来的半宗教、半世俗的组织,再加上许多规模小一些的类似组织,70、80年代期间在全美国范围内开展了广泛的政治动员和组织活动,把原先游离于美国政治之外、但对美国传统价值下滑深感忧虑的福音派教徒,吸纳进保守派掀起的保守主义阵营之中,并在此基础上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新保守主义运动.

需要指出的是,世俗和宗教保守主义之所以能够联手作战,其最根本原因是两者都对传统观念笃信不移,以执著坚定的信念保护和捍卫这些对他们来说如同生命一样重要的理念.毋庸违言,对世俗保守派来说,他们心中的传统观念更侧重于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问题,如主张限制联邦政府权力、提倡自由市场经济和要求增加国防开支等,而对如福音派之类的宗教保守派来说,他们则更注重于社会、文化和家庭层面的问题,如抵制和反对文化、同性恋文化和堕胎行为、主张坚守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要求强化对青少年的宗教信仰教育、呼吁净化媒体提供的各种内容和信息.但尽管侧重点不一致,他们在恪守和捍卫传统价值观方面的决心和意志是毫无二致的.在面对美国社会风云激荡、改革浪潮一波紧接一波的形势下,世俗和宗教保守派都感到传统价值观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和重大的威胁.为了对付和击退共同的敌对势力、保护和捍卫他们的传统价值观,世俗和宗教保守派有充分的理由走到一起.事实上,即使世俗和宗教保守派在保护和捍卫的传统价值观上侧重点不一 致,这些侧重点并非相互排斥,而是相互补充.毕竟,不管是政治经济上的还是社会文化上的传统保守观念,在诸多方面是相通相近的,本质上没重大差别.如果说要有差别的,那也只是一种程度上的、而不是质上的差别.简言之,两者的共同利益和本质上相同的价值观使他们互为盟友,得以在全国范围内动员和组织起包括福音派在内的基层保守派民众,去实现重返美国政治、夺回美国政治权力的目的.

四、结语

作为一种宗教派别,福音派长期以来一直活跃于美国政治的舞台上,借助其庞大的基层队伍,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甚至左右美国的政治进程.从早期的废奴运动到当代的反同性恋婚姻合法化运动,福音派始终以积极的“入世”姿态介入美国的各种政治问题.仅是在20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时期,福音派在美国物质主义、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冲击下无以招架,出现了短暂的退缩,回到个人拯救自己的路径.这一方面是因为物质主义和工业化力量过于强大,势如破竹地冲垮了许多美国人的宗教信仰之根基,以至于福音派要送“福音”也找不到足够多的听众.另一方面,在物质主义和工业化力量的冲击下,福音派内部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化瓦解.一部分福音派认为在社会发展的新形势下,福音派应该与时俱进,适当改革,而大部分坚守传统价值的福音派不愿意被社会变革力量所消蚀,决定远离这个污浊世界,以确保自己“六根清净”.七八十年代时期,作为对60年代自由主义大爆发的回应,美国保守主义逐渐回潮,并借助世俗和宗教保守主义力量的联合组成一支强大的保守主义大军,向政治、经济、社会和义化等方面形形式式的白南主义进行反击.展开与自由派争夺美国政治权力的战斗.在这股保守力量中,福音派因其广泛的草根基础及庞大的人数力量而起到关键的作用.当他们得到有效的动员和组织后,其政治威慑力难以阻挡.无论从人力资源来说,还是从道德资源来说,福音派对当代美国保守主义的复兴都起到了其他保守力量难以企及的贡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有必要对福音派给予足够的关注,因为了解它的政治走向对分析和解读当代美国政治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作为一种社会组织,福音派教会自诩为传播上帝“福音”、拯救人类灵魂的宗教机构,同时又是一个关注社会、监护社会风尚的道德审判者.尽管美国宪法明文规定政教分离,两者不允许互相干涉,但政治与宗教在美国始终处于一种“理不清、剪还乱”的状态.从美国宪法有关政教分离的原则来讲,教会没有权力向政府发号施令,也没有权力要求政府部门里担任要职的教徒们按教会旨意制定政策,更没有权力强迫党派组织按照教会的有关条文制定党纲.但教会既然作为一个社会组织,它显然不可能脱离社会,生活于真空之中.恰恰相反,教会出于维护其价值、道德信念、社会声誉、信徒人数、公众影响和组织发展等方面的利益,不仅深感有必要介入政治,而且有强烈的意愿投身于其中.更主要的是,美国政治体制结构本身极为开放,为宗教介入政治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譬如,尽管美国联邦税法规定,任何要享受免税的教会不允许公开支持竞选人,但联邦政府事实上很少执行这一条款.这是因为,一来美国教会组织多,法律难以同时责众；二来美国政治竞选时人人有权自由发表言论,如赞同谁和反对谁,教会领袖作为个人,其权利也无法剥夺；三来美国政治机制核心在于利益集团,是鼓励各个利益集团参与政治制定进程的,教会作为一种社会利益集团理所当然有权就党派候选人的观点发表评论.退一步讲,即使教会无法通过深入权力结构中心来制约政治进程,它永远还有另一个制胜法宝,即政治选举和公民.只要能够动员和组织足够多的教徒参与政治选举或者公民,教会就可以影响政治进程,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20世纪70、80年代美国新教福音派的政治大动员就是一个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