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来乡村政治书写的当代性

乡村政治主要指的是一种文化,是富有传统中国乡村精神文化特色的建构与组织社会生活的方式,以及这种方式在实际运作过程中所包含的权力关系、生活观念与思维和行为方式.阎连科的乡村小说往往侧重于乡村政治中的权力层面,在乡村权力的争夺、乡村政治的日常化叙事中反思政治文化对中国乡村的塑造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农民心理的扭曲和分裂.而阎连科的这种书写方式形象地折射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乡村小说乡村政治书写所表现出的当代性特点.我这里说的当代性是指20世纪90年代以来乡村小说表现出的新的品质,“主要表现为从当下、现时出发对世界所持的一种情感态度和价值立场,它体现了当代人特有的生存状态、心理情绪以及审美趣味.面对现实问题介入却无奈、批判又同情以及情感状态的混沌和创作方法上的复杂多样是它三个主要的特点.三者之间彼此关联、相互渗透”.

一、写实:批判与同情

阎连科的成名作《两程故里》写的就是一个有关乡村权力政治斗争的故事.小说的深刻之处在于揭示这场貌似传统文明与现代意识之间的斗争,其实质仍是权欲之争.20世纪90年代初期,阎连科一直延续着这种写实的风格.他的“瑶沟系列”和“耙耧系列”几乎都涉及这一题材.阎连科往往在封闭的世界描述权力对人们全方位的影响,在权力宰制下的耙耧山村,审视农民如同蝼蚁般的生活.不过,不同于启蒙精英以现写作技巧性的视角去剖析民间世界的糟粕与愚昧,也迥异于一些寻根小说在乡村古老的道德情操与生存方式中发掘人性的温馨或者传统的精华,阎连科只是呈现他所了解的乡村,以特有的地域色彩、话语风格、时空观念和生存群体构成一个孤绝、封闭的耙耧山区.而权力是这一世界的重要角度.

费孝通认为:“血缘和地缘的合一是社区的原始形态”.这里说的是前工业社会的乡村形态.有社会学家考察20世纪90年代以来乡村社会,得出乡村人际关系日益功利化的结论,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越来越在乎利益得失.在《瑶沟人的梦》里,高中生“连科”为争取到大队秘书位置,和小队长“自愿”在支书家母猪下崽的大冬天里守夜,“连科”所在的六队为改变“朝”中无人的不利局面,六叔“不检测思索”地将女儿嫁给支书的瘸腿侄儿.甚至,瑶沟人不惜全队过年不吃饺子,也要将四百斤返销粮孝敬公社书记.可当大家都认为这个位置唾手可得时,秘书的位置却被他人占去.全小队都参与的一场权利争夺变得荒诞而毫无意义.从这篇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出乡村基层权力结构的复杂性及其浓厚的宗族意识.同时,瑶沟人之所以对“秘书”一职热衷,不过在于它最终所能给本队人带来的现实物质利益.正如作者在开篇时所说:“其实,日子就是日子,光景都是日出日落,你也不要奢望我的日月中与众人有太大的差别.”无奈的情绪溢于言表.阎连科在感慨的同时有种挥散不去的无奈,甚至对小人物通过对权力的追求来改变自身命运的方式也心存认可.也许这就是作者为什么要为主人公取名为“连科”的原因吧！正是这种理解的同情才使得这一系列的作品获得了大量的读者.生活已多艰,谁还希望听到不切实际的高调呢阎连科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瑶沟”系列就已经表现出了鲜明的当代性――既感到无奈,又不得不理解.

阎连科以“瑶沟”系列为契机,紧随其后的《欢乐家园》、《天宫图》、《黄金洞》、《耙耧山脉》继续这种写实的传统,日益走向更加封闭的耙耧山区.这里既有生存恶劣环境的展示,也有乡村权力体制的钳制.无论是自然条件还是人文环境都置人于苦苦挣扎的境地.在这恶劣、闭塞的环境中村长或村支书自然而然成为了这里的主宰,他们可以不受限制地随意支配他人的命运.如《天宫图》中的路六命眼看着自己的老婆被村长玷污,却还要生火烧水把自己的女人洗得“白生生的嫩藕一样”等村长来,还要在外面为村长守夜,并为这一龌龊的行径掩饰.而这一切仅仅只是想让小舅子讨上媳妇.路六命被不明不白送去劳改,也只是因为村长想长期霸占他的女人.生活的辛酸让人不忍卒读.而《耙耧山脉》则是村长死后,围绕着争夺象征着权力的大队公章和返销粮账本上演人鬼闹剧.在权力的挤压下,人性已经猥琐至极.

阎连科这种写实的风格在新世纪得以延续,如《黑猪毛 白猪毛》.小说书写的还是耙耧山区底层农民的生存故事:刘根宝因为家里穷,人又怯弱老实,29岁了也没能娶上媳妇.“实在说,没人欺负根宝一家,可就是因为他家单门独院,没有家族,没有亲戚,竟就让根宝娶不上一门媳妇来”.根宝为了攀上村里乡里的权势人物,为了让自己满足做一回男人自然本能的最低欲求,他所梦寐以求的就是顶替酒后驾车轧死人的镇长去坐牢.根宝丢尽一切尊严说服吴柱子让出机会,村人送他去坐牢像多年不遇的喜事.具有黑色幽默意味的是村民们认为他们是送根宝进“天堂”――为镇长坐牢而换取基本的生存权利,同时也在他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希望,如大伙说的:“根宝兄弟奔前程了,千万别忘了你哥啊.”可正当他满心欢喜地去“当镇长的恩人”之际,事情有了变故,“镇长轧死人的那家父母通情达理呢,压根儿没有怪镇长,也不去告镇长,人家还不要镇长赔啥儿钱,说只要镇长答应把死人的弟弟认作镇长的干儿子就完啦”.刘根宝的希望就这样破灭了,虚无的结局再次出现.

这篇小说之所以让人产生震撼的阅读效果,是因为阅读时自然而然地使人想起五四时期的乡土小说,就像在阅读贾平凹的《阿吉》时想起鲁迅的《阿Q正传》一样.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乡村当然与前工业社会的乡土中国不可同日而语,但是,阿Q以及看客的人性在新时代得以延续.刘根宝可以说就是新世纪的阿Q.时代进步了,可人性没有进化,甚至有退化的可能.刘根宝不仅仅性格懦弱,更主要的是甘愿被精神奴役,被权力奴化.由此可见,权力侵入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已经到了怎样的田地！然而,与“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五四”乡土小说的思想命题相比,与那种自上而下的知识分子视角相比,“在阎连科这部同是有着强烈批判锋芒的作品中,更深植了一种感同身受的悲悯.”这种感同身受的悲悯甚至冲淡了小说的批判主题.这种审美选择使得他不仅仅与“五四”一代的乡土作家区别开来,同时也与20世纪80年代的乡土作家有了很大的不同.

那么,阎连科为什么在批判的同时却被浓郁的悲悯情怀所笼罩呢为什么会表现出这种浓厚的当代性呢首先是农民生活的艰难和贫困.里夫说:“小说是真实生活和风俗世态的一副图画,是产生的那个时代的一幅图画.”20世纪80年代,农村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以来,农村涌现出了无限生机.可到了20世纪90年代农村日益承受中国改革的各种压力,“三农问题”日渐突出,乡村普遍弥漫着悲观的情绪.农村不但没有成为现代文明合法的分享者,反而日益贫困.而这种贫困状况在处于内陆腹地的豫西山区更为明显.并且阎连科和农村人一起感同身受,把自己当作农村中的一员.“我之所以直到今天还说自己是农民,大约有两层含义:一是我的全部的亲人,今天几乎还在土地上耕作,几乎全部都靠着土地生存,二是我虽然以写作为生,是一个专业作家,不仅我的作品几乎都是写农村、农民,而且我的日常生活、一言一行都非常的农民化.”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身份定位和情感体验,阎连科对当下“疼痛的乡村”感到极大的无奈.因而也一定程度上放弃了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呈现出令人百感交集的色调,使人们真实理解乡土中国,介入当下中国乡村,把握当下农村的脉搏和情绪.

其次,阎连科对乡村政治情有独钟,是“因为我自己从小生活在乡村的最底层,对村干部有一种敬畏感,这可能使我对乡村的政治结构有一定了解而形成一种崇拜心理,它可能会成为我作品的‘村落文化’非常大的一部分等有人类以来,与之相伴的就是权力的存在,这是文学一个永恒的话题,你从小对权力有一种崇拜,你就不可能不表现这一主题.”童年记忆自然对一个人的思想有很大影响.阎连科的乡村小说最能打动人的地方,就是作者不动声色的冷峻叙述下所抒发的对底层的人性关怀,写出了贫困艰辛的生活重压下耙耧山民对权力的卑微渴望.

乡土中国是一个―政治型文化范式的国家,“由于长期专制统治的压抑和专制文化的熏陶,社会对于凌驾于自身之上的绝对君权,形成一种莫名的敬畏心理.”“对于专制君主的无限恐惧和绝对服从,是中国专制政治得以长期延续的重要社会心理因素.”这种文化心理表现在日常生活上就是对权力的微薄渴望.村长借助公共权力随意支配他人,决定他人的命运,而广大村民对权力的争夺也只是想改变自己被奴役的地位.然而获得权力自然也是以他人的不自由,以他人的奴役地位作为代价.乡村社会到处活动着政治人或类政治人的身影.由此,我们不难发现阎连科揭露了封闭落后的耙耧山区最缺乏的东西――现代性精神.

阎连科的乡村小说在理性审视的同时,常常不由自主地流溢出对农民命运的真诚关注,深得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之精髓,但是却又有些不忍.同时,他与同时代的河南作家李佩甫对农村政治的冷峻剖析(如《羊的门》)也不一样,他显得更伤悲、更欲哭无泪.阎连科的当代性是非常明显的,他的创作态度常常是矛盾的:有批判,有不忍,有痛恨,也有同情.显然,阎连科对乡村文明的现代化命运持有明确的批判态度,只是作者的理性有时难免会受到怜悯情绪的冲击,从而削弱了理性之光.而这些又使他的小说更多地具有了一言难尽的意味.

二、荒诞:反思与狂欢

当代文学中关于的小说可谓汗牛充栋,这是一个有关民族集体记忆的话题.有人在研究这类小说时就将书名直接取名为“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当代文学中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是伴随着新时期文学的发生而产生的.但是部分小说往往只涉及“民族苦难、思想浩劫”的表象,缺乏向人性深度开掘的艺术感染力.某些作品表现手法粗浅、写作技巧糙拙、主题指涉简单、流于宣教的附庸.更不用说反映全国人民渴望通过忏悔精神、反省意识来“自我疗伤”的良好愿望了.因此,这类作品迅速退出人们的阅读视野也就不难理解了.阎连科某种程度上续接了反思文学的传统,却弥补了反思文学的遗憾.他往往采用荒诞、夸张以及狂欢的手法处理的“时间记忆”.同时,对于后的政治人他也极尽夸张之能事,在看似荒诞的叙事中,反思中国的政治生态,倔强而顽强地表达一位有良知、有承担的作家的个人思考.

《坚硬如水》无疑是这一小说系列中的重要文本.小说叙述的是复员军人高爱军回乡夺权的故事.故事发生的时间大约为1967年到1969年之间――这是历史上最混乱、最荒诞、对既定权力秩序冲击最厉害的时候.小说还是一个有关乡村权力书写的文本,同样是以贫瘠落后、“水泼不进、针扎不透”的耙耧山区的程岗镇――两程故里作为小说的背景.这里的程天青变成了村长,代表着基层权力,属于庙堂文化,而程天民则扮演着民间文化守护神的角色.即使在如火如荼的动乱年代,这些权力依然固若金汤地维系、控制着旧的权力秩序.程天民的儿子――也就是夏红梅的丈夫是一个性无能.而高爱军的妻子――程天青的女儿,除了生孩子,不知有爱,不知道人生还有其他要务.可以说两程故里是没有生机的,生命力是枯萎、衰竭的.这里的乡村显然不同于沈从文的“乡土恋歌”,这是一潭“绝望的死水”.因此,推翻原有统治秩序有着某种合理性,掀起革命浪潮也有一定的必要.“权力的需要与官僚主义化之间的紧张,不仅存在于政治组织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上,而且原本存在于一切组织中.”更何况在“造反有理”的荒诞年代.

然而,这些政治人参加革命的目的是值得怀疑的.高爱军要革命,是因为他觉得革命可以给自己打开一条做村支书、镇干部甚至县长的通道,并且获得所谓的革命爱情.而普通群众的革命也不过是为了获得权力,获得个人利益.“革命者决不会白革命.工分、口粮、房基地,夺权后这算啥儿问题呢”.“社会主义和个人主义之间整个经济问题的关键几乎都在财产欲的性质和限度这一点上.似乎有充分理由可认为这是一种真正特殊的本能,而不仅仅是习惯或理智地选择手段来满足权力欲的结果.”这里无论是群众还是富有野心的“革命者”,他们的革命动机和冲动都是值得怀疑的,呈现出复杂的状态.阎连科将反思的方向对准普通群众在期间的心理,在反思文学已有的基础上别开新路.赖特说过:“任何一个人在其性格结构上都具有法西斯主义的情感和思想因素.作为一个政治运动,法西斯主义不同于其他反动党派的地方在于它是由人民群众产生和拥护的.”因此,这种恶魔性的因素并不一定只发生在荒诞的年代.它与人们的生活如影相随.特别是在一个有着浓郁政治文化传统的国度.这种恶魔性因素在小说中表现为一种对权力的追求.更何况“人的权力欲是永无止境”的.

值得注意的是,阎连科对这一乡村权利政治的狂欢化书写.高爱军的革命夺权史是与他与乡村革命狂人夏红梅的史联系在一起的.更为荒诞的是高夏俩人每次的性都要借助一次次的革命胜利来获得,需要在革命歌曲中达到体验.他们偷情的空间往往也是远离公众的幽暗之地,如古墓、地道、水沟以及远离人烟的河滩等.阎连科以身体窥视一段中国历史,从而相当别致地深化了小说的批判力度.并且,他对的态度也是矛盾的.高爱军每天面对的是只想生孩子的妻子,不知道情感为何物,两人完全无法交流,更不要说和谐的家庭生活了.而夏红梅的丈夫则是一个阳痿的男人,她焦躁炙热的身体如何能得到满足对此,阎连科还是给予了一定的同情,甚至在高爱军为便于偷情花费两年时间,独自挖一条长达550米的地道直通夏家这件事上也显然掺杂了一定的同情.两人的力比多无法得到有效的释放,荒唐的时代正好给了他们一个宣泄的机会.饱含的革命歌曲、革命口号,以及疯狂的打砸抢行径成为了他们的剂.“越是革命,越要”,“越是,越要革命”.正如陈晓明所说:“阎连科在这里并不是要用性欲去写性欲压抑的年代,而是用性欲狂欢撕碎荒诞化的历史情境――他用更为荒诞、疯狂的生命力量,对抗非理性的社会革命.”政治的狂欢化叙事入木三分地刻画了“”的政治生态.

同样,话语的狂欢是阎连科政治反思、人性批判的另一重要的策略.阎连科说:“在写《坚硬如水》时,我已经开始意识到语言不应该仅仅是小说的工具,应该是小说的内容,是小说中的一种文化.”对语言的重视、将语言作为小说的内容刻意经营是阎连科在《坚硬如水》中的一种创作实践.《坚硬如水》的小说语言飞扬、放纵,充满了狂欢化意味,呈一种汪洋、泛滥的态势.如对联、顺口溜、语录歌、空洞的政治演讲、政治格言、豪言壮语、民间三句半、样板戏等等许多种语言杂糅、形成烂漫之势出现在小说中.人们的日常对话,包括话语都转化成一种语录式的革命思维.人物的情绪始终处于兴奋和节奏之中,失去了日常生活的无序性和松弛性特征.这种语言的重复使用,就具有了某种隐喻:它给我们提供了时代的某种情绪和症状.换句话说,政治话语的密集,导致了日常话语的缺失,在语言的铺张和泛滥之下,我们却发现,人们生活中“性”、“日常”、“自然”等受到了极权政治的剥夺,处于极端的被挤压状态.另一方面,被压抑的在政治狂热中得到了变态的宣泄.对这种全民性政治狂热的理性批判使阎连科的小说又具有了宏大叙事的品质.

阎连科以肉欲的盛宴、话语的狂欢来嘲弄政治的荒诞.纵欲狂欢往往与权力追求紧密相依.这也是为什么高爱军和夏红梅能在每一次革命胜利中获得生理体验的原因.荒诞不经却合情合理.正如作者所说:“昆德拉从政治、思想方面,思考性的存在,并且反过来思考政治问题.我更多地是重视这种在语言推动下的生活的游戏性和荒谬性.”

《受活》同样可以看作是一部有关乡村权力书写的文本.小说人物活动的空间还在耙耧山区,时间则是后时代.小说中最具荒诞效应的情节莫过于购写列宁遗体了.柳鹰雀以一连串让人晕眩的数字向地委牛书记许诺列宁遗体可能给双槐县带来的财富与效益,而这个野心加狂想的设计居然得到了牛书记的认可和赞许.乡村政治家以乌托邦的许诺为人们描绘了美好的蓝图.他的权威性合法性以毋容置疑的口吻在乡村漂浮.然而,堂而皇之的叙事往往掩饰着个人的私利.个人权力的满足几乎是所有乡村政治家梦寐以求的事情.一个人的行为往往受到他的心理机制的制约,“偶然的事实,创造性的想像,情不自禁地信以为真,这三种因素便会产生虚检测的现实,导致人们做出激烈的本能反应.显而易见,在某种情况下,人们会像对待现实那样对虚构的东西做出有力的反应,而在许多场合,他们还会制造这种虚构的东西并做出反应.”而事实上,敬仰堂的出现告诉我们柳鹰雀的野心由来已久.

所谓的敬仰堂,原来是柳鹰雀养父的仓库,里面堆满了书,还有养父给他设计的人生奋斗表.这位深藏不露的养父一直到临死前才把仓库的钥匙交给儿子,于是儿子恍然大悟,他从此立志奋发,并将仓库改为敬仰堂以示感激.还有魂魄山上准备安放列宁遗体的水晶棺的下面,他也为自己准备了一副水晶棺,并且在棺盖镶上几个真金大字:“柳鹰雀同志永垂不朽”.这也就不难理解在故事行将结束之时,他何以能在人们的跪拜中得到虚幻的满足,尽管他明白这种个人崇拜的虚拟盛况是秘书刻意安排的.柳鹰雀的偶像崇拜以及相关的励志话语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人类普遍性.正因为这些我们就不应该仅仅将柳县长看成一位政治小丑了.“《受活》的荒诞性人物和事件比《坚硬如水》更富现实、苦涩、深刻、反讽意义指向”,“体现了作家圆润奇崛的艺术创造和忧思现实的悲悯情怀,寄喻着作者对当代‘中国世界’的深刻理解与无边同情,镜象出当下中国由癫狂‘政治人’和无助弱势群体构成病态‘残疾社会’原景图,在外表亦庄亦谐看似不承载任何道义的行文里,内心却垒聚起冷峻反讽的悲情之碑,使得这部小说成为阎连科考量中国的一个杰出思考成果.”是的,冷峻的反讽却难以掩饰作者彻骨的悲情.亦庄亦谐的狂欢化叙事不能掩饰阎连科内心深处忧思现实的悲悯情怀.悲剧事件的戏谑处理也许是源于作者心理彻骨的绝望与悲凉,但也折射出了“”作为一场闹剧的讽刺意义.

三、疼痛:绝望与救赎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阎连科的权力书写――无论是写实类的还是具有浓郁现代主义意识的小说――都有着含混复杂的品质.这种复杂性使得他与以前的鲁迅、沈从文、赵树理等人的乡村小说有了很大的不同.我想这首先源于作者创作立场的暧昧.阎连科在一篇对话录中谈到:“我觉得,改造国民性的愿望是不错的,但它让文学承担了太多它承担不起、也不一定要去承担的东西.就说鲁迅,大家都说鲁迅多么伟大,可是话说回来,鲁迅写了那么多的作品,塑造了祥林嫂、阿Q那么多揭示国民劣根性的形象,几十年过去了,该存在的依然存在.鲁迅写小说,主观目的不外有两个,一个是为了批判,另一个是为了改变,改变的目的是最根本的.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个目标没有达到.鲁迅改变来改变去,改变的只是读书人身上的一点东西.即便有了这些人,使大家都知道国民性是需要改变的,然而知道了又怎么样而中国那些政治家却是太强大了,他们中少了任何一个人,中国的历史就不会是现在这样,整个历史就会改变.这样一比较,你就会发现文学的渺小,不仅达不到灵魂工程师那样的功能,也远远不是原先所想像的能有多大警世效果.最近,我一直处在非常的矛盾之中:我们到底为什么写作文学到底有什么作用它应该承担什么不应该承担什么让它承担什么,什么它都承担不了,什么都不承担,它又没有意义.”不难看出,阎连科对文学承担的社会功能是质疑的.因此,他创作时的知识分子立场就显得游移不定.正因为如此,小说的批判锋芒就远远不如鲁迅尖刻,而显得暧昧.同时他还认为:“人们老是批判农民的麻木,麻木当然是应该批判的.但是,必须意识到,这种麻木正是农民的武器,他活下去最有力的武器就是用麻木来对抗社会对他的不公,人们一味地批判麻木是对农民的不理解,完全是对农民的不清醒的认识等麻木应该说是一种精神的倒退,但是你必须理解,农民的麻木不是愚昧,不是无知,而是只能用麻木来对抗生存.”正是因为对农民精神状态的深刻理解,才使得阎连科往往不忍心再批判农民的“劣根性”.对他们在权力宰制下的蝼蚁般的生活状态以及委琐的精神困境也给予了悲悯的同情.作者在不动声色的冷峻叙述下其实寄寓了底层的人性关怀.这种理解的同情,这种无奈的认同,自然而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小说的批判色彩,但又显得相当深刻.

同时,由于出身乡村的人生经历以及对当下乡村的感同身受,阎连科往往对乡村的生存状态有切肤之痛.源于对乡村深受权力制约,无处可逃悲剧宿命的透彻认识,阎连科才不断地思索权力与农村的关系,权力与人性的关联,权力与革命的关涉.然而,阎连科是绝望的,这种绝望首先是对农民在权力桎梏下无处可逃的悲剧命运以及在权力阴影下悲苦无诉的尴尬处境的清醒认识.这样的认识与当代关于“三农”问题的讨论正好呼应.

面对这种绝望的心境,阎连科又说过:“你是一个作家也好,你是一个老百姓也好,无论如何都必须知道一点:你在社会里是一个非常渺小的人.你在某方面也许会成功一些,可是一到了另外的场合,你同样会感到自己的渺小和无助.进一步地思考,你还会发现更多的问题,发现由小到大,乃至整个社会随时可以威胁到你的生活与存在,这样一来,你就会很容易陷入一种厌恶一切、恐惧一切的情绪.我写作,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逃离这种恐惧和厌恶.”我想我们不应该把这看成是阎连科的谦虚之辞.这其实是他内在矛盾冲突的表现,这种情绪的冲突相应地在小说创作中得以显现.可是,正因为认识到自身力量的渺小,他对“疼痛”乡村的救赎之举就将乡村的生存苦难深化到洞悉人类无助的极致,从而使得小说具有某种哲理的内涵和寓言的性质,使小说具有了当代性品质.而这种艺术品质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乡村政治书写中具有某种普遍性.

(作者单位: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