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化小叙事中的“自主政治”现象的

20世纪50至70年代,主流政治意识形态除了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了“思想改造”以外,实际上,在广大农村针对思想保守落后的农民群体同样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改造运动——农业合作化运动.可以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次运动都是自上而下、高度组织化的产物,农业合作化运动尤为如此.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汤森指出：“中国政治结构包括许多群众组织,它们动员起一般的民众来辅助与支持党和国家机构的工作.等这些组织在实践党的‘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方面起了关键的作用.它们为群众意见提供了完全的表达园地,沟通国家和党的机构中的代表,并动员人口的各个部分支持.”原本需要三个五年计划才能完成的合作化运动,结果不到一个五年计划就提前完成了,可见,各地基层党组织和工作组在合作化运动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然而,农业合作化运动之所以能够广泛且迅速地推行,除了国家强制命令的因素外,还有一个关键的要素即在于基层群众组织中的“自主政治”机制所使然.所谓“自主政治”,就合作化运动而言,是指被主流政治意识形态成功改造后的农民“新人”在对那些保守落后的农民思想进行动员与改造后,一些思想转变了的农民再去自觉地动员、改造其他的落后农民等简而言之,合作化运动中的“自主政治”就是使农民群体化被动为主动,由被动员改造的对象而转变为主动自觉地动员改造他人的一种特殊机制.这种“自主政治”现象在《宋老大进城》（西戎）、《山乡巨变》、《艳阳天》等很多合作化小说叙事中都有所体现.可以说,绝大多数“中间人物”——保守落后农民的思想转变与艰难的“自我超越”（参加互助合作化）之所以能够最终实现,“自主政治”机制的功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要素.

然而,“自主政治”机制是如何运行与发挥效能的?格尔茨认为：“意识形态的功能是使自主政治成为可能,所依靠的是提供能使之有意义的权威性的概念,提供能够借此对之进行实在把握的有说服力的形象.”就合作化小说叙事而言,主流政治意识形态正是运用了向农民宣传、灌输集体主义的优越性、勾画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美好蓝图（对新中国现代性的建构与想象）并且通过各级党（团）组织（尤指农民“新人”）进行自上而下、层层动员与改造这一组织模式从而使合作化运动得以开展,同时,“自主政治”机制也因而成为可能.

一、“权威性的概念”——集体主义、平等均富的社会主义美好蓝图的建构

互助合作化运动直接关系到了当时新中国工业现代化建设能否顺利进行这一经济层面的问题.在《组织起来》中指出：“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中,他又指出：“农业合作化的根本目的便是改造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和消除两极分化.”同时,还认为：合作化运动“是五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除了消除日趋严重的阶级分化以外,还能够提高现有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生产水平”,为社会主义工业化提供必需的物资和资金支持.可以说,作为农村社会主义改造重心的互助合作化是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进而实现国家全面“现代化”的重要经济保障.

与此同时,合作化运动也是一场以消除当时农村社会日益突出的贫富分化进而达到“平等均富”为目的的政治色彩极强的运动.除经济层面的因素外,合作化运动的开展还与乡村政权秩序的重建与巩固有着重要的内在关联,即“互助合作化运动还是某种意义上的新的乡村权力结构对旧有的权力结构（包括秩序）”的改造与重构.正如塞缪尔·亨廷顿所言：“农村在现代化国家的政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等谁控制了农村,谁就控制了整个国家.”确实,消除农村的贫富分化对于新政权的巩固与社会建设以及在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无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当时的党看来：“农业合作化运动不只是要逐步地以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来代替个体的小商品经济,而且也是解决农村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的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斗争.”显然,合作化运动已被视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农村争夺阵地（与领导权）的一场斗争”.其实,严家炎在当时也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用他的话说就是：“梁三老汉这样的农民走向哪一方面,被哪一种力量拉引过去,就会影响着两条道路斗争的胜负.”可见,合作化运动并非单纯的经济层面上的问题,它已经被提升到了政治、革命斗争层面的高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农业合作化成为了当时农村政权秩序重建以及农村社会长期发展与稳定的首选出路.

然而,在土地改革结束后,既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的农民很快便重新燃起了创业发家这一普遍同时也是最高的生活理想.对于土改后刚刚分到土地、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的农民在思想观念,尤其是心理上一时间还难以下定决心是否参加互助合作化运动,大都持怀疑和观望的态度.当时农村中的确有许多农民对于互助合作化的反应不是很积极,在国家试图大力推行农村互助合作化运动之初就遇到了困难.看得出来,以消灭阶级剥削、实现对封建私有观念和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彻底改造为目的互助合作化对农民来说,无疑是一场更加深刻、也更特殊的新“土地革命”.受当时主流政治话语的影响,周扬在文艺政策层面也相应作出了明确的指示,他强调：“革命文艺是等教育人民的有力武器.等我们的文艺一定要等鼓励全国人民发奋图强,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新生活,等要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人民,帮助消除人们生活中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影响,帮助人民摆脱各种落后思想和习惯势力,提高人民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树立新的社会风尚.等我们的文艺应当努力反映伟大的社会主义时代,表现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战线上的劳动热忱和克服艰难的毅力,增强人民建设新生活的勇气和信心.”在权力话语的规训下,很多合作化小说创作应运而生,承担起了宣传互助合作化和教育改造保守落后农民的“中心任务”.

能够让小农意识极为深厚的农民放弃单干发家思想,进而接受集体主义互助合作化的理念这一“有意义的权威性的概念”绝非易事.确切地讲,对广大农民的思想动员与改造,是通过向其做出了——集体主义能够有效地消除贫富差距同时还能过上美好“新生活”的重要承诺（亦回报）的方式,才使得农民对合作化由起初的怀疑、抵触到逐渐接受认同,进而参加互助合作化.例如,在小说《三里湾》中描绘美好明天的三张图画就非常能够说明问题,“现在的三里湾”“明年的三里湾”“社会主义时期的三里湾”分别描绘出了——合作化运动之初的奋斗情景与合作化深入发展并取得丰收的喜悦情景以及农业实现机械化/现代化之后的繁荣富足的情景.其中,“社会主义时期的三里湾”向群众生动地展示了：“山上、黄沙沟里,都被茂密的森林盖着,离滩地不高的山腰里有通南彻北的一条公路从村后边穿过,路上走着汽车,路旁立着电线杆.村里村外也都是树林,树林的低处露出了好多新房顶.地里的庄稼都整齐化了——下滩有一半地面是黄了的麦子,另一半又分成两个区,一个是秋粮Ⅸ、一个是蔬菜区；上滩完全是秋粮苗儿.下滩的麦子有收割机正在收麦,上滩有锄草机正在锄草等一切情况很象现在的国营农场.” 这幅画主要是存于展示社会主义阶段新农村的理想生活图式,它试图以合作化的优越性来冲击、改造保守落农民的小农意识和自发倾向.此外,第三张画中还蕴含着一种特别的涵义,正如蔡翔所说：“几乎所有这一类小说,都将乡村,将乡村的合作化运动置放于国家‘现代化’的语境中加以叙述,或者说,所谓‘地方’事实上已经被纳入国家现代性的想象愿景之中.”的确,这种“国家现代性想象愿景”带有一种未来性的特质,并且在很多合作化小说中都有关于乡土中国的未来想象的叙述.如《山乡巨变》中的农民“新人”陈大春计划在农业社成立后,把所有的田塍打开,小丘变大丘,使用拖拉机耕种,插双季稻.修水库,将村里的干田变成水田,多产粮食,将余粮支援国家工业化建设,再安上电灯,写来卡车、拖拉机等到那时,“日子,就会过得比城里舒服.等”对农村美好未来的展望给了陈大春莫大的动力,也更加坚定了他献身合作化事业的信心.在《在田野上,前进!》（秦兆阳）中,年轻的县委副书记张骏动员农民群众大搞合作化,鼓励合作社扩大规模,并且还展望了合作化之后的农村全新面貌：兴修水利后,人们“就可以从这里坐小火轮直到省城；河两边的大堤会变成汽车路；路两边的地里,尽是一条条的渠道,人们可以随自己的意思引水浇地；到那时就再也不会有水灾旱灾了；另外,还要在这条河的上游山地里修发电厂等”张峻对现代化乡村的设想无疑会极大地激发农民对合作化的热忱,进而打消顾虑.而相比之下,社主任郭木山对乡村美好未来的设想与期待就带有很浓的生活化与理想化的意味了：“等到那时候,发电厂的机器一开,全村里大街小巷窗里门里到处都亮了,到处都变成白天了；公鸡们以为是天明了,扯着嗓子叫起来；狗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夹着尾巴跑起来；孩子们都不愿意去睡觉,在街上跑来跑去地拍着手嚷叫；老太婆们喜昏了头,故意拿着针线活儿在街上做起来；磨坊里、油坊里、轧棉花的厂子里,一切机器都自动转起来；家家户户收音机开了,电炉子热了；野地里到处牵着电线,亮着电灯,收割机象在白天里一样,在嘟嘟嘟嘟地抢收一眼望不到边的麦子等这就叫做电气化,是比做梦还要稀奇的稀奇事!等”

郭木山如此生动而略显夸张的想象非常真实地折射出了当时一些农民心中对社会主义农村美好前景的强烈渴盼.当然,这也从侧面表明了支撑“农民新人”献身合作化事业的坚定信念除了受意识形态支配的因素外,其实也与他们对这一极具诱惑力的美好愿景的渴盼有关.如“新人英雄”萧长春（《艳阳天》）在忙于革命事业的同时,于艰苦清贫中却一直有着使不完的力气,充满着永远也不会减退的热忱,其内在的原因就是与他对未来的想象有着很直接的关系——“他觉得最实在的就是农业的大丰收；中农也罢,贫农也罢,只要生产搞好了,把他们的粮食囤装得满满的,把农业社的优越性活生生的表现出来,他们就会心里踏实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了”.于是,他亲自带领村民挖渠引水,憧憬着农业合作社的美好前景——“开种稻田、种植果树、过几年后再搞个小型水电站,满村电灯明亮,满地跑着拖拉机等那时候,全县、全北京郊区、全中国都是一个样,都是富强繁荣的,都是和美幸福的.等”另外,《艳阳天》中的焦淑红（团支书、积极分子）所编唱的歌曲中也充满了对农村美好未来的展望——“等十年八年不算久,那时候果子香呀梨子熟,荒山变成花果沟,等那时候机器转呀铁牛吼,沙滩变成了米粮洲,等世界上数我们最富有：我们有一颗火热的心,我们有两只结实的手,齐心合力干到底儿呀,幸福的光景就在前头.等”在歌曲传唱的过程中,自然也就以生动可感的方式将合作化的优越性以及农村的美好前景“灌输”给了广大民众.而这些生动形象并带有“现代国家”想象意味的极具诱惑力的社会理想图景,旨在最大化地激发农民自觉地加入合作社的信心.

不难看出,新一代农民的创业梦与老一辈农民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是建立在集体利益之上,是以指向“明天”的现代性想象作为精神支点的共同富裕梦；而后者则是建立在个人利益之上,靠单干的发家梦,它关注的乃是“今天”,即追求眼前的物质上的富足.日本学者竹内实指出：“社会主义文学中‘写明天’的指向,其本身强调着眼于未来这一关注点,实际上是关于禁止‘写今天’的一种借口,或者是要使人们模糊对‘写今天’的关注.”其实,关注“明天”（美好未来）,便意味着要克服“今天”即眼前的艰难困苦的现状,尤其是要克制物质.正是在此意义上,宣传合作化与改造思想落后的农民的一个重要策略就是“劝说”、号召民众压抑克制自身对现实物质利益的追求,忽略当前的一切艰难困苦,激发引导农民对农村美好未来的展望及对强大富足的现代民族国家的热切期待与向往!一句话,“明天”压倒了“今天”,“未来”压倒了“现在”,政治理性压倒了人性之常等正是这些“清教徒”式的农民“新人”的虔诚、坚定的革命信念在心理层面上弥补了艰难困苦的现实生活与美好幸福的未来之间的巨大落差,确保他们不会在灰心绝望中对革命事业产生质疑乃至放弃.

同时,合作化小说叙事中的“自主政治”还源于“某种群众的自发心理,比如,‘当家做主’所带来的尊严感甚至荣誉感”.小说《太行志》（崔复生）中六十多岁的“石青山”所唱的曲子对此作出了生动形象的诠释：“等我们是太行的主人,谁也不敢再骑到我们的头上.我们要沿着社会主义金光大道,一个劲地向前闯.等再过几年以后,满山是牛羊；苹果露着脸笑；鱼鸭飘满池塘；玉茭长得象棒槌；谷子穗儿一尺长；高粱穗好像火把；遍地小麦一片黄金.年年都是大丰收,日子天天向上等”

这段文字同样折射出了当时大部分贫农的生活理想或者说对美好新生活的期盼,特别是农民翻身“当家做主”后,在阶级地位上的巨大优越性使之对合作化产生了认同感.当然,农民的这种“自发心理”以及“当家做主所带来的尊严和荣誉感”也是使“自主政治”成为可能的一个重要动因.不过,更为深层的因素恐怕还是在于意识形态表述敏锐地切中了当时大部分贫雇农的“平等均富”的特殊心态.从本质上看,主流意识形态正是有效地运用了未来主义及“道德理想主义”的某些因子而使得“自主政治”机制发挥了强大的辐射效应. 二、农民“新人”——美好社会蓝图的宣讲员与国家话语的实践者

客观地讲,集体主义合作化运动毕竟是理论层面上的—个抽象概念,在向广大农村推行合作化的过程中,还离不开一个关键的要素,即“集体主义”这一“有意义的权威性概念”的有力的宣讲员与实践者——农民“新人”.他们有着远远强于十改时期的农民代表的革命性与斗争性,原因就在于他们有坚定的政治信仰以及一切以国家、集体利益为重,为合作化事业奋斗奉献的新型农民的现代性特质,而这也正是农民“新人”与“土改英雄”（如郭振山《创业史》）之间最为本质的区别所在.王金生、王玉生（《三里湾》）、刘雨生（《山乡巨变》）、梁生宝（《创业史》）、萧长春（《艳阳天》）、祝永康（《风雷》）、高大泉（《金光大道》）、李克（《春潮急》）、石林（《太行志》）以及“女英雄”、“女模范”——米燕霞（《米燕霞》）、张腊月、吴淑兰（《新结识的伙伴》）、姚兰英（《风雷》）、黑凤（《黑凤》）等等,都是有着现代农民特质的代表.这些农民“新人”都有其特定的“功能”或者说双重身份,他们既是上级党组织教导指引的对象,同时又是动员改造其他保守落后农民的主体.如梁生宝、萧长春等农民“新人”在上级工作组撤走后便自觉地承担起了动员改造思想保守落后的农民的重任.对于他们而言,每次在与上级党委领导谈话或参加整党会议时,其思想觉悟和革命意识都获得了提升,而且很快就成为了合作化运动中的“犊范带头人”.农民“新人”是宣传合作化的中坚力量,他们扮演着“说服者”、“启蒙者”的角色,同时又是联接上级（党）组织与农村基层基层民众的关键媒介,他们主要是以同家意识形态话语在乡村的有力传达者和意识形态功能的实践者这一特殊身份而存在的.

而弄清楚农民“新人”对保守落后农民的动员改造的模式以及“自主政治”的运行机制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关节点.在多种动员宣传的模式中,开诉苦会（忆苦会）的动员方式是最普遍、最有效的策略所谓“拆苦会”即指回忆贫雇农们解放前的非人的生存困境与悲惨不幸的命运,通过逐步地对其启发引导,使之认识到地主、富农的残酷的剥削性及其欺压贫雇农的反动性,认识到被别人剥削的痛苦与剥削别人的罪恶.在宣传互助合作化的巨大的优越性的同时,还要教育农民自觉放弃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不主、富农的剥削人的老路等小说《创业哑》中,亚梅领导的妇女小组发起的忆苦会,就有效地引导“社员们通过回忆自己的经历,厌恶了自发道路,更加坚定走‘社会道路’的决心”.《春潮急》中的基层干部林方成在通过诉苦、挖病根的方式让贫苦农民认清了反动破坏分子的险恶用心以及剥削压迫贫农的罪恶本质,不仅教育了一些藏有私心的落后农民,坚定了大家走合作化道路的信心,还顺利地解决了评供应粮的问题.这种动员改造的模式在《千万不能走邨条路》《艳阳天》《金光大道》《风雷》等小说中也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需要指出的是：在开诉苦会这种动员策略中,其实还牵涉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主流意识形态对于贫农普遍心理动机的利用.舍勒就认为：“革命往往是由怨恨培育出来的,革命可以激怒并动员群众,并使革命的激进行为在理念上获得正当性.”在动员农民参加合作化的过程中,宣讲者们恰恰就是以“消灭各种社会差别与特权,追求绝对平等的形式出现,利用小生产者‘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深厚心态,推行各种平均主义等的观念和政策”.应该说,召集贫雇农开诉苦会的动员方式牢牢地抓住了他们的这种“平均主义”的心理,尤其是那些因为各种原因由失去土地的贫农更是如此.必须承认,新中国政权继承了从苏维埃运动、开展敌后抗日根据地一直到“土改”以来历次运动的精髓,并且深谙其中的内在逻辑机理,恰如刘小枫所言：“平等感不仅能动员起民族间的怨恨心态,以有利于民族国家建构时的国族动员,也能通过煽动阶层间（因贫富悬殊所引起）的怨恨而动员社会革命,从国家内部整合民族国家.”说到底,嫉妒怨恨的根由还是在于人与人、阶级与阶级之间物质资料占有上的不平等所使然.“农民革命的最大特征就在于他的物质性,他们因物质贫困而选择革命,他们因物质满足而拥护革命,物质是他们存在的中心也是他们革命的本能.他们将物质和革命紧紧捆在一起.”换句话说,党员干部召开诉苦会恰恰就是通过激发贫农、下中农的积怨或“怨恨”心理来逐步对其进行思想教育与改造的,使其认识到眼前的贫穷困境正是受地主富农的剥削导致的不平等所造成的.加之凭借绝大多数农民长期以来对党的感激和信任的普遍心理,尤其是——参加互助合作化的优越性会彻底消灭剥削和私有制,承诺农民在入社后不会吃亏反而会增产增收,进而满足其物质上的需要,等等,这些政策宣传上的心理攻势也更加坚定了农民参加合作化的信心.

另外,开展合作化运动,还有一个直接有效的宣传动员的方式就是办农校或识字班.当时,合作化运动主要是依照国家制定的“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孤立富农”的政策推行的.当时曾反复地强调：“合作社必须强调做好政治工作.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向农民群众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评资本主义倾向.”为此,当时的教育部也专门下发通知,要求各地认真开展农村的识字教育和扫盲任务：“当前农民识字教育,进展很缓慢,远远落在合作化运动的后面,这对社会主义合作化建设是很不利的.农民组织了合作社,为了发展生产,就迫切要求学习文化.等必须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积极开展识字教育,以完成农村的扫盲任务.等各地等应当把识字教育当成农业合作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等”组织青壮年农民参加民校学习文化既可扫除农村中的文盲,同时又可向其宣传合作化的巨大优越性.

由于中国农村中的绝大多数农民没有文化知识,文盲的数量在全国农村占有相当高的比例,在读书识字方面能力极为欠缺,而口头宣讲、动员往往显得简单直接且容易为农民所理解和接受.有人指出：“在人民政府下,制度化了的‘政治教育’,要老百姓恒常地学习的意识形态、会议的文件、的新指示与新精神,等等.此外,还周期性地举行群众性质的运动——其目的是为了对群众施以教育.”确实如此,在农民所谓趣味识字的学习过程中,合作化的理念便悄然地被灌输到了他们的思想意识之中.如在“农民识字课本”中往往是被巧妙地植入了合作化的理念——“独木不成林,单丝不成线.互助合作道路好,组织起来多增产.等生活越过越美满.”《山乡巨变》中的积极分子盛淑君的宣传小组用对联和标语来宣传合作化,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宣传和教育作用,譬如——“现在参加互助组,将来使用拖拉机”这样一幅对联便在无形中起到了宣传的效用.为了动员落后农民菊咬筋参加互助合作化,盛淑君将标语对联贴在了菊咬筋的猪栏的竹柱上：“三人一条心,黄土变成金,参加农业社,大家同上升.”宣传合作化优越性的对联正好将菊咬筋原来的对联“畜财兴旺”完全遮盖上了,而且就连他家一直贴着财神的大门上也被贴上——“听的话,走合作化的路”的标语.当菊咬筋想趁机进山砍竹时,在他面前同样挂着一副标语——“农业社,真正好,村村插起双季稻,割的快,收的早,单干户气死了.”等应该说,这对于从思想上、心理上动员落后农民入社而言无疑起到了一定的暗示作用.此外,张贴大字报（《米燕霞》）和组织生产竞赛（王汶石《新结识的伙伴》）的宣传动员模式,在舆论上也都对那些单干户保守落后的思想也起到了不可小视的教育作用.甚至有的合作社还办起了俱乐部,组织群众学政治、学文化、学唱歌等总之,办识字班或民校对于宣传合作化确实起到了非常直接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对这一占中国社会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群体的“改造”,对于新中国政权的巩固与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宏伟目标而言,其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完全可以这样认为：新国家政权之所以将改造推向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农民阶级为主体的民众,其深层动因恐怕乃是在于——“由改造人而改造社会,由重新塑造人生而重新塑造理想社会.等”.不可否认,“正是通过群众动员,村庄传统的权力结构开始土崩瓦解,赢得了占到农村人口绝大多数的贫雇农和中农的支持,初步实现了对于广大农村的整合和控制等国家权力以史无前例的深度进入了乡村.”

除了对农民进行阶级斗争思维的“启蒙教育”外,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以及合作化小说叙事中,“大同社会、天下为公”的传统道德资源也被运用到了对农民的动员与改造的浩大工程之中.蔡翔指出：“‘农业合作化’经由等政治结构的想象、生产方式的想象、意识形态的想象、道德的想象,而获得一种合法性的支持,同时,也更多地被注入一种巨大的乌托邦热情.这一想象的愿景被纳入到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当中.”实际上,这种激发“农民新人”与后进农民参加合作化运动的热情的内在要素就是一种带有意识形态倾向性的“道德理想主义”!“道德理想主义”与农民对合作化前景的心理期待、对现代民族国家美好未来的想象是同质同构的,且同样具有难以抗拒的诱惑力.合作化小说叙事在向读者描绘现代民族国家与美好“新生活”的同时就已经将“社会主义乌托邦”的因子嵌入了其中,这种“理想的乌托邦”深深地激发了社会民众意识深处对“等贵贱、均贫富”的原始渴望.

要知道,几千年来农民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意识及私有观念在脑子里已经根深蒂固,农民的最大理想就是吃饱穿暖并且有朝一日能够创业发家、长宜子孙、福荫后世.因为在农业封建宗法文明社会中,农民身份地位的尊卑完全是与土地、房屋、粮食、积蓄等（即家产）的多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贫农梁三老汉被身为富农的晚辈取笑、羞辱而颇感自卑无奈便是明证）.换言之,占有物质财富的多寡成为衡量农民等级尊卑的最根本的标准.不过,在社会主义新政权下,在“个人发家”与“国家（集体）创业”的冲突这个问题上,国家（集体）创业还是压倒了“个人发家”,分散的、个体的单干发家创业最终都被纳入到了统一的“国家意识形态”（葛兰西语）中.美国著名“码头工人哲学家”埃里克·霍弗敏锐地指出：“等一个群众运动想要始终保持活力,就绝不能提供任何‘现在’的好处,而只能鼓励追随者向往‘后代子孙眼中的光荣和声望.’”对于农村合作化运动而言,这个概括最恰切不过了.农民“新人”们为了国家能够早日富强、子孙后代能够早日过上美好幸福的“新生活”,而甘愿舍弃他们这一辈人的现实利益得失,牺牲“今天”的物质享受,为了“大我”而牺牲“小我”,将一切献给“明天”等

实际上,合作化小说叙事中的动员一改造结构除了受到权力话语规约之外,实际上在小说叙事中也暗含着作家对当时所处的社会历史时代、“历史未来性”的一种认识和理解.合作化小说在描绘“新生活”的理想图式时,即是在以一种隐含的方式传达出了这样的声音：美好愿景的实现必须以参加合作化为前提条件,农业合作化/集体化才是农村社会惟一“合法”的现代性方案.

结语

不论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也好,还是“道德理想主义”也罢,其背后都离不开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那就是：新中国成立之初,人口多、底子薄,面对的是多年战乱后一穷二白的烂摊子,经济发展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加之当时国际国内环境又非常紧张复杂,农村社会再次出现贫富分化的现象且越发严重等等诸多因素,使得这一新生政权在国家创业的历程中渡过艰难时期而不得不采取的非常措施.借用李杨的话说：“在中国这样的以工业为目标的现代民族国家中,农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将难以摆脱被支配、被剥削的地位.在这一基础上进行的农村叙事,显然无法始终依靠看得见的经济成果及其社会水平的提高,而需要依靠道德和理想的力量.”应该说,李杨的分析很大程度上揭示出了“道德理想主义”为何会为主流话语所“青睐”以及为那些农民“新人”所接受的根源所在.在弄清这一问题后,回过头来再看当时“写明天”而回避“写今天”的文艺政策恐怕也就不难理解了.可以说,“十七年”的文学观念、创作规范、人们的集体无意识心理、世界观等诸多方面,恐怕都不同程度地有着某种同质化的倾向.

作为人类社会所特有,同时也是最为特殊的精神现象之一的“道德理想主义”虽然带有一定的反现实性,但不能因此就质疑它的存在及其价值.认为“十七年”就是泛政治化、农民“新人”只有狂热而没有自我主体意识,等等,这样的判断其实不难得出,只要抱住文学的审美性与艺术性这一衡量标准即可.但是,这样一来又会将文学审美价值以外的东西遮蔽了.文学从来就不纯粹是文学本身,它总是与政治以各种形式扭结在一起,难以彻底撇清关系而划清界线.正像特雷·伊格尔顿所说的那样：“文学,就我们所继承的这一词的含义来说,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它与社会权力问题有着最密切的关系.”对于“十七年”文学而言,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极为错综复杂,很多复杂的细节问题需要我们严谨而耐心地去重新梳理和思考.只有对“十七年”那段历史抱有宽容和理解的态度才有可能触摸到相对“真实”的历史,也只有尊重那段历史,才有可能重返“十七年”的历史语境,进而从中获得客观辩证的认识.